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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镇】马克思的哲学在苏俄的历史命运——莫斯科大学副校长米诺洛夫访谈录

 

    中俄哲学家论坛暨全国第十次俄罗斯哲学(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讨会于20051017-21日在湘潭大学召开。四十余位中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参加研讨会的学者中,有我国长期从事苏俄哲学研究的贾泽林教授、王克千教授、李尚德教授、安启念教授、徐凤林副教授等。俄国共有七位学者参加会议。他们中有:米诺洛夫教授(莫斯科大学副校长、哲学系主任)、米诺洛娃教授(莫斯科大学国家管理研究室)、马斯林教授(莫斯科大学哲学系俄罗斯哲学教研室主任)、马舍尔科夫教授(莫斯科大学社会—政治学说史教研室主任)等、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俄罗斯哲学与当代。与会者重点从俄国的文化根源上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历史与现状。其中,米诺洛夫在会上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遗产在俄国的地位与作用》发言,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兴趣,会上大家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命运的问题向他提问,并进行了交流。会后,我又与他交谈,向他问了些问题。现在,我以访谈录的形式将米诺洛夫所谈的马克思的哲学在苏俄的历史命运介绍给大家。

    问:马克思的哲学在苏联的政治生活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苏联解体了,苏联共产党失去了执政的地位,马克思的哲学也丧失了苏共的指导思想和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地位。您今天如何评价马克思的哲学在苏俄的历史地位?

    答:评价这一问题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在这里,我先谈谈过去俄国人是如何认识马克思及其理论的。

    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马克思及其哲学在俄国的境遇存在着一些十分矛盾的现象。第一个矛盾的现象是,马克思一方面对俄国的文化有很好的了解,但又不喜欢俄国人。马克思在受人尊敬的年纪里开始学会俄语,与大量的俄国文化代表者通信。他非常了解俄国这样一个大国对于全世界命运的意义,在其生命晚年写信给查苏利奇,谈到俄国公社的作用,认为,在亚细亚生产方式条件下,俄国公社可以成为向社会主义经济方式过渡的特殊工具。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不喜欢俄国人,他曾经说过:“我总是讨厌俄国人,而他们却把我抓在手中。”第二个矛盾的现象是俄国人十分喜欢马克思,但并非真正喜欢他的理论。由于一系列原因,俄国人对社会理论经常带有盲目崇拜的性质。因而他们眼光中,理论主要不是理性所建构的思想模式,而是一种足以立即解救病痛的系统方案。加之数十年来信息的贫乏和思想的禁锢,人们的一切实践行为都被置于思想纲领的巨大影响之下,成为它们的直接的投影。这样,这些思想纲领的内容并不是用以取得当前实际效果的当代意识,而是一种救世主的意识。这一切在最大程度上表现在俄国人对马克思的态度之中。

    俄国人对马克思及其理论这种矛盾的态度,产生了一种矛盾的现象。早在1848年《德法年鉴》刚出版的时候,马克思的名字就已经被沙皇密探局列入对俄国特别危害者的名单中。马克思的肖像在警察中被散发,以便识别他,并在他来到俄国时将之逮捕。沙皇的书报检查机关曾经签发指令与“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染病”作斗争,而马克思曾经被定性为一个无神论、不服从和混乱的宣扬者。但另一方面,马克思思想的传播实际上没有被封杀,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还得了鼓励。因为当局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在俄国不会被人所接受。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甚至允许出版马克思的著作。结果,早在1848年,在俄国就已经出版了《哲学的贫困》,而在1873年就翻译了《资本论》,并且,关于这一著作出版的广告还刊登在政府的报纸上。马克思的学说甚至在沙皇家里向各界代表讲授。财政大臣维特对米哈依尔·亚历克山大维奇公爵讲授经济学时就讲到马克思。更为离奇的是,当局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某种反对革命民粹派的抗毒剂。因为在当时,革命民粹派被当局看作是现存制度的主要危险。

    于是,不论马克思本人是否喜欢俄国人,然而俄国人却真的是喜欢马克思的。革命时期,佩带着机关枪子弹带的水兵和士兵们带着他的肖像去从事世界革命。革命之后,他在很长时期中被视为社会主义的象征,但他的形象和列宁的形象混在一起了,后来又和斯大林形象混在一起了。

    在苏联时期,普通人像咒语一样利用马克思的引言,同时完全没有阅读原著。荒唐之处还在于,人们对马克思理论原则的利用到了适得其反的地步。

    结果,关于马克思及其理论在苏俄形成一系列神话。

    第一个神话是英雄的神话,马克思被看成“弥赛亚”的形象。这个神话直接建立在老百姓的知识水平上,并为大部分人所信奉。在这里,马克思的形象,具有革命的魔法般的性质。他精力充沛,蓄有大胡子,很像圣经中的救世主的形象。他成为俄国人自己的英雄,至于他的德国出身,在人们的意识中则处于次要的地位。地铁车站、街道以及最大的广场,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半身塑像和肖像不仅遍布街道、广场、俱乐部和戏院,甚至充塞于一切苏维埃机关。在我们国家,曾经建立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博物馆。当然,人们在那里所获得的绝对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印象。

    第二个神话我将之界定为“观念的”神话。它首先是由在一定的程度上熟悉马克思的知识分子制造出来的神话。在这一神话的基础上存在着两个马克思。一方面是官方的马克思。而另一方面,又有一个没有未被人们读过的、不出名的马克思。这一马克思未能被写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马克思这个时期的哲学被认为是不成熟的,并充满人道主义的和存在主义的因素。曾经认为,这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准确些说,完全不是“苏联的”的马克思。

    问:您所说的关于两个马克思的神话很有意思,能否说“两个马克思神话”的说法标志着苏联思想界的进步?

    答:是的。这种分为两个马克思的观念神话,在大学哲学系师生中是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它反映出他们在摆脱意识形态统治的一定程度的内心自由。第二个马克思的知识成为理性自由的某种标志。在人文知识界中,人们热爱这样的马克思。

    ю·B·安德罗波夫在担任苏共总书记期间,曾出色地利用过这种情绪。当局开始放弃对意识形态的检查。在苏共理论杂志《共产党员》中刊登了安德罗波夫纲领性的文章。该文受到知识界好评。这篇文章的一个思想是:国家政治与经济的改革需要有科学的社会理论作基础。这个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依据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就间接地承认了先前的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至少不完全符合“真正的马克思”。同时,这就断定,当局中有一批完全理智的精英,他们知道真正的马克思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直到8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被看作是一种可以解释一切的完善的社会理论。当然,专家内部出现了批判性的反思,然而他们未能走出哲学系专家的高墙。

    在改革初期,马克思主义是开始改革的一般的思想基础。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应该从停滞时期的思想僵化中解放出来,向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回归。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社会理论的、“带着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的论点。

    90年代初期开始,“带着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明显的停滞,人们的生活每况愈下。这样,马克思的理论被视为造成过失和失败的罪魁祸首而受到指责。结果是出现了对社会主义价值的最后决裂,而国家则转向建设一种极不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在反共产主义的歇斯底里的基础上,否定了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否定了它的基础,也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官方哲学的地位。这样,由于国家支持的丧失,迅速造成了“推翻”马克思学说的潮流。普遍否定马克思的时期开始了。俄国知识界与马克思主义“绝情”了。在改革中,大学关闭了马列史教研室,对哲学家马克思的研究被部分地停止,并且视他为导致俄国崩溃的错误思想的代表者。“自由主义”界首先发表了一系列著作,把马克思主义视同斯大林式教条的谬论。同时,作者们他们轻而易举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已经破产,如同以前他们中的许多人轻而易举地断言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的顶峰一样。

    今天,否认马克思的时期仍在继续,但其速度明显减缓了,冷静地对待这个理论的态度终于替代了它。人们试图严肃地批判地思考马克思的遗产,开始分析他关于人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学说的哲学基础,直至试图研究他的某些学说在现代文明的条件下如何适用问题。为了讨论马克思在世界哲学和社会思想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它的遗产的现代意义,近年来在俄国举行了一系列专门的国际会议和全俄的会议,包括在俄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莫斯科大学召开的会议。近十年就召开四次全俄哲学大会,特别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问:目前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

    答:目前可以把对马克思理论的认识分为下列几个流派:

    1、攻击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包含有教条主义的特点,它更多基于信仰,而不是知识。它的信徒或者是那些过去在理论上唯上是从,而在今天又找不到自己方位的人,或者是极左党派的代表,他们甚至并不是经典的共产主义者(久加诺夫派)

    2、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可能性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但这种社会主义必须摆脱从前苏联的缺陷。这是所谓“带着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这里,很大程度上依据的正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它强调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与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相联系的。

    3、发展着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不包括列宁主义)。它或多或少以客观评价马克思遗产为基础,并将之列入社会学和哲学的总传统。

    4、新马克思主义派。对于这他们来说,马克思只是诠释的对象,而且时常偏离马克思本身甚远。

    5、攻击性的反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一流派来说,马克思首先是批判的对象,并且这种批判并不是理论性的,而是把过去俄国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咎于马克思。这并不奇怪,这仍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反面的表现而已。

    问:最近在俄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有哪些内容?

    答:近些年,一些学者提出讨论“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时期的问题。在这里,研究者注意的中心是马克思所提出的对社会哲学关键问题的解决。具体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这首先是,人作为能动实体的学说(人以自己的劳动创造他必要的生活资料);关于在生产力结构和生产关系形式之间,以及在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法律上层建筑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的观点;国家的本质是作为保障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政治利益机构的观点;关于阶级斗争是社会基本动力的观点。

    与此同时,一些研究者的著作不断问世。他们坚持认为马克思所建立的学说仍有取之不尽的启发性,并依据马克思的思想着手研究一系列现实的迫切问题,如,世界市场进程以及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所谓“边缘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在科学技术和信息革命的条件下形成的社会基本阶级的社会地位的变化;国家在管理经济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计划原则在高技术基础上的社会生产中运用的可能性;分析强劲进行的全球化进程的基本特点。

    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可靠性和充分性受到积极的讨论。这个理论许多原理被拿出来同历史哲学可选择性理论,如,同著名的“区域性文明的理论”作认真的比较。许多著作还阐述后工业社会条件下阶级斗争特点的问题。

    研究“俄罗斯马克思主义”问题,首先是1917年十月革命前夜和革命时期出现的,以及苏联政权初期的著作——从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到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著作——占有特殊的地位。大量刊登的文章注意讨论马克思的思想及其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在西欧文化区域外适用性问题。与此相关,关于某个社会的文化独特性的意义,这种独特性如何在历史发展转折时期表现出来,是特别尖锐的争论问题。在这方面,历史的问题与俄国当今的地位以及与它的发展前景的问题交织在一起。这些研究使人们看到了社会结构的和谐,克服财产上的和一般社会文化上显著的不平等,稳定的就业保障和有效的社会援助,仍然是最紧迫的社会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得高度重视马克思的理论遗产,因为不重视他的思想就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辩证方法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并适用于对社会发展的分析。有的学者指出,坚持马克思关于否定和发展过程相统一的经典思想,对于分析当今社会发展趋势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辩证法能够区分开一方面是全球的后工业的技术以及不同文化对话的客观必然性,另一方面是它们的历史的对抗形式”。“它能够以发展着的概念体系来反映现实,这些范畴只有在总体上才为发展着的实践提供真实的理解”(布兹加林等)

    马克思历史哲学的人道主义思想得到了发挥。首先,它认为斯大林的社会形态的观点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对于研究当今社会的活跃状况是完全不够的。

    对于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来说,一个重要特点是重新研究关于社会结构的正统观念(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恩格斯早已指出,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层建筑能够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这种新观点强调,只有看到我们当今经历的变化是全球性的变化和历史发展的非线性,才有可能按新的方式来观察新社会产生的前提和矛盾的问题。这种新社会在自己发展中不仅消灭资本主义,而且整个地也消灭“必然王国”。同时,新观点也用新的眼光来观察苏联制度产生和灭亡的原因。

    未来社会和社会主义远景的先决条件的问题正在被研究着。从这一观点看来,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产生不仅对是对资本主义的摒弃,而且是对先前的一切异化形式的扬弃,是人不仅从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而且从人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在高技术水平上,人们从主要是为了生产实用资料的重复性的工业劳动,转向主要是创造性的劳动。这时,社会文化资料被利用来达到人在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的。在社会—经济关系的水平上,这是扬弃一切形式的异化和人的依赖性的过程(从奴隶制、农奴制、人的依赖性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的其他形式,到市场万能主义、物的依赖性和现代资本公司的全球霸权)。在社会文化变化的水平上,这是从精神生产的不同形式(意识形态的、宗教的、大众文化的)统治,向主要进行文化—创造的对话的过渡。

    问:看来,“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很注意联系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研究马克思主义。

    答:是的。这些观点的优点首先在于超出把社会主义说成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并把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转交给社会(本质上说是国家)的狭隘框框。不仅这样,向新社会的过渡不仅仅是改变社会关系,而是依赖于推向新的活动类型。

    这种立场发展了马克思自己和他的追随者的思想(把普遍的劳动和个人自由和谐的发展看作共产主义原则),同时批判地扬弃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有的学者指出,在苏联实施的社会主义是死路一条的模式,它的来临是缺少足够的先决条件的,马克思也警告过这种模式的否定性后果。根据一些作者(布兹加林等)的见解,这种社会主义,仅仅是全世界资本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开始时期的社会主义。所以,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缺乏应有的准备,制度是不稳定的。结果,在苏俄形成了一种制度,它曾经能够生活、生长,甚至在工业—农业的俄国的条件下,在殖民主义帝国和法西斯列强包围之中能斗争(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就是这方面最有力的例证),等等。然而,由于同样的原因(“总的”社会主义战略方向性的模糊),这个“模式”无法与科学技术革命,与后工业的、信息社会发生的条件相适应,它不能应对全球化问题的尖锐的挑战,不能应对20世纪下半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发展的福利增长和民主化的挑战。

    同时,这个制度首次在人类历史上大规模地综合了社会合作的创造力的各种萌芽,和强化了共产主义未来的理想形象。这个向共产主义“突破”的第一个尝试虽不太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向这一类型过渡本身不正确,没有前途。

    问:您对中国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的新探索有何评价?

    答:我以为,中国为我们提供了建成社会主义的另一种方式。虽然在这里并不是没有问题和困难,然而我们今天看到了,在共产主义价值的基础上是可以建成强大的工业国的,社会发展实用的目标与这些价值是完全没有矛盾的。

    我不止一次来到中国。中国有强硬的领导邓小平很幸运。邓小平采取实用政策,搞特区,引进外资,使中国经济有很快的发展。但是,中国的危险是美国的影响,要注意美国化的倾向。

    问:您对普京有何评价?

    答:我对普京没有太高的评价。他太实用,很少关心精神文化层面的建设问题。

    问:您是共产党员吗?

答:过去是,现在不是。在过去不是共产党员,不能在莫斯科大学当教员。现在以久加诺夫为首的俄国共产党员都是一批持极端观点的人,我们不欢迎他们。

 

【注释】:

     该文在定稿过程中受到翁世盛教授的指导与校正。

 

(来源:《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64期。编辑录入: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