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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军】17世纪朝鲜朝的王权论——以宋浚吉、宋时烈思想为中心

17世纪是朝鲜朝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在经历16世纪频发的士祸的洗礼后,朝鲜朝儒林逐渐发展为以退溪和栗谷为代表的岭南学派和畿湖学派。至16世纪末两大学派又演变为被称为“东人”[1]和“西人”的两大政治势力。以学派为基础的政治派别的形成,即意味着朝鲜朝后期朋党政治时代的开始。本文仅以主导和影响“西人”活动的宋浚吉、宋时烈思想为中心,来探讨17世纪朝鲜王朝的社会政治理念之特点。
 
 
宋浚吉(1606-1672,号同春)与宋时烈(1607-1689,号尤蓭)皆为朝鲜朝礼学大家沙溪金长生(1548-1631)的高足,二人道合志同,共为士林宗师,人称之“两宋”先生。其师金长生则为栗谷的门人,是畿湖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同春堂与尤庵的政治思想亦继承了栗谷的政治思想,尤重“正心”之作用,即贤明政治的实现与否系君王一己之心。
 
同春堂上疏孝宗时曾指出:“人有恒言,人主一心,万化之源。此言至浅不翅陈腐,而然其至理,实不外此。伏愿圣明先立此心,奋发有为,革去旧病,勉加新功。勿归之于天数,勿诿之于时势,毅然以巩固邦本,挽回世道自期。于臣前日所陈常居小合式遵先德之说,亦须留念。”[2] 他认为,人主的一心是万化的根源,因此人主首先要立此心、正此心。因此早在1649年孝宗即位时他便已强调了君王需继承儒家心学之传统推行王道政治的重要性。他说:
 
“臣于初见之日,卽进言殿下方讲中庸朱子之序。历叙上古圣王道统之传,危微精一十六字,实万世心学之渊源。自古儒臣望其君以道统之责,固臣子愿忠之至意,若今日臣僚遭逢圣明,以是为望者,其心岂不眞切。而殿下亦安得而辞之乎。圣明卽赐印可。”[3]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微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箴言原出自古文《尚书•大禹谟》,被后人视为儒家圣门相传的心法。但是,此“十六字心诀”待程敏政的《心经附注》传入韩国后才受到了金宏弼(1454-1504,号 寒喧堂)、赵光祖(1482-1519,号 静庵)、退溪(1501-1570)、栗谷(1536-1584)等朝鲜朝性理学家们的特别重视,成为了万世心学的渊源。
 
尤庵也指出:“呜呼,今日之事无一不弊,而皆由于其本之不端。本端而末流之弊者,臣未之闻也。今国势如此。而乃为端本之说者,诚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然与其卒于危辱,孰与汲汲于此,而宫闱犹可及正,朝廷犹可及淸,民情犹可及慰,天心犹可及豫也。然本不能自端。所谓正心云者,是其实也。然自孔圣已有此说二千年来,已成常谈死法。自人君言之,尤似迂远。然以朱夫子所论观之,则其切于人君之为政者,为尤甚而更无余法也。”[4]认为,只有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纲纪才有所系而立。因此人主一心旣正,则自身而至于朝廷,自朝廷至于州县,莫不一于正而人心信服,国势亦自强。他认为这是最切于人君为政之道者。若人主一心无主,则万事无纲。
 
作为栗谷学派的后人同春和尤庵都主张君王应效仿三代圣君推行王道政治。同春进言道:“惟殿下留神默玩,任道不疑。以圣人为必可学,以尧舜为必可法,毋自退怯,毋自因循,毋为利害之说所动,毋为流俗之论所挠,必使斯道大明而大行,以接道统之传,万世幸甚。”[5]为此他在经筵上多次向孝宗讲论了《心经》,而且还希望孝宗能够认真习读《心经》以正其心。
 
尤庵则指出:“诚能反此而正心克己,论相必以大人之能格君者为之首。任之不疑,使摠百职。次选公直敢言者以充台阁,使吾腹心,耳目之托,在于贤士大夫,而不在于群小。进退予夺之柄,常在于廊庙,而不出于私门,则人主自当恭己南面,而主威自立,国势自重,纲维自张,刑政自淸,民力自裕,军政自修。何必终日流汗,自亲细务,日入于丛脞之地哉。”[6]文中尤庵提出,为了推行王道政治不宜采取以君王为中心的王权政治,应实行以能格人君之心者为宰相的山林政治的主张,即“世道宰相论”。
 
于是,同春先生向回避经筵的显宗上疏道:
 
“古之圣帝明王,兢兢业业,不敢少懈,前有疑后有丞,左有辅右有弼,以至居寝宴处无不有箴有诵,盘盂几杖无不有铭有戒,所以维持此心。防范其身者,若是其至矣。及乎后世,此具尽废。惟是经筵讲读,略有古义。此而又废,则都无事矣。臣前岁赴朝,留邸半年,入侍讲席,纔有数番。中外臣民,孰不忧闷。而臣之区区过虑,实有倍焉。臣固知玉候常苦未宁,眼患尤妨看字,以致如此。岂亦圣志有少偷惰而然耶。及闻玉堂承命。大书中庸及大学衍义等书以进,则臣实喜幸。伫待写讫,开讲必频,而厥后废阙犹夫前也。顷见邸状,又只数番召对而止,臣实未晓其故。节省万几,专精调息,则玉候虽未全安,亦岂全无安日。春秋鼎盛,精力方壮,苟能自强,何至不得听讲。且诸承旨持公事入禀,其勤劳圣体,视御讲筵,所争几何,此则或时为之,而讲筵则专废焉。此臣之所以中宵慨惜……臣历观古昔,讲筵之开废,实为治乱之所关,亦不必远引古事。如仁祖末年,专废讲筵,那时宫府凡百如何。先王末年,日再开筵,一时休明气象,亦如何。此则殿下之所亲闻而目睹者也。臣窃覵殿下德性非不纯美,而或少振发奋励之气。政令非不愼重,而不免委靡颓惰之象。坐此两病,实心不能立,实德不能修,朝纲日益颓,国事日益非,牖户何以固,百王何以酬。然及今犹可为也。诚愿殿下反求痛省,深思病根所在,刻励奋策,毋敢少弛,典学则勿以微恙而废。寒暑而辍,切磋琢磨,必践其实。以尽缉煕敬止之功。临事则必发强刚毅,诚实果断,毋或以舒缓纵弛之意。参错于其间,一语一默一动一静,粹然以圣人之事自期。积以岁月,无少间断,如此而德业不日进,治效不日着,天心不克享,民业不克遂,则臣当伏妄言之诛矣。”[7]
 
同春先生之所以向显宗进言召开经筵讲习的原因在于,朝鲜朝士林的王道政治主张主要是通过经筵进讲的途径被推行。朝鲜开国初,便有经筵官及艺文春秋馆,太宗元年(1401)分艺文春秋馆为艺文馆和春秋馆,世宗[8]二年(1420)置经筵厅,又置集贤殿。《世宗实录•二年三月甲申》记载:“新置集贤殿,领殿事二,正一品。大提学二,正二品。提学二,从二品。以上兼官。副提学正三品,直提学从三品,直殿正四品,应教从四品,校理正五品,副校理从五品,修撰正六品,副修撰从六品,博士正七品,著作正八品,正字正九品,以上禄官,皆兼经筵官,副提学以下郎厅置十员,随品差下,以此选转……置司于宫中,择文臣有才行年少者充之,专事讲论经史,以备顾问。”[9]初置有才行之年少学者十名,十八年增为二十名,十人领经筵,十人领书筵。集贤殿学士出旗帜是以经筵官负责对国王做学问上的顾问及教育之进讲。后其责扩展为:研究并讨论历代历史与制度;为国王学问之顾问及进讲;编纂各种书籍;制作各种官方文书等。其主要目的,不但是欲以透过古制研究以确立儒教政治的基本原则,更是透过学士们的研究而将儒教理念反映于现实政治上。世祖二年(1456)因死六臣事件皆出身集贤殿,遂废集贤殿。世祖九年置弘文馆、艺文馆,诸员兼。成宗元年(1470)扩大艺文馆规模,负责旧集贤殿事,成宗十年,增置弘文馆官职,其全员兼带经筵与春秋馆,旧集贤殿系统遂为弘文馆所继承,并发展成为在朝廷三司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机构。[10]
 
于是,到了17世纪以经筵为中心的朋党政治在朝鲜朝已十分盛行,经筵也成为了欲实现儒教政治理念的士大夫们的朋党政治的根源。这一时期的主导经筵的士大夫有金集(15741656,号慎独斋,沙溪金长生之子)、同春宋浚吉、尤庵宋时烈、李惟泰(16071684,号草儒)等“西人”系统的山林(士林)人士。同时,他们还是北伐论的积极推动者和主要策划者。
 
 
同春和尤庵先生不仅是接续朝鲜朝性理学栗谷学脉的性理学家,而且还是立志以实践王道政治为己任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们的政治理想是实现儒家的道学政治,即基于春秋义理的王道政治。尤庵讲道:
 
“臣窃惟三代以后,习俗卑陋,以道学为迂阔,不切于施为。而所以把持牵架者,不过权谋智力而已。于是道学政事分为二途,而道学为无用之物。可胜叹哉。朱子一生慨然于斯,论学不遗乎物,论治必本于学。不遗乎物,故学为有用。必本于学,故治得其道。今所进二条,其大略也。盖所以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者如此。此帝王之本统,圣贤之渊源。”[11]
 
以为把道学和政事分为二途是使道学沦为无用之物主要原因,主张应把两者统一起来。不过,朝鲜朝道学政治特别强调的是义理和名分,北伐论的出现亦与此相关。
 
17世纪朝鲜朝社会经历了两次胡乱,即1627年的“丁卯胡乱”和1636年“丙子胡乱”。1627年丁卯(朝鲜朝仁祖五年)正月初八,皇太极以朝鲜“助南朝兵马侵伐我国”、“窝藏毛文龙”、“招我逃民偷我地方”、“先汗归天……无一人吊贺”等四项罪名,对朝鲜宣战。他命阿敏、济尔哈朗、岳托等人率军东征,阿敏率领三万余骑渡过鸭绿江,攻占义州,济尔哈朗则率领大军进攻毛文龙驻扎的铁山。毛文龙退居皮岛。阿敏认为皮岛隔海相望,没有水师,无法进攻,便把进攻矛头由西转向东转为攻朝。仁祖得到后金大军南下、定州失守的消息,惊恐万状,将后妃送到江华岛避难。此后仁祖也逃往江华岛,并命使臣到后金营中投书求和。双方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朝鲜迫于后金的军事压力,基本上答应了后金提出的入质纳贡、去明年号、结盟宣、约为兄弟之国等要求,惟有永绝明朝一条不同意。最后阿敏让步,向朝鲜表示“不必强要”。三月初三,仁祖率领群臣和后金代表南木太等八大臣在江华岛焚书盟誓。“丁卯胡乱”之后,后金和朝鲜的兄弟关系并不和睦。后金军一退,朝鲜马上向明朝“疏奏被兵情节”。崇祯帝在答诏中对朝鲜被迫与后金媾和的行为表示谅解,同时表彰朝鲜“君臣大义,皎然日星”。1629年,袁崇焕诱杀桀骜不驯的毛文龙,朝鲜致书袁崇焕表示感谢。而在与后金的交往中,朝鲜多次表现出厌恶、不情愿之态度。皇太极一度对明朝采取和平攻势,要朝鲜从中调停,朝鲜看出后金求和之意不诚,便加以辞拒双方关系日益僵化,终于酿成了又一场战争。1636年丙子(朝鲜朝仁祖十四年),皇太极正式由汗改称皇帝,改国号大清,族名满洲。他事先将此事通报朝鲜,希望朝鲜参与劝进。该年四月,皇太极在沈阳正式举行称帝大典,朝鲜使臣罗德宪、李廓拒不下拜。皇太极非常气愤,认为这是朝鲜国王有意构怨,决定举兵再征朝鲜。该年十二月二日,皇太极亲自统帅十万大军亲征朝鲜。清军渡江后,仅仅十二天便抵至京城。仁祖再次将王妃、王子和大臣妻子送往江华岛避难,自己则率领文武百官退守南汉山城。1637年正月三十日,仁祖率领群臣出南汉山城,徒步前往汉江东岸的三田浦清营拜见皇太极,伏地请罪。皇太极降旨赦之。双方筑坛盟誓,朝鲜去明年号,缴纳明朝所赐诰命敕印,奉清朝正朔,定时贡献,并送质子二人。这便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丙子虏乱”。
 
“丙子虏乱”之后,世子李溰(昭贤世子,16121645)被作为人质居沈阳的沈馆长达9年之久,另外一质子则由凤林大君和麟坪大君轮流担任。同时朝鲜还要岁贡黄金百两、白银千两、白苎布200匹、各色绵细2000匹、各色细麻布400匹、各色细布万匹、米万包等等。具有发达的儒家文明的朝鲜沦为落后的山林狩猎民族建立起来清朝的藩属国,在当时的朝鲜是令君臣黎民都痛心疾首的事情,丁卯、丙子胡乱对朝鲜社会、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不仅国王和两班的权威一落千丈,而且清朝的征索亦加重了朝鲜的负担。经济上的掠夺和政治上的欺压以及文化上的差异,使朝鲜王朝内部开始出现“朝鲜中华主义”的思明反清的思潮。[12]
 
仁祖27年(1649)孝宗,即凤林大君即位。他开始大量起用丙子胡乱时期的“斥和派”官员和在野学者。同春和尤庵首先被起用,任世子侍讲院进善。同时,还被起用的有金集、金尚宪15701652)等人。同春和尤庵任世子侍讲院进善后,便劝勉孝宗应从尊周大义出发对清进行北伐,要复仇雪耻。这与孝宗的想法不谋而合,二人随之成为了孝宗北伐计划的核心人物。尤庵在《己丑封事》中详细阐述了北伐的义理。他写道:
 
“孔子作春秋,以明大一统之义于天下后世。凡有血气之类,莫不知中国之当尊,夷狄之可丑矣。朱子又推人伦极天理,以明雪耻之义曰,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阴阳,地之道不出乎柔刚。是则舍仁与义,亦无以立人之道矣。然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谓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者。其曰君父之雠,不与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发于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出于一己之私也。”[13]
 
北伐是基于尊周大义的当然的选择,并非是出于一己之私的个人私欲。进而,他又向孝宗进言道:
 
“伏愿殿下,坚定于心曰,此虏者君父之大雠,矢不忍共戴一天,蓄憾积怨,忍痛含冤。卑辞之中,忿怒愈蕴,金币之中,薪胆愈切。枢机之密,鬼神莫窥,志气之坚,贲育莫夺。”[14]
 
希望孝宗为了北伐卧薪尝胆,培养至坚之气。尤庵认为,春秋以至纲目皆一主于大一统。若大统不明则人道乖乱,人道乖乱则国家随之以亡。朝鲜朝自经历 “丁卯胡乱”、“丙子胡乱”后,社会人心渐晦,以伪为真、以僭为正者居多。为此同春和尤庵指出,以阐明义理来要重振社会正义,同时还强调要清除“亲清派”势力,以正经历两乱后颓废的社会民心。
 
《同春堂年谱》记载:“议立忠节祠,先生以竹窗野隐二公同时立慬,宜并举祀典,倡议立于祠于崇贤书院之旁,名曰忠节。”[15]竹窗李时稷(15721637)和野隐宋时荣(15881637)都是“丙子胡乱”发生时坚决斥和,最终自决的一代忠臣。同春主张表彰这些人物目的在于重建社会正义,阐明民族大义。
 
仁祖23年(1645)昭贤世子死后,同春还积极推荐“丙子胡乱”中与昭贤世子一同被掳到沈阳坚守忠节的金尚宪来负责其元孙的教育,并对其进行了极高的评价。他说:“臣愚以为,元孙敎养之方,不可不愼,辅导之人,不可不择。臣未知殿下之朝廷,可以托六尺之孤者谁耶? 前判书金尙宪, 精忠直节,耸动华夷,负一世之重望,为国人之矜式,求之前史,亦所罕有。臣愚以为, 欲择其人, 舍此无他。”[16]
 
孝宗2年一直对朝鲜采取强硬态度的摄政王多尔衮病死。于是,孝宗开始着手清除朝中的“亲清派”势力。被清除掉的有,仁祖后宫赵贵人以及其兄赵仁弼、金自点(1588-1651)等。翌年,又除掉长期与清廷内通的译官李馨长(?—1651)。《孝宗实录》记载:
 
癸酉/李馨长伏诛。先是,逆鉽供辞,援引馨长谋逆之状狼藉,有藉彼胁我之计。上虑致烦泄,命问事郞,别录以进,辞说甚多。上览后,卽令焚之。世龙就服时,乃言其父鉽,与申冕等聚会谋逆,命以此问鉽,鉽对以:‘冕劝我,使李馨长潜通淸国请兵,来驻湾上,仍执山人[宋浚吉、宋时烈也。]而去,俺乃从其计矣。及北使以査事出来,事机先泄,人多指疑,冕恐事觉,又使俺通于馨长而止之。’ 槪馨长, 自己丑以后, 与鉽、冕潜谋, 以嗣服初, 专用横议诸人, 遽罪元勋大臣, 为朝廷罪案, 而假彼之威, 欲泄私愤。馨长随使行赴燕, 密告郑命守以激之。于是,淸使六人续至,以査问朝廷之论罪自点为名。远接使元斗杓知其谋, 到义州, 见馨长先诘之, 馨长知事已败露, 反以自点无君之罪, 力言于命守,淸使怒遂解,竟不问而还。 至是, 馨长通虏之状, 始乃发觉, 而馨长方随麟坪大君赴燕之行, 未及渡江。朝廷以馨长乃命守腹心, 恐重触其怒, 欲待还京而鞫之,领议政郑太和密上箚,请遣金吾郞,依法拿致。上引见太和及左议政金堉,问以处馨长之道,堉对以当定配, 太和言今宜因此除之,上以为:‘予意亦如此。’命遣禁府都事于西路,拿致鞫之。馨长卽就服,且言:‘与自点亲密已久。曾于自点被台论在门外之日,与其两子炼、鉽及李仁达,有所谋议,乃怨国谋逆之言,而俺亦参闻。自点父子相谓曰:京畿四鎭守令,皆相亲之人,可以济事。汝是情同一家者,今日之举,亦不可不知 云。遂伏诛。馨长妻胜女,亦与逆赵母女,最相亲密,诅呪凶逆之谋,无不同参,而竟不服而杖毙。其子廷尹用缘坐律处绞。廷说亡命,追执而诛之。其女及亲属,并徙边,没其家产,辞连者,或杖毙,或定配。”[17]
 
清除“亲清派”势力后孝宗便开始积极扩充军力,大力加强武备,准备进行北伐战争。他重新修筑了江华岛、南汉山城、白马山城等防御工事,还把束伍军的兵力增至10万人。但是,长达几年的扩军备战又给朝鲜社会带来了诸多弊端。
 
北伐论是朝鲜朝后期最为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从孝宗朝起,中经显宗、肃宗、英祖朝,至正祖朝为止一直被人们提起和讨论。不过,在整个北伐论讨论中孝宗朝时的北伐论所占的比重最重。这与当时策划和推动北伐运动的同春和尤庵社会地位和影响分不开。
 
 
同春与尤庵先生的政治理想是推行基于性理学理念的王道政治,即以“正君心”来重振社会纲纪、阐明儒教义理,实施仁政。因此二人主张,北伐运动应该通过“正君心”、“养民”、“养兵”来进行。《孝宗实录》记载道:
 
“浚吉曰:‘目今国势不振,民生困悴,将至于危亡,而莫之救,臣窃痛之。若一心不懈, 至诚求治,则岂无其效? 欲外攘,则先内修,欲治兵,则先养民,未有内不修而外攘,民不养而兵治者也。’上曰:‘所言固非偶然, 可不佩服焉。’”[18]
 
保民爱民思想是栗谷政治学说的主要特色,同春则继承此一说亦特别强调以“养民”为本的重要性。
 
他曾上疏孝宗,建议朝廷改定贡案,实施大同法,以减轻百姓的负担。同春曰:“臣素昧时务, 诚不知何术可救, 何策可济。 然居在乡曲, 惯闻父老士民之论, 咸以水陆军邻族之侵、三税木太细之患, 吏胥之刁蹬, 赋役之不平, 贡案之不均, 为今日痼弊。 且愿行大同之法甚切, 延颈拭目以为, 卒哭之后, 必有大振作大变革, 愿少须臾毋死, 以见德化之成。”[19] 对此,尤庵亦表示赞同。尤庵则讲道:“臣窃闻,祖宗朝用度甚约,故取民甚少。今所用贡案者,是燕山辛酉年所定也。燕山中年,奢汰无度,常赋不给,故加定以取足……中庙反正,百弊俱革,而惟此至今尙存。呜呼,其亦不敢知也,抑有待于今日耶。伏愿殿下,特委臣僚之有计虑者,详究利病,以复国初之旧,而量入为出。然后严防纳之禁,杜渗漏之弊,则民力庶几大纾矣。”[20]同时,他还要求崇俭德以革奢侈,并希望人君能够率先克己以崇俭德,躬俭以化下。
 
救恤政策是推行王道政治建立理想社会时要面临的最重要的政策之一。同春则主张积极建立社仓制度。他说:“隋曰社仓,唐曰义仓,其制同矣。朱子亦尝以社仓之制,陈达于朝廷,布行于天下。凡法制或有古今异宜, 而不可行者,惟社仓之制,则可行于今,而亦可以救饥民也。”[21] 而尤庵提出的具体的救恤政策则在朝廷热议后被君王所采纳。据《显宗改修实录》记载:“因判中枢宋时烈, 救荒收议,玉堂抄进,朱子救荒状,其条有七。其一,卽决囚程限也。近来词讼之官,不念此义,延拖不决,以致滞狱,不可不申饬中外矣。其二,卽黜责检覆灾伤,欺罔失实官吏也。我朝自国初,亦有此法,而近来纪纲解弛,为官吏者,率多欺瞒,其间虚实, 摘发甚难矣……其三,卽乞推献助之赏也。卽今淳昌人杨云举,饶于财,多纳米谷。每于凶岁,以私储分济饥民,全活甚多,似当先施赏典矣……其四,卽水利废坏处,雇募作役也。筑堰贮水,其利甚大,而近来法令解弛,举皆废坠。目今破堰处冒耕者,一切禁断,仍为修筑宜当矣。其五,卽募粟赈济他处流民,所在郡县, 一体救活也。募粟一款, 曾已廪定矣。卖爵虽曰有伤名器,而卽今形劳, 巳到十分渴急之地, 不得不如此也。至于他处流民, 一体救活事,则宜令诸道, 惕念举行矣。其六, 卽年分分数放免之外,多发钱米,准备赈济,累年残零米及本年应纳之米, 并留本邑赈粜, 本年夏税, 权行停止, 逋欠、私债, 并行住催也。 私债与逋欠,因赵复阳疏及玉堂箚,有停捧之议。残零米, 卽今大同余米之类, 而各邑多不捧留, 令道臣抽栍核实, 未捧邑则不可不罪其守令矣。其七,卽州县、村落盗贼之患, 固当禁约,亦须先施威德,使刚明使臣,得以奉承宣布也。我国之设讨捕使、捕盗将, 或设幕伺察夜寇,禁约之方,可谓至矣, 而年比不登, 民无恒产, 相聚为盗, 其势固然。熄盗之本,惟在朝廷先施威德而已, 别遣使臣, 则徒贻厨传之弊。片时周行,何能止常常窃发之盗乎? 此则勿遣可矣? 上并从之。”[22]
 
进而,同春和尤庵先生还提出改革军政和王室财政的主张。显宗即位年,宣祖引见领相郑太和、左相沈之源、原平府院君元斗杓、判义禁李时昉、左参赞宋时烈、吏曹判书宋浚吉等人商议了救荒之策。“浚吉曰:‘先王末年, 轸念军兵之怨苦儿弱逃故, 欲并除收布, 而事未及就。人心向背,决于是矣。’太和曰:‘应减之数,二万匹云矣。’浚吉曰:‘各衙门所储亦乏,难以推移充数。内需司非古先王大公至正之法, 故在前儒臣, 皆请革罢。 而祖宗所设之制, 势难猝变, 自上斟酌除出,以充荡减之数,则可为慰悦民心之一大举矣。’上曰:‘此言可矣。 然须知一岁所捧几何, 所用几何, 然后方可变通矣。’”[23]其实,早在孝宗即位年同春和尤庵已强烈主张废除内需司,以便改革王室财政。同春曰:“至于内需私藏, 前后儒臣请罢者,不止一再。古人所谓诸侯之富, 藏于百姓者,似不当如是, 而朱夫子所谓认为私贮, 典以私人者, 岂不可愧之甚乎? 顷日台臣之所以望于圣明,不趐深切,而殿下不加谅察,虽蒙委曲开谕, 而终未有以释然于臣民之心, 臣窃为殿下惜之。殿下何不雷厉风飞, 痛自奋作? 凡台臣之前后所论, 倂赐指挥,夬示悔悟 内需私财,虽难卒革,或限年或分半,付之版曹, 私奴之投属者, 亦亟许还给,以谢四方,如昨日宋时烈所启供上纸一事之为也。”[24]同春与尤庵提出革罢内需司的目的亦在于,希望王室能够率先垂范做到至公无私。
 
朝鲜朝士林们借助朝廷的经筵和三司言官制度,比较多的谈论了政治,而且影响也较大。赵静庵、退溪、栗谷、尤庵、同春等皆是如此。在以888册组成的朝鲜王朝实录中,尤庵是出现次数最多的人物。据统计出现次数高达3000多次[25],这足可证明他在朝鲜王朝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与同春先生是一生的知己,论辈分尤庵比同春高了一辈,同春堂是其胤(族)子,论年龄同春堂却比尤庵长一岁。尤庵在同春先生的墓志铭中曾写道:“自以尊周之义复雠之志为己任,不顾国力之萎弱,不忧吾势之单寡,终始一心。如日星之昭,如河汉之东,此则可质于神明而无媿矣。”[26]对其一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同春和尤庵一生经历朝鲜后期的宣宗、仁祖、孝宗、显宗、肃宗等朝代,此时朝鲜王朝因经历丁卯、丙子两次胡乱和此前的壬辰倭乱,社会纲纪松弛、礼仪失范、风俗颓废,急需大力的拨乱反正。同时,这也是我国的明清之际的“天崩地解”的时代。在此十七世纪,有着同属于礼义之邦的文化政治的历史背景的中、韩两国却同遭受当时野蛮落后的满清贵族集团的侵入,人民被奴役,优秀文化被蹂躏。此时中国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早期启蒙思想家,而“两宋”先生与他们可谓邻邦的同辈学者。中国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则隐居山野,从事著述,对中华的传统文化进行历史的思考和总结。王夫之说的“六经责我开生面”便是此意。黄宗羲编著的《明儒学案》为中国最早有系统的学术史专著。王夫之的《读四书大全说》、顾炎武的《日知录》等推陈出新之作,便是这个时代背景的产物。[27]
 
明亡后,中、韩两国的志士仁人皆奋起抗清,欲以救国家于沦亡。“两宋”先生具有强烈的抗清扶明的思想,而且还策划和主导了孝宗朝的北伐运动。他们高举尊周大义欲实现其儒教政治理想,并提出了“正心”、“养民”、“养兵”政治主张。不过,这亦是栗谷“君民一体,上下相须”[28]的政治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参考文献】
[1]《尤庵宋时烈的学问与思想》(湖西名贤学术丛书之一)
[2]《同春堂宋浚吉研究》(湖西名贤学术丛书之二)
[3]《忠清学研究》第3辑(韩南大学校忠清学研究所编)
[4]《忠清学研究》第4辑(韩南大学校忠清学研究所编)
[5]《忠清学研究》第6辑(韩南大学校忠清学研究所编)
[6]《忠清学研究》第7辑(韩南大学校忠清学研究所编)
 
【注释】
[1]“东人”后因在对待“西人”的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又分为“南人”和“北人”。——笔者注
[2]《同春堂集》卷6 应求言别谕仍乞解职疏 乙巳 11月。
[3]《同春堂集》卷1 疏札 应旨兼辞执义疏 乙巳 11月。
[4]《宋子大全》卷5 封事 丁酉封事。
[5]《同春堂集》卷1 疏札 应旨兼辞执义疏 乙巳 11月。
[6]《宋子大全》卷5 封事 丁酉封事。
[7]《同春堂集》卷5 疏札 辞宪职兼陈所怀疏 壬寅 7月。
[8]世宗为朝鲜第4代国王,太宗的第三子,在位三十二年(1419-1450)。在其在位期间朝鲜朝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迎来了其繁荣期。世宗被后人称为“海东尧舜”。——笔者注。
[9]《世宗实录》二年 三月 甲申(16)。
[10]参见蔡茂松:《韩国近世思想文化史》,第42-4396页,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
[11]《宋子大全》卷7 辞召命兼论圣学疏。
[12]参见百度百科,“朝鲜仁祖李倧”条。 [13]《宋子大全》卷5 封事 己丑封事。
[14]《宋子大全》卷5 封事 己丑封事。
[15]《同春堂年谱》仁祖19年条。
[16]《仁祖实录》卷46,仁祖23 5 辛丑(20)。
[17]《孝宗实录》卷8,孝宗3 癸酉(2)。
[18]《孝宗实录》卷20,孝宗92 丁亥(20)。
[19]《同春堂集》卷1 疏札 应旨兼辞执义疏 己丑 11月。
[20]《宋子大全》卷5 封事 己丑封事。
[21]《显宗改修实录》卷2,显宗1 3 戊辰(13)。
[22]《显宗改修实录》卷5,显宗2 1 乙卯(5)。
[23]《显宗改修实录》卷2,显宗即位年 10 壬寅(15)。
[24]《同春堂集》卷1 疏札 应旨兼辞执义疏 己丑 11月。
[25] 参见大田东区历史人物,宋时烈。http://www.donggu.go.kr/chinese/04RichCulture/HistoricalCharacters/SongSiYeol.jsp
[26]《宋子大全》卷182,墓志 同春堂墓志。
[26]参见潘富恩等:“同春堂的大儒品德和礼学思想”,载于《复旦大学韩国研究论丛》15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10月。
[28]《栗谷全书》卷5,书札3
 
                     (此文曾发表于2007年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举行的“东亚的王权与政治思想”中日学术论坛。录入编辑: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