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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立新】评日本的“早期马克思论争”——兼论《穆勒评注》对重构马克思异化论的意义

 

在日本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研究史上,曾出现过一场著名的“早期马克思论争”,论争的双方就是正在逐渐为我国读者所熟悉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广松涉和望月清司。这场论争发生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它不仅涉及到我国学者鲜为关注的有关《穆勒评注》的评价以及重构马克思的异化论等一系列难题,而且其结果导致日本马克思主义学界突破了苏联东欧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论解释框架,完成了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上的一次“解放”运动,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地位。鉴此,笔者认为,介绍和评述一下这场论争,吸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改变我国的异化论研究现状和突破早期马克思研究中的“瓶颈”将会很有意义。

一、《巴黎手稿》文献学研究的影响

自从1932年《手稿》正式面世以来,人们对《手稿》的研究主要是在哲学领域以异化理论为中心进行的。由于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一研究表现出两种倾向,即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解释”和“科学主义解释”,并形成了两种对《手稿》截然不同的评价,即“高峰”和“不成熟的作品”。这一对立中所蕴含的问题后来又浓缩成马克思思想史上的一个著名问题,即“马克思是何时成为马克思的”。以上是自《手稿》出版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为止,整个世界关于《手稿》研究的基本格局。但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由于《手稿》文献学研究的进展和日本经济学家们的参与,这一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一变化的标志是《巴黎手稿》范畴的出现。所谓《巴黎手稿》不是指我们通常所说的那部由三份手稿组成的《手稿》,而是指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撰写的《手稿》和《经济学笔记》两部手稿的统称。该范畴的出现,主要是跟当时有关《巴黎手稿》文献学研究的进展有关,因为该文献学研究的目的就是将《手稿》和《经济学笔记》当作一个整体,考证《手稿》中的三份手稿与《经济学笔记》、特别是其中带有对摘录内容的评述和思想展开的《穆勒评注》之间的写作顺序。

20世纪60年代以前,关于这一写作顺序,人们一般采取的是“《穆勒评注》先行说”,即认为《穆勒评注》写于《手稿》之前。这种“《穆勒评注》先行说”对整个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我国,不但中央编译局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参见第1版,第42卷第1页)采取了这一顺序,而且很多有影响的学者譬如张一兵也支持这一说法(参见《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

但是,这一“《穆勒评注》先行说”在60年代遭到了挑战。最先对此提出质疑的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他们早在1962年就将MEGA①I部门第3卷中的《经济学笔记》翻译出版,并在下面将要提到的拉宾论文发表以前,从学理上对《手稿》和《经济学笔记》究竟哪一个在先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们的讨论并不是始于文献学考证,而是由《第一手稿》的“异化劳动”片断与《穆勒评注》的视角差异问题引发的。我们知道,如果拿马克思后来成熟的经济学理论作标准,“异化劳动”片断讨论的主题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其核心是为了证明阶级剥削和阶级对立;而《穆勒评注》讨论的则是货币、交往(交换)、社会分工等范畴,其核心是商品交换和货币关系下私有者之间的关系。虽然这两者中都出现了异化和“私人所有”的范畴,但它们所指的内容是不同的:“异化劳动”片断中的“私人所有”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而《穆勒评注》中的“私人所有”则主要是指“市民的私人所有”;“异化劳动”片断中的“异化”是指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异化,而《穆勒评注》中的“异化”则是指市民社会中出现的交往异化。两个几乎同时写成的东西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理论层次上都呈现出明显的差别。为什么会有这一差别?“异化劳动”片断与《穆勒评注》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是困扰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手稿》研究的核心问题。

细见英、平井俊彦、宫崎喜代等人以在《资本论》中“资本关系逻辑(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在理论层次上高于“商品=货币关系逻辑(交换关系)”为由,提出由于《穆勒评注》研究的是货币和交换,属于“商品=货币关系逻辑”;而《第一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片断相当于对资本剥削劳动的分析,属于“资本关系逻辑”,因此《第一手稿》的理论水平高于《穆勒评注》。由此出发,该派的代表人物细见英提出《巴黎手稿》的写作顺序应该是从《穆勒评注》到《第一手稿》的“异化劳动”片断(細見英、100頁)。而大岛清和中川弘等人则完全相反,认为对当时的马克思而言,理解和确立“商品=货币关系逻辑”在理论难度上高于“资本关系逻辑”,因而客观地认识并能够从“商品=货币关系逻辑”出发来建构自己的经济理论,恰恰说明马克思思想更成熟了,所以《穆勒评注》的理论水平高于《第一手稿》。(大島清;中川弘)这样,日本学界在6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穆勒评注》先行说”与“《第一手稿》先行说”之间的对立。

19692月,苏联学者拉宾在《德意志哲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收入三个源泉的对比分析”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依据《手稿》中出现《经济学笔记》内容的时间,推断了《巴黎手稿》的写作顺序,并划分出马克思经济学思想发展的两个阶段:“马克思从1843底到18448月的经济学研究存在着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从开始接触经济学著作,到写完第一手稿;第二阶段——从对李嘉图和穆勒著作的摘录(第四和第五册摘录笔记)到写完第三手稿”(ラーピン、103-4頁),而且第二阶段的经济学水平高于第一阶段。

拉宾论文很快就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注意。1970年细见英首先对拉宾论文进行了介绍,然后在著名的《思想》杂志上刊登了拉宾论文的译文。该文的发表对日本的《巴黎手稿》研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前面说过,在拉宾论文发表以前,日本对《第一手稿》和《穆勒评注》的关系问题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而拉宾论文的发表为这一争论画上了句号。因为,拉宾论文最重要的结论是马克思《巴黎手稿》的写作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的核心是《第一手稿》的“异化劳动”片断,第二个时期恰好是从《穆勒评注》开始的。这一结论不仅为“异化劳动”片断与《穆勒评注》的视角差异问题提供了最为合理的说明,而且从文献学上也支持了《穆勒评注》在时间上晚于《第一手稿》、在理论水平上高于“异化劳动”片断这一“《第一手稿》先行说”。拉宾论文发表以后,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欢欣鼓舞,因为他们的困惑得到了合理的解决。甚至连细见英本人在拉宾论文的《译者前言》中也写道:“我在这里声明,我撤回以前对《穆勒评注》与《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作顺序的解释,转而依据拉宾的解释”(細見英、101頁)。

自那以后,热衷于考证的日本学者开始了对拉宾论文的结论进行检验和完善的工作。早期马克思研究专家山中隆次和服部文男等人还亲自到收藏手稿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去核实,对拉宾的结论进行补充论证,从而使“拉宾说”在日本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本文要讨论的广松涉和望月清司等人也接受了“《第一手稿》先行说”。

60年代《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获得了两个重要的结论:第一,所谓《巴黎手稿》实际上包括《经济学笔记》(特别是《穆勒评注》)和《手稿》两个部分,二者在内容上是不可分割的;第二,《巴黎手稿》的写作是按照《第一手稿》→《穆勒评注》→《第二手稿》→《第三手稿》的顺序进行的(参见韩立新,2007a,第120页)。在日本,这两个结论并不仅仅意味着文献学的进展,它还意味着《巴黎手稿》研究范式的转变,因为它要求人们,第一,在研究《手稿》时必须要结合《经济学笔记》,至少要将《穆勒评注》纳入《手稿》的体系中来研究;第二,由于《穆勒评注》是马克思最早的经济学研究,而《手稿》中的异化概念往往被视为哲学研究,因此将《手稿》和《穆勒评注》结合起来,就意味着要将经济学研究和哲学研究结合起来,而这两者在以往则是分裂的。这两点要求后来成为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手稿》的前提。森田桐郎曾对此作过这样一个概括:“那种无视《穆勒评注》的《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是不合理的,特别是那种单独将《经济学哲学》第一手稿中的‘异化劳动’与其他部分割裂开来的做法会导致曲解和歪曲马克思的异化论。”(森田桐郎、9-10頁)

总之,由于《巴黎手稿》文献学研究的进展和由此而来的《手稿》研究范式的转变,以往不受重视的《穆勒评注》的文献价值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突出了出来。这使得此后的异化论研究再也无法回避《穆勒评注》中的经济学范畴,譬如货币、交换(交往)、分工和市民社会等的意义,从而使日本的《手稿》研究出现了革命性的变革,营造出了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独特的《手稿》研究的新局面。

二、广松涉和望月清司在异化论问题上的对立

新局面的出现必然会带来对《手稿》的新解释,望月清司的市民社会论就具有这样的性质,这也决定了它必然要与日本当时已有的早期马克思研究、特别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广松涉的异化论解释发生冲突。下面,本文将围绕着对《巴黎手稿》异化论的评价问题,对广松涉与望月清司之间的分歧做一个介绍和梳理。

(一)广松涉对异化论的否定

广松涉作为20世纪6070年代引领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向的哲学家,其最大功绩莫过于提出了一个独特的马克思思想的断代史理论,即主张马克思从《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一个可称作“从异化论逻辑到物象化论逻辑”的飞跃。(广松涉,2009年,第35页)这是一个在理论性质上不同于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的命题,其核心在于将“物象化论”看作是“马克思成为马克思”的标志,认为“异化论”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后马克思予以否定的理论。

那么,广松涉为什么会把异化论看作是马克思不成熟的理论呢?他的理由跟过去的苏联教科书体系以及阿尔都塞都不同,他是从异化概念的“自我异化”本性这一角度来否定异化论的。我们知道,所谓异化(Entfremdung)一般是指主体的创造物与主体相对立、相异己的状态。这本来是自笛卡尔以来特有的主客关系逻辑,属于近代的哲学范畴。但是,广松涉在讨论这一概念时,把它的实质归结为带有贬义的“自我异化”(Selbstentfremdung)。何谓“自我异化”?按照广松涉的解释,“自我异化”就是指主体将自己异化(外化)出去,然后再扬弃异化回归自身的过程,其特点是一个孤立的主体的自我运动,其典型形态莫过于黑格尔的“精神”概念和黑格尔左派的“自我意识”理论(参照广松涉,2002年,第1章第3节)。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黑格尔左派通过将黑格尔的“精神”解构为“自我意识”、“类本质”、“人”等,并运用这一逻辑对当时德国的宗教、国家和政治进行了批判,形成了具有进步色彩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但是,由于“自我异化”逻辑必然要设定一个先验的主体,它将不可避免地带有“唯心主义”或者“抽象的人道主义”的色彩;同时,由于它只需要一个主体即可以自足,而在市民社会中出场的是复数的私有者,因此它无法成为以分工和交换为核心结构的市民社会的说明原理。

那么,《巴黎手稿》时期的马克思是不是也处于“自我异化”的框架之下?这是问题的关键。对此,广松涉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认为,在1844年的《手稿》时期,尽管马克思经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对国民经济学的初步吸收,已经成功地换掉了他们的主体概念:“精神”或“自我意识”,甚至将费尔巴哈的“人”(der Mensch)都看成是特定生产关系下的“劳动者”(Arbeiter),将国民经济学下的劳动看成是异化劳动,但是,从异化劳动的理论架构,特别是从异化劳动的前三个规定,即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劳动过程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将劳动异化直接定义为“自我异化”等事实来看,马克思异化概念仍然属于“自我异化”;而且,在方法论上,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受到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的影响的话,那么当时的马克思还主要是依据“自我异化”逻辑来完成对上述三个来源的综合的,换句话说,他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和共产主义理论都是建立在“自我异化”逻辑的基础上的。因此,从整体上看,《手稿》还是一部“自我异化”的手稿,当时的马克思还没有摆脱黑格尔左派的框架。(参见广松涉,2009年,第215-217页)

广松涉认为,马克思“与自我异化这一概念的诀别”是在两年后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其标志是物象化概念的出现。他说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自我异化的逻辑本身遭到了批判(自我批判),过去马克思曾在《手稿》中主张的命题被彻底抛弃,取代异化论而登场的是物象化论的逻辑( 広松渉、1969年、245頁)。所谓“物象化”(Versachlichung),“是对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际关系被错误地理解为‘物的性质’(例如,货币所具有的购买力这样的‘性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际社会关系被错误地理解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类现象(例如,商品的价值关系,以及主旨稍微不同的‘需要’和‘供给’的关系由物价来决定的这种现象)等等的称呼”。(广松涉,2002年,第70页)从广松涉的论述来看,物象化与异化不同,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主客关系结构,而是一个包括多个主体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主要指私有者之间的分工和交换关系)结构;其主体不再是抽象的“人”,而是以商品和货币等为中介的私有者;而且,物象化在理论层次上高于异化:如果说异化论对应的是黑格尔左派的人本主义的话,那么“物象化论”对应的则是唯物史观,所以“物象化论”的出现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形成。

广松涉在做出《手稿》是“自我异化”的手稿这一判断时,主要依据的是《第一手稿》的“异化劳动”片断。那么,他对上述在《巴黎手稿》文献学研究中所凸显出来的《穆勒评注》的态度又如何呢?从整体上看,他对《穆勒评注》采取的是一种消极的态度:首先,他在拉宾论文发表以前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的成立过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恩格斯论》中根本就没有研究过《穆勒评注》,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有关《穆勒评注》的讨论并没有给予关注。在拉宾论文发表以后,他提及《巴黎手稿》的文献学成果的主要是《青年马克思论》(1971年)。在这本书中,他在论述时虽然遵循了《第一手稿》→《穆勒评注》→《第二手稿》→《第三手稿》的顺序,但是并没有要比较“异化劳动”片断和《穆勒评注》中交往异化的问题意识,他对《穆勒评注》的考察只是从它是否解决了“私人所有是如何产生的”角度进行的。其结论是,《穆勒评注》不仅没有解决这一私人所有的起源问题,相反还运用了“以私人所有为前提来说明异化劳动”的逻辑,而这与《第一手稿》中的“以异化劳动为前提来说明私有财产”的逻辑自相矛盾,换句话说,《穆勒评注》非但没有解决《第一手稿》的遗留问题,相反还带来了异化劳动和私人所有之间的“循环论证”。(広松渉、1971年、258頁)

其次,他对《穆勒评注》中马克思所取得的经济学研究成果、特别是交往异化概念的评价不高。他认为,尽管有关穆勒和李嘉图评注的《经济学笔记》相对于《第一手稿》而言,其经济学水平无论是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这在第三者看来也许还停留在一种可谓夜郎自大的、连马克思本人在晚年也会苦笑的水平”(広松渉、1971年、237頁);此外,从马克思的“社会交往异化概念”来看,马克思只是“采取了应该首先定位人作为‘共同存在’的共同存在Gemeinwesen als solches这一本来的存在方式的态度,如果以黑格尔的方式来说,可以说就是站在了伦理实体sittliche Substanz的视角上”(同上、240頁)。也就是说,广松涉实际上认为《穆勒评注》的经济学水平只相当于或者稍高于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而在继续沿用“自我异化”逻辑这一点上,包括《穆勒评注》在内的整个《经济学笔记》与《第一手稿》是同等水平的作品,从《第一手稿》到《穆勒评注》并没有出现质的飞跃[1]。这就是广松涉对《穆勒评注》的真实态度。

(二)望月清司对广松涉的批判

在日本,广松涉的这种“异化论”解释出现不久,就遭到了“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所谓“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在日本兴起的一个马克思主义流派。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严格地区分了“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和“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gesellschaft)这两个范畴——前者是指私有者所组成的分工和交换的商品经济社会,而后者则是指以剩余价值和剥削为核心的阶级社会。同传统的苏联教科书体系往往忽略对市民社会结构的分析而直接进入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这一做法相比,这一区分强调市民社会概念对于把握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意义。第二,上述方法论决定了这一流派在理论上更为关注私有者之间的交往关系和交换关系,甚至将交往和交换概念提升为解剖和批判市民社会的基本原理,譬如该派的创始人之一平田清明就曾直接将市民社会定义为“交往的社会”(平田清明、56頁)。由此出发,在对《巴黎手稿》的解读上,这一流派自然会更关注《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概念,也自然会与广松涉的《手稿》解释发生冲突。,该派的望月清司、森田桐郎和畑孝一等人都批评过广松涉,其中尢以望月清司的批判最具有代表性。

首先,望月清司认为,我们应该根据《巴黎手稿》的文献学成果,突破原有的仅仅在“哲学范畴”意义上来解释异化的框架,将异化还看成是一个“经济学范畴”。那么,何谓异化的“哲学范畴”和“经济学范畴”呢?望月清司在讨论马克思对赫斯的批判性改造时,曾作过这样一个说明:马克思采取了“一种双重的接近方法,即一方面,先回到黑格尔的‘需要的体系’,然后又在更高的层次上将异化理论纯化为分工=交往理论(《穆勒评注》);同时另一方面,直接深入到支撑等价交往的社会生产=劳动的深处(《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双重的接近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自信,因为他对异化理论有了独特的内在理解。”(望月清司,第39页)从这段话来看,望月清司所说的异化的“哲学范畴”,其实就是指前面所述的以“自我异化”为母体的异化劳动;所谓“经济学范畴”,是指经过了国民经济学洗礼的、被加进了“私有者的分工和交换”等内容的交往异化。前者对应的是《第一手稿》;后者对应的则是《穆勒评注》。而一个完整的马克思异化理论应该是“哲学范畴”和“经济学范畴”的统一,也就是异化劳动和交往异化的统一。望月认为,在理解马克思的异化论时,我们决不能将《穆勒评注》和《第一手稿》这两个文献割裂开来,而应该把它们看成是一个“互相补充,互相完善”的整体。(望月清司,第34页)这应该看作是一个解释马克思异化论的新原则。

从这一新原则出发,望月清司从两个方面批评了广松涉:第一,广松涉只是从哲学角度来理解异化,将马克思的异化论看作是一个同青年黑格尔派同等水平的“自我异化”的理论,结果使他的异化论理解不仅很难跟那种传统的“绝对贫困化式的异化理解”——即仅仅从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理解异化,只看到异化所带来的劳动者的绝对贫困化——区分开来,而且还导致了他只能否定马克思的异化论(同上,第54页)。第二,广松涉根本就没有看到《穆勒评注》中交往异化概念与《第一手稿》中异化劳动理论的差异,没有看到交往异化对于完善异化劳动理论的意义,结果对交往异化采取了轻视的态度。他似乎是在仅仅研究了《第一手稿》的异化劳动以后,就“省去了对马克思思维进程的内在考察”,一下子飞跃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同上,第63页)。

对广松涉的这一结论,望月清司从三个角度予以了批驳:(1)《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前。由于《巴黎手稿》中的异化被加进了分工和交换等经济学内容,已经不同于黑格尔左派的“自我异化”,因此异化论就不再是马克思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清算”的对象,相反倒是马克思本人早在《巴黎手稿》阶段就予以肯定的思想。(参照望月清司,第910页,46页)(2)《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广松涉是通过援引《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哲学家们”和“格律恩先生”的例子来断定“马克思对异化概念进行了自我批判”的。对此,望月认为,广松涉对这两个例子的理解有误:马克思实际上所批判的是“把整个历史看成是这一抽象的‘人’的发展和自我异化过程的历史像,而不是异化范畴本身”。(同上,第149-162页)(3)《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后。望月清司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也曾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过异化概念这一事实为依据,指出马克思在成熟时期也照样保持着“《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穆勒评注》以后的异化论式社会认识”,因此广松涉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后已经超越了异化论”的论断与事实不相符。(同上,第334页)

针对望月清司的尖锐批判,广松涉后来在1975年的《新时代》杂志(広松渉・望月清司)和1984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成立过程》“选书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现阶段”一文中做过回应。但是,这些回应都完全避开了《穆勒评注》和交往异化问题等锋芒,反而将矛头对准了望月清司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分担问题”的解释,即指责望月清司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手稿人为地区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工理论,认为其将马克思归结为“分工展开史论”、将恩格斯归结为“所有形态史论”是一种无稽之谈。(広松渉、1997年、540頁)结果,我们从广松涉的回应中,看不到他在《穆勒评注》评价问题上的变化,也没有看到他接受望月清司批评的迹象。

从上述望月清司对广松涉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到,望月清司是肯定马克思的异化论的;只不过这个异化论已经不是那个单纯的“哲学范畴”(异化劳动),而是一个被加进了“经济学范畴”(交往异化)内容的、得到重构了的异化论。正因为经过了这一重构,望月清司在建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时才自信地宣称:“对马克思历史理论形成足迹的考察就不应该按常识,譬如像唯物史观史学那样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而应该从《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经济学笔记》……开始,甚至就应该从对‘异化’逻辑的内在研究开始。”(望月清司,第8页)这在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是一种少见的旗帜鲜明的态度。

三、如何评价这场“早期马克思论争”

上文对广松涉和望月清司理论的分析表明,二者的分歧集中在对《穆勒评注》和异化论的评价上:关于《穆勒评注》,广松涉实际上认为它是无足轻重的;而望月清司则认为它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关于马克思的异化论,广松以“自我异化”为由否定了它;而望月清司则相反,以“交往异化”为由重新肯定了它。这就是广松涉和望月清司在“早期马克思论争”中对立的实质。

(一)“交往异化”是不是一种新的异化?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场“早期马克思论争”?我认为,评价这场论争的关键在于如何回答下面这个问题,即《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是不是有别于“异化劳动”?或者这样问:“交往异化”是不是一种有别于“自我异化”的新的异化逻辑?

关于“交往异化”概念,我曾经在《<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马克思的转折点》(韩立新,2007b)一文中做过详细的规定,这里仅从它与异化劳动的差异角度再做一些分析。根据《穆勒评注》,所谓交往(Verkehr)是人格与人格之间不借助于中介的、直接的关系,属于“人的真正的共同本质”(Gemeinwesen)(马克思,第170页,译文有改动)。但是,在市民社会中,人格之间的交往只有借助于私人所有和货币这样的中介才能完成,结果使人格与人格的关系表现为物象和物象之间的交换关系。马克思说道:“在不论对材料的性质、私人所有的特殊性质还是对私有者的人格性(Persönlichkeit)都毫不关心(Gleichgültigkeit)的货币中,表现出异化的物象(Sache)对人的全面统治。过去表现为人格对人格的统治的东西,现在则是物象对人格、产品对生产者的普遍统治。如果说,在等价物中,在价值中已经包含着私有财产的外化这一规定,那么,这种外化在货币中就已经获得感性的、甚至是对象的定在(gegenständliche Dasein)。”(同上,第176页,译文有改动)这种状态显然不是真正的交往,而是一种交往的颠倒状态,或者说人被物象奴役的非人状态。由于这种颠倒和非人状态与异化规定颇为相符,故才被马克思称为“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同上,第172页),本文简称“交往异化”。

如果认真辨析可以看出,“交往异化”与“异化劳动”是不同的。首先,在“交往异化”中登场的人的性质和数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异化劳动”中登场的是一个孤立的“劳动者”,其本真形态是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具有类本质的“人”(der Mensch),异化是指这种“人”的异化;而在“交往异化”中登场的则至少是两个对等的“私有者”(Privateigentümer),或者说是“现实的人”,其逻辑出发点是“以作为私有者同私有者的关系的人同人的关系”(同上);其次,异化主体的这一变化使异化论的理论重心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异化劳动”所揭示的是人与对象或者人与自然之间的纵向关系,那么“交往异化”所揭示的则是“两个私有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或者社会联系(Die gesellschaftliche Beziehung oder das gesellschaftliche Verhältniß der beiden Privateigenthümer)”(同上,译文有改动)这样的横向关系。前者可称为以主客关系为基本结构的劳动或者生产的视角,而后者则可称作“社会关系视角”。或许有人会反驳说,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不是也涉及到了劳动等内容了吗?是的,不过此时的劳动已经不再是《第一手稿》中的“异化劳动”,而是指私有者的“营利劳动”(Erwerbsarbert),这种劳动的本性是要通过交换而营利,因此它也是以两个私有者之间的交换关系为前提的。再次,“社会关系视角”的出现使《巴黎手稿》的理论场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就是它所描绘的舞台不再是“异化劳动”所反映的那种以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的直接生产过程,而是以分工和交换为核心的、由众多私有者共同构成的“交往异化”的世界。如果说“异化劳动”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最初的抽象,那么“交往异化”则是对市民社会现实的揭露;借用前面介绍的日本经济史中的相关讨论的术语来说,前者属于“资本关系逻辑”,而后者则属于“商品=货币关系逻辑”。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青年马克思而言,发现“资本关系逻辑”相对容易,而要认识到“商品=货币关系逻辑”的意义则相对困难,因为《第一手稿》水平上的“资本关系逻辑”是可以从自己的思想母体即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中推导出来的;而要认识到“商品=货币关系逻辑”的意义则需要马克思彻底超越自己原有的理论框架,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国民经济学批判领域。这一进入是从哲学理想主义向严肃的经济科学的思想转变,可称得上是一次质变。因此,“交往异化”在理论层次上高于“异化劳动”,它是马克思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关节点。

总之,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对异化的说明的确出现了一个与“自我异化”不同的视角,即“交往异化”。这一变化,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自我异化不仅以自我异化的形式而且以相互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第176页),而“相互异化”的出现不仅使马克思的异化论变得纵横立体,而且使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认识得以深化。这是我对《穆勒评注》中“交往异化”问题的基本结论。如果这一结论属实,那么我们就可以对广松涉和望月清司的论争做出评判了,即:广松涉所理解的异化仅仅是“异化劳动”而无“交往异化”,这种异化论理解是片面而又狭隘的;望月清司所理解的异化是“异化劳动”加“交往异化”,这种异化论理解才是完整而又深刻的。

(二)广松涉为什么没有关注交往异化?

那么,广松涉和望月清司为什么会在对马克思异化论的认识上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呢?

本来,广松涉和望月清司两人是盟友关系。他们作为摆脱了斯大林主义影响的新一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旗手(张一兵因此称他们为“日本新马克思主义” [参见张一兵、韩立新]),都反对所谓的“正统派”或者“教义体系”,对马克思进行了颇具独创性的解释,即都没有从那种简单的“主客体关系”(劳动)逻辑出发,而是从复数主体的“社会关系”(社会)逻辑出发来概括马克思的思想实质和新世界观。这种概括,在广松涉那里表现为“物象化论”(或者“关系基始性”、“社会存在论”、“共同主观的结构”等);而在望月清司那里表现为“市民社会论”(或者“社会交往视角”、“社会联系视角”、“依赖关系史论”等)。

广松涉“物象化论”的代表作可以举出《唯物史观的原像》、《物象化论的构图》和《资本论的哲学》这三本。《唯物史观的原像》揭示了马克思早期从抽象的“人”到以经济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的思想进程,《物象化论的构图》所描绘的是“社会关系的物象化”,《资本论的哲学》研究的更是商品交换以及拜物教,也就是“私有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问题。这三者呈现出从抽象到具体,或者说从哲学的“物象化论”到经济学的“物象化论”的进程。而望月清司的“市民社会论”的核心概念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也是“私有者之间分工和交换的体系”。望月清司之所以没有将这一体系称为“社会”(在《手稿》中的《第三手稿》意义上的“社会”),是因为市民社会还只能是“社会”的“史前形态”或者说“异化形态”,他使用市民社会概念的目的在于揭示物象关系背后的人格关系。由此看来,广松涉的“物象化论”和望月清司的“市民社会论”在理论架构上具有相似性,它们都是以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特别是对私有者之间交换关系的分析和批判为理论原型的。

既然两者的理论架构相似,那么广松涉为什么没有像望月清司那样,通过把“交往异化”纳入到异化范畴中来而重新肯定异化论呢?我以为,除了他把异化仅仅理解为“自我异化”这一原因以外,主要跟他的“从异化论逻辑到物象化论逻辑”的命题有关。

众所周知,马克思对私有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及其颠倒性的最经典和最成熟的论述是在《资本论》“商品章”的“价值形态论”中,而广松涉“物象化论”的理论原型就是这一“价值形态论”。广松涉在研究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分期时,就是以这一“价值形态论”为标准向《资本论》以前的著作追溯;当他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分工理论中发现了“物象化论的逻辑”以后,就中止了这一追溯过程。(参见广松涉,2009年,第39-44页)但是,如果“物象化论”的确可以回原为“价值形态论”,那么广松涉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分界点的判断就并不符合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事实。因为,正如我在前面所分析的那样,《穆勒评注》中的“价值形态论”特征要比《德意志意识形态》鲜明得多。《穆勒评注》不仅讨论的是货币、交换和分工,而且从前面所引用的“过去表现为人格对人格的统治的东西,现在则是物象对人格、产品对生产者的普遍统治”等有关交往异化的论述来看,其与“价值形态论”的主题如出一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理论要远比《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理论更接近物象化概念,甚至可以说,“交往异化”才是物象化的原型。因此,广松涉本不应该追溯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止,而应该再向前追溯到《穆勒评注》,这才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结果。但是,他却偏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止步不前了,而漏掉了《穆勒评注》这一对他而言再合适不过的文献。在替广松涉感到万分遗憾之余,我们不仅要问,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受制于前面提到的“从异化论逻辑到物象化论逻辑”的命题。因为这一命题不仅严格地区分了异化与物象化这两个概念,而且还以这一区分为标准,将马克思的“早期”和“晚期”分界线设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一来,即使后来广松涉发现了“交往异化”与物象化的相似性,但是为了维护“从异化论逻辑到物象化论逻辑”命题的一贯性,为了不使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界变得自相矛盾,他也只能“视而不见”了。按理说,这样做是不应该的,但这是广松涉式的固执:只要说了就决不更改,即使在别人看来根本就是谬误。

而望月清司在遇到异化劳动概念的“自我异化”的困境时,并没有选择广松涉的放弃异化论并代之于“物象化论”的做法,而是将物象化看作异化的“下属概念”(望月清司,第273-274页);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让物象化与异化对立起来,从而为在积极的意义上重构异化论开辟了道路。而且,他还在此基础上以异化概念为起点,按照《穆勒评注》中的社会交往概念→《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分工展开史论”→《致安年科夫的信》和《哲学的贫困》中的“社会联系”概念→《大纲》中的“依赖关系史论”的顺序,建构了自己的“市民社会论”。在这种建构中,《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分工理论(“分工展开史论”)只能是《巴黎手稿》异化论的继续,而不能是“早期”和“晚期”的“断裂”标志;作为“市民社会论”最成熟形态的“依赖关系史论”是从“交往异化”发展起来的。因此,在望月那里,异化论和“市民社会论”天生具有同构性,二者决不是互相排斥的。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正式提出了一个“异化论和市民社会”的课题(同上,第10页),通过将异化论的适应范围从资本主义社会扩展到整个市民社会上去,而完成了一个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新解释。

四、小结:《手稿》研究上的启蒙运动

最后,结合我国《手稿》研究的现状,对本文做一个简要的总结:

从日本的“早期马克思论争”来看,《巴黎手稿》的文献学和《穆勒评注》的研究在《手稿》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这之前,人们对异化论的认识往往囿于苏联哲学体系或者阿尔都塞的框架,即异化论是带有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残渣,是马克思不成熟的理论。在这种教条下,异化论成为人们批判的或者消极地对待的对象,这大大限制了人们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研究进展,也限制了对马克思思想实质的理解。但是,《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和《穆勒评注》研究,却为突破上述教条提供了文献学基础,为提升异化论的地位和重构异化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尽管广松涉和望月清司并没有达到共识,广松涉甚至还留有苏联哲学体系或者阿尔都塞框架的遗迹,但是他们的讨论毕竟使异化论拓展到了一个包括“交往异化”、物象化和市民社会在内的更为广阔的领域。特别是望月清司,他成功地将“交往异化”引入到异化论当中,突破了以往只在“异化劳动”和哲学领域转圈子的局限,开辟了一条重新评价异化论以及重构异化论的道路。经过这场“早期马克思论争”,日本的《手稿》研究已经走向了哲学和经济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结合的道路,其《手稿》的研究水平也大大地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20世纪60年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还处于苏联“暗灰”统治下的年代,广松涉和望月清司的“早期马克思论争”堪称是一场“启蒙”运动。

反观我国,我们的《手稿》研究似乎还未能突破“异化劳动和人本主义的《手稿》”这一框架,从整体上看还停留在苏联哲学体系或者阿尔都塞框架的水平上,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评价偏低。究其原因,除了一些旧的意识形态的遗迹以外,主要还跟我国对《巴黎手稿》的文献学和《穆勒评注》的研究不足有关。当然,观点不同,对事实的评价也会不同。在我看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还没有真正地吸收《巴黎手稿》的文献学成果,未能确立起《巴黎手稿》的概念。我国的大多数《手稿》研究都局限在《手稿》的那三份手稿上,很少有将《手稿》与《经济学笔记》结合起来的,更不用说按照《巴黎手稿》文献学考证出来的顺序进行解读了;在研究方法上,我们还很难将经济学和哲学结合起来,对《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概念给予特殊的关注。虽然也有人讨论“交往异化”,但总不能将它提升到“范式转换”这样的高度,相反,却将《穆勒评注》降低到赫斯的《论货币的本质》的水平;虽然有人对异化论进行了“彻底”批判,但对异化论的下一个理论形态(“物象化论”和“市民社会论”)却做不出理论说明,只是像阿尔都塞或者苏联哲学体系那样,用“科学”或者“唯物史观”草草了事,更不要说对异化论进行重构,通过异化论来对马克思做出新解释了。

因此,我们若想在《手稿》研究上有所进步,同样需要一场“启蒙”运动!

 

【参考文献】   

广松涉,2002年:《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唯物史观的原像》,邓习议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韩立新,2007a:《<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1期;2007b:《<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马克思的转折点》,载《现代哲学》第5期。

马克思,2000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望月清司,2009年:《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一兵、韩立新,2010年:《是“日本马克思主义”还是“日本新马克思主义”?——关于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定位的对话》,载《中国社会科学报》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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ラーピン,N. I.「マルクス『経済学・哲学草稿』における所得の三源泉の対比的分析」、細見英訳『思想』3月号、1971

                                                                                                                                               原载《哲学研究》2010年第9期,录入编辑:佳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