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出发, 安德森非常重视理论在各门学科中的作用。在一次访谈中, 他说:“历史研究对任何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左翼都是极为重要的, 但这并不够, 英国马克思主义所缺乏的恰恰是系统的批判理论。” (见汪晖) 在强调理论时, 安德森不但没有否认汤普森等历史学家的工作, 而且对他们的杰出贡献极为肯定。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 安德森写道: “理应一清二楚的是, 马克思主义编史工作中的进展,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有着潜在的极端重要性。”(安德森, 1981年, 第138页) 安德森认为, 重视历史事实和经验材料是历史学家的权利, 但历史学却不应该把理论排除在外, 否则历史学家搜集考证历史事实的工作会变得毫无意义。堆砌历史事实和材料不是历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 对这些搜集起来的并经过考证的历史事实和经验材料进行系统的总结和理论抽象才是至关重要的。因此, 安德森一直主张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对历史编纂得来的材料进行重新考察, 以求得这些材料背后所包含的“历史的全部法则和意义, 在现有的水平上使思想体系完全适应于现在和未来” (同上, 1989年, 第17 - 18页) 。在与结构主义学派的争论中, 汤普森始终把结构主义方法看作历史学研究的障碍, 不断抬高历史主义方法并贬抑结构主义方法。出于对历史学学科特点的特殊理解, 汤普森批评结构主义学派的学术研究过于抽象和理论化。毫无疑问, 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 汤普森的这一批评是带有合理成分的, 但他在这一正确的方向上却不由自主地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把自己的历史研究仅限于发掘、整理事实材料, 重视历史的细节而反对长时段的历史研究。他反对从搜集来的历史材料和经验事实当中抽象出理论, 更不能容忍把理论加于历史事实之上。对于理论体系, 他始终抱着强烈的排斥态度, 认为像结构主义学派所做的那些工作完全是理论思维的练习, 与实践没有一点关系, 甚至可能成为一种经院哲学。(见刘为) 在《理论的贫困》中, 汤普森写道: “历史学家没有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也没有理论, 历史理论必然是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其它东西。” (Thomp son, p. 12)为了使历史学免受结构主义方法和理论的“污染”, 汤普森采取的是一种极端的方式。出于保护目的, 汤普森拒结构主义方法于社会历史学门外, 其结果必然是对这门学科的伤害。
安德森认为汤普森拒绝给历史学冠以科学之名, 这实际上是对这门学科的误解。在安德森看来,历史的流变性特点并不妨碍建立清晰明确的概念。在思考和分析现实时, 必然要运用结构主义这一方法, 也必然要用抽象这一思维工具, 在历史与现实杂乱的事实材料当中消除不必要的具体性和复杂性, 使一种清晰而简洁的结构与关系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由于它是我们抽象出来的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所以它和事实材料一样具有真实性。历史唯物主义杰出地拥有许多概念。通过对大量历史事实的谨慎分析, 把握历史流变的规律, 就能最终界定出这样的理论概念, 从而使清晰的社会关系结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结构主义的方法是解读社会历史的一把钥匙, 它使凌乱的历史事实和材料显现出了秩序。所以安德森说: “马克思主义主要地而且是出类拔萃地属于那种探讨整个社会的本质和发展方向的思想体系的范畴。” (安德森, 1989年, 第2页) 安德森又拿气象学与历史学进行类比。虽然天气比历史更显得变化无常, 但正是这种变化无常要求气象学家埋头于过去的气象事实与材料来进行更加概念化的工作, 从而在变化中找出普遍的规律, 最后形成相对稳固的气象学理论体系。正是在理解与把握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建构起来的理论体系的基础上, 科学家才能准确有效地预测未来天气的变化。(Anderson, 1980, p. 9 - 10)同样道理, 结构主义方法对于偶然和多变的历史事件也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 安德森更多地是用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来进行社会发展总体和长时段的考察。
3. 争论的目的: 阶级意识的形成与本质
在历史主义思维方式的指导下, 汤普森强调阶级的流变性, 主张用历时性方法对其进行分析, 反对把阶级放入静止的结构主义框架中进行共时性研究。他把阶级看作一种流动的现象、一种关系, 反对把它当成一件静止的物。他说: “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 而不是把它看成一种‘结构’, 更不是一个‘范畴’。我把它看作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 的某种东西。不仅如此, 对阶级的看法还有赖于对历史关系的看法。如其他关系一样, 历史关系是一股流,若企图让它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静止下来分析它的结构, 那它就根本不可分析。最精密的社会学之网也织不出一幅纯正的阶级图形, 正如它织不出‘恭敬’与‘爱慕’这些概念一样。” (汤普森,“前言”第1页) 汤普森主张应该把阶级放置于其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来考察, “阶级是人们在亲身经历自己的历史时确定其含义的, 因而归根结底是它惟一的定义”。(同上, 第3 - 4页) 同时, 汤普森着重强调了阶级意识在阶级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主要通过传承前辈的文化得以产生, 而非通常所认为的是外部灌输的结果。阶级意识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过程, 它在阶级斗争的历程中不断得以自我完善。由于阶级意识的形成决定了阶级的形成, 所以, 阶级意识的形成就成为阶级形成的标志。在阶级问题理解上, 汤普森强调流动性与继承性, 即历时性, 并且注重主体意识的能动性, 这些都是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具体运用的结果和表现。
与汤普森的研究方法相区别, 安德森等人把阶级放置在社会结构的整体框架中来分析。虽然安德森也对阶级问题作过历史考察, 但他在研究中更多地强调共时性, 主要用结构分析方法来看待阶级问题。在《专制主义国家的谱系》一书中, 安德森写道: “一种生产方式内结构性危机的解决一直依赖于阶级斗争的直接参与, 危机把所有来自不同社会层面的社会阶级纳入历史总体内。” (Anderson,1974, p. 198)从结构主义的视角出发, 安德森把阶级当成生产关系结构当中的组件。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 安德森认为, 工人阶级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找到其结构地位才能发挥其力量。他写道: “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进步就在于打破这种僵局, 确定根植于历史的具体的经济生产形式之中的特定社会力量的地位……” (安德森, 1989年, 第133页) 由此可见, 安德森所强调的是把事例和材料置于社会结构的整体框架中而进行的共时性分析。同时, 它也是结构主义思维方法应用于历史哲学而形成的主要特点。
从结构主义思维角度出发, 安德森在许多地方都对汤普森的阶级观点提出了质疑。安德森认为工人阶级的形成并不像汤普森想象的那样简单。汤普森虽然关注了阶级意识这一主观因素, 但却忽略了许多其它重要的东西, 比如劳动力的客观构成及其转化以及工人阶级在英国分布的空间地图。汤普森甚至没有提到作为一个整体的英国工人阶级在形成过程中的大体规模和在整个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他对如此重要的社会各集团权重问题的失察“多少有点令人震惊” (Anderson, 1980, p. 33) 。其实, 安德森是在强调不应该把工人阶级的形成从当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单独抽出来, 不应该忽视工业资本主义迅猛发展这一宏大背景, 而应该把它放在这一客观结构中考察。“产业化的速度和范围肯定应该被编织进任何对工人阶级的唯物主义研究的适当结构中。” (同上, p. 34)安德森认为, 如果不把英国工人阶级放置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构中, 就无法研究它与其它阶级的对抗, 也无法评估其重要性。安德森反对汤普森只从英国工人阶级自身内部寻找阶级意识的起源。在安德森看来, 英国工人阶级意识中所包含的激进成分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和法国革命深刻影响的结果。在分析阶级问题时, 安德森与汤普森思考的角度以及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差异最终导致了其研究结论的不同。
总的看来, 在社会历史的研究中, 就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运用而言, 汤普森过多地贯穿了历史主义, 基本上放弃了结构主义; 而安德森则相反, 他过多地采纳了结构主义, 却相对忽视了历史主义。要想把握复杂的社会历史进程, 单一的方法论是不可能产生全面客观的认识的。
二、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方法的区别和特征
从汤普森和安德森两人的激烈争论中, 我们可以总结出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基本区别和特征。
汤普森的研究基本上贯穿了历史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 表现出如下特征: ( 1) 强调历史事实、阶级和国家的特殊性和个性, 不注重研究存在于历史当中的一般模式和普遍规律, 轻视理论的作用; (2) 在叙述式的事件和史例的罗列中, 强调事物的流动变化和继承性, 缺乏整体性和结构性的分析, 注重了历时性研究而忽视了共时性分析; (3) 具有强烈的经验主义色彩, 多采用归纳和实证方法, 很少用理论去判断或解释历史事实; (4) 缺乏对历史哲学的宏观认识, 认为历史学的唯一目的是再现和理解过去, 为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 (5) 强调主体意识的能动性。与此不同, 安德森则受到了结构主义思维方式的强烈影响, 大体表现出以下特征: (1) 在事件背后寻找在中长时段内起决定作用的稳定的社会结构, 注重把事例和材料置于社会结构的整体框架中进行分析, 重视共时性分析而缺乏历时性研究; (2) 强调国家、经济和政治制度在社会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不重视个体、主体的作用; (3) 推崇社会历史进程的理想的统一标准模式, 忽略了个体的特殊性; (4) 强调社会结构对主体人的制约作用, 但却忽视了主体人对社会结构的创造和改造功能; (5) 对社会历史具有宏观把握, 能够平衡看待社会结构中各要素作用的权重。正是由于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方法之间存在的根本区别和对立, 才导致了汤普森与安德森两人的理论观点的对立, 并导致激烈的争论。
从汤普森与安德森两人的争论中, 我们已经大体掌握了历史主义学派和结构主义学派的理论框架。从这些理论框架中, 也可以分辨出这两个学派思想观点的优劣与得失, 但归根结底, 这是由于两个学派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所造成的。
结构主义学派对于历史主义学派的超越在于它指出了结构整体所必然具有的复杂性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在这种复杂性中, 它又力图揭示整体与部分相互的辩证关系, 把部分置于整体当中来进行把握。它既看到了整体对于部分所具有的制约作用, 又看到部分的能动变化对于整体所发生的影响。它所强调的部分的自主性是在整体环境当中的自主性。因此, 个体的实践并不是作为单个个体的实践,而是作为一个体系内的相互关联的处于不同层次的个体的共同实践。它所看重的正是在共同实践过程中各种实践力量通过相互较量而最终产生的结果。从始至终, 它都要求在所建构的整体中来把握个体和它的能动性。结构主义学派把整体作为首要的真实的存在, 每个个体都在担当系统已经给它规定好的角色, 并且发挥着各自应当发挥的作用。一个个体在系统中如果发生偶然脱轨, 可以立即由其他个体来填补这个空缺, 对系统整体的结构和进程并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结构主义学派强调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是被安置和定位于同样是人(相对于创造的主体而言, 这里的人是指前人和他人) 所创造的结构关系(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还包括事物与事物、人与事物的关系) 之中, 它是每个个体所必然面对和必须接受的现实, 人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和环境当中去创造, 去发挥自己的能动性。
历史主义学派则把个体作为首要的和真实的存在, 整体的存在至多也只能是第二性的存在, 每一个个体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是最终的目的。如果存在一个整体的话, 那么这个整体以及其中的规则和秩序只是出于人的想象, 它是为个体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历史主义学派的理论优越性正是通过结构主义学派对整体的过分强调这一弱点而表现出来。结构主义学派注意到了整体结构的复杂性以及个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 但却忽视了个体的意识能动性和相对独立性, 同时也忽视了各个因素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延续性与继承性。
历史主义学派虽然主张把历史事实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但却不能否认社会历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事实和规律: 社会历史本身存在着客观结构, 搜集和分析历史事实的目的就在于去发现这种结构, 并用它对曾经发生的具体的历史事件作出合理的说明, 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用它对未来的社会发展趋势作出尽可能准确的预测。也就是说历史学作为一个特殊领域的社会学科, 虽然必须面对历史事实, 要解决特殊性的问题, 但是它同样要关注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进程这一普遍性问题。历史学最终要从特殊性中总结和抽象出普遍性, 并用普遍性来说明特殊性。所以历史学家们的任务不仅是找到并核实历史事实和证据, 历史学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堆积事实材料, 把这些事实材料加工成为能够读懂并且能够应用的理论是历史学的必然要求。
历史主义学派和结构主义学派在理论框架上的优劣得失正反映了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两种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优劣得失。历史主义思维方式的优长之处在于: 在强调发展的连贯性的同时, 突出事物与事物、人与人之间在具体时空之下的差异性, 承认生命的非理性和自发的能动性因素, 强调它们都是变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都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而结构主义的优长之处则在于: 强调社会历史是一个既有多个层次又有主导结构, 并且各要素是互为条件的辩证结构和整体, 从而打破了“原子论”式的研究模式, 不是就部分来认识部分, 而是从整体出发来认识部分。然而, 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又都有各自的致命弱点。历史主义的缺点在于: 忽视理论的作用, 缺少演绎方法的应用, 缺乏对社会的整体把握, 看不到社会结构关系对人的制约作用等等。这些缺点容易使其走向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结构主义的缺点在于: 过分强调社会的整体结构性和秩序性, 忽视个体的特殊性和能动性, 这些缺点容易使其走向宿命论。而如果过分强调结构的复杂性, 又会给社会历史发展增加偶然性和不确定性, 也会使其走向相对主义。
所以, 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方法只有相互融合, 在应用中达成统一, 才能发挥它们的优长之处,克服各自的片面性。
三、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与统一
在社会历史进程中, 结构与过程应该是同一的: 马克思在批评蒲鲁东的社会历史观时反问道:“其实, 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都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2 - 143页)动态历史研究与静态结构分析如果互相割裂, 其结果必然是把社会历史的画面显现成单纯的线性型或者平面型, 无法反映真实历史的生动的立体感。“最一般的抽象总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第22页)动态的历史发展观与静态的社会结构分析应该是互为条件、互相依存和互相渗透的。历史哲学是一门现实的科学, 在研究中必须保持它的开放性, 应当拥有一切科学所拥有的方法论。
历史主义是人们研究社会历史的必备方法, 但结构主义方法也是不可或缺的。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就认为: “对我们历史学家来说, 结构无疑是建筑的构架, 但更是十分耐久的实在。有些结构因长期存在而成为世代相传、连绵不绝的恒在因素: 它们左右着历史长河的流速。另有一些结构较快地分化瓦解。但所有的结构全都具有促进和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 (布罗代尔, 第180页) 而在吉登斯看来, 所有关于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的分析和研究, “都需要通过复杂微妙的方式, 将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协调在一起”。(吉登斯, 第504页) 皮亚杰在评论法国结构主义时, 指出了其忽视历史主义方法的缺陷。他认为, 以列维- 斯特劳斯为代表的某些结构主义者“专心致志于结构的研究而贬低了发生、历史和功能”, 因而排斥“历史发展、对立面的对立和‘矛盾解决’等”辩证性质。或者说, “列维- 斯特劳斯把辩证过程多少有些低估了, 这是由于他的结构主义是相对静止的或反历史主义的。” (皮亚杰, 第84、85页) 在皮亚杰看来, 结构是在生成的、开放的和自我调整的过程中不断转换的。因此, 他要“重新建立起结构与发生构造论即历史构造论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和与主体的种种活动之间的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同上, 第103页) 可以看出, 皮亚杰要把历史主义方法融进结构主义方法当中去, 使二者真正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事实上, 英国历史主义学派并非仅仅使用了历史主义方法, 结构主义学派也并非仅仅使用了结构主义方法, 而常常是两种方法结合使用, 只不过是有所偏重。
作为一个学术群体, 在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应用上, 英国历史主义学派成员内部存在着差异, 成员与群体也存在着区别。虽然他们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各自的着眼点和专门的研究领域, 但是从整个群体看, “马克思主义让他们留意在一连串的事件中寻找结构, 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探索经济、社会组织、政治、宗教和艺术的相互关系, 理论和马克思本人的所作所为鼓舞着他们大胆进行一个宏大的计划: 在一篇论文中把握时代的精神, 用长远的眼光看待经济——社会——思想的变化, 努力对英国历史上各个时代共同运动的个人、事件、因素进行大胆的综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 也是一种自觉的、现实的参考” (伊格尔斯, 第263页) 。该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霍布斯鲍姆曾说他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受到三种因素的熏陶: 其一是马克思的著作及其思想的影响, 尤其是从马克思那里认识到历史是理解世界的工具, 而历史研究可以依据结构与模式, 从总体上观察与分析人类社会长期演变的过程; 其二是战后十余年共产主义史学小组的史学研究训练; 其三就是来自与其他国家史学家们的论争, 特别是年鉴学派的影响(即法国年鉴派的结构主义社会史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影响———引注) 。(参见霍布斯鲍姆、波立陶, 第7 - 8页) 霍布斯鲍姆认为,作为科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 其根本任务就是探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长时段的历史发展模式, 即社会发展的结构关系模式。这表明, 在社会历史研究当中, 历史主义学派的一些学者也并没有把历史主义方法与结构主义方法截然分开。
同样, 英国结构主义学派也并没有把历史主义方法完全排除在外。与汤普森相比, 相对来说, 安德森更为注重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方法在研究当中的平衡。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 安德森写道: “如果结构单独在一个超越所有主体的世界中得到公认, 那么什么能确保它们的客观性呢? 极端的结构主义也决不会比所宣告的人类的毁灭再刺耳了。” (安德森, 1989年, 第68页) 在安德森所写的《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专制主义国家的谱系》两本著作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结构主义方法与历史主义方法相互渗透、融合的趋向。在结构主义分析的基础上, 安德森试图把国家与社会制度以及各种社会结构关系放入历史演进的考察之中。通过这种努力, 这两本著作不仅达到了方法论的综合, 而且达到了理论与事实、一般与特殊、必然与偶然的统一。
【参考文献】
安德森, 1981年: 《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 高钅舌译, 人民出版社。
1989年: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 余文烈译, 东方出版社。
布罗代尔, 1997年: 《资本主义论丛》, 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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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 1998年: 《社会的构成》, 三联书店。
刘为, 1992年: 《有立必有破———访英国著名史学家E. P. 汤普森》, 载《史学理论研究》第3期。
皮亚杰, 1984年: 《结构主义》, 商务印书馆。
汤普森, 2001年: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钱乘旦译, 译林出版社。
汪晖, 2004年: 《新左翼、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P. 安德森访谈》, 载http: / /www. culstudies. com。
伊格尔斯, 1989年: 《历史研究国际手册》, 华夏出版社。
Anderson, 1974, The lineages of Absolutist S tate, London: N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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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p son, 1978,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 ther Essays, Monthly Review Press
（原载：《哲学研究》，2005年第2期。录入编辑：中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