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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喜】因明与中国文化

一、因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因明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由来久矣,自因明传入中国1600余年以来,这种逻辑就给我们的文化以深深的影响和难以磨灭的烙记。因明通过和平友好的文化交流方式从印度传入中国,作为一种方法随佛教的不断本土化而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思维方式的变革。

首先,因明的传入对佛教的传播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并能够在中国演绎得如火如荼,一方面是受到了中国的士大夫阶层的欢迎,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宽厚博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佛教的主动迎合中国文化,反映了佛教的精致构思与坚强的生命力。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佛教徒与外道进行论辩,佛教徒之间不同学派之间的论辩和论争, 都是利用了因明这个极为重要的工具。由于这个原因,不论是佛教徒,还是外道都很重视因明的学习和研讨。佛教的教义和思想能够为中国文化所接纳并融入中国文化,是与因明的论证功能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因明作为工具,佛教的很多著作难以得到传播和发扬光大。

其次,因明对中国传统论辩的影响。中国传统的论辩与因明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关于论证的非形式逻辑的研究。由于中国传统的论辩与因明的这种相通之处,因此,因明的论证格式便很容易进入中国的传统文化,并进而成为我们论证万事万物的一种特性。因明的这种影响,还体现在今天的各种写作的结构中,诸如论说文章的开门见山提出观点, 然后为论点选择论据,最后再做一个总结,这又与因明三支作法的结构极为相似。如果我们对古代科举考试所使用的八股文章的格式进行分析,也不难看出它们的某些相似之处。或者,也许正是因明的这种格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相通,才使得因明能够在中国传播并成为第二故乡。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逻辑与因明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那就是从宗到因的思维过程是相似的,而因明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最为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在论题和论据之间的思维进程方向的不同,亚里士多德逻辑重在推出,而因明和中国古代逻辑则重在证明。这一点笔者很赞同刚晓法师的观点,在逻辑推理中,逻辑所能保证的,只是从前提到结论之间的程序合法,也就是说,推理结构符号一致,不出现漏洞,但却不能保证命题的真假。因明所用的方式是,先提出自己的主张,即标宗,类似于逻辑中的结论,之后再举出原因,把逻辑推理调了个个儿。

二、中国文化对因明的制约

因明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固守其自身的性质和特点,对中国文化带来一定的影响,同时,因明的这种影响必然要受到中国固有文化的撞击和制约,以致在汉地流行了数十年之后就趋于衰微,虽几经复苏和弘扬,仍然难以进入中国的文化主流而登堂入室。探讨因明之所以在中国文化氛围中的尴尬地位,有助于我们弘扬因明的精神和对中国逻辑发展的深思。

首先,因明与中国传统的明辩学是一种性质相似的论辩体系,这种近似的逻辑体系导致了因明传入中国的命运和传入的范围。中国古代逻辑也是以“名、辞、说、辩”为中心的,也没有发展到探讨必然推出的那种境界,中国逻辑的发展也是强调“夫辩着, 将以明是非之分, 审治乱之纪,处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而因明注重“考定正邪,研核真假”。二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玄奘之讲说因明,只限在译场以内”。深思逻辑东渐的情形,与因明的本土化, 简直就是天壤之别。逻辑体系的大相径庭, 带给国人的是耳目一新的惊叹感觉。因此,对于因明的理解和研究,应更加注重因明与西方逻辑和中国传统逻辑的相异点,而不是求同研究。或者说,重点在于求异,在求同的基础上求异。

其次,从文化的最为内核的语言来看,汉语与梵语以及翻译因明所使用的语言系统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也对因明的传播与发展产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制约和影响。就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因明著作来说,大多桀屈聱牙,晦涩难懂。这一方面是因为翻译因明要使用一套专业术语,诸如“现量”、“比量”、“有法”、“无触”等等,术语的翻译和汉语的语言规律难以偶合;另一方面是因为从事因明翻译的人原本就没有打算把因明作为一种学问让世人学习、把握,而是力图当成一种“秘笈”来传授,这就大大限制了因明学习的人数。这也从某些方面揭示了因明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像佛教那样很快深入人心的原因所在。

再次,正如很多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因明作为论证的一种工具,经历了归纳论证向演绎论证过渡的过程。由于因明中所具有的演绎、归纳、类比的性质,就必然同具有以推类为主导的中国古代的逻辑传承具有明显的差异, 必然受到中国传统的这种思维样式的制约和限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上,具有重视事物的功能联系,轻视实体形质,强于综合而弱于分析的特征,具有整体性、对待性、直觉性、模糊性和内向性的特质。这又与因明的“宗、因、喻、合、结”五支作法以及“宗、因、喻”三支作法的“有效性”构成明显的差异。

作为印度文化瑰宝的因明,应该说具有分析理性的内核,但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对这种分析理性并不看重,因为中国文化中的辩证理性所追求的是“降伏相容、相反相成、执端取中、过犹不及”。推类在中国古代具有一种俯拾即是、甚嚣尘上的尊荣,个中缘由发人深思。

  余论

对因明与中国文化所具有的联系的考察,可以为我们今天的逻辑学研究提供如下启迪:

首先,逻辑史研究不能割断历史,不能只把逻辑发展的结果看做逻辑,而忽视甚至抛弃对逻辑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研究。因明曾经对中国的文化建设起到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它丰富了传统文化并且弥补了其理性思辨之不足,不论是文化建设的需要,还是中国逻辑史研究的需要,都不能舍去对因明的研究和历史考察。

其次,中国虽然是因明的第二故乡,但它毕竟来自异国他乡,而且从历史上来看,它始终游离于中国文化的边缘,要让因明在中国文化的殿堂中成为主人,就必须使因明和中国文化水乳交融,使因明能够对中国文化起到互补作用,尤其要使具有逻辑性质的因明不要因为其特质而成为象牙塔中仅供瞻仰的“学术”“文物”。没有因明研究的佛教研究难以更上一层楼,因明的研究也要借佛教的航船实现出海的愿望。

(摘自《社会科学家》2006年第6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