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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吾金】资本诠释学——马克思考察、批判现代社会的独特路径

 

 马克思不仅是现代社会批判的开启者,而且也因其批判的深刻性和超前性而著称于世。然而,在正统的阐释者们那里,马克思这方面的卓越贡献却被掩蔽起来了。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试图把马克思的思想分解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并分别对它们进行研究。不幸的是,他们完全忽视了马克思哲学的特殊性。我们认为,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哲学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别在于,马克思哲学也是一种经济哲学。这就是说,必须把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贯通起来,才可能真正进入马克思哲学的视域。

一进入马克思哲学的视域,立即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马克思在185811月—18591月完成了书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的著作,而第一册的标题则是“资本”。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他没有按照原来的设想写出第二册、第三册等,而是在1867年出版了书名为“资本论(第一卷)”的著作,并把“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短语调整为全书的副标题。在这里,发人深省的是,为什么马克思要把“资本”一词提升到他一生中最重要著作的书名中,而把“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短语放到副标题的位置上?这是因为,随着研究活动的深入,马克思发现,无论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还是对现代社会的考察,都会不约而同地聚焦在“资本”这个现代社会的内在灵魂和核心原则上。换言之,资本乃是解开现代社会秘密的一把钥匙。

显而易见,当马克思把资本理解为考察、批判现代社会的出发点和核心原则时,他实际上倡导了一种可以称之为“资本诠释学”(die Hermeneutik des Kapitals)的重要理论。尽管马克思在一生中只有一次使用过Hermeneutik(诠释学)这个词,而且也不是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加以使用的①,但无可置疑的是,在他的思想中蕴含着一种独特的理解和诠释理论。按照我们的看法,资本诠释学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它把资本理解为现代社会一切现象的起因、动力和内在灵魂。下面,我们从四个不同的方面着手对它进行探讨。

一、资本与形而上学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在《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中留下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1244页)

尽管“形而上学”(metaphysics)这一概念是古代学者安德罗尼柯在整理亚里士多德的文稿时创制出来的,但是当人们回溯哲学史的时候,却常常把柏拉图主义理解为形而上学最初的、经典性的表现形式。其实柏拉图主义乃是关于存在者的形而上学。在柏拉图看来,理念是一切存在者的原本,因而完全可以说,柏拉图主义是“客体(即存在者)形而上学”。至于尼采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则具有双重含义:

一方面,在尼采以前,笛卡尔、康德等哲学家已经开创了以“我思”为核心的“主体形而上学”。不用说,尼采也认同了这一传统,而从客体形而上学翻转为主体形而上学,构成了“颠倒”的第一重含义。

另一方面,自笛卡尔以来的主体形而上学又可以细分为多种不同的类型,而其中比较重要的两种类型则是理性形而上学和意志(或欲望)形而上学。一般说来,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坚持的是理性形而上学。按照这种理论,理性(认识)是第一性的,意志(或欲望)是第二性的。然而在叔本华那里,这种理性形而上学遭到了彻底的批判。叔本华写道:“从我全部的基本观点看来,这一切说法都是把实际的关系弄颠倒了。意志是第一性的,最原始的;认识只是后来附加的,是作为意志现象的工具而隶属于意志现象的。……在旧说,人是要他所认识的(东西);依我说,人是认识他所要的(东西)。”(叔本华,第401-402页)叔本华的上述见解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他以意志(或欲望)形而上学颠覆了理性形而上学,从而构成了“颠倒”的第二重含义。

当然,与叔本华比较起来,尼采以更彻底的方式颠倒了柏拉图主义。尼采早先受到叔本华的影响,后来又与他的悲观主义哲学划清界限,并以积极的“权力意志”取代了叔本华消极的“生命意志”。所以,海德格尔把尼采视为柏拉图主义的真正的颠覆者是无可厚非的。

然而,还须加以深思的是,为什么海德格尔要把马克思理解为这种始于叔本华、尼采的“颠倒”行动的完成者呢?这是因为: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乃是对柏拉图主义的更深刻、也更具威慑力的颠覆。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中曾经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6页)无庸讳言,恩格斯这里说的“吃、喝、住、穿”涉及到的正是人的生存(或生命)意志。也就是说,在肯定生存意志的始源性这一点上,马克思与叔本华、尼采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点。事实上,恩格斯在18909月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关于历史的结果体现为“意志”的“合力”的比喻,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②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任何社会形态中人都是有欲望的,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人的欲望却展示出一个迄今为止最大的可能性空间,而这种欲望又是没有限制的,所以资本的原始积累就表现为一部血迹斑斑的历史,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马克思,第1卷,第829页)就资本来说,不仅它的诞生是一部不光彩的历史,而且它的全部存在、运作、积累和扩张无不笼罩在阴云惨雾中。马克思告诉我们:“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不变的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 (同上,第260页)一方面,人的欲望的扩张不断推动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资本的积累又使人的欲望空间不断扩张。实际上,欲望和资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

与叔本华和尼采的思维进路不同,马克思运用经济哲学的眼光,尤其是通过《资本论》这一鸿篇巨制,揭示出传统形而上学在以资本为动力和灵魂的现代社会中的新变种——意志(或欲望)形而上学。如果说在叔本华和尼采那里,这种形而上学还是对生活世界的一种单纯的哲学洞见,那么在马克思这里,它同时奠基于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的、科学的考察;如果说叔本华、尼采满足于用意志形而上学来说明现代社会中单个人的行为方式,那么马克思注重的则是运用这种形而上学来批判现代社会的整个现实,并暗示我们意志(或欲望)形而上学本质上就是资本形而上学。

如前所述,马克思不但把资本理解为“一种无止境的和无限制的欲望”,同时也把它理解为独立的主体。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告诉我们:“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7页)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资本作为主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123页)的观点。事实上,资本形而上学既是主体形而上学,又是意志(或欲望)形而上学在现代社会中的真正谜底。或许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柏拉图主义颠倒的“完成”,并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表明他已完全脱离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中说:“绝对的形而上学连同它的由马克思与尼采的倒转一起都归属于存在的真理的历史之中。”(《海德格尔选集》上卷,第379页)既然马克思学说也“归属于存在的真理的历史之中”,这就表明,他不但没有脱离形而上学,反而成了新的形而上学——意志(或欲望)形而上学和资本形而上学的真正的开启者和批判者。

总之,马克思的资本诠释学表明,资本不仅是现代经济学的谜底,也是主体形而上学尤其是意志 (或欲望)形而上学的谜底。换言之,只有当人们认识到,正是资本形而上学主宰着现代社会的全部日常生活和思想意识时,他们才有可能对现代社会作出真正有份量的、批判性的考察。

二、资本与异化劳动

当我们把探讨的目光转向经济哲学领域、特别是异化劳动问题时,马克思哲学与叔本华、尼采哲学的根本性分歧便开始显露出来。叔本华认为,他的哲学是接着康德的实践理性而展开的。他不仅把康德的“实践理性”解读为生命意志,也把他的“自在之物”解读为生命意志。他告诉我们:“唯有意志是自在之物。”(叔本华,第165页)那么,意志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康德认为,意志的本质特征是自由,但他所说的“自由”却是以意志无条件地服从道德法则和绝对命令为前提的。叔本华激烈地反对康德的上述见解: “这显然是伸手便可碰到的矛盾,既然意志是自由的又要为意志立法,说意志应该按法则而欲求:‘应该欲求呀!’这就等于木头的铁!可是根据我们整个的看法,意志不但是自由的,而且甚至是万能的。”(同上,第373页)这段话清楚地告诉我们,意志的本质特征是自由,而这种自由是不受任何其他因素制约的。无庸讳言,叔本华的这一见解没有深入地反思意志在现代社会中真实地起作用的方式,而这与他的思想缺乏经济学的背景有着实质性的联系。

众所周知,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中,黑格尔是唯一对英国经济学发生兴趣并作了深入研究的哲学家,也正是这方面的研究使黑格尔哲学与现实生活保持着密切联系。在《精神现象学》的“自我意识”阶段,黑格尔一开头就谈到了“生命”和“欲望”。欲望包含着对欲求对象的否定,因而享有十足的自我感。然而,这种自我的满足感稍纵即逝,因为它缺少客观的方面。与此相反,“劳动是受到限制或节制的欲望,亦即延迟了的满足的消逝,换句话说,劳动陶冶事物。” (黑格尔,第130页)在主奴关系的历史语境中,奴隶由于恐惧而不得不从事劳动,用劳动产品来满足主人的欲望,从而得到主人的承认,但劳动本身通过对事物的陶冶而使奴隶获得某种独立性。在这里,黑格尔实际上以抽象的思辨语言表达了如下的意思:人的意志和欲望并不是无条件地自由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们只能通过劳动的方式表现出来。

由于康德、叔本华也缺乏经济学方面的背景,所以当他们谈论实践理性或意志自由时,完全是脱离社会经济条件、脱离劳动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康德那里,我们又发现了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不管是康德或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的利益的粉饰者),都没有深究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因此,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13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提到了“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法。它告诉我们,意志并不像康德所想象的那样,是完全自由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不得不投入到生产劳动中,并受制于人们在生产劳动中结成的物质生产关系。

其实,马克思在谈到历史时早已告诉我们:“我们首先应该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上,第31页)这就启示我们,只要我们不像康德、叔本华、尼采那样脱离社会历史条件、脱离物质利益和物质生产关系来谈论意志自由,就会发现,人们不得不首先把自己的意志投入并消耗在具有生存意义的生产劳动中。

显然,这种具有谋生意向的劳动决不是自觉自愿的,它具有异化的特征,而这一特征在现代社会的雇佣劳动制度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新概念,并分析了它的四种表现形式,即劳动过程对劳动者的异化、劳动产品对劳动者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马克思认为,一方面,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私有财产,尤其是当它在现代社会中普遍地以资本的方式出现时,使得异化劳动的发展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诚如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只有对资本来说才是使用价值,而且就是资本本身的使用价值,也就是使资本自行增殖的媒介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65页)

为什么资本只有借助于劳动才能“自行增殖”呢?马克思说:“资本虽然也体现在易逝的商品中,采取这种商品的形态,但同样也不断地改变形态,交替地时而采取永恒的货币形态,时而采取易逝的商品形态;不灭性表现为它唯一可能成为的东西,表现为易逝性的不断消逝——过程——生命。但是,资本只有当它像吸血鬼一样,不断地吸吮活劳动作为自己的灵魂的时候,才获得这样的能力。”(同上,下册,第153页)事实上,马克思这里讲到的资本“不断地吸吮活劳动作为自己的灵魂”,也就是把资本投入到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去,使它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剩余价值。说得更明确一些,“资本是通过占有他人劳动而使自己的价值增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67页)由此可见,只有资本才是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异化劳动的真正的导演者。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不是以按部就班的方式促使异化劳动形成和发展的,而是试图突破一切可能的界限来加剧劳动的异化性质。他愤慨地指出:“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界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界限。” (马克思,第1卷,第294-295页)不用说,也正是在资本的无限制的欲望中,我们窥见了作为“人格化的资本”的资本家欲望的无限性。我们也明白了,康德、叔本华和尼采谈论的所谓“意志自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事实上,在异化劳动中,工人的“意志自由”就是为谋生而拼命劳动,而资本家的“意志自由”则是无限度地追逐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有鉴于此,马克思气愤地写道:“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同上,第324页)

尽管青年马克思也从道德评价的角度出发,对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但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后,马克思坚持首先从历史评价的角度来看待异化现象。 (参见俞吾金)他启发我们:“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异化的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8-109页)也正是基于这一总体性的历史眼光,马克思既肯定了“资本的历史的合理性”(同上,第247页),也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4页)。由此可见,正是通过对私有财产资本化及资本追逐剩余劳动的历史现实的分析,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出现代社会异化劳动的根源,也揭示出“意志自由”在现代社会中起作用的真实的方式。

海德格尔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对现代社会以异化劳动为核心的种种异化现象的批判:“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海德格尔选集》上卷,第383页)

三、资本与经济权力

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中,说起“权力”问题,自然而然会联想起尼采提出的著名概念“权力意志” (der Wille Zur Macht)。叔本华把生命(或生存)意志理解为世界的本质,并认为生命意志所蕴含的欲望是无限的,而可能满足这些欲望的环境和资源永远是有限的,由此而引申出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尼采在批判叔本华哲学的悲观主义倾向时指出:“生命就是权力意志。”(尼采,第182页)“我们的物理学家用以创造了上帝和世界的那个无往不胜的‘力’的概念,仍须加以充实。……‘权力意志’,即贪得无厌地要求显示权力……”(同上,第154页)尼采认为,权力意志引导人生奋发向上,因而人生不是悲观的、消极的,而是乐观的、积极的。

尽管尼采从“权力意志”的角度出发去解读现代人的生命含义这一做法是富于启发性的,然而他考察生命的着眼点主要是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与叔本华一样,他也没有潜心研读过经济学,因而不了解这种神奇的“权力意志”同样起源于人们的经济生活。而正是在尼采踌躇不前的地方,马克思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并引申出远比尼采具有穿透力的结论来。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Regierungsgewalt)。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die kaufende Gewalt)。”(《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62页;见Marx,1987,S.30)尽管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Gewah与尼采使用的Macht不同,但在德语中这两个含义相近的词完全是可以互换的。在这段话中,马克思暗示我们,资本家之所以拥有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这与他生理上或心理上的特征并没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的只有一点,即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也就是说,实际上拥有权力的真正主体是资本,而资本家不过是这种权力的一个象征或一个符号。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以十分明确的口吻告诉我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oekonomische Macht)。”(《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68页;见 Marx,1974,S.27)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是Macht这个词。这再一次表明,在他的语境中,MachtGewalt这两个词的含义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马克思认为,资本行使权力的真正的起始点是生产劳动。因为只有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资本才能通过对活劳动的吸吮、对工人的剩余劳动和他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攫取而使自己不断地增殖和膨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技术上的发明、分工的合理化、交通工具的改善和世界市场的开辟等等,“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其支配劳动的权力(die Arbeit beherrschende Macht)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die objective Macht)。”(同上;见同上,S.215

在他看来,资本越是在积累的过程中得到扩大,它所拥有的“客观权力”也就越大,而且这种权力不再单纯是经济权力,它侵蚀并渗透到现代社会的一切领域之中。此外,它也不再单纯是地区性的权力,而是成了世界性的权力。历史和实践都已证明,资本已经按照自己的意向,运用自己所拥有的巨大的权力资源,为自己塑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在《共产党宣言》中,当马克思谈到资本的载体——资产阶级时,曾经这样写道:“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③其实,当代人津津乐道的所谓“全球化”,马克思早在150多年前就已经预见到了。令人沮丧的是,当代人至今还以十分浅薄的方式来谈论“全球化”,仿佛“全球化”是一个突然从天而降的、无主体的过程。这说明他们对马克思是多么无知!

其实,马克思早已告诉我们,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现代社会的经济权力——资本的推动下完成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告诉我们:“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93页)如果借用当代人的语言来表达马克思这段话的含义,那就是:资本乃是推动“全球化”进程的真正的主体和灵魂。

与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比较起来,马克思关于“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的理论远为深刻、远为全面地揭示出现代人本质的异化和现代社会矛盾的激化。如果说,尼采哲学把对个人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分析作为考察现代社会的出发点,那么,马克思的资本诠释学则把社会历史分析作为考察的出发点。马克思在叙述作为“经济权力”的资本的历史作用时,从来也没有把它理解为由个人的生理或心理特征导致的结果。相反,马克思告诫我们:“正如人类劳动力并非天然是资本一样,生产资料也并非天然是资本。只有在一定的历史发展条件下,生产资料才取得这种独特的社会性质……”(马克思,第2卷,第45页)马克思并不否认人是有欲望的,但他认为这种欲望是淳朴的还是贪得无厌的,取决于人置身于其中的社会历史环境。

显而易见,在马克思的资本诠释学的视域中,资本的存在方式和运作方式从来就是历史事件和社会现实,无须任何个人的生理特征或心理特征对它负责。此外,这种诠释学还启示我们,现代社会的全部权力都是在作为“经济权力”的资本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任何诠释活动若要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上,若要获得真正的批判性的识见,就必须对它自己置身于其中的这个无所不在的“权力场”先行作出深入的反思。

四、资本与生产关系

与同时代和当代的某些思想家比较起来,马克思的卓越之处在于,他不仅全面地叙述了资本产生的历史过程和资本运作的社会后果,而且深刻地阐明了资本这一社会历史现象的实质。由于资本不论采取何种形式,如地产、商品、货币(贵金属、铸币或纸币)等等,都有着“物”的外观,所以经济学家们常常陷入错觉,把资本理解为单纯的物,把它的自行增殖理解为物的自然属性或物理性质产生的神奇结果,就像土地会自动地长出植物、货币会自然地带来利息一样。针对这种普遍存在的错误观点,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批评道: “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12页)那么,马克思这里说的“关系”究竟是指什么呢?在这部手稿的另一处,马克思已经把答案告诉我们了:“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同上,第518页)由此可见,马克思前面说的“关系”就是指“生产关系”。

还须进一步追问的是:究竟什么是生产关系?在1847年撰写的演讲稿《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写道:“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 345页)从这段话中可以引申出如下的结论:第一,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结成的关系;第二,生产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改变的;第三,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构成的,而一定的社会关系又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这就启示我们,当马克思把资本理解为生产关系的时候,也就等于把资本理解为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存在的社会现象,并把其实质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显然,把资本理解为生产关系乃是马克思资本诠释学的根本性的理论预设。事实上,正是从这一理论预设出发,马克思解开了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之谜——“拜物教”。他认为,在以资本与雇佣劳动为根本特征的现代社会中,拜物教主要显现为以下三种不同的形式:

一是“商品拜物教”。乍看起来,商品是很平凡的东西,但在普通人的意识里,它却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比如,当人们见到价格昂贵的黄金制品或钻石制品时,自然而然地会产生崇拜的心理,仿佛它们的昂贵源自它们的自然属性(或物理性质)。其实这完全是一种幻觉。马克思写道:“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 (马克思,第1卷,第 89页)事实上,黄金制品和钻石制品并不天然地是昂贵的,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它们才可能获得昂贵的价格。这就启示我们,商品作为“社会的物”,其神秘性是社会生产关系赋予的。

二是“货币拜物教”。这种拜物教比起商品拜物教来,显得更为抽象也更为强烈。因为拥有某种商品只意味着拥有某种使用价值,而拥有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却等于潜在地拥有一切商品的使用价值。所以,人们习惯于把货币作为万能的神来崇拜。其实货币尤其是纸币只是贵金属的符号或象征,本身几乎毫无价值可言,可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这个轻飘飘的存在物俨然成了一切使用价值的化身,从而受到人们的普遍崇拜。由此可见,货币拜物教不过是商品拜物教的更为显眼的表现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 (同上,第111页)

三是“资本拜物教”。一旦商品或货币作为资本被加以使用时,资本拜物教也就完成了。马克思写道:“在资本—利润(或者,更好的形式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一般财富的各个组成部分同财富的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 (同上,第3卷,第938页)为什么这个世界会以颠倒的方式表现自己呢?这正是资本拜物教导致的必然结果,因为它造成了这样的假象,似乎资本会自动地产生利润、土地会自动地获得地租、劳动会完全地转化为工资等等。其实,所有这些幻觉都源自资本拜物教,而“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 (同上,第440页)。因为作为生息资本的货币资本一旦被贷放出去,“那就无论它是睡着,还是醒着,是在家里,还是在旅途中,利息都会日夜长到它身上来”(同上,第443页)。

其实,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理财和投资意识的普遍化,无论是商品还是货币,都以越来越普遍和深入的方式转化为资本。在这个意义上,尽管资本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都起源于商品拜物教,但资本拜物教却是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真理和归宿。马克思曾经说过:“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它的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4页)作为现代社会的生产关系,资本正是掩盖其它一切色彩的“普照的光”,也是决定一切存在物比重的“特殊的以太”。

当然,在马克思的资本诠释学看来,既然资本只是一定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关系,它的存在就不可能是永恒的。在现代社会中,资本导致的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尖锐矛盾和社会生活的普遍异化,早已敲响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现有的存在方式与运作方式的丧钟。马克思认为,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并把资本的存在方式和运作方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海德格尔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不是从党派斗争或世界观的角度,而是从本体论的角度出发来解读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的历史意义的:“人们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对待共产主义的学说及其论据,但从存在的历史意义看来,确定不移的是,一种对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东西的基本经验在共产主义中自行道出来了。”(《海德格尔选集》上卷,第384页)事实上,共产主义正是马克思的资本诠释学通过对资本的历史作用和局限性的深入反思必然引申出来的结论。

上面,我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诠释学作了简要的考察。这一考察表明,资本诠释学蕴含着以下三个维度:

一是批判的维度。马克思的资本诠释学与一切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根本差别在于,它不是以价值中立的方式描述现代社会,而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批判地考察现代社会,并深入到对现代社会的不可见的层面——生产关系的反思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资本诠释学是一种批判的诠释学。

二是实践的维度。马克思的资本诠释学与其他一切诠释学说的根本差别在于,后者只关注“诠释世界”,而前者则自觉地把“诠释世界”和“改变世界”贯通起来了。显而易见,资本不是依靠自己的幻想,而是通过实践的基本形式——异化劳动而自行增殖的。也就是说,无论是资本的存在方式和运作方式,还是对这些方式的改变,都不得不诉诸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资本诠释学是一种实践的诠释学。

三是权力分析的维度。马克思的资本诠释学与其他一切纯粹经济理论的根本差别在于,马克思不仅把资本理解为现代社会的“经济权力”,同时也把它理解为支配一切的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而人们的全部认识、理解和诠释活动,都是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由宏观权力和微观权力编织而成的“权力场”中展开的。事实上,根本没有纯粹经济学,只有政治经济学。权力分析的维度也表明,以往的诠释学理论撇开“权力场”的背景来探讨理解和诠释的活动是十分肤浅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资本诠释学是一种权力分析诠释学。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资本诠释学既为我们分析现代社会及其意识形态(包括形而上学)提供了一把钥匙,也为我们重新审视诠释学的历史、深入反省现代性的历史内涵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思想资源。

【注释】

①马克思于1858128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到拉萨尔的著作《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时写道:“Bei Auslagung und Vergleichung von Stellen mag ihm die juristische Gewohnheit der Hermeneutik behuelflich gewesen sein.(MarxEnsels,S.267)中央编译局的译本将上引德文译为:“在对某些字句进行解释和比较时,看来解释法律的习惯帮助了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57页)在这里,Hermeneutik被译为“解释”。我们认为,此句应译为:“在对字句进行解释和比较时,他求助于法学诠释学的(表述)习惯。”

②恩格斯写道:“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7页)

③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中已经揭示出这种“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可能性。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页)

(原载《哲学研究》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