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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研究

【任瑞敏 高玉林】金融化语境中分配正义的经济哲学反思

 

罗尔斯曾经说过:“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①分配正义以平衡利益关系为实质内容,其意义是在社会成员之间构建一种协调、和谐、有效分配物质财富的社会秩序,以保证各成员在责任、权利与义务上各就其位、互不僭越。分配关涉经济体系的健康运行和个人价值的实现,是实现正义的关键环节,正如桑德尔所言:“要看一个社会是否正义,就要看他如何分配我们所看重的物品——收入与财富、义务与权利、权力与机会、公共职务与荣誉等等。一个正义的社会以正当的方式分配这些物品,它给予每个人以应得的东西。”②分配正义作为正义的核心,是人们追求正当权利和合理秩序的思想表征,也是对财富分配程序的公正性和正当性进行考量的伦理尺度。对于分配正义的定义,柯亨是这样认为的:“所谓分配正义,我通常意指将利益与负担分配给个人的正义。”③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现代经济已经被金融所统摄,金融化颠覆了传统以来以劳动和生产为基础的财富分配模式④,对金融资源的占有程度成为财富流向的重要影响因素。虚拟资本规模远远大于实体经济领域的资本规模,但虚拟资本并不生产剩余价值。通过金融渠道对财富进行分配的模式,实质上是在分割实体经济部门创造的剩余价值。经营货币与资本的金融机制,使人产生了一种“钱能生钱”的财富幻象,模糊了分配领域中“责、权、义”的关系,导致贫富两极分化。金融化打造了一个收入多渠道、价值多元化的世界,通约着社会意识和政治权力,使分配正义失去了被反思、被批判的社会基础。然而,需要提及的是,金融的本质在于资金的融通,它并不必然导致贫富分化和分配正义的缺失。作为一种调剂资金余缺和管理财富的工具,金融能够促进繁荣和自由平等,但需要有合理而又正确的目的导向。发挥金融促进公平正义的积极作用,需要构建更为民主化和人性化的金融体系。

一、金融化语境中分配正义面临的困境

爱泼斯坦曾经引用杜梅尼尔和列维的话指出:“在当今世界经济中,金融至高无上,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则是金融霸权的体现。”⑤资本的金融化取代传统产业资本的运作模式,成为21世纪的症候。“金融化”是西方左翼学者使用较多的词汇,并没有统一的定义。按照其代表人物福斯特的观点,资本主义的金融化是指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⑥。虽然各学者对金融化的定义没有达成共识,但都基于金融已广泛渗透到经济体系中,并取得了对现代经济的支配权的客观事实。

在金融化语境中,金融成为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这为分配正义带来新的挑战。这并不是指金融本身会导致分配不正义,而是经济关系不平等、金融体制不健全、金融渠道不畅通导致资金分配上的扭曲。罗尔斯关于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之一——平等自由原则认为:“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⑦拥有平等的权利构成了正义的第一个要件。而金融专注于“效率”的市场特性,在资金配置上天然具有“嫌贫爱富”的倾向:偏爱大企业和富裕阶层,而对中小企业和贫困家庭设置融资限制,使得社会成员在使用金融资源的机会上不平等。这是因为,中小企业和贫困家庭的资金需求具有规模小、交易频繁、期限短的特点,由于缺乏必要的担保品,使得金融机构的这类服务成本高、收益低、风险大,于是尽可能将这些需求排除在服务范围之外是金融机构的理性选择。由此导致财富实力强的人更容易得到金融支持,而真正需要金融支持的人则很难从正规金融渠道融到资金,产生贫富分化的“马太效应”。这种效应还存在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富人与穷人之间。在开放的金融市场中,金融资源的配置存在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穷人向富人转移的情况。此外,金融具有积聚社会闲散资金的功能,是资本的垄断者,但也更容易被人操控。尤其在不发达国家或地区,通过有意设置融资限制,制造资源配置的不平等来实现少数集团或内部人的利益。比如,在发展中国家,银行以极低的市场利率将资金贷给国有企业,这些贷款大多数难以收回,背负高额不良资产的银行只能依赖政府支持,消耗的是政府的财政收入。这不仅在资源配置中是不公平的,而且将成本转嫁给全社会,减少了政府公共支出,最终降低了低收入者的福利,而受惠的是内部人,从而破坏了公平的商业竞争环境,助长权力寻租,滋生腐败。

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着金融自由化和实体经济的增长乏力,通过金融渠道获得利润或进行资本积累成为越来越普遍的做法。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脱离现实的经济基础导致金融危机频发,如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的次贷危机以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的成本社会分担是导致分配正义面临困境的另一个主要方面。罗尔斯承认收入分配存在不平等的合理性,它的差别原则体现了怎样的不平等才是符合正义的:“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①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②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⑧这个原则的核心旨在说明社会需要帮助和支持弱势群体,一种正义的制度应该改善这些人的不利处境,“作为公平的正义”应该能够做到改善“地位最不利者”的处境,对弱势群体进行救济是分配正义的基本要求⑨。然而,金融危机损害的正是大多数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的利益,虽然富裕阶层的人也会受到损失,但对社会底层的影响是最大的。首先,金融危机会引起经济衰退,生产收缩首当其冲的是那些低素质和低技能的劳动者,收入减少又无法利用金融市场的资金进行缓解,因而会陷入绝对贫困。其次,公共支出减少,福利降低。危机爆发,政府会减少对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和卫生保健方面的支出,而这些对低收入阶层的影响最大。金融危机还在责任与权利的分担方面存在不对等。按照上述柯亨的观点,分配正义的核心在于利益与负担之间的合理分担。金融危机通常由少数人的极度贪婪而引起,他们享有高工资和充足的金融资源,利用金融工具转移来自实体经济部门的财富,但最终却由全社会承担了危机所带来的成本,“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对这一现象的揭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通常被拒斥在金融服务之外,却承担了金融危机的成本。

金融化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用“货币手段”解决“货币问题”,也即货币超发是金融化时代的常态,这通常会刺激虚拟经济的兴盛。资本在虚拟经济中的扩张无须经过生产过程,资本回报率的增长大大快于实体经济部门,致使虚拟资产呈几何级数增长。严重脱离经济现实的金融资产膨胀,会加重商业社会的负担,导致货币贬值,物价上涨,从而引发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给居民生活带来很大影响,其本质是对货币资产的强制性征税,降低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这主要对依靠固定工资、生产制造者和低收入群体造成冲击,而对金融行业的参与者则没有影响甚至还会因此受益。因为诸如债券、股票和房地产等金融资产的价格会随着通货膨胀的上升而上升,它们带有自动补偿差价的功能。而那些除了劳动之外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低收入者和领取固定工资的人,由于名义工资不会随物价的变化而快速调整,也无法利用金融资产组合规避通胀风险,而导致其实际工资下降,陷入贫困的境地。社会财富在通货膨胀的掩盖下从低收入者转向高收入者手中,导致贫富差距拉大。通货膨胀还会影响国际收支,货币贬值会改变一国的贸易条件,通常会导致贸易部门的产品价格上涨。虽然货币贬值会出现贸易条件改善和贸易条件恶化两种结果,但无论哪一种都会降低低收入者的福利。总体而言,通货膨胀会通过金融转移引起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掌握金融资源的人通常会因此受益而穷人受损。即使是在恶性通货膨胀情况下,相比较富人而言,穷人的福利也会受到较高程度的损害。

在金融化语境中,以金融手段为媒介的投资渠道增多,有利于以增加财产性收入的形式扩大收入来源。然而这需要一定的知识水平,金融市场有一定的资金门槛,利用金融资源获取财富在全社会并不具有普遍性。但虚拟经济部门的过快发展,会造成金融参与者与非金融参与者之间的财富转移,主要是劳动生产者和金融从业者之间的分配不公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刻揭示,在于强调资本积累的奥秘是活劳动(工人)创造物质财富,不是资本。经济生活永远不能脱离物质生产而依赖于金融点金术。这是因为,金融是一种运行机制,其功能和意义在于为生产和消费等经济活动融通资金,促进交易,本身并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尤其是与生产活动无关的衍生金融产品只是一种数字符号。虚拟市场上流通的天量资产只具有数字意义,并没有在实体经济中生产出相应的物质产品。然而,在虚拟市场和实体经济中存在一条转换通道,虚拟资产能够即时转换成现实的购买力。这也就是说,金融虽然不生产物质财富,却在强有力地分割物质财富。虚拟资产量越大,则对社会总产品的分割就越多,这对从事生产制造行业的劳动者而言,是一种分配权利上的不公平,正如弗格森所言:“世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越强,生活在其中的金融知识丰富的人机会越大,而金融文盲趋于贫困的风险更大。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整体收入分配方面不再强调‘世界是平等’的,因为相对于非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的回报而言,资本回报率一直在飙升。这种回报前所未有的庞大,使那些金融知识匮乏的人受到了强烈的冲击。”⑩

二、集体失声:被遮蔽的分配问题

金融化语境中分配正义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对该问题的忽视与无知,没有意识到金融偏离正常轨道的运行与分配不公平之间的联系,由此导致了社会的集体失声。在产业资本时期,劳资关系是明确的,工人与资本家是一对矛盾主体,资本家通过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积累,这突出反映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同时,工人贫困的生活境遇也受到来自其他领域学者的关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探讨,最终促进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福利社会的形成。但在金融化语境中,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和主体的多元化,模糊了剥削与被剥削的行为主体,如“员工持股计划”(11),职工持有企业的股份大大弱化了劳资双方的对立,使得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和不公平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失去了被广泛关注的社会基础。金融创新突破了传统金融的种种不足,本有利于社会发展和服务范围的扩大。然而,在相关制度建设滞后的情况下,金融创新被个人贪欲所主宰,沦为一种攫取财富的工具。在技术的假象下,进行着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与实体经济部门的劳动者之间的财富转移。利润的真正来源只能是生产,金融二级市场实际上是无关生产的金融点金术,马克思形象直观地用公式将其表示为由“G-W-G′”变为“G-G′”(12)。更大的不公平还在于由其带来的物价上涨,但来自金融领域的通货膨胀具有较大的隐蔽性。价格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一条反馈回路,虚拟经济过热往往会引起资产价格上涨,传导到实体经济领域,进而带动整个物价上涨,引发结构性通货膨胀,使从事生产制造的劳动者陷入辛勤劳动但实际收入却在下降的境地。这源于对金融知识的理解有一定的文化门槛,不是一般劳动者所能透彻掌握的。社会上不利地位者的集体失声和财富幻象下的繁荣遮蔽了分配正义问题。

金融市场打破了传统的商业交往模式,解构了历史时间和地理空间,使时空在金融数字化的运作机制中具有了经济意义。金融发现了未来时间的价值,通过标准化将实物资产变为合约进行交易。因此,金融产品不同于实物产品,它不具有物质形态的外观,因而无法在经验中进行检验。它是一种智能设计,是主观构想下运用金融工程技术开发出来的产物,其内容的复杂性和高深性,远非一般投资者所能理解。因此,在投资者和产品开发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人们的投资动力仅是出于一种原始的“赚钱”目的,这种投资行为不具有韦伯资本主义精神下的理性和合理,而是一种原始的贪婪。金融资金融通的本质功能在这样一种本能的驱动下偏离了正常轨道,金融市场成为人们宣泄财富狂热的场所,个人意志得到了高度张扬,每个人只关注自己的账面资产,而对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和产生后果并不知晓,由此更激发了投资者的“动物精神”(13),导致市场的非理性繁荣。金融市场是一个以货币为交易对象的虚拟市场,市场价格的涨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信心、情绪等主观态度,人们的盲目自信和极度乐观往往导致市场的非理性上涨,给人一种财富涌流的幻象。财富获取的或然性符合了人们追求财富的赌博心理,金融投机由此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通约着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使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成为市场上的运行规则。财富幻象使分配问题失去了被反思、被批判的社会基础。

市场的非理性繁荣使投资者沉浸在个人财富增加的喜悦中,而对于不断上涨的价格逐渐脱离现实以及市场价格上涨不断吞噬实体部门劳动者创造的物质财富无暇顾及或者并不知情。这是因为金融市场只是一个虚拟的数字化市场,没有实体市场所具有的社会关系,投资者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其行为以“增加账面资产”为导向,很少顾忌他人和整个社会,因而诸如正义、责任、道德、伦理等社会情感,在这样一个抽掉了质而只有量的运行机制中被消解。在这种被异化了的生存方式中,账面资产的上涨数字成为投资者意识的对象化。金融市场的交换关系也不同于商品市场,他们在网络化的虚拟空间中通过电脑报价并由电脑撮合交易,买卖双方互不见面,商品社会中的契约精神被交易所交易规则的强制性④所代替,个人无须考虑诚信、权利与义务等社会品格。机械的数理逻辑使人们失去了对自身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的反思与追问,也忽略了由此所导致的正义问题。

自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兴盛以来,国家干预成为经济陷入困境时政府的常用手段。在金融化背景中,央行是金融机构的“最后贷款人”,在发生金融危机时实施救助成为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因为如果政府不干预,将会出现更大的经济萧条,这也是凯恩斯经济学之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中战胜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根据。正是这种看似正当的合理,遮蔽了对正义的反思。政府救助通常采用充实银行资本金、免除债务、提供流动性、降低利率等方式,将坏账冲销掉。然而政府的资金来自税收,这实际上是将金融危机从私人手中转向公众,从而实现成本的社会化,让这些拥有高额收入的金融从业者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解脱出来。然而,从全社会来看,对财富毁灭的担忧遮蔽了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其不正义不仅仅表现在金融危机成本的社会共担,还在于政府的公共行为被金融逻辑所钳制,“too big to fail(大而不能倒)生动体现了金融权力与政府权力的博弈,政府权力遵从金融逻辑,削弱了政府的社会权威,而在将金融危机的成本转嫁给全社会之后,金融机构的从业者依然享受着高薪,而不用承担危机所带来的成本。

此外,金融自由化也会产生收入分配效应。金融自由化政策原本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市场不完全、资本市场扭曲和政府对金融的严重干预而提出来的,旨在放松政府管制,更好地发挥金融的有效性,扩大金融服务范围。然而,由于经济关系的不平等以及制度不健全和监管不力,金融自由化往往会造成收入分配的恶化,这在金融自由化程度较高的拉美非常具有代表性(15)。资源稀缺使拥有某种资源的人或机构获得了市场权力,在缺乏有效制度保障的情况下,会出现资金配置上的扭曲。金融化语境中的财富幻象制造了一个充满迷雾的世界,财富的数字化表现使可感知的具体事物被抽象观点所代替,经济规则也被抽象因素所决定(如金融合约),人们的行为大多出于追逐个人的私利,缺乏对社会整体的思考。抽象观念对具体事物的代替,使人们无法理解现实中的经济状况以及当代人的生存境遇,从而对垄断金融资本疯狂攫取社会财富的行为迷惑不解。

三、金融化语境中分配正义的实现路径

探讨金融化语境中的分配正义,首先需要明白金融是什么?根据《金融学大辞典》的定义,金融是指通过信用中介机构的货币资金融通。具体包括:对物价有直接关系的货币供给,银行与非银行融资系统及短期资金拆借市场,以证券及其衍生物交易为基本内容的资本市场以及保险系统等(16)。由此可以看出,金融与分配不正义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上的联系,金融不必然导致分配不公。事实上,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它的融资功能和管控风险的能力可以将创意转化成各种产品和服务,从而搞活经济,维系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健康循环,促进经济发展。金融是人们在经济发展中的一项制度安排,作为一种工具理性极强的功能性设计,它的杠杆性能够超越人自身的力量,帮助人们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同时,它也具有强大的颠覆能量,如果它的运行脱离了正常轨道,也将为经济带来毁灭性的影响。20世纪以来,经济危机多源于金融领域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发挥金融的积极作用,需要对金融有正确的认识,让其在一种“公共的善”的目标下运行。如何实现金融化语境中的分配正义?这实质上是一个如何解决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之间的冲突与悖论的问题,它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金融问题,而是涉及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综合性问题,需要从经济哲学的中观层面进行探讨。

首先,构建多层次的普惠金融体系。正义以利益关系为实质内容,代表的是阶级利益。因此,过程正义与否,关键在于其最终目的是否正义。发挥金融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积极作用,需要将金融的服务范围扩大到全体人民,构建更为民主的普惠金融体系。正如罗伯特·希勒所说:“金融体系是一项新发明,而塑造这种体系的过程还远没有结束。只有细致入微地引导其发展才能将其成功地引入未来,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对金融体系进行扩大化、民主化和人性化的改造,直到未来某一天我们能够看到各类金融机构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中更常见,它们产生的影响也更积极。进行这种改造就意味着要赋予普通民众平等参与金融体系改造的权力。”(17)需要提及的是,金融机构经营的成本约束天然拒绝诸如中小企业和贫困家庭这些真正需要金融支持的人的需要,因为他们缺乏担保而风险较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金融创新。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金融创新持有敌对态度。这是因为人们通常把金融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的贪婪,并认为金融创新是实现这种贪婪的主要工具。事实上,金融之所以能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根源就在于金融创新,它能够化解经济发展中所固有的限制,让全社会的资金流动起来。金融创新具有知识和技术上的高深性,一旦服务于个人私利的目的,其破坏作用也是巨大的,这也是普通民众反对金融创新的关键所在。因此,希勒认为:“进行金融创新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必须服务于保护整个社会的资产这个最根本的目标。”(18)金融创新具有服务大众的思维,但必须具有纯善的目的才能实现金融民主化,这也是构建普惠金融体系的关键。

其次,加强政府管制对市场非理性的制约作用。罗尔斯在谈到“作为公平的正义”时认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乎道德的社会伦理,而是政治哲学的一个任务,需要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保障。”(19)正义需要政府权力的保障。然而,金融化语境中,政府权力受到金融权力的牵制。比如,在发生金融危机时,为防止带来更大的负面作用,政府不得不救助,但政府的救助常常会使人们怀疑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阴谋,认为金融界的既得利益者在政府的权力下获取了更多的利益,这严重影响了政府在社会中的权威。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发挥政府对金融非理性的制约作用,防止过度投机引发金融危机,抑制投机过度最好的手段就是征收资本税。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谈到伦敦证券交易所之所以比华尔街更为稳健,在于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转手税较高。华尔街在交易旺盛时,至少有半数的投资买卖是卖买者想在当天就脱手。因此,他认为:“对一切交易,政府施加相当高额的转手税可能是最切实可行的改进办法,以便在美国减少投机压倒企业经营的可能性。”(20)征收资本税在随后也被很多经济学家所建议,如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托宾针对当时天量的国际流动资金,建议往飞速运转的国际金融市场这一车轮中掷些沙子,以减少纯粹的投机性交易。托马斯·皮凯蒂针对当今社会出现的巨大不平等也提出开征全球资本税的建议。他认为:“防止贫富差距无限制拉大以及重新实现对财富积累控制的最理想政策就是:全球范围内的累进资本税。”(21)

其三,揭开财富幻象的遮蔽,端正对金融的认识。贪欲是人类的本性,经济学把这种本性合理地运用到经济学中以使其尽量避免有害的一面,如凯恩斯所说:“人类有许多危险的性格,也因为有发财机会之存在,而导入比较无害之途。”(22)金融市场为人们的发财动机提供了转化为现实的可能,其虚拟性和监管滞后性,使金融市场募集资金和撮合资金交易的原初功能,被人们原始的贪欲改造成了赌场(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对金融的迷思,遮蔽了对分配正义的思考。因此需要拨开笼罩在财富概念上的迷雾,探究财富的真正来源,端正对金融的认识。在市场经济中,财富更多地体现在可以用货币计量和货币交换的属性上。对于财富的来源,古典经济学认为财富是由劳动创造的,国民财富就是一国生产的商品总量,而劳动则是供给人们一切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的源泉。对于货币的作用,亚当·斯密是这样认为的:“货币只是货物借以流通的轮毂,而和它所流通的货物大不相同。构成社会收入的只是货物,而不是流通货物的轮毂。计算社会总收入或纯收入时,必须从每年流通的全部货币与全部货物中,减去货币的全部价值,一个铜板也不能算在里面。”(23)即使在当代经济社会中,货币本身也不是财富,它只是衡量财富数量的价值尺度。但之所以会产生对货币的狂热崇拜,在于货币的通约性。作为一种运营货币的机制,金融本身也并不创造财富,它的功能在于促进财富的实现。忽略财富的创造而醉心于财富的衡量尺度,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经济规律含有内在的激励与惩罚机制,违背规律必将招致规律的惩罚。在金融史上,荷兰最早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金融体系,但由于缺乏生产基础,终被英国超过。在法国,约翰·劳制造的“密西西比泡沫”使经济山穷水尽,并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这些充分说明,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虚拟财富不过是一种海市蜃楼。经济的良性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服务功能,但经济健康繁荣的基础是实体经济,经济的重心始终在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上。

四、结语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对现代经济的运行与社会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罗伯特·希勒曾经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谈到:“社会金融化程度越高,不平等程度越低,原因在于金融本身起到管理风险的作用,对风险的有效管理应该带来降低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效果。”(24)因此,从理论上看,金融有促进经济实现正义的功能,能够帮助实现分配正义。金融的功能在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能否将金融的积极作用发挥到最大,避免沦为少数人攫取社会财富的工具,需要制度创新与加强监管。制度创新要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将金融服务范围涵盖大多数人,从而使普通民众能够享受到金融所带来的益处。具体来看,包括政治制度和金融制度两个层面。在政治制度上,避免有意而为之的不平等,即通过有意设置融资限制来实现少数集团或少数人的利益,这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尤为常见,企业能否得到金融支持的影响因素是政治,与政治联系较强的企业往往享有优先权或特权。其次,在金融制度上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管理制度上,探索多形式的融资方式来满足不同阶层人的需要。马歇尔曾经说过:“一个银行家若一直与住在其银行附近的人来往,则常常可以只根据个人信用很有把握地发放贷款,而这是那些与其顾客不直接打交道的大股份银行的分行经理所做不到的。可以想见,如果大银行的分行取代了所有小银行,则小农场主和小商人在困难时便无人可以救助,而只有向那些手段毒辣的私人放债者告贷。”(25)但对无担保的企业或个人贷款无疑会提高银行的风险,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走金融创新之路。总体而言,金融化语境中的分配正义是可以实现的,但首先需要人们认识到现存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对金融有正确的认识,避免金融权利成为少数人的特权。通过制度保障和金融创新,使金融能够服务于广大民众。此外,贪欲是人的本性,尤其是在可以不通过劳动就可以获得财富的情况下,对财富的欲求往往使人失去理智而极端利己,缺乏对社会整体的思考,因此必须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

【注释】

①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页。

②迈克尔·桑德尔:《公正——该如何做是好?》,朱慧玲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20页。

G.A.柯亨:《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霍政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8页。

④传统的财富分配也存在按货币、资本、租金等非劳动方式分配的情况,但并不占据主流地位。本文主要在程度上说明财富分配方式的变化。

⑤戈拉德·爱泼斯坦:《金融化与世界经济》,温爱莲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7期。

⑥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资本主义的金融化》,王年咏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7期。

⑦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第6061页。

⑧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第8384页。

⑨姜涌:《分配正义的规范与限制》,载《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⑩尼尔·弗格森:《货币崛起》,高诚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11)这是一种管理上的激励制度,通过让员工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做法,使员工与公司所有者分享企业的所有权和未来收益,从而提高员工的主人翁意识。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40页。

(13)“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一词最早是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分析投资动机的非理性时提出的,后被希勒重新发掘,著有《动物精神》一书。在高鸿业译本中被译为“动物的本能”,可参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65页。

(14)如期货、期权交易中的保证金制度,一旦保证金不足或交割时间来临则由交易所强制平仓。

(15)陈志刚、王皖君:《金融自由化对贫困影响研究动态》,载《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8期。

(16)李杨:《金融学大辞典》,中国金融出版社2014年,第8页。

(17)罗伯特·希勒:《金融与好的社会》,束宇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XXVI页。

(18)罗伯特·希勒:《金融与好的社会》,第XXXI页。

(19)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姚大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32页。

(20)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63164页。

(21)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532页。

(22)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徐毓枬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22页。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徐毓枬版本的译法与高鸿业译本有出入,作者认为徐毓枬版本更为形象直观、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采用了该译法。

(2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3页。

(24)罗伯特·希勒:《金融与好的社会》,第XXI页。

(25)马歇尔:《货币、信用与商业》,叶元龙、郭家麟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586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