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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萍】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两种传统

 

20世纪2030年代,葛兰西、柯尔施、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1]提出批评。当时批评的主要论题有三个: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二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三是主体的能动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正是通过对这三个论题的批判性反思,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研究范式和研究领域作了新的说明,创造出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从而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峙。苏俄马克思主义者也由此而把葛兰西、柯尔施和卢卡奇的哲学斥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异端邪说,甚至斥之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这场哲学论争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历史地考察这场论争的源起,深入地分析论题的性质和基本内容以及论争双方对论争的论题所作的不同解答,对于我们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思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一、论争的源起和论题的确立

历史地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论争源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发生的马克思主义从西欧到俄国,再由俄国而西欧的双向运动。在这种双向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主体的能动性被确定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重大理论课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马克思主义开始超出它的发源地西欧,向世界其他国家拓展。俄国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传播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在当时,俄国尚处在传统的农村公社制度时期,其政治、经济和文化还远没有达到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这一历史现状使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双重的任务:一是变革传统的农村公社制度,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二是开展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欧,这两个任务分别发生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时期和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并且分别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主体来承担,而在俄国,这两个任务发生于同一历史时期,并且必须由无产阶级一个主体来完成。那么,俄国无产阶级如何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和无产阶级革命有机地结合起来,既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一般原理,在俄国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推动俄国走上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又结合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走一条适合俄国实情的特殊道路呢?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苏俄马克思主义者重点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性与特殊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与实践统一和主体能动性,从而创造了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了正统地位,由此而推动了西欧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运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从俄国向西欧的拓展。然而,当西欧马克思主义者把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革命经验运用于西欧革命实践时,却遭到了失败。葛兰西、柯尔施和卢卡奇从分析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经验和教训中认识到,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不是变革生产方式,而是开展意识形态批判,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只适合于解决生产方式的变革问题,却无力切入意识形态批判,因此,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不能简单地搬用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必须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基于这一认识,葛兰西、柯尔施和卢卡奇对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和主体能动性的说明作了理论的分析和批判,力图通过对这三个论题的重建,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哲学。这就使这场论争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和主体能动性三个论题上。

下面,我们将分别分析这三个论题的内容,对比两者的不同说明。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性和特殊性

在这场论争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上被规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没有一个独立于特殊性的一般理论?如果有,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它与特殊性的理论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没有,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学说?这些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论争的焦点。苏俄马克思主义者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不同理解出发,对这些问题做出了不同的解答。

苏俄马克思主义者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一个独立于特殊性的一般理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科学的理论,其科学性就在于它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自然界的规律是独立于人类历史的客观存在,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是历史中“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2]的力量,它贯穿于全部人类历史过程,适合于任何时代和一切民族的历史发展,表现为人类历史的一般。马克思揭示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对具体民族、具体历史阶段的发展规律的分析,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原理。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般理论和特殊理论之分,其中,一般理论是为主的方面,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特殊理论从属于一般理论。从这一观点出发,苏俄马克思主义者追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逻辑学的辩证法之间的联系,以逻辑的方式构造一般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这个一般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

与之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一个独立于特殊性的一般理论,反对谈论“一般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追求“一般马克思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证化,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是实证的唯物主义哲学,也不是实证的科学。它从始到终是对现存社会的理论批判,也是实际的批判。”[3] 正是这种批判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趣不在于建立独立的理论,或一般性的理论,而在于对特殊的社会形态,即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危机状态的研究和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把“批判”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占主导地位的特性,而从实证科学的观点出发,构造“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结果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僵化,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衰落和部分的歪曲”[4]。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的本质和理论的特殊性时,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的历史规律具有普遍性、一般性,但是,他们强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这些普遍性、一般性的东西都有着特定的历史内涵,表现为特殊性。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特殊性是为主的方面,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一般性只能在特殊性中得到确定。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规律和社会形态是两个不同且相互排斥的概念,规律是用于说明客观的物质运动而排斥意识形态的概念,而社会形态则是用于说明和批判意识形态的概念。马克思在他早年的自我意识和法哲学批判中,特别强调社会形态概念,更多的表现为哲学的批判性特征,而在后来经济学批判中,特别强调规律概念,更多地表现为哲学的科学性特征。当然,马克思在强调规律概念时,并没有抛弃社会形态概念,而是把规律作为社会形态的根据,从而也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根据,所以,在马克思那里,规律和社会形态,科学性和批判性,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但是,由于马克思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角度使用这两个概论,所以,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根据他们的哲学任务,运用这两个概念创造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苏俄马克思主义者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论争就是如此。苏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解决生产力发展、生产方式变革的问题,强调规律概念,以规律概念为核心构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性理论,即他们称之为一般唯物主义的理论,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精神;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展开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强调社会形态概念,并以此为核心构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理论,即他们称之为批判的意识形态理论,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这就是两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性和特殊性上对立的实质,也是两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对立的实质。

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唯物主义理论和批判的意识形态理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哲学范式,这两种不同的哲学范式是通过对理论与实践统一原则的不同理解和说明建立起来的。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功能的高度阐发了这一原则的内涵:“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5]。在这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被具体地规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统一。苏俄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坚持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但是,在如何理解理论与实践统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关系上,苏俄马克思主义者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采取了全然不同的态度:苏俄马克思主义者从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性出发,以认识论模式说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仅仅看作是认识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出发,提出总体性范畴,强调理论与实践是历史的统一体。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导致了两者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对立。

首先,在哲学本体设定上的对立。苏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说明只能限于认识论领域,不能进到本体论领域,因为理论与实践的认识关系只是表明人们认识自然物质世界及其规律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它是人与外部自然界发生现实联系的中介,所以,在理论上,它必须以自然物质本体为前提,也必须服从于自然物质本体论的论证。与之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恰恰在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的和历史的统一中建立起了实践的本体论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认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认识论的关系,但是,他们认为,理论与实践的认识论意义应当放到历史的总体性中去说明。所谓历史的总体性,即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历史一致性。在历史的一致性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两种方式表现出来,一种是一定意识形式与它所代表的阶级的历史运动之间的关系,比如,资产阶级哲学是资产阶级历史运动的表现,无产阶级哲学是无产阶级历史运动的表现;一种是不同意识形态以历史运动为中介建立联系,比如,无产阶级哲学与资产阶级哲学之间的联系只能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历史运动中去寻找。这两种情况分别从横向和纵向的联系中表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整体性,从而表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就是人类历史运动本身,而实践就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基础和目的,亦是哲学的本体。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以总体性范畴否定了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模式,并进而以实践本体代替了自然物质本体,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自然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的对立。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的对立。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认识论说明和总体性说明本身就是两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科学分析方法与历史主义方法的对立。在认识论中,科学分析方法与历史主义方法分别用于揭示自然科学的真理和历史科学的真理,而在哲学本体论的论证中,这两种方法则分别用于论证外部自然界的物质存在和人类历史的存在。苏俄马克思主义者设定自然物质为本体,于是,坚持科学分析方法,以因果联系构造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在微观上,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每一步都是可以分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设定实践为本体,坚持历史主义方法。他们称历史主义方法为“总体性”方法。这种方法不是把历史中的各种因素从历史过程中分离出来,把它们“化为一种无差别的一致性,化为同一性”,而是把它们放到历史过程的总体中,考察它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及其与社会总体的相互作用。[6]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历史过程作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阶级意识的自我形成和发展过程,也是主体改造现实的实践过程,它所体现的是主体的能动性,阶级意识的能动性,是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对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总体性阐发的历史主义方法,既是对历史过程的客观分析,更是对历史过程的主体性的分析,其中心点是揭示实践本体的历史性存在,既批判把理论绝对化,也批判把实践绝对化,强调人类历史、人的实践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称之为“绝对的历史主义”[7]

最后,苏俄马克思主义者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本体设定和研究方法上的对立最终落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上。苏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界存在和辩证发展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理论,两者之间,辩证唯物主义是一般唯物主义理论,是整个哲学体系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在社会领域的应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总体性范畴出发,反对把辩证唯物主义看作一般唯物主义理论,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只是马克思用于揭示人类历史运动的方法,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运用这个方法建立的理论,因此,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是方法和理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绝不存在一个历史唯物主义之外的一般唯物主义理论,更没有一个关于自然界的唯物主义理论。如果把辩证唯物主义看作是关于自然界的唯物主义理论,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旧唯物主义哲学混为一谈,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变革意义。

苏俄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解释与他们在哲学本体设定和研究方法上的对立是一致的,并最终服务于他们各自所要解决的哲学问题:苏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是为了确定自然物质本体和科学分析方法,说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革对于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发展都具有普遍性,从而论证生产方式的变革对于俄国现代化的首要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只是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是为了确定实践本体和历史主义方法,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意识形态理论,从而找到一条适合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可见,自然本体论和实践本体论向我们展示的是两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一个是解决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变革问题的哲学范式,一个是解决意识形态批判问题的哲学范式。

四、主体能动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体能动性问题的一个特点,就是联系社会形态的更替和人的历史活动来阐发主体能动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社会形态与人的历史活动分别体现了人的外在性和内在性:社会形态指人们的社会存在方式,体现了人的外在性,其主体能动性表现为上层建筑的能动性,而人的历史活动是指人自身的存在,体现人的内在性,其主体能动性表现为人的自由。苏俄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主体能动性上的论争主要是围绕上层建筑的能动性展开的,由于他们对上层建筑能动性的不同解答而形成了他们说明人的自由方式的差别,由此而形成了两者在哲学研究领域和哲学研究传统上的对立。

社会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范畴。马克思曾经分别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考察过社会结构及其历史演变,其中,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及其对于现代国家产生意义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中最有意义的,也是最有争议的部分。我们知道,市民社会产生于西方的商业文明,是西方社会特有的公众生活形式。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这种公众生活形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以前,这种公众生活形式是从属于国家的,是社会的政治生活形式,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后,这种公众生活形式与经济生活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成为社会的经济生活形式。这时,市民社会的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既具有使个人成为公民的政治职能,也具有保护经济个体的经济职能。这双重职能的形成,使得市民社会不再从属于国家,而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特殊领域,成为联系国家和个人之间关系的中介。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从法哲学的角度考察了市民社会,揭示了市民社会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政治和经济双重职能,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则着重考察了市民社会的经济职能,论证市民社会如何脱离国家,又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成为决定国家形式的力量。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多角度考察给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市民社会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苏俄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分别从他们所处的社会现实出发解释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并以此揭示上层建筑的能动性。苏俄马克思主义者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俄国农民村社的社会结构理解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认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与经济基础具有同等的意义,因此,在马克思那里,上层建筑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即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与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是直接的,其间并不存在一个市民社会的中介系统,只要以政权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变革,原有的经济基础就会发生改变。普列汉诺夫的“五项论”就是对这一社会结构及其变革方式的经典描述。从这一理解出发,苏俄马克思主义者把上层建筑的能动性界定为对以政权为核心的政治制度的变革,其目的是为经济的发展扫清道路,因而,在本质上是服务于经济基础的。与苏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的是马克思市民社会的政治职能,不仅如此,他们还根据资本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变化,揭示了市民社会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所形成的文化职能,强调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市民社会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础,支持着资本主义文化及其道德价值观念,因此,对于西方无产阶级来说,发挥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就是通过市民社会的批判而建立新的文化、道德价值观,也就是说,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即是文化的能动作用。对于这个问题,葛兰西曾经作了非常精辟的分析。葛兰西指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描绘的只是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或工业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市民社会不再是经济基础,而成为了上层建筑的一个特殊部分,这个部分以公共领域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通过道德和文化意识支持和巩固上层建筑。由于市民社会的变化,社会结构发生了两个重大的改变:一是上层建筑内部的结构复杂化了,不仅存在着以政权为核心的政治的上层建筑,而且还存在着以道德为核心的文化的上层建筑;二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不再发生直接的联系,而是以市民社会为中介发生间接的联系,不仅如此,市民社会给予上层建筑抵御经济危机的能力,使其“可以抵制直接经济因素(危机,萧条等等)‘入侵’的灾难性后果”[8],具有了相当的独立性。由于市民社会的这两个特点,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最重要的因素不再是经济制度,而是市民社会。西方无产阶级只有对资产阶级开展整体的文化批判,建构起新的市民社会,才能摧毁上层建筑。既然如此,上层建筑的能动性就不是以经济变革为目的,而是以上层建筑自身的变革为目的,具体地说,应当以市民社会的批判和重建为目的。葛兰西的这一分析不仅把上层建筑的能动性变成了目的本身,而且把上层建筑能动性的内容定位于文化的上层建筑。这样一来,苏俄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上层建筑的研究上形成了各自的领域:苏俄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领域在政治的上层建筑,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的研究领域则在文化的上层建筑。

苏俄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上层建筑能动性上的分歧直接导致了他们对人的自由及其实现的不同说明。苏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经济的必然性是政治的上层建筑的能动性的根据,于是,以外在的必然性规定人的自由,认为,人的历史活动是指人的有意志的行动,而人的有意志的行动是否自由,在于它能否认识外部必然性,从而成为“必然事变链条中必要的一环”[9]。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文化的上层建筑能动性本身为历史活动的目的,坚持以人的自我创造活动规定人的自由,认为,人的自由不需要外在必然性来规定,恰恰相反,它是把外在必然性作为自身的实现的表现形式。这两种不同的说明恰恰揭示了人的自由的不同功能,苏俄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明揭示了人的自由的理性功能,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明揭示了人的自由的价值功能。两者分别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体能动性的理性哲学传统和文化哲学传统。

尽管苏俄马克思主义者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主体能动性上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研究思路,但这绝不等于说,他们所研究的内容互不相容、必有一假。我认为,他们的研究分别揭示了主体能动性的外在性和内在性。马克思曾经把主体能动性的外在性与内在性作为实践活动的两种特性,苏俄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上层建筑的能动性与人的自由结合一起,从人的历史活动与其创造结果的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上,探讨主体能动性的外在性与内在性,无疑是深化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

综观苏俄马克思主义者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论争,苏俄马克思主义者创造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精神和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创造了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和传统,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马克思哲学的“原本”,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创造,分别展示了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风貌,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化进程中必然走向多元化的趋向。

 
【注解】
[1]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指20世纪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狭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指葛兰西、柯尔施和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狭义上,特指从普列汉诺夫到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葛兰西、柯尔施、卢卡奇在批评中都是在狭义上使用“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科拉科夫斯基也把从普列汉诺夫、列宁到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称为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马克思主义的主流》(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The Breakdown)3卷,牛津出版社19781版,第101页)。本文的主题是对比葛兰西、柯尔施、卢卡奇与从普列汉诺夫、列宁到斯大林的哲学传统,所以,均在狭义上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
[2]马克思:《〈资本论〉1867年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2版,第100页。
[3]科尔施(即柯尔施——引者注。下同):《我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33辑,人民出版社19831版,第250页。
[4]科尔施:《我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33辑,人民出版社19831版,第251页。
[5]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2版,第15页。
[6]见卢卡奇:《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1版,第1416页。
[7]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版,第332页。
[8]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版,第191页。
[9]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三联书店19652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