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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乐强】劳动与自由的辩证法:马克思历史观的哲学革命

 

劳动与自由的关系问题,不仅是西方哲学家和古典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话题,而且也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正是以这一问题为突破口,当代西方学者掀起了重构或批判马克思的理论热潮。具体而言,主要体现为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是劳动解放的乌托邦主义。阿伦特指出,劳动完全是一种工具性活动,在任何时候,都无法摆脱必然性的强制,转化为目的本身。而马克思却反其道行之,天真地以为劳动能从必然性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这是一种典型的乌托邦主义。(参见阿伦特,第45页)第二是经验主义内在因果观亦或自治主义的对抗哲学。美国学者古尔德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因果观,即奠基在劳动之上的内在因果观。“劳动不仅为因果概念提供了依据,而且更为根本的是,就人们所关心的人类事务而言,劳动构成了因果性本身的本体论领域。”(古尔德,第74页)就此而言,劳动到自由的转变,既不是外在原因推动的产物,也不是理念自我运动的结果,而是劳动自主发展的内在果实。(参见古尔德,第98页)与此相似,在《〈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中,奈格里也认为,劳动到自由的转变,既不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运动的结果,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结晶,而是劳动自治的必然产物。(参见奈格里,第229页)自由是蕴含于劳动之中的,任凭后者的自主发展,就能自发地生长出自由来。正是基于这一逻辑,奈格里将《大纲》视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顶点,而将《资本论》视为这一著作的历史倒退,进而将二者严格地对立了起来。(同上,第38页)第三是浪漫主义的审美救赎。马尔库塞指出,在必然王国中,劳动只是满足需要的必要手段,是一种强制和痛苦;但到了自由王国中,劳动的性质将发生重大转变,成为一种非功利性的、超越对象限制的游戏或消遣。(参见马尔库塞,第216218页)而这一点正是鲍德里亚批判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的基础。(参见鲍德里亚,第1617页)围绕这些解读,国内学界已做出了积极的批判性回应,但始终有一些核心问题未能得到有效澄清,比如,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的现实基础是什么?如何理解机器大生产理论与劳动解放之间的内在关系?在这一问题的阐述上,《大纲》和《资本论》存在何种差异?能否像奈格里那样将《大纲》视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顶点?厘清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的科学内涵,澄清马克思历史观革命的精神实质,而且也能为我们准确定位《大纲》和《资本论》的历史地位及其哲学思想,提供重要启示。

要积极回应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的批判或重构,首先必须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正本清源,澄清马克思提出这一问题的原初语境及其科学内涵。

综观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不同时期,马克思对劳动与自由关系的认识存在明显差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从人本主义逻辑出发,将自由自觉的劳动预设为人的本质,以此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认为只要扬弃了后者,就能实现劳动从手段到目的的飞跃,使其转化为凸显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由活动。这种解读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还停留在思辨的异化史观之中。

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了重要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为他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支撑。但客观地讲,此时他并没有真正理解物质生产、劳动与自由的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劳动,在他们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以致物质生活一般都表现为目的,而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它现在是自主活动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也是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则表现为手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8页)此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严格区分劳动与物质生产,而是将二者直接等同了起来。表面上看,这一观点似乎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但一旦到了机器大生产阶段,它的缺陷就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劳动是蕴含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部分,在机器大生产之前,作为一种主体活动,劳动涵盖了整个物质生产过程;从这个角度而言,二者是同一个过程。但一旦进入到机器大生产阶段,二者就被严格地界划了开来,这时,劳动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将会逐步下降,沦为生产的一个次要环节,这是一种质性变化。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此时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已经谈到了机器大生产,但他们恰恰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为什么呢?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机器大生产的本质,而是像拜比吉、舒尔茨一样,用斯密的分工逻辑来理解机器大生产。这导致他们没有明确意识到将劳动与生产严格区分开来的重要性。在这种逻辑的指引下,他们必然会认为,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即劳动,已经成为一种与自主活动相悖的、摧残生命的奴役活动,这必将引发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即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使资本主义走向终结,这时,劳动和物质生产将从这种奴役形式中解放出来,成为“自主活动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实现从手段到目的的转变。

那么,值得思考的是,物质生产能不能摆脱自然必然性的限制,成为真正的自由活动?或者说,在物质生产领域,劳动所能达到的自由,与作为目的本身的劳动所能达到的自由,存在什么本质区别?这就涉及到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关系问题。而此时马克思恩格斯显然没有能力回答这些问题。

到了《大纲》中,马克思在这些问题上取得了重要突破。首先,劳动能否成为一种自由活动?在这里,马克思给出了明确回答。他指出,在资本主义以及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之所以会沦为一种手段,完全是由社会条件导致的,这并不意味着劳动永远只能作为手段存在,而是表明,“这种劳动还没有为自己创造出……一些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从而使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15616页)只要克服了这些外在限制,劳动就能从强制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的活动。“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而且进一步说,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外观,被看作个人自己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实现,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同上,第615页)就此而言,马克思再一次肯定了劳动从手段上升为目的的可能性。那么,如何转变呢?或者说,这种转变的现实基础是什么呢?此时马克思已经不再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那样,诉诸于人本主义的异化逻辑;也不再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样求助于分工,而是始终站在机器大生产的语境中来分析这一问题。

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指出,随着固定资本的形成,特别是机器体系的引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以前劳动是生产过程的主导,那么现在,劳动已经沦为生产过程的一个次要环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9192页)此时,劳动与生产的区分不再是名义上的或形式上的,而是有着实质性的意义,“这将有利于解放了的劳动,也是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同上,第97页)

马克思指出,劳动在生产过程中作用的下降,将直接导致资本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崩溃。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现在是而且始终是:直接劳动时间的量,作为财富生产决定因素的已耗费的劳动量”。(同上,第100页)这就意味着,只要生产还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直接劳动时间就永远是财富的唯一尺度;然而,劳动在生产过程中作用的下降,意味着资本主义现实财富的创造越来越不取决于直接劳动时间,而是取决于科学技术水平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这将直接危及到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基础。“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同上,第101页)随着这一矛盾的发展,资本主义将会遭遇自身不可克服的界限,最终趋于解体,“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同上)劳动也将从资本主义的奴役形式中解放出来,转化为一种新形态。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只要摆脱了资本关系的强制,劳动就能自动转化为一种自由活动呢?答案是否定的。达到这一点,只是意味着劳动不再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工具,而是重新回归到一般层面,即生产使用价值来满足整个社会的发展需要,这也就是马克思后来所说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劳动特征。在这里,劳动依然是一种手段,还没有真正转化为目的本身。要想实现这一转变,还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产的劳动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种性质:(1)劳动具有社会性;(2)这种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作为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劳动与自然力的人的紧张活动,而是作为一个主体的人的紧张活动,这个主体不是以单纯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16页)而机器大生产恰恰又为劳动的这种转型提供了客观条件。马克思指出,机器体系和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运用完全是两回事,“决不能从机器体系是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的最适合的形式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从属于资本的社会关系,对于机器体系的应用来说,是最适合的和最好的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94页)换言之,废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是意味着使机器体系摆脱了资本主义的运用形式,并不是说连机器体系本身都废除了,在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中,这种机器体系将从资本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社会生产的新基础。到了这时,劳动与生产的分离,将蕴含着更深一层的含义,即为劳动从手段真正转变为目的本身提供客观基础。在后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中,使用价值生产依然是劳动活动的主要目的,不过,劳动作用的下降,意味着只需要花费更少的劳动时间,就能满足整个社会的生产需要,“如果共同生产已成为前提,时间的规定当然仍有重要意义。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正像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一样,社会必须合乎目的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23页)这种劳动时间的节约就“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7108页)一旦后者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尺度,劳动的形态和意义也将随之发生重大转变:它不再表现为单纯的物质生产活动,而是转化为每个人在自由时间内所从事的一种高级活动;它的目的也不再是为了生产生活资料,更不是为了生产剩余价值,而是为了每个人的自我实现。到了这时,劳动也将从物质生产领域中解放出来,实现从手段到目的的真正转变,成为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尺度。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的分析已经彻底成熟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此时马克思的整个论证逻辑还存在重要缺陷。

首先,在他看来,直接劳动是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唯一的决定要素”(同上,第94页),而直接劳动时间则是资本主义财富的唯一尺度,这一观点显然是有问题的。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来看,直接劳动决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脱离了自然界,劳动将无用武之地,“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56页),“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5页)。从价值生产来看,直接劳动或直接劳动时间也决不是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决定性因素,而是抽象劳动或抽象劳动时间。这表明,此时马克思还没有真正克服李嘉图劳动价值论——即价值决定于直接劳动时间——的内在缺陷,更没有建立起科学的劳动二重性理论。这也决定了,此时他对资本主义崩溃逻辑的分析,必然存在重大缺陷。他指出,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决定性因素是直接劳动,而大工业的发展却将劳动压缩到最低限度,使财富的创造越来越不取决于直接劳动,这一矛盾构成了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界限,将直接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这一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基础决不是直接劳动,而是抽象劳动,即使前者被压缩到最低点,只要后者还存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制就依旧照常运行。就此而言,此时马克思依据直接劳动与生产过程的分离所引发的“矛盾”,将大工业视为资本主义崩溃的临界点,这一观点也是错误的。

再者,他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悖论”的阐述也是有问题的。由于马克思始终将直接劳动当作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基础,他自然会认为,直接劳动时间的节约就等于自由时间的增加,但是为什么后者没有转化为工人的财富呢?譬如,那些被机器体系排斥在生产过程之外的相对过剩人口,他们的劳动时间已经缩减为零,但他们为什么享受不到自由呢?马克思的回答是:这是由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运用导致的。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产机制导致的呢?马克思显然无力回答。要解决这一问题,还有待劳动二重性理论的形成。唯有从抽象劳动入手,才能揭开资本主义生产机制的秘密,才能破解“机器悖论”产生的内在根源。而这些问题则是在后面的著作中解决的。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中,马克思克服了《大纲》的内在缺陷,此时他不再把直接劳动当作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源泉,也不再基于直接劳动的质、量辩证法来区分物质财富和价值财富,而是在商品二重性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二重性理论。这时,他明确意识到,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基础决不是具体劳动或直接劳动,而是抽象劳动。因此,要想实现劳动解放,首先必须破除抽象劳动的生产机制。那么,他在《大纲》中所提出来的直接劳动作用的下降,能否直接导致抽象劳动或资本主义交换价值生产制度的崩溃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生产力与具体劳动、抽象劳动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因此,有用劳动成为较富或较贫的产品源泉与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反地,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既然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能同抽去了具体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5960页)生产力或一般智力的发展,会直接影响具体劳动,并与后者成正比;但它与生产价值的抽象劳动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直接联系,前者必须经过一定的中介,才能间接地影响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生产。就使用价值而言,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在同样的时间内,具体劳动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但这并不是说,前者的提高,能够直接影响商品价值本身,这需要一定的条件。只有当它被整个社会普遍采用时,它才会影响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降低商品的价值。而就消费品而言,一旦商品的价值降低了,也就意味着用于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可变资本部分即工资降低了,而用于生产工资的必要劳动时间也就随之下降,这样导致的结果,决不是资本主义交换价值制度的崩溃,而是剩余价值生产的进一步完善。换言之,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双重结果:一方面,缩短了“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需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降低了“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同上,第366页),使剩余价值得以提高。

到了这时,马克思才真正明白,在《大纲》中,他仅仅依据生产力的发展所导致的直接劳动作用的下降,来论证资本主义崩溃的分析,恰恰是站不住脚的。大工业的确推动了一般智力与劳动的分离,压缩了直接劳动的存在空间,使后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不断下降,但并不能由此认为,资本主义交换价值制度就要崩溃了,因为直接劳动与生产过程的分离,并不能从根本上颠覆资本主义价值生产的基础(抽象劳动),更不会直接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崩溃;相反,它还会进一步强化这种机制,开启一种完全不同于协作和工场手工业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形式。也是到了这时,马克思才真正明白,直接劳动在生产过程中作用的下降,决不是资本主义崩溃的依据,而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必然结果;而资本一方面尽力缩减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又用劳动时间来衡量它所创造出来的财富,也决不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客观机制;同样,机器大生产更不是资本主义崩溃的临界点,而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完善形式。也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从根本上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悖论产生的内在根源。正是由于资本关系的强制,才使原本作为节约劳动时间的机器,成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工具,导致大部分工人被排斥在生产过程之外,沦为产业后备军和相对过剩人口。对他们而言,直接劳动时间虽然已经降低到最低点,但他们却没有丝毫的自由可言,因为这种时间的压缩恰恰是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为前提条件的。他们虽然“免除了”直接劳动,但在根本上却没有摆脱抽象劳动的统治,而是“绝对地从属于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729页)这表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完全抛开抽象劳动,单纯从直接劳动来论证资本主义的崩溃和自由时间的生成,恰恰是有问题的。

那么,机器大生产所引发的哲学效应是什么呢?此时马克思已经不再基于直接劳动展开分析了,而是从资本有机构成和抽象劳动入手进行了系统论证。一方面,从客体维度来看,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所引发的矛盾决不是直接劳动与劳动价值论的矛盾,而是由一般利润率不断下降规律所导致的资本积累危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发展,意味着不变资本的比重将日益增加,而“总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37页)这一规律既不是单纯的经验归纳,也不是一种理论虚构,而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证明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必然性”(同上),它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永远无法摆脱生产力的绝对限制。随着这一规律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将最终遭遇不可克服的内在界限。另一方面,从主体维度来看,机器大生产能够为普遍化的无产阶级的生成提供客观条件。在分工阶段,由于存在熟练工与非熟练工之分,致使工人呈现出等级化发展趋势。而大工业则彻底消灭了分工的技术基础,使劳动同质化,这为无产阶级超越等级限制,转变为一种普遍化的自为阶级,提供了前提条件。这双重条件的成熟,将最终导致资本主义走向灭亡,为劳动解放提供根本前提。

到了这里,问题并没有完结,将劳动从资本关系中解放出来,只是意味着劳动摆脱了经济必然性的强制,它还没有从根本上超越自然必然性。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理解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指出,在后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劳动依然是个人的谋生手段,而分配方式只能采取按劳分配,它在本质上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3页)在这一领域中,所能达到的最大“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928929页)换言之,停留在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劳动,不论其生产效率和组织形式如何,都始终无法摆脱自然必然性的限制,成为目的本身。而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将劳动从物质生产领域中解放出来,“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同上)那么,劳动如何从自然必然性中解放出来呢?在这点上,马克思继承了《大纲》的理论分析,肯定了机器大生产的一般人类学意义。在后资本主义的社会阶段中,绝不意味着人类又重新回到原始的生产状态中,资本主义所开创的物质生产力将会被继承下来,成为未来社会生产的基础,而机器体系也将成为节约劳动时间的真正利器,进而为劳动摆脱自然必然性的限制,提供物质基础。一旦劳动时间节约到一定程度,劳动将从自然必然性中解放出来,而那些由“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才真正终止,随之,劳动的意义和形态也将发生根本性变化,转化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3页)这时,真正的自由王国也就到来了。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解放包括两个递进的过程。在原始社会中,劳动始终受到自然必然性的制约;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劳动的目的依然是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但它除了受到自然必然性的制约外,还受到政治依附关系的强制;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扬弃了“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86页)和政治依附关系,却形成了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必然性,致使劳动完全沦为剩余价值生产的工具。因此,要想实现劳动解放,第一步必须从根本上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将劳动从剩余价值生产中解放出来,使之复归于一般性的人类活动。然后,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不断节约劳动时间,使后者从物质生产领域中解放出来,转化为一种更高级的自由活动,从而使其真正上升为目的本身,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以此来看,马克思的劳动解放理论始终是以社会关系的变革为前提条件的,如果缺少这一前提,单凭劳动的自主发展,是决不可能长出自由的。就此而言,马克思的历史观决不是古尔德所说的经验主义的内在因果观,也不是奈格里所指认的自治主义的对抗哲学,更不是哈贝马斯指责的技术决定论,而是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历史辩证法。这也是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始终致力于解剖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重要原因,只有基于这种历史观,才能从根本上找到劳动解放的现实路径。

第二,基于机器大生产,马克思全面揭示了劳动与自由的辩证法,彻底颠覆了贬低劳动或仅仅将劳动理解为手段的西方哲学-经济学传统。在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率先开启了贬低劳动的西方传统。在他看来,劳动始终是一种低贱的奴隶活动,根本不可能成为自由本身。斯密虽然创立了劳动价值论,但他始终认为劳动是一种不幸和牺牲,而不劳动才是一种“自由和幸福”,进而将劳动与自由抽象地对立起来。同样,康德也始终将劳动与自由固化在两个不同的领域,否认劳动与自由之间存在内在联系。黑格尔虽然肯定了劳动在现代社会中的历史作用,第一次颠覆了贬低劳动的西方传统,但他始终把劳动理解为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一个中介环节,并不承认劳动本身可以成为目的,就此而言,他并没有真正超越西方传统。而马克思则从机器大生产理论出发,科学诠释了劳动解放的双重内涵,不仅揭示了劳动从资本关系中解放出来的现实基础,而且也诠释了劳动从手段变为目的的可能性,彻底颠覆了整个西方的哲学-经济学传统。就此而言,马克思的劳动解放理论决不是从人本主义逻辑推演出来的思辨结果,更不是一种乌托邦,而是基于对机器大生产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得出来的具有客观效力的科学结论。因此,当阿伦特仅仅立足于前现代的手工劳动或奴隶劳动,来理解劳动与自由的辩证法时,恰恰忽视了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的现实基础。

第三,在《大纲》和《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机器大生产及其哲学效应的理解存在重要差异。在前一著作中,马克思是基于直接劳动而不是劳动二重性理论,来论证机器大生产所引发的内在矛盾的,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此时他关于相对剩余价值以及资本主义崩溃逻辑的分析,都存在重要缺陷。而《资本论》则全面克服了《大纲》的理论缺陷,实现了对后者的全面超越与发展。因此,当古尔德和奈格里单纯依据《大纲》来诠释马克思的劳动解放理论时,恰恰没有看到这一著作的理论缺陷;而当后者把《大纲》视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顶峰时,恰恰抹杀了《资本论》的历史贡献。再退一步来讲,他们对劳动与自由关系的解读,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大纲》的曲解之上的,虽然这一著作还存在一定的理论缺陷,但它所体现出来的历史观,也决不是他们所理解的经验主义因果观或自治主义的对抗哲学。

最后,作为目的的劳动真的像马尔库塞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超越任何限制的游戏或消遣吗?答案也是否定的。在自由王国中,劳动摆脱了经济必然性和自然必然性的双重强制,“但这决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就像傅立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16页)就此而言,马尔库塞将自由王国中的劳动诠释为一种游戏或消遣,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这是他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的一种扭曲。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在《生产之镜》中,鲍德里亚恰恰把马尔库塞的这种解读当成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并对后者的劳动解放理论展开了攻击,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真实体现。“这种处于政治经济学之外的游戏、非劳动或非异化的劳动,被界定为受没有目的的合目的性所统治。在这个意义上,它仍然是审美的,在极端康德主义的意义上,它适用于所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含蓄意指。虽然马克思的思想清算了资产阶级的伦理学,但在资产阶级的美学面前,马克思的思想仍然无能为力……马克思主义思想继承了资产阶级思想中审美的和人道主义的毒素”。(鲍德里亚,第2021页)单纯就马尔库塞而言,这一批判无疑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的;但如果把这顶帽子扣在马克思的头上,那就荒谬至极了,因为马克思从来没有把自由王国中的劳动理解为一种游戏或消遣。以此来看,鲍德里亚根本没有理解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的出场语境,更没有清楚厘定马尔库塞和马克思思想之间的本质差异。就此而言,他对马克思的批判是完全不公正的。

 

参考文献

阿伦特,2007年:《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鲍德里亚,2005年:《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古尔德,2009年:《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王虎学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马尔库塞,1989年:《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李小兵等译,上海三联书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年、1995年、1998年、2001年、2003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奈格里,2011年:《〈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原载《哲学研究》2016年第9期,录入编辑:杨洪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