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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盾】重新辨析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意

  

20世纪晚期后现代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将批判目标主要集中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特别是马克思关于生产问题的论见。在国内哲学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相对沉寂的今天,就后现代理论对马克思的上述挑战作出回应和辩驳,将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伟大意义。

一、后现代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挑战

1976,美国著名学者萨林斯发表他的大作《文化与实践理性》,该书主题是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进行批判。萨林斯是否后现代理论家可能并无定论,但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却明显受到后现代理论的影响。书中把“通过生产来满足人的需要”确定为历史唯物主义最基础的一个观念,然后指认,以物质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生产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意识形态,这种最大化逻辑不仅左右着现代西方的一般智慧,而且左右着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因为当马克思把生产当作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基础时,他正好支持了政治经济学的狡计,从深层观念上论证了主导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功利主义原则的合法性。“在马克思的历史分析中,经济理性的实质是不证自明的,直接来自生产的自然必要性。”(萨林斯,209)因此萨林斯断言:“历史唯物主义的确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认识,……在把生产看作是满足需要的自然的、实用的过程时,它与资产阶级经济学联手共同把人与物的异化状态提高到了一种更高的认知能力。”(同上,216)萨林斯就这样“重建”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基本原理,即将其归结为经济理性的最大化逻辑,由此判定马克思在深层理论逻辑上形成了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共谋。

萨林斯的上述论点直接融入了后现代主义以反现代性为背景解构马克思的浪潮。萨著问世时,正值鲍得里亚完成其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向后现代主义立场的转变过程。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972)和《生产之镜》(1973)等著作中,鲍得里亚对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一整套比萨林斯更犀利更有穿透力的批判,把后现代对马克思的解构推向一个更高水平。鲍氏解读马克思的典型手法是对马克思学说的基础性概念进行破坏性的解读,他宣称:“所有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础性概念都必须加以质疑。”(Baudrillard, p. 21)其最重要最著名的案例是对马克思“生产”概念的批判。

众所周知,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工作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无论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还是他的哲学理论中,生产概念都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后现代理论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把目标集中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尤其集中在马克思的生产概念,这并非偶然。鲍得里亚认为,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对生产力本身却从未提出质疑,而是把生产和劳动当作任何社会中人类的一种普遍能力和本质规定,并把基于使用价值的生产看成反对和超越资本主义的基础;但马克思没有意识到,现代社会是一个生产社会,生产正是资本主义最大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学说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共享的深层概念基础。按照鲍得里亚的分析,生产社会的前提性概念是生存需要和资源匮乏之间的矛盾,这不仅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也是马克思理解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的基础,因为马克思显然是基于生存与匮乏的矛盾,才把他的历史分析集中于经济生产领域;而从生产出发必然导致理性化态度,即遵从工作、算计和物品积累最大化的合理性,这种“合理劳动”的伦理正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核。鲍得里亚认为在这个深层分析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的观点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并无本质区别:一方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只在经济中进行,并只在生产的内在结构中把握人和历史的本质,这就把经济领域的合理性逻辑扩展到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将生产当成了人类存在的终极性模式;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要求以现代的生产社会为范本来理解一切社会形态,即从生产的逻辑出发来推论,无论前资本主义社会还是未来社会,其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都被生产力所决定,似乎离开了经济领域,历史的概念就是不可理解的。结论是:“马克思激烈地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但他仍然停留在政治经济学的形式之中。”(Baudrillard, p. 50)

要言之,在鲍得里亚看来,由于马克思使用了生产这个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术语而不加改变,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只能在经济的领域中展开,变成了对生产的体系和功能的分析。结果使得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对人的本质的探讨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想,都未超出18世纪启蒙理性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叙事框架。因此鲍得里亚认为,在马克思认为他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决定性批判的地方,他实际上只是再现了资产阶级经济理性的霸权,他所做出的正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层辩护。生产按其作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共同基础这一意义来说,被鲍得里亚称为“生产之镜”。鲍氏提出,这个生产之镜必须打破,马克思的生产概念必须当作意识形态概念加以彻底批判(ibid, p. 4743);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不可能是马克思设想的作为一种新生产体系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彻底反经济反生产的“象征交换”的乌托邦。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的重新解读提出了两个重大观点: (1)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工作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其后果是,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并未真正超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叙事框架;(2)马克思把生产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概念,其结果是,马克思哲学理论的深层逻辑正好认同了由生产理性主导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本文认为,无论从思想的逻辑还是从文本的根据来看,后现代的上述解读均严重曲解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本意,也误导了当代左派理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认识。

二、马克思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断裂

为什么历史唯物主义把经济和生产作为主要论域?(像后现代说的那样)屈服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还是另有动机?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有何本质区别?这些都属于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元规划问题”,意义重大。但当年马克思在建立其批判理论时并未直接回答这些“元问题”。迨至20世纪,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些问题作了卓有成效的探讨,这些探讨表现了比后现代理论家更严谨也更公正的态度。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为什么把经济和生产作为主要论域,卢卡奇的解释是:“经典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卢卡奇,312)卢卡奇在此强调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实施批判的理论基础,其问题并不取决于某种抽象的道义原则,而是由它的研·13·重新辨析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意究对象即资本主义的本质结构所决定的。按照卢卡奇的分析,资本主义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型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其商品经济和交往经济的组织赋予经济生活一种极其独立的、自我封闭的和由内在规律产生的特性,这是它以前的各个社会所不知道的。”(卢卡奇,315)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经济结构的一种理论”(同上,312)。卢卡奇特别指明,作为资产阶级科学的国民经济学与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同时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这决不是偶然的。“根据马克思的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性真理和古典国民经济学的真理属于同一类型:它们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制度之内是真理。”(同上,311)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构和规律又决非资产阶级经济科学抽象的和非历史的范畴所能把握,这个任务必须由历史唯物主义来承担,即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出诊断来揭露资本主义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作为纯资本主义观点的继续和辩证的突变”(同上,314)而产生的,它关于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观点特别适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卢卡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理解显然比后现代解读深刻和准确。四十多年后,阿尔都塞出版其重要著作《读〈资本论〉》,更深入地推进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该书对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乃至整个西方正统经济学的根本区别,作了极为精彩的讨论。书中长文《〈资本论〉的对象》一开始就提出:把马克思经济分析的对象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区分开的特殊差别是什么?

阿尔都塞发现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用明确的语言说明这一特殊区别,他认为马克思在用严格的概念思考这种区别时似乎遇到了困难,而这一困难正是马克思理论发现的巨大独创性的表现,因为这一困难正在于马克思的发现已远远超出了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学科框架和意识形态界限。(参见阿尔都塞,80)这一困难工作留给了后来的解读者,它也成了理解马克思经济学分析的关键。阿尔都塞提出,这一划界工作只有哲学家才能完成,因为《资本论》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纯经济学著作,而是有着更复杂更深刻的哲学理论意义:“不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真正阅读《资本论》。”(阿尔都塞,80)为了揭示马克思经济学分析与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区别,阿尔都塞提醒人们注意《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他认为: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意味着把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本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予以说明,同时提出一个同政治经济学完全对立的新对象的概念。(参见同上,184)阿尔都塞指出,这一批判实际上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存在本身的否定。“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彻底的:它不仅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提出问题,而且对政治经济学本身提出问题,作为自己的批判对象,为了说明这一论点的彻底性,我们可以说,不管政治经济学宣称自己如何,在马克思看来,它没有任何存在的权利。”巨著《资本论》则是“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的无权存在状态中得出的结果”。(阿尔都塞,182-183)这里阿尔都塞的洞察力在于,他看出马克思的批判意味着对政治经济学的存在权利本身的否定,因此必然完全超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地平线。

按照阿尔都塞的解析,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存在要求是由它的对象决定的,这个对象就是一个既定存在的同质的经济事实领域。首先,构成这一领域的经济事实和现象“是既定的,也就是说,是可以直接看到并观察到的”,因此要理解这些事实并不需要任何先有的批判性概念和理论。其次,这些经济事实具有同质性,也就是说,“是可以比较的,是可以精确计量的,因而是可以表现为量的东西”(同上,186)。可计量性因此成了西方经济学的最高学术原则。很显然,所谓既定性和同质性无非是要求经济学领域中经验事实的绝对客观性,也就是不沾染任何意识形态的绝对中立性。但是,要求对经济事实作非意识形态的直接描述,这恰恰是政治经济学最大的意识形态。

把马克思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区分开来的断裂,按照阿尔都塞的描述,就是政治经济学仅仅指向它的“对象”,即那些既定的同质的经济事实,而马克思则创建“对象的概念”,并要求用概念来规定和说明这些经济事实,这当然是一些批判的概念。按照阿尔都塞的解读,马克思坚决否认有这种既定同质的经济事实存在,马克思认为,经济事实不可能具备直接可观察的既定存在性质,它的确证要求以概念的构成为前提,“整个经济科学就像一切其他科学一样也取决于它的对象的概念的建立”(阿尔都塞,213-214)。马克思所建立的“经济对象的概念”是一种批判的概念,也就是对现存经济现象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理解,这种概念由于完全超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界限,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哲学概念。这就是阿尔都塞提出对《资本论》的解读必须是一种哲学解读的理由。这个批判性的哲学概念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体系。很显然,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超越和决裂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更大的概念框架中才能真正理解,反过来,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意义也只有与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相关联才能显示出来。阿尔都塞在他论文的一开始就提出如下问题:《资本论》的对象是经济还是历史?他追问:“如果《资本论》的对象是经济,那么这个对象在概念上同古典经济学的对象严格地讲有什么区别呢?(同上,79)他的回答是:“《资本论》完全包含了对我们理解经济理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历史理论。”(同上,134)阿尔都塞的这一观点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的高度重视,因为他正确解释了在全部马克思学说中最为重要的经济学分析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这两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要言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得不从经济事实领域着手,但这些经济事实决不可能像资产阶级经济科学讲的那样,是可以直接看到的既定存在和精确量化的同质事实。“经济生产时代完全不是一个可以直接在某一过程中直接阅读出来的时代。这是一个在本质上不可见的、不可阅读的时代,它同资本主义生产整个过程的现实本身一样是不可见的和不透明的。”(同上,113)因此对这些经济事实的分析要求一种特定的经济结构概念,来穿透其在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不透明性,这就是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于是在马克思那里,用理论概念来说明经济事实,也就是用生产方式的总结构概念来说明这些经济事实:“从严格的经济学角度来看,构成和决定经济学对象结构的是下述结构,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这个结构的概念不能在生产方式的总结构概念范围之外来说明。”(同上,212)这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超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并同其意识形态彻底决裂的地方所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所产生的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后果,同时亦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论域必然是经济和生产。按照阿尔都塞的看法,“在这种条件下,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之间根本不存在矛盾。相反,经济理论从属于历史理论的一个区域。”(同上,213)由此我们也能够理解马克思整个学说的总体性特征,即这是西方思想史上最复杂的一种综合文本,它在形态上包含了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的一个综合,而它在本质上则是彻底哲学性的。现在可以回答后现代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挑战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历史唯物主义以经济和生产作为其主要论域?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这是因为马克思的历史分析和解放承诺都受到其资本主义社会起源的制约,从而没能在根本上超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地平线。这一看法在西方激进理论界广有影响,连德里克这样的左派学者也认为,马克思学说是早期资本主义这一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一局限性构成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时空前提”,以至历史唯物主义的未来观始终由于其深处资本主义时空之内而受到歪曲。(胡大平,186-188)毫无疑问,马克思与他生活的时代具有直接的连续性,马克思的思想无疑是受近代资产阶级启蒙与激进主义的理论滋养而生长起来的。但不能因此就断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受制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正如胡大平所见:“任何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理论,它的真正的核心都不是连续,而是断裂。”(同上,35)马克思理论的最大特征就在于它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根本性断裂。但是,马克思的革命见解有一个重要特点:它不基于某重新辨析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意种历史想象而基于历史发展的现实社会条件。马克思坚持只能依据历史的发展而提出实际的任务,所以他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际就提出,共产主义不是现实必须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基于“现有的前提”来消灭资本主义状况的现实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87)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发现对资本主义进行否定和替代的现实物质力量,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革命和解放不是依据某种道德要求和价值准则的人类想象,而是一种现实的历史活动,它需要客观的社会条件,马克思将其落实在大工业所代表的生产力上。这就决定了经济和生产必然成为核心论题。

三、重新解读马克思的“生产”概念

生产概念无论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中,还是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中,都是最重要的基础性概念,这没有疑问。但由此推断马克思深层认同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意识形态,却是后现代解读特有的武断。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对生产的论述包含两个不同的理论层面:一个是对于生产的一般性理解,强调生产是人在历史中生存下去的第一基本前提,可称之为生产的存在论概念;另一个是对生产的批判性理解,侧重于对生产的资本主义安排条件的批判,可称之为生产的社会批判理论。这两种理解是互相联系的,构成了马克思对于生产的有机统一的理解,并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基础。

1.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综合表述中,确实有一个关于生产的一般性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成功表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时,就已引入对生产的这个一般性理解。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唯物史观的标准表述中,马克思再次提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是人类存在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2-33)这种生产概念显然已达到一种存在论层面的抽象。后现代主义正是抓住马克思对生产的这种一般性的存在论解释,来指责马克思从未批判过生产力,反而把人和历史的本质泛生产化,由此回归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理性。后现代主义的这个解读割裂了马克思的生产概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首先引入对生产的一般性存在论理解,这在当时有其特定背景,就是强调历史发展的现实物质基础,反驳历史观的唯心主义。针对当时青年黑格尔派把黑格尔哲学庸俗化而断言历史的动力是纯粹的思想,马克思提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满足生存性需要的生产这一观点,并指责“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93)。但这个生产的抽象概念决不是论战性的暂时特定的提法,而是马克思的理论逻辑所固有因而被毕生坚持的一个观点。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以一种更强的观点指认了生产的这种自然性质:“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过程。”(马克思,201-202)因此劳动就其“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而言,乃是“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同上,56)这就提出一个问题:马克思为什么要首先强调劳动的这个“自然必然性”方面?

在《读〈资本论〉》中,阿尔都塞对此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解释。他说在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中,盛行关于劳动和生产的唯心主义理解,即否认劳动的物质自然条件,把劳动说成人作为主体性的一种超自然的本质能力。阿尔都塞进一步指出这种唯心主义虽然只涉及对生产的抽象理解,但按其本质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了证明这一点,阿尔都塞提请读者回顾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批判。“哥达纲领”开头就讲:“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马克思指出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说法”:“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硬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马克思认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298)至此我们可以领悟,正是基于劳动和生产的自然性概念,马克思才能够提出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

但马克思对生产的这种抽象理解,其意义必须限定在存在论层面。此后一个更重大的问题是:在马克思的思路中,生产的存在论概念是如何与生产的社会批判概念连结起来的?2.尽管马克思在抽象的存在论层面对生产有一个一般性概念,但在具体的社会批判理论层面,马克思却从不接受在现实中有抽象的生产存在。他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讲:“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在这个文献中,马克思根据“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论原则,对他关于生产的一般抽象概念和具体社会批判理解之间的联系给出了一个极透彻的说明。马克思认为,生产为一切时代所共有的某些一般规定是存在的,因此所谓“生产一般”并非没有合法性,这个“生产一般”是一个思维的抽象,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并规定下来,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但另一方面,只有奠基于在历史中的那些具体生产方式,这个抽象才会是合理的,因此经济学研究决不能满足于这个抽象。(同上)马克思给出的存在论抽象与具体社会理论相统一的生产概念是:“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同上,5)

不难发现,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的根本指责,就是后者把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理解为抽象的、非历史的范畴,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看成是一切生产的自然的永恒不变的条件,而看不到(也不愿看到)这些经济范畴和生产条件都是历史的暂时的东西。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似自然性和永恒性观念暴露出资产阶级经济科学的意识形态本质,从较早的《哲学的贫困》第二章到后来的《资本论》及其伟大手稿,马克思对其进行了反复的揭露和批判。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到:“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使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是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137-138)在“1857年手稿”中更深刻地指出,这些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都用在“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在他们看来,生产“应当被描写成局限在脱离历史而独立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5)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指出这种意识形态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可逾越的界限”,它给具体的问题研究带来矛盾和混乱。(马克思,1698)正是根据对生产概念的这种具体的意识形态批判意图,阿尔都塞才将马克思同古典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定位于对于生产的历史性理解和非历史性理解(阿尔都塞,100-101)。这也是后来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集中批判资本主义秩序的自然法前提观点的思想源头。

阿尔都塞的看法意味深长。因为按照他对《资本论》的解读,马克思经济学分析超出一般经济科学之处,就在于他使用了后者按学科规范从不使用的一些批判性概念,这些批判性概念因超出政治经济学的叙事框架而只能被解读为某种哲学概念。我们现在讨论的马克思对于生产的历史性理解,就是这样一个哲学批判概念的案例,它批判的不是“生产”这个抽象范畴,而是生产的资本主义制度安排条件。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不嫌重复地一再申明一个观点,即资本主义生产是历史的暂时的因而是必然灭亡的东西,这可以说是马克思生产概念的一个最重要的具体内容规定。所以它是如何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意识形态形成共谋的,恐怕只有后现代理论家自己才知道。

重新辨析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意后现代理论家指责马克思对生产力的赞美认同了自由主义的现代性叙事,对此我们需要依据马克思的文本进行辩驳:马克思对生产力的赞美从来不是抽象的无条件的,而恰恰是从反现代性反资本主义立场出发的。在马克思谈及生产力的大多数场合,他讲的都是“资本的生产力”。在“1857年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一切社会生产能力都是资本的生产力,因此,资本本身表现为一切社会生产能力的主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587)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提高都是资本的生产的提高”(同上,305)。于是我们看到的不是对生产力的抽象赞美,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猛烈批判:“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同上,267)很显然,这样的观点只会瓦解而丝毫不会支持现代性叙事。对于资本主义生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马克思,278)大意是讲,资本主义包含着使生产力绝对发展的趋势,而这种发展反过来又和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条件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仅仅是一个手段,生产的真正目的是资本的增殖。从技术角度来说,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表现为,以资本增殖而不是人的真实需要为目的的生产力无条件发展,必然造成世界市场的萎缩从而导致生产危机。很显然,“资本主义生产的自身限制”这一概念不是一个经济科学的规范概念,它早已超出经济学的论域,而进入了哲学的意识形态批判论域。它所揭示的不仅仅是单纯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而是更深刻的现代性的辩证法。按照后现代主义的反抗话语,生产和发展都是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必须加以拒斥;那么可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自身限制”这一概念中,马克思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原理,已经提出了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与发展的批判:资本主义包含着使生产力绝对发展的趋势,但资本主义本身又构成了这种发展的最大限制。我认为在“1857年手稿”中已经提出了对生产和发展作为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最精彩的讨论,这就是马克思对发展的资本主义形式的批判,其深刻程度不亚于任何后现代主义的反生产反发展理论:“资本把财富本身的发展,从而也把生产力的全面的发展,把自己的现有前提的不断变革,设定为它自己再生产的前提。……社会生产力、交往、知识等等的任何发展程度,对资本来说都是只表现为它力求加以克服的限制。它的前提本身———价值———表现为商品,而不是表现为凌驾于生产之上的更高的前提。资本的限制就在于:这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生产力,一般财富等等,知识等等的创造,表现为从事劳动的个人本身的外化;他不是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财富和自身贫穷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540-541)

现在来回答后现代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挑战的第二个问题,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当马克思把大工业代表的生产力作为历史进步的客观尺度时,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个生产力一直被资本主义占据着,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塑造了“世界历史”。后现代主义正是基于这一事实来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特征,指责这种基于生产概念而展开的历史叙事恰恰否定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深层基础,使得马克思学说虽然具有替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构想之外表,但本质上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但是上文所论表明,当马克思把生产概念区分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时,他在把生产力作为历史进步的客观尺度的同时,强调的正是生产力的发展本身造就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这就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自身限制”概念。基于此,马克思提出,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本身将提出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议题,并通过全社会占有生产力来实现社会的解放。很显然,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18·《哲学研究》2005年第6期心问题,即通过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导引出对资本主义实行替代的现实物质力量,而这种现实物质力量只能由现实中的资本主义本身创造出来。

第二,后现代理论指责马克思对生产力和经济物质条件的强调,实际上受制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使历史唯物主义重新沦为目的-手段关系最大化的功利主义原则,因为资本主义经济人所追求的财富和利益,也正是马克思在其未来社会构想中追求的最终目的。这是对马克思的一个更深层的曲解。依上文所述,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所作的经济学分析,远远超出对收益和财富这些经济对象的现象描述,,而是区分了这些经济对象在资本主义社会和非资本主义社会具有的根本不同性质,由此发展出一种反资本主义的历史叙事。在“1857年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哪一种生产形式最有效能、能创造最大财富,这在古代人当中从来不成为研究的主题,因为在古代人那里,财富并不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只有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财富才成为生产的目的本身。因此马克思认为:“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观点,,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479)借助于古代世界的崇高同现代世界的鄙俗之间的这个对比,马克思真正的目的不是复古,而是为未来社会的设计指引一个方向,在这个未来社会中,人的本质将全面复归,其最主要标志便是对生产与财富有了一种根本不同的理解:“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同上)很显然,这种作为人的全面自由本质的财富概念,与资本主义的财富概念是完全不兼容的,它从属于根本不同的概念图式。

后现代理论在反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视为与前者同质的东西而一同抛弃,并试图重新构想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其核心主张便是将经济和生产非中心化,而寄希望于那些反经济反生产的文化想象。这套做法尽管产生了一定的思想冲击力,但对经济和生产问题的忽视却最终成为后现代理论的一个致命缺陷。正如贝斯特和凯尔纳所指出的,在资本空前猛烈扩张的今天,经济和生产愈益成为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马克思的范畴因此仍然至关重要,在这种背景下后现代理论家对马克思关于经济和生产问题的伟大批判理论提出诘难,实在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贝斯特、凯尔纳,336381)

 

【参考文献】

 

阿尔都塞, 2001:《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贝斯特、凯尔纳, 2001:《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胡大平, 2002:《后革命氛围与全球资本主义》,南京大学出版社。

卢卡奇, 1992:《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

马克思, 1975:《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5,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995,人民出版社。

萨林斯, 2002:《文化与实践理性》,赵丙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Baudrillard, J., 1975,TheMirror ofProduction, tr.Mark Poster, St.Louis,Mo.:TelosPress.

 

 

原文载《哲学研究》2005年第6期,录入编辑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