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牟宗三哲学。郭齐勇从牟宗三以西学改造中学，凸显知性与制度，与现代化相调适；借取西方哲学的智慧阐发中国哲学，使传统哲学转化为现代哲学；批评反省西方哲学，构建中国哲学的本体论等三个方面细致考察了牟宗三会通中西、重建哲学系统的方法和意义。王兴国通过对牟宗三的“本中国内圣之学解决外王问题”，“坎陷-跃起”说以及“三统并建”说的递进分疏和考察，宏观审视了牟宗三重建中国哲学的思想进程。储昭华分析了牟宗三在儒家文化与民主政道的融合问题上的突破和难题。蔡仁厚考察了天台判教以及牟宗三对天台、华严判教的再认识，认为唐君毅以心通九境说通观了文化心灵活动的全部内容，是一种广度式的理解，而牟宗三的“判教与融通”的致思路向则采取了较为精约的方式。郑宗义认为，牟宗三的“判教”徘徊在绝对与多元之间。
李翔海评析了牟宗三的“中国哲学特征”论；杨泽波肯定了牟宗三三系论的两个理论贡献，指出了形著论、自律论的内在缺陷，得出牟宗三坚持感性理性两分的思想方法是三系论失误的根本原因；韩国学者郑炳硕疏解了牟宗三易学中的“象”的主要含义，阐述了牟宗三对汉易和王弼的忘象论的评价，阐发了牟宗三论“象”的“内容真理”与实践性格。
2、熊、梁、唐等人的思想。李维武认为熊十力对现代新儒学的开启，是从哲学和文化保守主义两个层面展开的，并从熊十力对时代提问的回应、哲学与科学、本体论与知识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意义和限制等方面评析了熊十力的哲学观；韩国学者高在旭从分析熊十力的心性的意义和功能入手，疏通了熊十力的心性修养论，并在此基础上阐发了熊十力心性论的现代意义；高秀昌对晚年熊十力的“外王”的内涵、“民主”论、“法”论、“平等”论、“公私”论以及“国际关系”论等“外王”论做了疏通和评论；张学智以《读经示要》为中心，探讨了熊十力与牟宗三关于《大学》释义的辩争，杨祖汉以“时代与学问”为主题，从说理文字的表达方式、“自转而转他”两方面综合考察了熊先生与牟宗三的论辩。
郑大华从梁漱溟对所谓真假儒学的区分和援西方帕格森的生命儒学入儒这两个向度讨论梁漱溟对儒学的现代转换的谋求；郑志明从生命教育的价值和意义的角度，对唐君毅的《人生之体验》一书进行了重新挖掘，认为它在“明宗”、“立体”与“呈用”的过程中，甄定了生命存有的终极价值。
3、当代新儒学与西方哲学。成中英在对康德与儒学的相互诠释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思想架构，强调康德系统和儒学系统毕竟是不同的两个系统，只有透过不断的、持续的相互辩驳、相互理解与相互诠释才得以相互沟通、融合与超越创新。卢雪崑从牟宗三的康德哲学是会通中西哲学的最佳桥梁的观点、立场和成就入手，澄清牟宗三对康德哲学的几种批评，论证儒家哲学之圆融智慧可经由康德批判哲学转换成清晰的思想体系的可能性，从而进一步深入讨论康德哲学与儒家哲学会通的问题。
4、中国哲学的特质。澳大利亚学者约翰·马克海姆认为中国大陆一些学者把注意力过多集中在中国哲学如何适应、依从西方模式的知识分科系统，而对中国哲学如何抵抗与调整西方模式的知识分科体系缺乏足够的注意，对“本土语法”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这些“语法”在与西方范畴概念互动中的具体形式没能重视。邓曦泽认为，自“五四”以来，“中国哲学”虽力图重建中国人的意义世界，但是由于它采取了以哲学解释道学的方法，使之在逻辑和事实上都不可能成为中国人的思想源，“中国哲学”因而也陷入了意义困境；郭晓丽认为，中国哲学主体意识在“天人关系”视域内沿“知命”方向觉醒，伦理义务和审美境界优先显示；西方哲学主体意识在“神人关系”视域内沿“爱智”方向觉醒，物理知识和世界理念优先突出。
5、儒学在当代的作用、意义及其发展走向。杜维明从基本训练、生活实践、文明对话、启蒙反思等方面对儒学创新进行了哲学反思，强调我们的哲学反思应在更宽广的视野，更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更全面而深入的人文关怀中进行。
对于未来儒学的发展，刘述先认为，儒学的建构和发展应当面对具体的时空，随感随应，万古常新，才能具现“生生而和谐”的动态均衡；李瑞全通过考察孔孟到当代新儒学建立的伦理学，反省和分析了当代新儒学在道德价值根源上的建构和论述；林安梧基于后新儒学的思考向度，论述了他的“存有三态论”及其本体诠释学；宋志明提出了德性儒学的问题；颜国伟认为，当代儒学的新转向是从“知识儒学”到“生命儒学”，应当积极地从事如何将儒学的资源开发成令人的生命得到成长的实践。
陈卫平围绕“李约瑟难题”所提出的两个问题分析了现代新儒学的说法；胡治洪从儒家视角下的多元现代性、新轴心文明与全球伦理等角度分析了杜维明的“文明对话”观。吴根友比较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与杜维明“文明对话论”，并以人类文明发展的视野对其进行政治哲学检视。
（来源：《哲学动态》2006年01期。编辑录入：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