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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开国】略述刘逢禄对《左传》的攻毁

 

    《左传》与《公羊》在汉代就势不两立。西汉时,《公羊》被立于学官,显赫一时,而《左传》只能在民间流传;从西汉末年到东汉的今古文经学之争,也主要表现为《公羊》与《左传》的高低是非之争。自郑玄以古文经学混合今文经学,《春秋》三传一直通行的就只有《左传》,《左氏》学几乎成为《春秋》学的代名词,《谷梁》与《公羊》则几成绝学。因而,不否定《左传》,就不能确立《公羊》在《春秋》学中的正宗地位。刘逢禄以发扬《公羊》学为己任,除了正面发挥董仲舒、何休之学,还必须否定《左传》。激烈的批评《左传》与阐发《公羊》学,成为刘逢禄经学思想的二个同样重要的方面。刘逢禄的攻毁《左传》,是经学史上第一次系统的否定《左传》;《左传》不传《春秋》,《春秋左氏传》是刘歆作伪的产物,则是刘逢禄否定《左传》的主要观点。

    一、历史上对《左传》的质疑

    对《左传》与《春秋》的关系,汉代的经学博士就有《左传》不传《春秋》之说,因而,反对将其立于学官。自汉以后,历代有人怀疑《左传》不传《春秋》,朱彝尊《经义考》第169卷载有历史上怀疑《左传》不传《春秋》的各家论说。张广庆的博士论文在《经义考》所言之外,还指出了一些怀疑、否定《左传》的说法。如中唐赵匡以为,《左传》非左丘明所作,《汉书》云左丘明授鲁曾申,申传吴起,自起六传至贾谊等说,皆近世儒者,欲尊《左氏》,妄为此记(参见【唐】陆淳《春秋啖赵集传纂例·赵氏损益义第五》卷1)。元人吴莱说:“左氏约经以作传,……晋王接则谓别是一书,意者,当西汉末,与《公》、《谷》二家争立博士,故又杂立凡例,广采他说,以附于经,是岂《左氏》旧哉?”(参见《渊颖吴先生文集·春秋举传论序》卷11)明人赵时春谓《左传》以汉为尧后之说,为王莽时人所附益,欲助莽篡汉(参见《赵浚谷文集·史论》卷9)。由上可知, 汉代以后对《左传》的怀疑、否定,较早的是晋代的王接,形成一股风气则开始于唐代的啖助、赵匡,而在宋代得到发展,被较多的人所认同。在清代,先于刘逢禄的孔广森、庄述祖都有《左传》不传《春秋》之说。但是,怀疑《左传》的人数在经学界一直是少数,影响不大,学术界多数人的主导观念还是承认《左传》是传《春秋》的。

    这些怀疑、否定《左传》的言论,或是从左丘明与左丘的不同,或是从《左传》与《春秋》的关系,或是从《左传》与史籍的联系,或是从《左传》的语言,或是从《左传》的流传,或是从《左传》的内容等不同方面,指出了左丘明非《左传》的作者,《左传》详于事实,略于微言,不传《春秋》,《左传》有后人增益、刘歆犀人的内容。这些说法都往往是只言片语,也没有较为充分的论说,更没有以专著的形式系统地阐说这些观点。所以,在刘逢禄之前只是存在怀疑、否定《左传》的零星论点,还没有形成一个由系统论点所组成的完整思想,在学术界并不占主导地位。但是,这些观点却是刘逢禄否定《左传》的先声。刘逢禄否定《左传》思想的直接来源,则是庄述祖否定《左传》的观念。刘逢禄正是在直接承继庄述祖的思想,并吸收前人怀疑《左传》的各种论说的基础上,才著作了全面否定《左传》的著作,通过辨析《左传》与《公羊》的不同,及其《史记》、《汉书》等有关《左传》的记叙,首次系统地提出了《左传》不传《春秋》、《春秋左传》是刘歆作伪而成的思想,而在经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更对随后清代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

    二、《左传》不传《春秋》

    《左传》不传《春秋》是刘逢禄否定《左传》的根本观念,这涉及到《左传》一书与作者左丘明两个问题。

    关于《左传》一书,刘逢禄的看法是,《左氏春秋》与《春秋左传》是两部不同但又有联系的书。前者是左氏所著的史书,后者是刘歆的伪作,刘歆的伪作是依托左氏之书的。就是说,《春秋左传》是从《左氏春秋》,经由刘歆的改窜增益而成。在刘歆之前,没有《春秋左传》,只有《左氏春秋》,而《左氏春秋》与孔子所著的《春秋》是毫无关系的。刘逢禄说:“《左氏春秋》之名,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也。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所据旧名如此,故西汉太常博士皆以左氏为不传《春秋》。其改称《春秋左氏传》,盖始于刘歆《七略》,而东汉人以伪传伪,《尚书伪孔传》托于安国,而有称《春秋左氏传》之言,此作伪明证也(原注:太史公从安国问故,岂有史公所见尚是《左氏春秋》,而安国乃先见刘歆所改名之《左氏传》者哉)。且其书不尽邱明之本真,故《汉书·刘歆传》云:‘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而公孙禄议曰:‘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广膏盲序》)他认为《左氏春秋》与《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从书名上说是相同的,应该是同一性质的书,《晏子春秋》等名为史书之名,所以,《左氏春秋》是一部史书。他在批评郑玄时说:“君子识其大者,经意也;其次,识其小者,《左氏春秋》说也。”(《申膏盲》)《春秋》的经意是大,《左传》的史实是小,这是从大小来区分《春秋》与《左传》的不同,肯定《左传》的史书性质。在刘歆之前,只有《左氏春秋》之名,而无《春秋左传》之名,《左氏春秋》被改名《春秋左传》,开始于刘歆。自刘歆改名《春秋左传》以来,《左氏春秋》就失去了原有的本真。所以,刘逢禄的否定《左传》有二层意思:一是否定《左氏春秋》与《春秋》有联系,二是否定经刘歆改窜过的所谓《春秋左传》。前一层的否定是从根本上消除《左传》与《春秋》的关联,后一层的否定则主要是指斥刘歆的作伪。

    刘逢禄否定《左氏春秋》,多据太史公的《史记》为说。他以为《史记》成于刘歆之先,没有刘歆的改窜,是可据以为说的信史。故《申墨守》、《广墨守》多据《史记》,发挥其说。如他否定《左氏春秋》的主要观念,就来自《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的如下一段话:“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刘逢禄正是依据这段话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云鲁君子明非弟子,故不列于仲尼七十二弟子中也;因孔子史记,明在孔子身后,但见鲁史,未尝口授微言之作传也,曰《左氏春秋》,与铎氏、虞氏、吕氏之《春秋》并列,明其为记事之书,非说经之书,故不名《左氏传》也。此太史公所见原本如此。……其改称《春秋左氏传》,自刘歆《七略》始。”(《广膏盲》)左丘明非孔子弟子,其书据史记而成,其名与先秦史书之名相同,《春秋左传》之名出于刘歆之伪,而归结到一点就是《左氏春秋》是不传《春秋》的史书。但是,完整地阅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整段话,就可以看出司马迁不仅将《左氏春秋》与铎氏、虞氏、吕氏之《春秋》并列,同时首先讲到孔子著《春秋》,在结尾处又有董仲舒推《春秋》义之语。这说明司马迁不仅将《左氏春秋》与《吕氏春秋》等并列,同时也与《春秋》、《春秋繁露》等书并列。如果说与《吕氏春秋》并列就是不解《春秋》,那么,与《春秋繁露》尤其是与《春秋》并列,岂不就一定是解《春秋》之作呢?所以,司马迁的本义并没有否定《左传》与《春秋》的联系。刘逢禄的论说,带有先入为主的意向。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确是刘逢禄的一大发明。此说也有充分的史料依据,台湾学者程元敏先生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疏证》为之证明说:“所谓《春秋左氏传》,原名《左氏春秋》),上引《史记》之外,亦见《汉书·河间献王传》‘立《左氏春秋》博士’、《儒林·房凤传》‘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后汉书·范升传》‘韩歆欲为《左氏春秋》立博士、《左氏春秋》复以比类及《左氏春秋》不可录者三十一事’、《贾逵传》‘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它书或省称《左氏》或《左氏传》,此不具录),而杜《序》下文尚曰‘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西汉末,刘歆始改名为《春秋左氏传》,《汉书》卷三六《刘歆传》:‘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此以《左氏春秋》为解《春秋经》之传,是易名为《春秋左氏传》矣,故大体据歆《七略》撰成之《汉志》遂著录《左氏传》,《汉书》亦多处称《左传》,而歆与其弟子郑兴合著《春秋左氏传条例》及《章句》。”[1](PP.3233) 在汉代, 以《左氏春秋》称呼《左传》是一个普遍现象。《左氏春秋》之名先于《春秋左传》,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是,从《左氏春秋》之名,是否就可以说《左氏春秋》不传《春秋》,却是另一个问题。

    如果只是从《左氏春秋》的书名来论说不传《春秋》,未免不能令人信服。所以,刘逢禄还从《左氏春秋》的文体等方面论证其与《春秋》无关。他说:“《左氏》旧文之体,如《春秋》前,则云‘惠之二十四年’,获麟以后,则云‘悼之四年’,本不必拘拘比附《春秋》年月。自歆改窜,而旧文遂乱。……而《左氏》之真,不可复见,则其罪尤不可逭也。”(《广膏盲》)刘逢禄以为《左氏春秋》原文的文体是以“惠之二十四年”、“悼之四年”等来表述的,与孔子的《春秋》不类,现存《春秋》日月相比附的文体是刘歆改窜的结果。他曾多次论及这一点:“左氏后于圣人,未能尽见列国宝书,又未闻口授微言大义,惟取所见载籍,如晋《乘》、楚《梼杌》等相错编年为之,本不必比附夫子之经。”(《广膏盲》)《左氏春秋》原本非传经之体,只是相错编年的史书,与晋《乘》、楚《梼杌》相同,同孔子的《春秋》毫无关系。而且,《左传》的篇数与传《春秋》的诸传篇数不合,并多有附会的鄙倍之谭:“又歆以秘府古文书经为十二篇,曰《春秋》古经,不知《公》、《谷》、《邹》、《夹》皆十一篇,乃夫子亲授旧本,歆惟既造古经,故遂敢于续经书至三家分晋,尤妄作之显证。其传中则附会鲁君子左丘明之语,多设为君子曰、书曰云云,类多鄙倍之谭,圣门五尺童子所勿道,致唐宋以来攻《左氏》者,皆以为口实,则歆欲为《公羊》之蟊贼,先为邱明之罪人。”(《广膏盲序》)传《春秋》的《公羊》、《谷梁》诸书都是十一篇,而《左传》则有十二篇,还有所续孔子《春秋》之后的记载,不仅篇数不合传《春秋》各书的篇数,而且还有《春秋》所无的所谓续经部分。刘逢禄说:《左氏春秋》是左丘明“自为记事之史,故其书自鲁悼赵襄而止,其为不传《春秋》明矣”(《广膏盲序》)。他特别指出《左传》的续经背离经意:“孔子生卒,谨书于传记,宜也;而附于经,则经为夫子家乘矣。夫子作《春秋》,游、夏不能赞一辞,不识后有刘歆之徒狂悖如此。而贾逵、杜预诬及弟子,是深惑于‘左氏亲见圣人’之说也。”(《广膏盲序》)刘歆的续经是狂悖之至,而贾、杜相信其说,就不仅附益了《左传》,而且是对孔子弟子的莫大诬蔑,把圣人之经变为了夫子家乘;《左传》的内容又“多鄙倍之谭,圣门五尺童子所勿道”,如“妄生异说”,“好记琐事”,“好言怪力乱神之事”(以上所引皆见《申膏盲》),不仅不传圣人微言大义,而且有许多地方直接与圣人之道相违背。这些都表明《左传》是不传《春秋》之书。

    但是,《左传》是否不传《春秋》在历史上就有分歧。在朱彝尊的《经义考》关于《左传》考的部分,除了前引怀疑《左传》的内容外,还有大量历代肯定《左传》传《春秋》的论说,而且这是刘逢禄之前关于《左传》的流行观念,较《左传》不传《春秋》更有影响。刘逢禄的《左传》不传《春秋》,也遭到李慈铭、陈澧、章太炎、刘师培、叶德辉与今人的批评。如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路新生先生就撰文驳刘逢禄《左氏》不传《春秋》之说,文中引用大量汉代经学的史料,而得出与刘逢禄截然相反的结论:“综上所述,汉代的学者层中视《左传》‘解’《春秋》亦即‘传’《春秋》者本数不胜数,且上举张敞、严彭祖、翼奉、龚胜、杜邺,均学出今文,他们亦明指《左氏》传《春秋》。这样,自从《左氏》传衍,形成一‘学’以来,从先秦到汉代便存在着一个未曾中断的、视《左氏》为《春秋》之‘传’的传统。”[2] 的确,刘逢禄由《左氏春秋》之名判定其不传《春秋》,这与汉代经学史的实际是不相合的;尤其是汉代的诸多今文经学家都以《左传》为解《春秋》之书,更是对刘逢禄的《左传》不传《春秋》的反证。然而,刘逢禄的《左传》不传《春秋》乃是由《公羊》学家的家法出发,而排斥其异己的理论表现,并不是严谨的历史考证。所以,并不能以其不合于经学史的实际,来否定刘逢禄此说。恰恰是有了《左传》不传《春秋》之说,才使刘逢禄的经学更具有《公羊》学的特色,也才使他的《公羊》学成为较为完备的理论。

    刘逢禄还从《左传》的作者左丘明,来否定《左传》与《春秋》的联系。关于左丘明,历史上多有异说。对左丘明时代与身份的确定,对《左传》的成书与性质认定有着直接的关系。一般都肯定左丘明就是《左氏春秋》的作者,但是,左丘明是否是孔子的弟子,与《论语》中孔子提到的左丘明是不是一个人,却有不同的看法。肯定《左传》传《春秋》的人基本上都以左丘明是孔子弟子,还肯定左丘明曾与孔子共观《史记》,而以《左传》不传《春秋》的人,多认为左丘明非孔子弟子。刘逢禄认为,左丘明不是孔子的弟子,也不是《论语》中提到的左丘明,因此,“无所谓(孔子)与丘明共观史记之说”(《广膏盲》)。他根据《左传》旧文有“悼之四年”,而断定左丘明是鲁悼公之后的人,“邱明盖生于鲁悼之后”,“鲁君子左丘明非《论语》之左丘明”(《广膏盲》),其身份是战国时期的一位良史。他说:“左氏以良史之材,博闻而多识。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后人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以夺《公羊》博士之师法,名为尊之,实则诬之,左氏不任咎也。观其文辞瞻逸,史笔精严,才如迁、固,有所不逮,则以所据多春秋史乘,及名卿大夫之文,固非后人所能附会。故审其离合,辨其真伪,其真者事虽不合于经,益可以见经之义例。如宋之盟,楚实以衷甲先晋,而《春秋》不予楚是也。其伪者,文虽比于经,断不足以乱经之义例,如展无骇卒而谥,单伯为王朝卿,子叔姬为齐侯舍之母,鄫世子为鲁之属是也。事固有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余欲以《春秋》还之《春秋》、《左氏》还之《左氏》,而删其书法凡例,及论断之谬于大义,孤章绝句之依附经文则,冀以存《左氏》之本真。”(《广膏盲序》)

    左丘明是战国时期的一位良史,其才能在司马迁、班固之上,而《左氏春秋》是一部“文辞瞻逸,史笔精严”的历史巨著,非后人所能附会。虽然有刘歆的改窜,但是,只要将左丘明的原书与刘歆所添加的书法凡例等分开,就可以离之双美,而存《左氏春秋》之真。刘逢禄此说虽有赞美史书的《左传》之义,但肯定左丘明是一位战国时的良史,也就否定了左丘明与孔子的关系,而肯定了《左氏春秋》是一部史书,自然也就不传《春秋》了。刘逢禄不止一次地自许,他的发明《左传》不传《春秋》,不仅是《公羊》的功臣,而且更是有功于《左传》与左丘明。因为有了他的这一发明,才使《左氏春秋》得以重见天日,恢复其本来面目。

    三、攻刘歆作伪

    刘逢禄认为,原本不传《春秋》的《左氏春秋》变为《春秋左传》,并被认为是解经之书,这一切都出自刘歆的作伪。刘歆与《左传》的关系,在《汉书》中有二段最重要的记载。其一是《汉书·楚元王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粱》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其二是《汉书·王莽传下》:“公孙禄曰:‘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

    刘逢禄以为以上二段记载,一正一反,就是“今本《左氏》书法及比年依经饰《左》、缘《左》、增《左》”,为刘歆所为的“明证”(《广膏盲》)。张广庆的博士论文《刘逢禄及其公羊学研究》第6章第3节,将刘逢禄所说的刘歆作伪归纳为4个方面:一曰易旧名《左氏春秋》为《春秋左氏传》, 使《左传》从名称上依附《春秋》;二曰增窜《左氏》之文,如书曰、君子曰、五十凡例等,使《左传》从形式上得以与《春秋》相比附;三曰伪作续经,《公羊》、《谷梁》的经文皆为242年,而《左传》经文有244年(其后还有哀公17年到26年有传无经的部分);四曰伪托《别录》,伪造《左氏传》之授受。此论较为全面地说明了刘逢禄所言刘歆作伪的主要方面。

    在这4个方面中,刘逢禄谈得最多的是第二个方面,即对《左传》的增窜。这也是他认为刘歆作伪的要害所在。刘歆的增窜主要是袭用《公羊》的义例,以《左传》与《春秋》进行经传的附会,一方面以造成《左传》解《春秋》的假象,另一方面则是企图“迷”、“乱”《公羊》的义例。故刘逢禄说刘歆:“欲迷《公羊》义例,则多缘饰《左氏春秋》以售其伪。”(《广膏盲》)仅在《广膏盲》的隐公篇中,刘逢禄就有多次指斥刘歆的“迷”、“乱”《公羊》义例的记录:“欲迷张三世及诛得臣之义,实则袭其义,似是而非者也”;“未王命云者,欲乱以《春秋》当新王之义也”;“欲以迷《公羊》不与夷狄,及责不死位之义也”;“欲迷疾始灭之义”;“欲以迷《公羊》贼不讨不书葬之例耳”。这些指责涉及到《公羊》学的张三世、《春秋》当新王、异内外、疾始、贼不讨不书葬等例,而这些义例都是刘逢禄认为最重要的义例,多属于三科九旨或是与其相关的内容。可见,刘逢禄的攻刘歆作伪,也是紧紧围绕《公羊》学的三科九旨来进行的。刘逢禄在斥责刘歆的这些地方,还往往以“此类释经皆增饰之游词,不可枚举”、“此类皆袭《公羊》,而昧其义例”等语,来说明刘歆的作伪带有“类”的普遍性。

    此外,刘逢禄还较多地指斥《左传》的君子曰、凡例等为刘歆的伪造。他说:《左传》“凡引君子之云,皆刘歆所附益,以附会《史记》鲁君子左丘明之语”。这是一个全称判断,将《左传》的所有“君子曰”都视为刘歆的作伪。因其是作伪,所以《左传》的“君子曰者,皆歆所空衍也,不然,何游谈无根若是”。他说:“朱子以左氏所述君子曰皆鄙陋”,但惜其“不知皆刘歆所伪托也”,“凡例皆附益之辞”,“凡例之谬,不胜举也”(以上皆见《广膏盲》)。凡例与君子曰一样,都是毫无可取的,应该完全否定。刘歆臆造的“不赴告,故不书;不行礼,故不书即位之属,使宋以后谓《春秋》第据赴告之文,别无褒贬,则不特邱明之罪人,尤为圣经之蟊贼矣”(《广膏盲序》),不但破坏了《左传》的本来面目,更危害了圣人典籍的正义。“不但疑惑当时学士,而并疑惑万世之学士也”(《广膏盲》),造成了汉以后的微言大义不得讲明的严重恶果。

    刘歆所以要伪造《左传》,刘逢禄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从学术上说,是使《左传》能够得以依附《春秋》,以求立于学官。他说:“今《左氏春秋》所有君子曰、书曰云云,及续经之类,皆歆所窜人,以解《左氏》不传《春秋》之说。”(《广膏盲》)刘歆的作伪是为了回应《左传》不传《春秋》的责难。对于此点,杜预《春秋释例》早有明说:“邱明之传,月无征文,日之为例者,二事而已,其余详略,皆无义例也。而诸儒溺于《公羊》、《谷梁》之说,横为《左氏》造日月褒贬之例。经传久远,本有其异义者,犹尚难通,况以他书驱合《左氏》,引二条之例,以施诸日无例之月,妄以生义,此所以乖误而谬戾也。……先世通儒而乖妄若此者,由于《左氏》与《公羊》、《谷梁》阙阙者,谓《左氏》不传《春秋》。世无盟主,听断可惑,假取二传以救当时之事,然亦后进君子所当悟思也。”但是,杜预与刘逢禄之说有很大的不同:杜预之说是为《左传》作辩护,言其合理性,而刘逢禄则是指责刘歆的破坏圣经。同时,刘逢禄还指出刘歆的以《左传》依附《春秋》,是为了立于学官。在汉代,只有被立于学官,才算是得到汉王朝承认,也才可以设置经学博士,招收博士弟子员,享有俸禄。司马迁在《史记·儒林传》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汉代经学到武帝时的百余年能够出现极其兴盛的局面,就是利禄使然。刘逢禄的指责刘歆,也带有司马迁斥责当时学人追逐利禄的含义。

    第二,从政治上说,则是为新莽篡国制造舆论。刘逢禄这一方面的指责,仅在《广膏盲》中就多次出现,如说:“如歆之事莽,真汉之帝族哉”,“歆视余分闰位为正统,宜其为国师嘉新公矣”;并二次说刘歆之伪是“真莽国师之言也”。刘歆本是西汉皇室,却投靠篡汉的王莽,在莽新被封为国师嘉新公,所以,刘逢禄讽刺他“真汉之帝族哉”,这是反话正说;更多的是直接指责他投靠王莽,在《左传》中制造为王莽篡国夺权的理论。这一指责不仅是对刘歆人品、人格的谴责,而且也说明刘歆作伪在政治上的龌龊肮脏。刘逢禄还进一步指出,刘歆的这些伪窜对后世的危害极大,如所谓“歆之党贼养乱也,甚矣”;“若然,则《春秋》止为阿谀缝君者之藉口耳”;“自伪书法出,而国忠促哥舒之战,秦桧掣武穆之柄,祸有不可胜言者矣”等(以上皆见《广膏盲》)。刘歆的作伪不仅危害当时,而且流毒万载。

    刘歆作伪是为了迎合王莽,在东汉刘歆之徒贾逵等人又作伪以迎合刘氏。《左传》文公十三年有“其处者为刘氏”之文,刘逢禄认为:此为迎合汉室之文,“亦歆之徒附益也”(《广膏盲》)。“歆之徒”虽未明言何人,实指贾逵。《后汉书·贾逵传》就有贾逵依《左传》,附图谶,以证刘氏为尧后之说。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就曾疏证:“传说处秦为刘氏,未知何意言此?讨寻上下,其文不类,深疑此句或非本旨。盖以为汉世初兴,损弃古学,《左氏》不显于世,先儒无以自申,刘氏从秦从魏,其源本出刘累,插注此辞,将以媚于世。明帝时,贾逵上疏云:五经皆无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窃谓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后引之以为证耳。”孔颖达以为此文本为刘歆在王莽当权前所犀人,原本是为西汉刘氏制造血统的高贵性,贾逵不过是引以为说,而刘逢禄则以为是贾逵所犀入。故曰:“贾逵之徒曲学阿世,扇中垒(指刘歆)之毒焰,鼓图谶之妖氛。”(《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叙》)刘逢禄于此条材料不讲刘歆作伪,不过是要突出刘歆的献媚新莽,对宗室的背叛,并说明刘歆及其后徒的伪作,都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完全是出于卑劣的政治动机,毫不可取。这样,刘逢禄就分别从学术、政治两个方面根本否定了刘歆的作伪,也完全否定了《春秋左传》的价值。因此,刘逢禄尽管对郑玄之学还较为推许,却在《申膏盲》中对郑玄的《针膏盲》,总是一一予以驳斥,以实证《左传》之非。

    刘逢禄不仅以《左传》为刘歆的伪作,还将古文经学在礼制上所依据的经典《周官》,也说成是刘歆的伪作。《申膏盲》就二次言及这一点:“《周官》、《左氏》同出刘歆……而杜氏短丧之说遂以污经蔑礼矣”,“《周官》亦出刘歆,何氏所不信”。此外,刘逢禄还以《逸书》十六篇亦出于刘歆,“未必出于孔壁,刘歆辈增设之,以抑今文博士耳”(《刘礼部集》卷4《释礼制中》), 序魏源的《诗古微》又否定古文经的《费氏易》等典籍。这说明刘逢禄虽以否定《左传》为中心,但对整个古文经典都是否定的。以《左传》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在汉代兴起,尽管刘歆是一个关键人物,但是,也与东汉初年的一批古文经学家的努力有密切关系。为了彻底地否定《左传》,刘逢禄在讲刘歆作伪之时,也将东汉初年治《左传》的代表性人物郑兴、贾逵等说成是刘歆的后继者,说他们也对《左传》有所附益。如说:“自刘歆等妄附书法,而郑(兴)、贾(逵)、服(虔)、杜(林)纷纷聚讼”;“今《左氏》书法、凡例之属,(郑)兴亦有所附益矣”;“自贾逵以后,分经附传,又非刘歆之旧,而附益改窜之迹益明矣”(以上皆见《广膏盲》)。由刘逢禄的这些论说来看,他的攻刘歆作伪,实带有否定整个古文经学的含义。汉代的今文经学之争都是围绕着《公羊》、《左传》而展开的,刘逢禄的以《公羊》否定《左传》,既开启了清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更由此引发了此后以否定《左传》为重点的疑古辨伪思潮的兴起。

 【参考文献】
    [1] 程元敏.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疏证[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1.
[2] 路新生.驳刘逢禄,《左氏》不传《春秋》[J].史林,1998,(4).

(原载《现代哲学》2007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