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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潇】论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的价值冲突

 

在深入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的精神异化现象时,马克思曾严肃关注并科学诠释过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的价值冲突:“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①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类文化异化现象,虽然从根本上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对抗性的客观展示,但同时又一般性地揭示了资本与文化在特定条件下的逻辑矛盾。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后现代社会,马克思所痛陈的文明异化现象却有增无减,愈演愈烈。眼下我们正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开展文化建设,在资本逻辑依然广泛发生作用的情况下,难免遭遇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的价值冲突。它既证明了马克思关于文明异化的论述远没有过时,又表明认真研究和解决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的矛盾、冲突,是我们面临的一个跨制度、跨时代的重大课题。

外在财富的单面性衍生主客观文化的对立

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的乖离,对精神文化生产形成的深刻影响之一,就是造成了主观文化和客观文化、内在财富与外在财富的诸多对立。马克思早已指出,市场上的货币交易会将主体内在需求与货币对此需求给予支持的可能性演化为主、客观的矛盾:“以货币为基础的有效需求和以我的需要、我的激情、我的愿望等等为基础的无效需求之间的差别,是存在和思维之间的差别,是只在我心中存在的观念和那作为现实对象在我之外对我而存在的观念之间的差别。”②而这种由货币交易所造成的需求欲望与货币支持力之间的矛盾,向主、客观矛盾的转换,是与货币交易的内在机制这一资本逻辑密切相关的。货币作为商品的一般等价物,它总是为“物”而等价的,是以社会一般劳动的商品凝结物——劳动物化的产品之“物—物”相较的方式,才得以“钱—物”相较的。货币所等价、所计量的只能是有形的物质产品,劳动者支付的体力或脑力的计量与交换必须物化在产品中,才能实现。这样一来,便使精神文化在其外化、物化形式的产品中,亦即在货币交换中之地位和价值得以特别突显,因而也使文化生产的精神成果必须以外在财富——物质财富的形式,才能得到社会的充分肯定与实践性的受理。非此,那些观念性、精神性的思想、情感、心智成果,虽然是精神性的内在财富,但它们因未能外化而无法直接进行货币交换。是故,在资本逻辑的价值秩序中,文化的客观形式便超过了它的主观形式,财富的外在形式也超过了它的内在形式,于是发生了客观文化压制主观文化,外在财富遮蔽内在财富的文化市场景观。货币哲学家西美尔敏锐地发现并深刻论述了这些文化异象。他指出:为金钱所“支配事物在一种完全没有色彩的、不具有任何专门意义上的规定性的交换手段身上找了自己的等价物,它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兑换成这样一种等价物,因此事物在某种程度上被磨光、磨平,它们粗糙的表面日趋平滑,不间断的夷平过程在事物之间展开,它们的流通、给予和接受以一种完全不同于自然经济时代的速度进行,越来越多的东西,看起来置身于交换之外,实际上却被卷入永不间歇的交换之流。……经济世界的命运作为生活的这一运动过程的一部分,同时也成为整个过程命运的一个象征和一面镜子”③。货币交换不仅夷平了商品在使用价值和物理形态上质的差异,纯粹以其内含的抽象劳动量的形式化计价交换;而且它还否定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成果的差异,纯粹以劳动对资本增值所具有的使用价值之大小计价。“这种社会联系……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只有通过交换价值,他自己的活动或产品才成为他的活动或产品;他必须生产一般产品——交换价值,或本身孤立化的、个体化的交换价值,即货币。另一方面,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④

由此孕育出了这样一种拜物教的文化观念,物的完美代替了人的完美,人的精神世界被货币这种普适性的“绝对价值”、“绝对目的”导致的物化和客观化的财富理念占领了。如马克思所言,“人们信赖的是物(货币),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⑤。那充满敌意的冷酷无情的物质利益竞争,若无坚强有力的社会秩序规范和修持人性的文化逻辑匡正,其自发作用必然普遍地培养“败坏一切社会纲纪的,没有廉耻、没有原则、没有诗意、没有实体、心灵空虚的金钱拐骗者”⑥,所有这些,都会从根本上消解主观文化、内在财富的优越地位和重要意义。而且科学技术越发达,非物质经济的文化产业、文化资本越上规模,上述现象就越严重。文化产业化发展史上,“19世纪的客观文化相对于主观文化取得的优势,某种程度上可以作如下概括:18世纪的教育理想是培养人,也就是培养一种富有个性的内在价值,但它在19世纪被一定数量的客观知识和行为方式意义上的‘教养’概念排挤掉了。这种差异看来一直在扩大。每天在所有方面,客观文化的宝库都在增多,但个人精神在受教育的形式和内容方面的增长,仍然只能日益落后于客观文化,缓慢前行”⑦。如此一来,在文化工业中通行的那种集约化经营、技术化流程、规格化制作、科层化管理,使得精神生产过程中将个性化、创造性脑力劳动与集合化、机械性的脑力劳动的关系演变为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的关系,形成集体文化对个体文化的客观化强势。“文化共同体的这种浓缩的脑力劳动,与个人脑力中的活力状态相比,就像丰富的可能性与现实的有限性之间的对比。对这些客观精神内容的存在方式的理解,要求将它们放在一个独特的组织中,这个组织属于我们理解世界的范畴。在这个范畴内,作为我们真正问题的客观文化和主观文化的矛盾关系,也将找到自己的位置。”资本逻辑在上述领域对文化逻辑的冲击,概括地说产生了以下文化病垢:一是会影响社会对文化生产的全面关注,不能保障文化发展自身逻辑如文化部类生产平衡发展的机制、文化生产和消费积极互动的机制、科技基础研究与技术产品开发的协调发展机制等文化机理的顺利实现;二是会在文化生产主体方面造成片面的物质利益兴趣,压抑主体的文化理想、知识兴致、科学好奇心等文化创新和科技进步的内驱力;三是文化产业发展的资本运作及其市场效益评价原则,会干扰文化建设之社会效益原则的贯彻与持守,影响文化诸多方面非经济价值的社会实现;四是过分注重物质利益的外在激励,抹杀精神生产的人文价值引导,膨胀起来的经济实用主义文化观念,会严重损害文化创造过程中特别需要的内在激励机制和精神鼓舞力量,挫伤文化进步所要求的恒久而旺盛的主体张力。知识经济及其文化市场、文化产业之资本逻辑的运作,不是靠科学诉求或未来理想去维系,也不是用求解知识未决形态的探索精神或文化价值的理念去维系,它们的支撑点是那些能够帮助人们获得可预期利益、可度量实用性结果的信息,如工艺、技能知识,资本利润博弈与财务核算知识,社会需求计量和资源配置知识,某些技术或管理体制、策略的知识,等等。这些浓重的市场价值和资本逻辑色彩加于知识文化中的商品价值,会对中性的或无法直接在市场获利的学术文化价值、人文价值形成压制或干预,造成文化的学术、人文价值与商品价值之间的鸿沟扩大,文化内部的逻辑矛盾与意识冲突加剧。

符号资本伪化精神生活的真实

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的乖离,进而对文化逻辑形成的挤压与扭曲,很重要的一条实现途径,是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介入精神生产及其产品的传播,使社会文化生活脱离原有精神生产技术基础上形成的既定逻辑与价值秩序,在认知和价值理性方面发生畸变。

这个现象,首先广泛地出现在文化的工业化生产中。现代文化工业,借助计算机、网络、电子声像技术,在延伸和强化人的大脑智力劳动生产力的同时,大量地复制产品和延伸其使用价值。这既是文化工业化的技术前提,也是文化产业市场化、资本化经营的物质基础。因为凭借这些物质技术,文化生产能一定程度地克服生产主体自然能力的限制,能断开文化产品的演示与其生产主体直接出场的主体性关联,在脱离主体在场活动的情况下让产品绘声绘色地展现出来,从而有条件实行文化产品的规格化、大批量、快节奏、重复性生产。文化生产工业化直接引发巨量的消费文化,它解构了印刷文化时代那种个性化创造、精心构造文化作品,受众细细品读和赏析文化作品的精神生产与精神生活方式及其文化逻辑,而把形象、直接、冲击、同步、瞬间和轰炸作为审美创造与精神体验的方式,嵌入了精神文化生活。精神文化的接受与消费方式,在心理层面由以往的“意愿的记忆”转变为“非意愿的记忆”。前者强调主体在历史与现实、心灵与外界的自由联系中深入思考与全面整合,是电子文化与机械复制技术出现之前的精神生活调式;有一种能让人们在夜阑神闲的灯光下,慢节奏地进行心灵与经典、自我与外界从容对话、自由交流的精神家园。后一语境中,电子信息技术与机械复制技术打破了主体内心体验的从容性、整体性、自组织性,信息的狂热搅拌,驱使人们不停地搜寻、选择、取舍、更新,常常让人心力交瘁、疲惫不堪、思想浮泛、韵意缺失。

文化生产及其出品的真实与感人,经典与经久,很重要的一个根据,是其韵味不减,常品常鲜。个体生产者技艺的独特性,个人经验集成的不可复制性,审美情趣的不雷同性,与由文化创作的时间、地点、语境等因素构成的独一无二的氛围相结合,就形成了作品之特殊而无法替代的“韵味”。它是作品的神形统一、内外融合、主客相洽的表现。文化作品的被复制,无疑破坏或解构了它的“原真性”。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本雅明认为,“即使在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⑧,即它的创作时空及其氛围的独特性。唯有借助这种独一无二的即时即地性才构成文化产品的历史含蕴。文化精品的生产和存留向来是受制于历史的。其中不仅包含了由于时间演替使文化出品在其物理构造方面发生的变化,而且也包含了作品可能的所属关系的变化。前一种变化的痕迹只能由化学或物理方式的分析去揭示,而这种分析在复制品中又是无法实现的。后一种变化的痕迹则是一个传统问题,对其追踪又必须以原作的状况为出发点。“原作的即时即地性组成了它的原真性。对传统的构想依据这原真性,才使即时即地性时至今日作为完全的等同物流传。完全的原真性是技术——当然不仅仅是技术——复制所达不到的。”⑨因此,“一件东西的原真性包括它自问世那一刻起可继承的所有东西,包括它实际存在时间的长短以及它曾经存在过的历史证据”⑩。这是无法复制的。对艺术品等文化成果作机械复制,一定以损害其文化韵味为代价。因为复制技术就是要把被复制的东西从其彼时彼地的传统领域中拔出来,就是要否定它独一无二的时空条件和语境,就是要动摇作品的原真性及其核心价值,就是要中断它可持存和继续的历史根据。这些文化创造和流传中形成的历史财富,凝练而成为文化出品的内在韵意。然而,由现代信息技术生产出来的大众文化,它通过形象代替实体带来了它的抽象化产物,但它同时又是对抽象世界的反抗。它用对生动形象和具体事物的想象来报复抽象的和被物化的现实。它集成并借助语声、音乐、形象、情景等各种感性元素,填充技术仿造出来的世界,以技术的手段来实现对象世界与内在世界双重的人化与显示。

因此,文化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在许多方面根本性地销蚀了文化产品的“文化”意韵。对此,本雅明这样解释:“究竟什么是韵味呢?从时空角度所作的描述就是:在一定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近之物的独一无二的显现。……韵味的衰竭来自于两种情形,它们都与大众运动日益增长的展开和紧张的强度有最密切的关联,即现代大众具有着要使物更容易‘接近’的强烈愿望,就像他们具有着通过对每件实物的复制品以克服其独一无二性的强烈倾向一样。这种通过占有一个对象的酷似物、摹本或占有它的复制品来占有这个对象的愿望与日俱增。”“在这种形象中独一无二和永久性紧密交叉,正如暂时性和可重复性在那些复制品中紧密交叉一样。”(11)这一见解表明,文化作品唯其独一无二才成就其恒久的意义,而其仿制品也正是因其重复性带来了持存的短暂性,因此破坏了作品原型的恒久价值。

正因如此,文化的复制性生产,它追求更大范围的空间充斥和市场占有,它以空间的快速与大规模占据,消解和取代文化之时间上的经久持存,因而它具有一种满足人们追求当下性占有的功能。它这种以空间消解时间、以数量取代质量的品格,与消费文化的即时性、规模化特质,与资本运转的短期性、速率性品格,具有天然匹配的意义。这样也就形成了文化复制、文化市场、文化消费、资本运行及其增值之逻辑的内在一致性。它们相互依赖,彼此互动、助长。文化的机械化和复制性生产,用众多的复制物取代了文化原创独一无二的存在,同时文化仿品让接受者能在其自身的环境中去欣赏,因而它赋予了被复制对象的现实性活力。这种宣泄性的生产和享用,自然销蚀了文化遗产的传统价值,导致了文化传统的巨大动荡。同时,文化出品的工业化,使大量作品在机械复制中改变了大众与它们的关系。作品的文化价值与其流行的范围、速度成反比:流行越滥,其社会意义损失越多,观众严肃认真的批判和欣赏态度也就被消解得越多。媚俗的东西被人们无批判地欣赏,其反面则是对于真正高雅精致的文化创作懒得理睬,甚至带着反感去抵制和批判。精神文化出品的消费中,凝神专注是主体对作品的文化进入;游戏与消遣,则是大众超然于文化作品的内在价值而沉浸在自我陶醉中。其实,资本逻辑与文化生产的机械化或电子化复制在文化产业中的联手,其自发作用还远不止于对文化生产方式的改变,更深远的还在于它们改变着人们在精神文化生活中的意识方式。美国文化学家伯曼认为,资本逻辑驱使人们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断消解产品所具有的思想和科技意涵,消解其超凡脱俗的品格:“正如马克思所见的,事情的真相却是,资产阶级社会建设的每样东西都是为了被摧毁而建设起来的。‘一切坚固的东西’——从我们身上的衣服,到织出它们的织布机和纺织厂、操纵机器的那男男女女、工人们所居住的房屋和小区、雇佣工人的工厂和公司,一直到将所有这些人与物包容在内的城镇、整个地区乃至国家——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在明天被打破、被打碎、切割、碾磨或溶解制造出来的。因此它们能够在下星期就被复制或替换,而这整个过程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希望能永远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不断地继续下去。所有资产阶级纪念物的令人哀怜之处在于,它们在物质上的强度和坚固性实际上毫无价值,无足轻重,它们像衰弱的芦苇那样被它们所纪念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力量摧毁。”(12)

如此而来,大众文化的资本逻辑统驭,使主体的文化存在于虚幻的精神漫游中变成无根的“他处”存在,幻化了主体生活的现实性和文化自身的社会本体性。大众文化消费很重要的方式是休闲,在工作之外的时空中完成。休闲的文化卸去了劳动的紧张、家庭的纷争、繁重的负累、社会的关注、政治的责任、宗教的信仰以及其他种种冏境,而精神地诉求和实现着一种轻松、舒适、娱乐、自我、幸福,是生活重负的开释与人之自由的“他处”。这成了一种类似《红楼梦》偈语提到的“以假语村言,将真实隐去”的自我幻化,是对紧张、冲突、沉重、痛苦、孤独等负面环境和异己状况的出逃。甚至“由于心灵总是被调往他处,我们自己在我们自身中的存在也被淡化了”(13)。这种休闲文化双重地拉开了人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一是它放弃休闲之外的真实自我,降解人们不舍追求、拼搏创新的那份忠诚与进力,甚至可以让意志不坚定者“荒于嬉”,或者像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说的那样“娱乐至死”!二是休闲文化构成的精神乐园遮蔽了真实的生活世界,使主体以自我掩耳的方式放弃追问、批判、建设现实生活的责任感,乃至玩世不恭,逆来顺受,虚无主义地对待生活、对待自我。因而休闲文化在释放自我、宣泄自我的同时,客位化、被动化了自我,让人成了置身事外、旁立冷眼的“看客”。

这种文化心态,自然也是受动于消费文化之内在精神机制的。大众消费文化,由于资本逻辑的浸泡以及现代传媒的运作,它们将其主体拖到一个非认知的世界,文化受众对于生活世界与真实事件,处于一种似乎在场而实不在场、将近还远的境地:人们通过现代电子媒介在休闲文化中徜徉,好像置身各种活动之中,“但是他的参与总是通过代理人、中介者,如记者、播音主持人、摄影师、电视摄像师,还有名人、明星、想象世界的英雄实现的”(14)。人们在消费文化生活中,对于世界的联系与认知总是隔膜化的、间接性的,是通过声像摄录装置、通过他人,而看到了他人及其声像装置所看到、所记录下来的一切。恰如莫兰所说的,那些“半透明的、透明的或折射的东西把我们与物质现象分隔开……这种无形的膜片使我们被隔离、同时又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观看和更好地梦想”。“因此我们参与伸手可及但又触摸不到的世界。因此现代的观赏同时具有最大的在场性和最大的缺位性。它一方面是收视的不完满性、被动性和漫游性,另一方面是对于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的丰富性的投入。”(15)在大众消费文化形形色色的产品展示中,人们静观反思之后常能发现其中的许多悖论,“它在给予形象的时候撤回了肉体。大众文化使人在虚构中获得任何不能实际地消费的东西。它因此是没有风险的生活的探险,舒适的生活的贫乏,贫乏的生活的舒适,可敬的家长的罪恶,卑贱的人物的尊荣,慈悲的灵魂的残酷,冷酷的人物的慈悲”(16)。这样,消费文化便“使它的消费者的一部分生活变成虚拟的,把他们的精神投射到许多形象化的或想象的宇宙中,使他们的灵魂散居于无数为他们活着的副身上”(17)。人们企求用大众消费文化缓解现实生活的紧张,抚慰疲惫的心灵,但它却常常从主、客体的两个方面使现实生活发生萎缩。这真实地体现了资本逻辑对积极文化诉求的一种掳掠和挤逼,属人的现实生活被幻化、抽空,文化体验被虚拟、代偿,表明其中的资本作伪太多,榨取太甚。

同时,在资本逻辑编织的消费文化世界中,还因为像电视的自由选台、网络的匿名言说与随心所欲以及信息的快速转换,更强化了消费文化生活的自我中心主义。虚拟世界、声像世界中以主体自我为轴形成的社会离心力,与休闲文化的碎片化、瞬间性形成的精神疏离,彼此互动,多少让人们与真实、完整而沉稳的现实世界出现了认识和价值的双重裂解。这是人们从疲惫的市场竞争中短暂地跳出资本逻辑的束缚,企求文化休闲的开释,却又不料被深隐其中的资本逻辑戏弄,让主体在松弛、释放和娱乐中,在似是而非的满足和快适中,再度迷失了自我,再度被资本逻辑给予一种文化的囚困。一再追寻自我实现的人们,在资本逻辑的舞池中起舞难免自我异化:“明哲的老年人变为了退休的小老人。成熟的男人变成了落伍者。失去尊严的或友爱的父亲在电影的想象世界的灰色淡出中变模糊。女人在到处出现,但是包容一切的母亲消失了。”(18)这些有几分刻薄的描述,虽然难听,但绝不乏其真实。看看那些电视呆子、沙发土豆的猥琐,现代电子技术送达的消费文化不仅由资本逻辑操纵着,而且其表达、其所指往往也是资本逻辑在市场竞争中留下的真实故事。那些类似于千篇一律的黑老板、黑打手、黑公安、黑女人、黑保护伞,对善良人的欺侮和迫害,由此演绎出来的酒色财气、男盗女娼、爱恨情仇、生死搏杀等拙劣故事,不仅扭曲了真实的生活世界,而且也抹黑和创伤了受众的善意良心,让人失却了很多属于人的本真。这种无所不用其极、无剧不陈其痛、无处不显其陋、无事不存其伪的上演,就是资本逻辑演绎出来的文化“刺激”!

置身于大众消费文化中的芸芸众生,当他们离开劳动和物质生活的实在而浸入大众文化消费时,在物质地排遣、开释自我的同时,精神地把自我移入一个非现实的异在之境。电视荧屏就很直接地将受众带进了这种“他处”境况:“这不仅是自由的、探奇的、脱离社会底层的、被唤醒的梦想的他处,这也是全球的现实性的他处。这是电视在此处的极端的静止不动中完成的在他处的极端的无所不在的周游。一个宇宙的多种形态的浓缩物每日被提供给穿着拖鞋的电视观众。”(19)人们在此处与他处的角力中精神和肉身双重化地存在着,“一个异常的离心力把精神放逐到他处去的同时,消费的个人主义的万有引力又把意识的人造卫星拉回来”(20)。人们置身于其中的文化世界,“织造出一个愈益宽广和稳定的从他处到此处和从此处到他处的空间场,也就是一种新型的与空间、世界的关系。大众文化的起沟通作用的和被沟通的本质交替、连接、中介。异国情趣变得熟悉起来,未知的物变得越来越不陌生……大概成反比例,愈是陌生的东西变得熟悉,愈是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21)。“因此,大众文化把我们引入一种失去根基的、变幻不定的、在时空中游荡的关系中。”这中间既有对刻板、单调的日常劳动、生活的精神疏解与补偿,也有对肤浅的、无关宏旨的和让人振奋的现世精神的共享。但是,“大众文化并未站在时代精神的肩膀上,而是挂在它的衣服垂尾上。”(22)“因此,人们在大众文化中几乎找不到与自己、与生活、与死亡、与宇宙的巨大神秘进行拼搏的人的内心的探询。没有出自人类本性的反抗,没有俄狄浦斯这个解谜人和斯芬克斯这个出谜人,没有对于存在的底蕴的令人晕眩的潜入,因为一切在那里都处在水平状态、在现实的和想象的事件的表面和在平移中发展”。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消费行为,都依附在时代精神巨大疯狂而张扬的节奏上。(23)“当前的东西高于永恒的东西、表面的东西高于本质的东西的原则颠倒了整个文化的观念。”(24)

消费文化的上述精神定势在文化产业中被资本逻辑所强化。消费文化在历史发展中蛹化出来的民俗文化回归现象,被产业文化及其市场运作的资本逻辑敏锐而真切地捕捉到了,人们纷纷打出各种历史的、民族的、地方的、风情的文化品牌和旗号,以俗入文,用俗唱戏,借俗还魂,倚俗显胜,凭俗展魅,生产出形形色色的商用符号和赚钱工具。其中,有奇俗奇陋甚至奇丑奇恐的影视节目,有各类上刀梯、过火山、下油锅的残酷表演,有装神弄鬼、半人半仙的文武道场,有婚丧娶嫁、生死演绎的各类庆典,有你来我往、人情平衡的种种志贺,还有神灵祭奉与农事节令、行业规矩的各种祝祷等等。这些活剧的上演,大量地出现在各类旅游资源的开发中。那些凭一方风物招揽天下游客的旅游产品开发和市场运作,可以天天结婚、天天过节、天天唱戏,借着前人的形象符号与亡灵,演着现代人挣钱的把戏。他们把“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直接变成了“文化搭台、唱戏、挣钱”一条龙模式。结果,历史的文化被现代性复制,民俗文化变成了商业性的上演,虔诚的信仰与情感的神圣依托变成了逗乐游客的戏耍。传统的、民俗文化中那来自远古、远方的历史记忆与地方信息,仅仅成为假托性题材和形式化道具,在各类上演中僵硬而苍白地出场。最终是在资本逻辑的撮合下,民俗文化活动中真实的乡土情趣、民间气息、生活芬芳、思想信仰、社会规范,全都消失在文化罐头和各类花式炫目的“文化”碎片中。资本逻辑对文化市场的调控,让一切服务于赚钱,一切接受货币的考量与支配。民俗文化的意义完整性被民俗演出中演员、看客的离析性所拆解,没有以往那种文化原生态演出、欣赏的一体化及其在场全员参与的整体性了,演员是为取悦看客和挣钱而虚拟地、仿古地表现;观众是为了猎奇、娱乐和饱眼福而移身出场。表演者与观看者的出场相对于民俗文化主体的原初状态,都只能是一种缺位。从时空来说,资本逻辑的力量把民俗文化移植到产业文化、消费市场的同时,也把文化产业、消费市场推进到民俗文化的原产地,形成各种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甚至滥用。这些,都使原本属于“此时此地”的民俗文化,在产业化、市场化中变成既非此时、亦非此地、更非其人的伪文化行为。民俗文化在热闹的上演中展示其不敌文化现代性的衰落,其五光十色的包装出售早已丧失了它们的原汁原味和让现代人难以企及的精气神。林林总总的新仿古主义在把各种从现代化浪潮中消退的民俗文化形式地、商业化地复兴起来的同时,却从文化的精神实质和内在的价值宗旨方面更深层次地瓦解了它们。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俗文化的当下状况既是文化逻辑现代演绎的产物,让其原始的意义与野性的表达作为普遍性题材,从生长地超拔出来走向各类现代传媒;更是资本逻辑商业性操作民俗的结果,形式地看,似乎成了两者的合谋。这些,很真实地确证了马克思关于货币资本对文化生活中观念与现实之关系的颠覆性解构:“它把我的愿望从观念的东西,从它们的想象的、表象的、期望的存在,转化成它们的感性的、现实的存在,从观念转化成生活,从想象的存在转化成现实的存在。作为这样的媒介,货币是真正的创造力。”(25)

资本扭曲文化的价值逻辑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各类主体“他能看到什么,能看到多少,这不仅取决于世界上事物的决非由他所创造的现存状况,而且取决于他的钱包和由于分工而获得的生活状况,也许这种生活状况使他对很多东西都不能问津,尽管他的眼睛和耳朵十分贪得无厌”。(26)这一深见告诉我们,文化主体总是依据他的生活环境、社会角色、利益关系及其决定的价值倾向和情感偏好去认识事物,接纳和处理信息的。人们往往只是看到他们愿意看到和能够看到的东西,积极接纳那些受到实际生活格局支持和驱动的自然和社会文化信息,形成由社会存在及其价值指向所建造的认知结构。因而,精神文化生产者们在理论上确认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引导他们所做的抉择。同时,社会现实生活除了对不同空间处所或处于不同社会存在方式中的人们,洞开或遮蔽特定的视野之外,还会以多种形式训练和选择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言说逻辑,使精神文化生产者在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时候,常常受到社会的席卷、裹挟而放弃自己的精神个性,按社会生活的形下引导去认识和言说世界,展示精神劳作的社会经济属性。这种存在对主观意识的规定,便在精神生产中透露了资本逻辑对文化逻辑的强势和挤逼,造成了两者乖离的现实可能性。

笔者顺着这一理路去观察和思考问题,发现资本逻辑对文化逻辑的扭曲或解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它从价值系统销蚀文化生产主体的创造性进力。马克思曾经说过,作家为书商写作和独自创作是有根本差异的。前者把对金钱的追求当作目标,听任资本逻辑的摆布,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批判和诠释,大脑被系在脖子上的钱袋子所左右,写作仅仅是挣钱谋生的手段。后者则见之于对社会的良知与责任,对人类正义事业的关注与理想追求,对审美创造的文学呐喊。因此马克思明确指出,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但当资本逻辑介入精神文化生产之后,类似于作家的精神生产者就很难约束自己不为挣钱而写作了。即使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文化产业化、市场化的推动下,小说家、剧作家、演员、动漫制作人、艺术创作者等文化生产主体,与文化企业家、资本投入者签约的,已经相当普遍。他们把自己的精神生产纳入资本逻辑的轨道,成为资本的雇佣者。致使“签约作家”、“签约演员”等指称文化资本雇佣劳动者的概念高频率地出现在语汇中,表明这一文化现象已经有了广泛的社会普遍性。这是知识、文化生产资本化带来的文化产品及其生产者智力劳动方式本身的资本化。

然而,知识、文化产品的资本化,在某些方面,是与科学、思想、艺术方面的精神文化生产本身的文化逻辑要求相悖的。马克思和爱因斯坦都曾经说过: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科学文化生产及其出品的非私有性,首先在于它的生产的广泛社会性:“一切科学工作,一切发现,一切发明。这种劳动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又以对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27)资产阶级率先发起的工业革命,生产物质技术的大机器形态,使“人类理论的进步,得到了利用。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这样一来,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而在以前的生产阶段上,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的力量,因而整个说来从未超出制作方法的积累的范围,这种积累是一代代加以充实的,并且是很缓慢地、一点一点地扩大的。(凭经验掌握每一种手艺的秘密)手和脑还没有相互分离”。(28)爱因斯坦说:“有许多人所以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学是他们自己的特殊的娱乐,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对于科学,就我们的目的来说,不妨把它定义为‘寻求我们感觉经验之间规律性关系的有条理的思想’。科学直接产生知识,间接产生行动的手段。”“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到愈来愈少的人手里,不仅使科学家经济上依附于人,而且也从精神上威胁着他的独立;对科学家在理智上和心理上施加影响的种种狡诈伎俩,会阻碍真正独立人格的发展。”(29)培根曾分析过科学技术进步缓慢的原因:“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说来不外是这样: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但对于这一点,绝大多数人却没有感到,他们只是雇佣化的和论道式的;只是偶然有智慧较敏感、又贪图荣誉的工匠投身于新发明,而他这样做时多半是以自己的财产为牺牲。一般说来,人们绝无以扩增技术和科学的总量为己任之意,所以即在手边已有的总量当中,他们所取和所求的也不外那对他们的演讲有用,能使他们得利、得名或取得类此便宜的一点东西。”(30)科学巨匠和思想大师揭露、批判了知识资本化对科学家的内在使命感和独立探索、创造之条件的恶性影响。强调科学的无私性,即知识免费传播,而研究者从同代人那里获得承认的回报。“知识的资本化取代了作为科学规范之一的无私性。这种新规范不仅源于产业科学的实践和学术界内部企业机制的出现,而且来自对大学的外部影响,来自政府政策,如改变处理联邦资助研究带来的知识产品的规则的间接政策,也来自直接的产业政策。由于像技术转让办公室这样的组织形式的具体化和对政府为支持研究而资助项目的要求的具体化,知识资本化的过程改变了科学家考虑其研究成果的方式。”(31)科研人员为了获得社会及同行承认,通过发表论文来寻求声誉和影响力。“将承认转化为拨款、设备、数据和文章的过程被称为声望循环。取得成功的科学家的目标,即加速声望循环,随着增加的声望被用于获得更大的实验室空间,设备和助手,其结果是导致了更大的组织结构的出现。当科学家从事研究,并将进行研究所需要的资源集中起来时,他们创建了一种公司样的实体或‘准公司’。”(32)

以上见诸哲学家、科学家、教育家关于高端精神文化生产的社会价值及其生产主体应当持有的价值态度的论述,表明了这一领域文化生产的价值逻辑:无私、共享、利人。但市场经济及其运行的资本逻辑,却可能无情地、甚至强有力地将文化生产本有的、应然的价值逻辑给以多方面的扭曲,使知识的资本化一定程度地背离文化自身的价值逻辑,使知识生产主体的行为取向也随着资本逻辑的运行而一定程度地放弃或改变了文化精神的价值初衷和逻辑轨迹。它们都使科学文化生产的社会价值取向朝经济取向转移,使科学文化知识的社会性、共享性、公益性向私己性、占有性、功利性转移,大量地见诸为资本增值和个人获利提供使用价值或工具效能。自然,这并非要一概否定产学研一体化过程中科技研发产业化的资本运作机制,而是强调在发展科学技术的过程中,不能盲从市场的自发调节与资本逻辑的全面调控。因为市场机制的作用短期化,不利于人们致力于发展那些见诸长远利益的项目和领域的研发;资本逻辑经济价值取向的单面性,有碍于发展那些社会效益巨大而经济效益不足的科学研究,如基础理论研究、宇宙研究一类,也无法为科学技术的研发提供伦理道德方面的价值评判标准;市场调节功能强调的是利益博弈而非学术竞争,它无法为科学真理的发现提供直接的评价尺度,能否挣钱、挣钱多少不能成为衡量科学事业成败、知识取舍的秤杆;市场信号对精神生产给出的指引往往具有零散性、滞后性、现实性的特点,而科学研究及其精神文化生产则往往要求社会整体性、超前性、理想性的指引,单靠市场调节不足以有效组织社会化的科学文化生产。凡此种种,都需要政府和科研机构对科技精神生产之文化逻辑的深入理解和执著坚守,用一种充满社会大智慧和科学自觉性的系统理念与工作策略,去克服市场机制与资本逻辑自发调节给文化生产可能带来的价值偏颇与逻辑扭曲,如此才能保证精神文化生产的正确方向、社会价值与有效发展。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63334页。

③⑦[]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刘小枫编,顾仁明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646页。

④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110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154页。

⑧⑨⑩(11)[]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667910页。

(12)[]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7128页。

(13)(14)(15)(16)(17)(18)(19)(20)(21)(22)(23)(24)[]埃德加·莫兰:《时代精神》,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37272191191169202202203203204204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20页。

(28)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07页。

(29)参见林郁主编《爱因斯坦的智慧》,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第6314页。

(30)参见[]莫蒂默·艾德勒等编《西方思想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0页。

(31)(32)[]美亨利·埃兹科维茨等编:《大学与全球知识经济》,夏道源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

(原载《江海学刊》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