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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崇道】日本的公共哲学研究述评

       近年来,公共哲学(public philosophy)这一用语在中国也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学术界对于国外思潮的敏锐捕捉,另一方面则是得益于日本公共哲学研究者在中国的大力推介。其实,半个世纪前“公共哲学”这一用语就在美国出现了,1955年李普曼(Walter Lippman)出版了书名为《公共哲学》(The Public Philosophy)的著作,主张通过陶冶人们的公共精神来重建自由民主主义,他把这样的思想叫做“公共哲学”。但是,公共哲学在美国乃至西欧并没有展开,尽管也有少数学者如阿伦特、哈贝马斯、贝拉等又提出了新的公共性理论。

       令人欣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在日本兴起了公共哲学运动。1997年,在时任东京大学校长佐佐木毅教授、将来世代研究所(现更名为公共哲学共働研究所)所长金泰昌教授和将来世代财团理事长矢崎胜彦先生的倡导下,经过充分准备,在京都成立了“公共哲学共同研究会”,并且于19984月召开了第一次论坛,由此拉开了日本公共哲学运动的帷幕。该研究会后来更名为“公共哲学京都论坛”(kyoto forum for public philosophizing),迄今该论坛召开50多次研讨会,其间还召开数次国际公共哲学研讨会。在日本,各个学科领域的著名教授、科学家已有五百多人参加过该论坛的讨论。其研讨的成果已由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了“公共哲学系列”丛书,110,25卷,第35卷,共20卷。在矢崎胜彦和金泰昌的支持与推动下,第110卷本的中文译本经过四年多的努力,2008年末即将与读者见面(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译本丛书涵盖了公共哲学在社会各个领域的价值体现,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共同体(日本和欧美等国家、地区以及各类中间集团)、地球环境、科技等,及对公共哲学思想史的综合考察。在第1卷《公与私的思想史》中,以西欧、中国、伊斯兰世界、日本和印度为对象,主要由这些领域的专家从比较思想史的角度,就公私问题进行讨论。第2卷《公与私的社会科学》围绕政治学、社会学及经济学各领域中的公私观的异同展开涉及多学科的讨论。第3卷《日本的公与私》,从历史角度重新审视日本公私观念的原型及其变迁,并就现代有关公共性的学说展开深入的讨论。第4卷《欧美的公与私》以英、法、德、美等现代欧美国家为对象,探讨其以国家为中心的公共性向以市民为中心的公共性之转变是如何完成的;且重点讨论了向类似欧盟那样的超国家公共性组织转换的可能性等问题。第5卷《国家、个人、公共性》,在承认20世纪各国于民族统一性原则、总动员体制、意识形态政治、全能主义体制等方面有差异存在的前提下,学者们围绕今后应该如何思考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展开议论。第6卷《从经济看公私问题》,是由具有代表性的日本经济学家围绕是否可以通过国家介入和控制私人利益来实现公共善,以及应该如何看待日本的经济问题等进行了讨论。第7卷《中间团体开创的公共性》中,围绕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家庭、町内会(町是日本城市中的街区,类似于中国的巷、胡同;町内会则是在町成立的地区居民自治组织)、小区(community)、新的志愿者组织、非营利组织(NPO)、非政府组织(NGO)等新旧中间团体在日本能否开创出新的公共性进行了探讨。第8卷《科学技术与公共性》,主要由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制定有关政策的官员讨论科学技术中的公私问题,以及人类能否控制既给人类带来巨大好处、同时却又有可能导致人类灭亡的科学技术的问题。在第9卷《地球环境和公共性》中,着重讨论在单个国家无法解决地球环境问题的今天如何重新建立环境伦理、生命伦理和环境公共性,对于公害频发的中国尤具借鉴意义。第10卷《21世纪公共哲学展望》中,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综合性地思考关于哲学、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现象的学问──公共哲学——所关心的问题及问题的现状(后10卷因未翻译成中文,这里不做介绍)。

      在京都论坛之外,还有许多学者同时展开了公共哲学研究,成果丰硕。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公共哲学作为新兴学科在日本已经得到认同。现在,包括东京大学的日本许多大学业已开设了公共哲学课程,以致政府每年度的高级公务员培训也把公共哲学作为一个必修科目讲授。

      日本兴起的公共哲学运动突破了欧美中心主义的偏颇与局限,是一种创新理论的学术运动(关于日本公共哲学研究的性质、特征与问题,请参阅林美茂的论文《浅谈全球化视阈中公共哲学的构筑——以日本的公共哲学研究为线索》,收入冯俊主编的《哲学家2007》,人民出版社,2008)。所谓公共哲学,顾名思义是着重讨论公共性问题的哲学。它主张在公的领域和私的领域之间构建一个自由对话的公共世界,旨在一方面克服单一的追求形而上的规范性理论研究,另一方面也避免拘泥于粗浅的经验性事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共哲学将是一门崭新而有生机的学问。

      日本的公共哲学在建构伊始,首先遇到的是公与私的关系问题。在不同的文化语境或不同的历史时代,公与私的含义是不尽相同的。从思想史上看,迄今的公私观大体有一元论与二元论之两大类别。灭私奉公(公一元论)和灭公奉私(私一元论)是公私一元论的两种极端形态,尽管二者强调的重点不同,但在欠缺个人尊严与他者意识这一与公共性密不可分的问题上却是共同的。公私二元论基本反映了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它通过在公共领域追求自由主义而避免了公一元论的专制主义;但由于它只在私的领域讨论经济、宗教、家庭生活而忽视其公共性,又有导致个人幸福主义的弊端。在批判公私一元论,克服公私二元论的基础上,日本的公共哲学家提出相关性三元论,即在相互关联中把握“政府的公-民的公共-私人领域”这三个层面,倡导全面贯彻“活私开公”这一理念的“个人-社会”观。

      “活私开公”是日本公共哲学运动的首倡者和推动者金泰昌提出的用语。他解释说,“私”是自我的表征,是具有实在的身体、人格的,是人的个体的存在。因此,对作为自我的、个体存在的“私”的尊重和理解,对“私”所具有的生命力的保存与提高,就是构成生命的延续性的“活”的理念。这种个体的生命活动,称之为“活私”。复数的“活私”运动,就是自我与他我之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的运动。而把处于作为国家的“公”或代表个人利益的“私”当中有关善、福祉、幸福的理念,从极端的、封闭的制度世界里解放出来,使之根植于生活世界,进而扩大到全球与人类的范围,使之能够为更多的人所共有,在开放的公共的世界里得到发展与实践(超越个人狭隘的对私事的关心),这就是“开公”。简单说来,就是把我放在与他者的关系中使个人焕发生机,同时打开民的公共性。活化“私”(重视并且打开“私”、“个人”),才能打开“公”(关心公共性的东西)。

      生活世界(私)与制度世界(公)之间有着多样化的媒介,可以使生活世界与制度世界双方在相辅相成的基础上结成双方共存共荣的紧密关系,这就是“公私共媒”的内涵。

       基于“活私开公”的新理念,日本公共哲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山胁直教授在《公共哲学是什么》一书中提出“自己-他者-公共世界”论,而正义(公正)、人权·德性·责任、福祉、和平·和解·共生则是这一理论中主要的价值追求,其最终目标是要建构“全球—区域”公共哲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公共哲学京都论坛在研讨过程中,以公共性为切入口,采取综合性、多学科的视角,突破以往各个学科缺乏横向联系、封闭式的学科结构体系的弊端,有力地推动了学科结构的改革,促进了公共哲学的普及。尤其要指出的是日本公共哲学运动的志向:一是立足于当代,面向未来的世代;二是立足于日本,面向东亚乃至全球,为建构21世纪东亚哲学进行着有益的探索。

       经过多年的悉心探索,对于何谓公共哲学、公共哲学有何特色以及公共哲学在东亚地区的展开等问题,思路逐渐明晰。金泰昌认为,所谓公共哲学就是对公共的问题进行哲学研究。而公共就是进行对话、互动、开新。也就是自己与他者一起为实现真实的相和、和解、共福而共同探讨互动、开新之途径的哲学。对话是以语言为媒介的行动、活动、运动;自己与他者是相互关联的,如果把思考、想象、意识仅仅理解为自己的“内”在现象的话,就不可能达到自己与他者之间的相互认识、理解与互动。因为自我认识通向他者认识、自他“间”的相互认识的道路被封锁了。如此,不仅语言、思考、观念、意识甚至无意识都不单单是自己的“内”在现象,而且也要把它理解为在自他“间”、即自己与他者之间发生的事情。但是,他者又是独立于自己之外的别样的实在的人,不能随意地使之与自己一体化,这是他者的他者性。公共哲学追求的是“相生哲学”,其目标旨在通过持续积累对话与互动产生的动力,开创东亚未来的新起点。

      那么,与其他哲学比较,公共哲学有何特色呢?其一,其他哲学如西方哲学、佛教哲学等都是在观察(见、视、观)后进行思考或者在阅读后进行论说,与之不同,公共哲学是在听(闻、听)后进行互相讨论。公共哲学的特性不在于追求最高真实的真理的观想,而是以世间惯用的真实的实理之讲学为主要任务。所谓讲学,不是文献至上主义,而是参加者进行互动的讨论、议论和论辩。其二,其他哲学几乎都倾力于认识、思考内在的自我,而公共哲学则以自他“间”的发信与应答关系为基轴,把阐明自他相关关系置于重点。其三,公共哲学与隐藏于其他哲学中的权威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权威主义既是对专家、文献的权威的一种自卑或盲从的心理倾向,同时也是指借他物的权威压迫他者的态度和行动。但是,人是以对话的形式存在的,为了实现复数的、立场、意见、愿望不同的人们共同的真正的相和、和解、共福,建立对话的相互关系是必要条件。不是冀望于神意或良心的权威,而是冀望于对话的效能,这才是民主主义社会中民间哲学的应有状态。

      当然,由于日本的公共哲学研究也还处在探索之中,对于究竟何谓公共哲学、公共哲学的理论架构以及公共哲学的最终目标等,还没有统一的答案。

      公共哲学研究在我国学术界也已展开,但目前我国对于公共哲学的理解也是多维的。除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公私脉络外,在西方思想的引进上,有循着哈贝玛斯的社会批判论,有倾向于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有从社会伦理来阐述公共哲学的现实和理论意义,等等。但就总体而言,我们的研究起步晚、问题意识不明确,成果寥寥。然而,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浪潮逐步深入和拓展的情况下,面对日益出现的伦理失范、道德缺席、环境危机、政治困境,经济失衡等一系列公共性问题,作为这个世界中的一分子,每个人都有义务和责任为创建一个和谐、和平的公共世界而努力。日本哲学界对于公共哲学的探讨可以说是对世界走向的一个积极行动。从公共哲学译丛10卷本所涉及内容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它试图解决的问题已经不局限于日本国内,可以说他们掀起的这项学术运动,目标是东亚,乃至全球。那么,作为东亚地缘乃至世界版图中的重要力量——中国,更应投入到创建一个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公共世界的行动中来。于此,面对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现实,我们究竟要建构什么样的公共哲学?我想,通过对日本公共哲学研究成果的译介,必定会对我们有所启发并有所裨益的。

 

(原载:《哲学动态》2008年第十一期。录入编辑: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