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劲松】弗雷格•索绪尔•函式

一、弗雷格和索绪尔

1879 年,分析哲学的创始人弗雷格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概念文字:一种模仿算术语言构造的纯思维的形式语言》。当时,虽然这部著作和作者一样,都默默无闻,但其中的思想在后来却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这个著作的名称,我们就可以看出, 他试图在从来就被分开的两个学科——语言和数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这部著作里,与传统的以主词和谓词的方式分析句子不同,他借用数学里边函数(函式) 和自变元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句子(在数学中,Function 习惯上译作函数。但y = f ( x) 这一表达方式更合乎汉语里“式”的概念,而不是“数”的概念。尤其是当这一思考方式要被广泛的用到语言句式中的时候。因此,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使用“函式”这一说法。陈嘉映对此亦作了说明[1] (p196) ) 。他认为,在一个语句里,有两个基本的部

分,一个是“固定的组成部分”,另一个是可变的可替代的部分。前一部分就是函式,后一部分是函式中的自变元。而且他相信这种新的方式将能“经受住长时间的考验”[2] (p185)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按照弗雷格的理解,“恺撒征服高卢”这个语句可以用函式表达为:

(x) 征服高卢

后来,弗雷格又发表了《函数和概念》(1891 年) 、《什么是函数》(1904年) 等文章。根据他的论述,语言函式有以下值得注意的特点:

第一,语言函式有一个共同的结构,即上面所说的固定的部分。如:

成吉思汗是人

唐太宗是人

这三个句子,它们的共同部分就是“……是人”。用函式的方式来表达就是:

(x) 是人

由此可见,弗雷格是严格地按照数学上的函式概念进一步发挥而来的,因为任何一个数学函式都有一个固定的结构或规则。如y = 2x + 1这个函式,无论x的取值是什么,它都必须按照乘2 然后再加1 的规则,并且由这个规则形成一个固定的结构。即使函式是二元的或多元的,这一点依然不变,如y = 2x + 2z + 1 ,并且在语言中同样如此。以上面的“(x) 是人”为例,把它改为一个二元的语言函式后就成为:

(x) 是(z)

但是“, (x) 是(z)”这样的一个二元语言函式却不可进一步的变为“(x) ( )[1](z) ”。因为“是”是它们的共同部分,没有了“是”字,就没有了任何规则,也没有了任何不变的固定的东西。这一点从“自变元”这个概念中也可以得到证明,显然“, 自变”是相对“不变”而言的,没有不变也就没有自变。这就意味着弗雷格的语言函式尽管可以是“多元的”,但却不可以是“全元的”,即每一个词都是一个自变元。

第二,语言函式具有真值。也就是说,当自变元都确定下来之后,整个语句就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这一点与数学里的函式是不相同的,数学里函式的值是数值,而语言里边则是真值。真值一共只有两个,一个是真,另外一个是假。弗雷格由数学函式向语言函式的这个转变适应了语言自身的特点。因为语言很难像数字那样,以不同的甚至无数的数值去表达。同时也可以看出这样考虑的潜在的思维取向——对于真理问题的关注。

尤其是在哲学的语境中, 要建立一种标准的形式语言,真假的区分是基础性的第一步。这里还有习惯意识的作用,因为在谈到一句话的时候,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它的真假。但是,这里的二元对立的特征也是显然的,它使原有的丰富性丧失了,不能进行程度方面的表示。

其实,真值与数值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如果把数学里边的某个值域里所有的数值视为真的,那么其他的数值就都是假的。所以,数值是真值中的一种情况。从这个方面而言,弗雷格拓展了对函式的值的理解。

第三,语言函式主要是指命题语言,并不是所有的语句。也就是说,它是指陈述句而言的,尤其是判断句。而其他无数句子如疑问句、感叹句、祈使句都不在弗雷格所思考的语言函式的范围之内。这同样与弗雷格想建立一种逻辑语言有关。这种局限随着后来语用学的发展越发显得清晰了。

索绪尔在他的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里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在话语中,各个词,由于它们是连接在一起的,彼此结成了以语言的线条特性为基础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挨着一个排列在言语的链条上面。这些……可以称为句段( syntagmes) 。”[3 ] ( p1170) 可见,句段关系有三个关键点:1) 要素;2) (要素的) 线性;3) (线性的) 单向度(不可逆性。这一点是暗含的) 。句段关系又可以说是一种横向的组合关系。而实际上法语syntagme (句段) 本来就有组合的意思,译为句段只不过是为了遵循翻译上的惯例。根据索绪尔的理解,横向的组合关系“不仅适用于词,而且适用于词的组合,适用于各式各样的复杂单位( 复合词、派生词、句子成分、整个句子) 。”[3 ] ( p1172)“复杂”的意思是指不单一。他以法语re -lire (再读) 和Dieu est bon (上帝是仁慈的) 为例。由此可见,他所说的组合关系可以发生在一个词的内部,而不只是词与词之间。总之,只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最小语言要素组合在一起,就构成句段关系。“在话语之外,各个有某种共同点的词会在人们的记忆里联合起来,构成具有各种关系的集合……我们管它们叫联想关系。”[3 ] (p1171) 从上面的话中可以看出,联想关系有下列特征:1) 在话语之外,也就是在语言的链条之外;2) 相似性,它与话语中的词有着形式意义上的共同性;3) 在记忆里,因此,联想关系是一种心理活动的结果;4) 不确定性,无论是在数目上还是在顺序上都是不确定的,这实际上是由第三个特征,即一种带有个体性质的心理活动决定的;5) 它构成一个集合;6) 它以词为单位,这一点与句段关系不同。索绪尔认为,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在场的,而后者则是不在场的,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在话语之外”的意思。这也意味着句段关系是现实的,而联想关系则是潜在的。尽管索绪尔把共时和历时的概念主要用于指语言系统而不是语句,但就这两个词的基本意义而言,也可以说句段关系是历时态的,而联想关系则是共时态的。或是说,句段关系是一种时间关系,而联想关系则是一种空间关系,一种联想的空间。

索绪尔提到的联想关系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指根据词根和词缀进行联想,如由法语enseignement (教育) 联想到enseigner (教) ;第二种是指根据所指的类似进行联想, 如由enseignement (教育) 联想到instruction (训育) 等等;最后是音响上的或是说形式上的联想,如在enseignement和justment (恰好) 之间就是声音上的联想。总之,联想关系主要有意义上的和形式上的两种。当然,这些区分并不是截然的,因为在词语之间存在着一种以上的联想关系。

索绪尔的这个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只要最小的意义单位之间一结合,只要语言内部发生关系,这两种关系就立刻产生,因此,它是普遍有效的,尽管我们不一定都用到它,也无这个必要。后来,著名美籍俄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森从对失语症的科学研究和分析中证明了这两种关系的存在。他发现失语症有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种是“相似性错乱”,即病人失去了对语词的选择的能力和替换的能力。他们词汇极其贫乏,纵聚合缺失了,几乎无法选择词语,但却保持了连词造句的横组合的能力。另一种是“邻近性错乱”,即病人失去了横向连接词语的能力,但却保持着纵向的联想的丰富性。雅各布森使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获得了病理学上的根据,从而为索绪尔的论述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并把它们分别称为“组合轴”和“选择轴”。尽管对于他而言,他认为把前者称之为“转喻”而把后者称之为“隐喻”是一种贴切的方式,但显然在汉语里这两种关系很难让人把它理解成某种“喻”,陈述的明晰性反倒失落了。在雅各布森之后,罗兰·巴尔特对此作了更为具体的阐释,并把它作为符号学的基础。

二、函式结构

弗雷格与索绪尔,一个是分析哲学的奠基者,一个是结构主义的先驱,一般看来是不相干的,事实上我们也很少看到将两人进行比较。但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也许已经预感到他们的某种相通的地方。其实,如果我们把弗雷格关于语言的函式的思想和句段联想关系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语言函式里固定的部分和可替换的部分组成的前后有序的序列就是句段关系,而其中可替换的部分无疑就是联想集合所表达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从表现出来的形式来看,弗雷格把它看作一个空位,而索绪尔则是从既定的某个语词出发,但它们都形成一个集合。

把弗雷格和索绪尔放在一起思考,再做一些拓展,我们就会赢得许多新的东西。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在弗雷格那儿,语言函式有一个固定的结构,不是全元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原来具体句子中的每个词都可以化作自变元。而在索绪尔那里,联想关系则可以从任何一个词出发。他说:“任何一个词都可以在人们的记忆里唤起一切可能跟它有这种或那种联系的词”[3 ] (p1175) 。虽然索绪尔一般以实词作例子,也不完全如弗雷格那样将其放在句子中来思考,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从弗雷格到索绪尔,在语词的集合构成上前进了一步。不只是句段关系中的某些词,而是由任何一个词出发都可以组成一个集合,这就意味着任何一个词都可以化作自变元。反过来,从索绪尔到弗雷格,我们可以看到语言函式的分析的逻辑起点可以从一个单词开始。索绪尔对单词的内部进行了拆分,而弗雷格则忽略了这种更小单位的分析,直接从单词开始他的思考。这也是我们的选择。

如果我们从索绪尔的启发出发,不再局限于那些固定结构,就可以寻找到所有的语句的共同结构,就会获得更为根本的结论或模型。首先,对于任何一个语词或语义单位,我们都可以称之为“x”。再把由语词组成的任何一个语句表达为( x1 ) ( x2 ) ( x3 ) ……( xn) 。其中,( x1 ) ( x2 ) ( x3 ) ……( xn ) 中的每一项都代表一个语义单位。其次,把语句的含义、真假或效果设定为y。那么,由弗雷格的语言函式可以演绎为:

y = ( x1 ) ( x2 ) ( x3 ) ……( xn )

我们把这种所有语句都共有的最根本的语言结构称为“纯函式”,因为它是“函式的函式”。它既表达句段关系同时也表达联想关系,把索绪尔所说的两种关系综合到了一起。这是语言的一个阿基米德点,尽管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定点实点。因为它是所有语言所有语句共有的特点,所以它的适用范围就不仅仅如弗雷格那样的在哲学上,命题语言上,或是如索绪尔那样的在语言学上。可以说,只要有语言的地方,它的应用就有可能。此外,由于函式可以从表达效果或审美效果而不只是真值的视角分析,这就使得它同样的可以用在文学上,甚至哲学和文化上。在这里之所以把表示固定法则的“f”去掉,是因为在数学里,在弗雷格那里,任何一个函式总有一个固定的规则结构,但在完全的函式语句里,它的法则结构是不确定的。或是说,它并不是表示某个法则,而是表示所有法则的可能性。没有一个固定的法则,这不是纯函式的弱点,恰恰是它的优越之处,它使想象获得了一个更大的空间;使思维获得了更大的活力;使感受更为敏锐丰富;使主体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从而为创造留下生命力。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当函式右边的每一个未知的因素都确定之后,左边都会相应的得到一个值或一种效果,不会同时产生两种情况。而左边的y 要被确定下来,它右边每一项的含义也必须被确定下来。之所以是“含义”,而不是词,因为词会产生歧义。

由一个具体的语句到纯函式的思维过程可整理如下:

第一步:

恺撒征服高卢

第二步:

( x1 ) 征服高卢

第三步:

( x1 ) ( x2 ) ……( xn )

我们可以把第二步的结果称为“函式结构”,而把第三步的结果称为“纯函式结构”。

上面曾经说过,当我们以函式的方式来理解语言的时候,是以弗雷格的单词而不是索绪尔的单词内部的语言要素为起点的。单词,“单”与“词”,从这个命名中就可以看出,它既具有形态上的单一性,又具有词的独立性,即词所具有的独立运用的能力。但在汉语里情况有所不同,很难找到同时具备单一性和独立性这样的一个单词的对应者,因为单词还有普遍性,基本上概括了它所属的语言中“词”这个范畴。汉字具有单一性,但许多汉字不是能独立运用的词,尤其是在现代汉语中。词具有独立性,但许多词在形态上并不是单一的。考虑到语言函式的思想主要是从语义的视角着眼的,在汉语里我们将以介于字和词之间的单位——语素作为函式分析的起点。因为语素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是句子中最小的意义单位,基本上合乎单一性这个要求。它可以使函式的基本单位简单清晰。但需要说明的是,它只是一个最基本的起点。由于从这个起点所产生的能够独立运用的词是多种形式的,缺乏像单词那样的单一性。因此,与一般情况下的那些西方语言不同,在中文里联想关系表现出来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单音词、双音词和多音词都是联想关系的一种形式。如果不要求联想到的词必须与原来的词在音节数目上保持一致,对语言函式的理解将会更富于活力。总之,对于中文语境下的纯函式的各项而言,它至少是一个字,大一点儿可以是一个词组。但在特殊的情况下,它甚至可以加以扩展而理解为一个句子(实际上弗雷格的二阶函数已暗示了这一点) ,或是一个空项。并且在项与项之间,彼此关系是不确定的,多种多样的,如主谓,动宾,动补,并列,递进等等,但又并不只是局限于这些关系和方式。这样可以给恰当的分析留下足够的空间。

还需要说明的是联想关系。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总是把联想看成是相似性的,其实不然。从审美心理学的视角来说,联想有三种:相似联想,对比联想,接近联想,索绪尔只是注意到了其中的第一种。与相似性相对的相反性或对比性同样具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的对对子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如“天”对“地”“, 水”对“火”。与相似性恰恰相反,它们在意义上是一种相对性的关系,而且,把事物作这种相对性的理解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即“无独必有对”。有“天行健”就有“地势坤”, 有阴就有阳, 有是就有非,有毁就有誉,有得就有失,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由时间上或空间上的接近形成的联想似乎较难用在语言分析中,但也并不是不可能。由此可见,联想关系是一种远远超越了相似性的关系。要比较完整的表达联想关系的这种丰富性与多样性“, 相关性”也许更能概括出它的特征。因为联想是不会完全服从人们的分类的。其实,对联想关系的丰富性,索绪尔已有所意识。如在谈到一些拉丁词的时候,他说:它们的“词尾的声音毫无可供联想的类似之处,但是人们还是因为感到它们有共同的价值,用法相同,而把它们联合在一起。只这一点已足以造成联想,尽管没有任何物质上的支持。”[3 ] (pp1190 - 191) 虽然他在这里还是在相似性的范围之内,但却预示着对这种束缚的突破,因为只一点已足以造成联想。

当分析获得了一个清晰的基础后,还可以做一些其他深入思考。如果我们把句段的横向组合看做横轴,而把横轴上的某一个词由联想形成的聚合看做纵向的轴。这样,我们就得到一个十字结构。如果我们由这个十字轴的纵轴上任何一个点横向的组成一个句子,而由横轴上的任何一个点都形成一个纵向的序列,就会构成语言的网络结构。不过,对此的进一步探讨不在这篇论文的范围。实际上,从任何一个字出发,然后延伸出它的横轴和纵轴,再从横轴和纵轴上分别进行纵向的和横向的延伸,都会抵达另外一个汉字,因为任何一个汉字都不是绝对孤立的。而且一个完全孤立的汉字是没有意义的,也不可能存在。很难想象有一个汉字不能用任何其他汉字来表达。需要补充的是这里的十字结构不能理解为坐标轴结构,因为在坐标轴结构中,横轴和纵轴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对应的关系,而语言的两根轴之间则没有这种关系,它们各自是独立的。

三、函式之道

这种函式构型还具有极深的哲学意蕴。除了上边所说的它是在场的与不在场的统一之外,它还集中体现了中国古典哲学中“易”的精神。易学作为中国哲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其神髓自然在于对“易”的理解上。汉代的纬书《周易乾凿度》就提出“易”有三种含义,这三种含义可以整理为“变易、不易和简易”。汉儒郑玄和唐代的孔颖达都对此有所论述,而且这个阐释对后世有着重要的影响。显然,这个并非文字上而是思想上的解释才真正能够深入人心,才让人真正能够领悟到易的奥妙。首先,从事物本身出发,这三个意义的先后次序绝不是随意的。从最初的变易纷繁的事物中然后把握住其中不变的因素,再在那些不变的因素中找出最为简易者,即“简一”,这正是认识的一般路径。其次,还是在事物本身的意义上,这里的“简易”被放到了最后的阶段,这实际上表示“简易”乃是一种最高的境界,而爱因斯坦的毕生追求就是抵达这种“简一”的境界,而这也是其他的如爱因斯坦之类的人物的追求。由此可见,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序列里包含着中国古代哲人对于最高境界的意识。最后,从另外一个视角,即主体把握事物世界的角度来说,变易、不易、简易这三个意义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变易需要抵达简易以获得它的高度,而单纯的简一是空泛的,也需要以变易的方式获得它的具体的生命,同时使自己不至于僵化和陷入错误。他对于变易和不易也应是一种“无执”的态度,而不是固执于其中之一。也就是说,他总是处在变易,不易和简易“之间”———这也许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之间”的意义。这是一种对变易、不易和简易这三者之“易”。这才是真正的易,即“易本身”。在明了易的这三个要义之后,无论是从主体的视角还是从事物本身的视角,函式构型都完整的概括了这三个意义。函式的每一个项都是可变易的。并且在每一次变易的基础之上,又可进行再度的变易。即使在事实上,当其他变项都确定的时候,一个项可变的范围是有限的,但当其他项发生变化的时候,它又可以获得新的变化。因此,基本上可以说,对于一个函式结构而言,它的变易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何况,对于某个项的确定也并不是固定的,并不局限于单音词。把变易的精神以一种无限的方式展示出来,可见,函式结构最充分的体现了易之中的变易。尽管变易是函式的内在精神,但函式形式本身却是不变的,尤其在特定的语境下当某个句式被以函式的方式来理解的时候。因此,函式结构本身的稳定性又使它具有“易”的第二个特点:不易。最后,无论变易的方式有多少,却都可以统一在同样的一个函式中,所以,函式结构又凝聚了“易”的第三重境界,即“简易”或“简一”。易的这三个内涵同时蕴含于函式结构之中,而函式性的思维和意识则在这三者之间流易,并不滞留于其中之一,如上所言,这种“易之易”即“易本身”。从函式结构蕴含“三易”却不滞于其一来说,它即是易本身。

从“一”与“多”这对古老的哲学范畴来看,显而易见,如果说由各个变项的变化而形成的无数的句子是“多”,那么,函式本身则是“一”。由此可见,函式结构是一与多的统一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而且,与那种一可以分割为多,一与多处在同一个层面上的一与多的关系不同,在这里,“一”是虚的,而“多”则是实的。这同时又可表明函式结构实际上也是“虚”与“实”的统一。

从“可能”与“现实”这一对范畴出发,函式本身是由许多虚而待实的项组成的,只是提供了可能性,而每一次各项的确定所获得的意义或效果都是一种现实。所以,函式的演绎实质上也是可能与现实的统一。正因为函式所代表的是可能性,因此它又是不确定的,但它的每一次现实都基本上是确定的。这样,可能与现实的统一又意味着“不确定性”与“确定性”的统一。如果说函式的每一次实现都是一个瞬间,那么函式本身所包含的无限的可能性则是永恒。以一种时间序列的方式来理解函式与它的现实的关系,就是永恒与瞬间的关系。因而,函式构型蕴含着瞬间与永恒的合一。用“同”和“异”这对范畴来分析,纯函式和半函式结构展示了事物之同,而变项的多种变化则表明了事物之异。这样,函式就使同和异的区别更为鲜明,同时也达到了同和异的统一。

总之,纯函式的思想使人们越过了习惯的思维方式,看到了呈现在人们的感官中的文字和声音之外的无限的可能性。它促使人们去关注那些未说出的,而不是已说出的。发现了“无之用”,而不仅仅是“有之利”,在细微处体现了大境界。

 

【参考文献】

[1 ]陈嘉映：语言哲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 ]王路：世纪转折处的哲学巨匠:弗雷格[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3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原载：《北方论丛》，2007年第1期。录入编辑：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