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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开亮】新中国美学理论研究六十年

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说法,六十年为一甲子轮回。在这个时际,盘点一下新中国美学理论研究也许更能增添一种继往开来的意味。六十年的美学理论研究历程,可谓流派纷呈,理论繁复,兹择其荦荦大者概而述之。

一、新中国美学理论建构的发端

新中国的美学研究历程由19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拉开了一道精彩的序幕。这场大讨论是从批判朱光潜解放前的美学思想开始的。随着朱光潜对其美学思想的否定、发展、辩护,越来越多的人和刊物都投入到这场美学讨论中。讨论的主题围绕着美的主客观性、自然美、艺术的一般原理等展开,最终形成了“两论四派”,即客观论美学(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社会派)和主观论美学(以吕荧和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统一派)。蔡仪的客观派从自然物质本体论和机械反映论来谈论美学问题,没有得到多少人的赞同。而吕荧和高尔泰的主观派美学由于缺乏哲学层面的论证,很快被冠以主观唯心主义而遭到了否定。所以在实际上,这次美学大讨论主要是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统一派和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社会派的两家争鸣。

朱光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意识形态理论和关于艺术生产的论述,立足于艺术审美活动的基本事实,竭力维护审美主体的地位,对客观派美学见物不见人和客观社会派美学只见人类主体而没有个体主体进行了批评。针对李泽厚等人把美看做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的客观现实存在,朱光潜区分了艺术地掌握世界与科学地掌握世界的不同,认为“科学在反映外物界的过程中,主观条件不起什么作用,或是只起很小的作用,它基本上是客观的;美感在反映外物界的过程中,主观条件却起很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它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1](P35)。今天回过头来看,朱光潜的审美主体性对客观论美学的纠偏无疑是新中国美学研究序幕中的一大亮点。

在这次美学大讨论中风头最盛、拥护者最多的当属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社会派了。朱光潜在美学讨论中立足于艺术审美活动的基本事实,而李泽厚则立足于美的哲学根源谈问题。李泽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特别是援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观点,认为:“美是客观的。这个‘客观’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指社会的客观,是指不依存于人的社会意识、不以人们意志转移的不断发展前进的社会生活、实践。”[2](P160)李泽厚一方面批评了蔡仪的客观自然说,认为自然本身是无美可言的,美只能是实践即人的本质对象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批评了朱光潜的主客统一说,认为美不是主观的意识形态,而是社会生活中的客观现实的存在。通过对这两派的批评,以实践为基点,李泽厚建立了自己早期的美学观点:美的客观社会论、美感认识论、艺术反映论。他不是从简单的主客二分而是从实践的角度来阐发美的本质、美感和艺术,对中国美学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接引发了1980年代实践美学的体系性建构热潮。

客观地说,由于时代的局限和“苏联美学模式”的影响,当时的美学大讨论中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浓厚。虽然如此,这场相对独立于政治的美学大讨论却成为当时难得的较自由的学术争鸣,为建构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提供了良好的开端。

二、实践美学成为主流话语

1980年代,新中国的美学理论研究进入高潮阶段,实践美学的体系性著作纷纷涌现,实践美学成为中国美学界主流话语体系。以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1981年)为发端形态,到刘叔成、楼昔勇、夏之放等人的《美学基本原理》(1984年)为普泛形态,再到李泽厚的《美学四讲》(1989年)为成熟形态,实践美学在1980年代完成了自身理论的体系性演进。除了这三部影响极大的著作外,还有蒋孔阳、马奇、刘纲纪、周来祥、程代熙、杨恩寰、李丕显、敏泽、杨辛、甘霖等一大批成就卓越的美学学者,他们既坚持了李泽厚的基本观点,又有各自的实践美学观,为实践美学的多元化阐发作出了贡献。

这一时期的实践美学,虽然有多元化的阐发,但其思路的共同点都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为主线来说明美的本质、美感、美的类型、艺术等美学问题。实践美学认为,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对实践概念又有着“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自然的人化”等多种理解方式)是美和美感的根源与本质。正是在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历史性实践活动中,对象具备了美的客观属性,形成了形式美、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等多种形态和优美、崇高、悲剧、喜剧(滑稽)、丑等多种类型。同样,正是在实践活动中,主体具备了审美心理结构。由于实践活动是社会性/个人性、理性/非理性的辩证统一,所以美感也具有矛盾的二重性:“审美既是个体的(非社会的)、感性的(非理性的)、没有欲望功利的,但它又是社会的、理性的,具有功利欲望的。”[3](P514)

应该说,这一时期蔚为大观的实践美学给改革开放后的新中国美学理论研究带来了新气象,而且对很多审美现象进行了合理的解释。从宏观上看,实践美学以体系性著作对美的本质、美感、审美类型、艺术美等美学问题作了较全面的理论建构,既反对了机械唯物主义反映论对于美的简单化解释,也反对了主观唯心主义精神本体论的美学观,并把美放到人类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去考察,保证了美学应有的开放、厚重的历史维度。同时,实践美学把美学问题和人学问题紧密结合起来,高扬主体性、实践、新感性、社会美等,引领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致使实践美学成为1980年代美学界的整体性话语,美学一度成为时代显学。从微观上看,实践美学奠定了美学原理关于美学、美、美感、艺术美四大美学主题,其对美学类别的多元化、美的概念的多义性、美的来源、美感的矛盾二重性、审美心理的阶段划分、艺术品的结构划分、人类审美意识的起源、审美和艺术美的社会学研究等看法,都为当时大多数人所接受,至今还发生着很大影响。

但实践美学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它带有很强的时代特征,能够解释很多审美现象,但不能解释一切审美现象。因为审美现象是千变万化、恒新恒异的,试图通过实践来解释一切,难免存在理论的盲点和失效性。实践美学最大也最受人诟病的一个问题就是把美的根源等同于美的本质。李泽厚认为:“所谓‘美的本质’是指从根本上、根源上、从其充分而必要的最后条件上来追问美。”[3](P475)这是一种问题的误置和美学研究重心的偏移。根源在问题之外,而本质则应在问题之中。所以,当实践美学花大量的精力去论证实践是如何产生美、产生美感时,这只是美学研究的前提,实际上还没有进入真正的美学问题域。审美活动虽然和实践活动密切关联,但恰恰又是高于实践的。所以,美学研究的重心应该是如何论证高于实践活动的审美活动的特质,而不是把重心放在论证审美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关联上。如果说实践在解释美的根源上还有一定说服力的话,那么服从于体系的完整性而用之来解释自然美、美感、艺术美等问题则显得力不从心。另外,实践虽然具有多重性质的辩证统一,但其本身更强调社会群体性和理性。所以,实践美学必然有重人类主体、工具本体、理性、社会性、功利性、现实性和积淀而有轻个人性、情感性、感性、非功利性、艺术性及突破等不足,而后者恰恰是审美活动应当关注的重心。如果把现代性划分为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话,实践美学还处于一种启蒙现代性阶段。随着时代主题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关系的改变,这种高扬人类主体性、社会性、积极向自然进军的乐观口号显然不再适用。如何珍惜自然生态而非征服自然、如何注重个体生命、如何实现对现实社会的精神超脱等审美现代性问题,应当成为当前美学研究迫切的理论关怀。

三、审美活动中心论对主流话语的暗转

在实践美学占据主流话语的1980年代,还有两部美学著作值得提及。1988年,蒋培坤的《审美活动论纲》和叶朗主编的《现代美学体系》都提出美学研究的中心应是审美活动。把审美活动作为美学研究的中心是对主流美学以实践为中心建构美学体系的一种暗转,对于美学直接面对美学本身起了一种巨大的促进作用[4](P185)。《审美活动论纲》虽然从审美活动的角度来研究美学并对审美活动作了历史和逻辑的揭示,但其基调依然偏重于以实践为中心来言说审美活动的发生、审美领域的展开、审美类型的历史演变、审美主客体的生成、审美关系和审美心理等。从该著宽泛地认为“人类的审美活动,既是一种主体性活动,又是一种对象性活动”[5](P75),即可看出其对审美活动的论述并未完全超越实践美学。

叶朗主编的《现代美学体系》也是以审美活动为中心来架构美学体系,但已经和实践美学保持了相当大的距离。在实践美学占据主流话语的时代,《现代美学体系》显示了一种极大的理论勇气,它并非仅依据一般性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资源来结构美学体系,而是试图建构一个贯通传统美学和当代美学、东方美学和西方美学、美学学科和相邻学科以及理论美学和应用美学的“现代美学体系”。《现代美学体系》建构了八大分支学科,其理论核心“可以称为审美感兴、审美意象和审美体验三位一体的体系”[6](P170-171)。虽然它在体系性整合方面还欠严密,但已很好地把审美活动的特质呈现出来。《现代美学体系》通过审美感兴来描述审美主体,用作为人与世界本然关系的意向性来描述审美意象,用审美体验来描述审美活动的本体意义,这种消除主客分离,注重从情景合一、天人合一角度来言说审美活动的方式,显示了《现代美学体系》对审美活动深层结构的准确把握。其对中国古代美学资源、当代西方美学资源特别是现象学的大量运用和对应用美学的关注,也使得这种美学架构具有了极大的包容性和合理性。可以说,《现代美学体系》是面对美学本身问题域而进行的理论思考,应当在今天多元化的美学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1990年代以来实践美学理路的三重推进

1990年代至今,伴随着新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美学原理的研究也进入到一个多元化时期。从实践美学的理路上讲,这种多元化格局主要从三个方面推进了美学理论研究:一是1980年代实践美学的一些主将进一步完善实践美学,提出了实践美学的创新形态;二是一些美学学者对实践美学进行了激烈批评,并在批评中建立了后实践美学;三是一些美学学者在积极应对后实践美学的批评中建立了新的实践美学体系。

实践美学的创新形态在1980年代就已经具有,这种形态既坚持了李泽厚的基本观点,也有着各自的实践美学观。如刘纲纪在1980年代就以实践本体论为哲学基础,以创造自由论为理论核心,以审美反映论为艺术本质,构建了三者环环相扣的实践美学体系。刘纲纪的实践美学对实践的创造自由性、个体主体性、审美反映的独特性等问题的注重,对实践美学作了很大推进。邓晓芒、易中天也在1980年代提出了以实践活动为起点、以审美活动为中心、以美的本质为指向的新实践论美学纲要。新实践论美学强调了实践中的情感因素,把审美活动看成是一种情感交流活动,并以情感为核心来展开了对美学问题的回答。应该指出的是,马克思加康德的新实践论美学形态恐怕很难解释审美的现代性问题。

到了1990年代,1980年代实践美学的主将蒋孔阳、周来祥等学者先后集中阐发了其实践美学的创新形态。蒋孔阳综合各家观点,择其善者架构了一种极具动态性和开放性的《美学新论》(1993年)。蒋孔阳说:“我们不想提出一个关于美的现成结论,而是想把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些最有代表性的讲法,先加以介绍和评论,然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撷取它们各自的精华,兼收并蓄,希望能够得出一个比较合理的答案。”[7](P136)蒋孔阳肯定了实践对于美的重要意义,并把在实践中形成的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作为美学研究的出发点。与大多数实践美学注重社会性、集体性的实践不同,蒋孔阳拓展了实践(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概念。他在吸取朱光潜艺术生产理论基础上认为实践不仅包括劳动生产、艺术创作,也包括了审美欣赏。这种对实践概念的拓展是否符合马克思的观念暂且不论,但它在解释审美活动时无疑具有了更大的有效性。同时,蒋孔阳还特别强调了人的主观的创造性实践,从而把美的探讨放置到了“多层累的突创”上。这种放弃关于美的本质主义定义而从开放性的生成论角度研究美学的思路,显示了1990年代美学界研究方法的一大突破。在美感问题上,蒋孔阳扬弃了认识论(反映论)的研究思路,认为美感是一种审美体验的复杂心理过程,这就使得《美学新论》既没有放弃实践美学的基本原则,又真正地面对了美学问题域。

与蒋孔阳一样,周来祥是从实践中所形成的审美关系入手建构了自己的美学。周来祥认为,在实践基础上会形成实践关系、认识关系和审美关系。他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思维方法和现代科学系统论方法,既区分了审美关系和实践关系、认识关系,又揭示了三者的联系。正是在这种辩证的区别与联系中,周来祥得出了审美关系的本质特征:和谐。周来祥说:“人的劳动实践,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是美产生的根源和一般的本质,和谐自由则是美的根本特征。美的特征也是美的本质的表现,和谐是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人与人、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这和谐的统一也就是自由。”[8](P48)周来祥的和谐美学运用历史和逻辑的方法整合了古代、近代及现代的审美现象与审美范畴,用系统关系思维超越了对象性的实体思维,对于美学研究思维模式具有启示作用。但是,用理想的和谐状态来整合现实的审美现象,不免陷入先入之见,或许这并不能真实地揭示不同审美现象(包括不和谐的)的独特意义。总的来说,实践美学的创新形态克服了1980年代实践美学在美学问题域之外探讨美学问题的弊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实践美学的基本原则,特别是突出了实践的创造性、自由性、情感性、个体性、和谐性等特征。同时,他们自觉地把美的来源和美的本质特征区别了开来,并对美学自身的问题进行了说明。但是,把审美关系作为美学研究的出发点恐怕难以成立,毕竟抽象的审美关系还需要通过具体的审美活动来说明。

1990年代,实践美学在不断调整自身理论的同时,也开始受到很多质疑和批评。从1980年代末的刘晓波开始,到潘知常、杨春时、张弘等人都对实践美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在这场美学批判活动中,生命美学、生存(超越)美学、存在论美学等个性十足的后实践美学体系纷纷出现。在后实践美学中,尤以潘知常的生命美学和杨春时的超越美学在理论形态上较为成熟,影响也较深远。

潘知常的生命美学延续了以审美活动作为美学研究中心的看法,但他对审美活动作出了新的解释。与实践美学从实践角度来说明审美活动不同,潘知常从生命角度来言说审美活动,并把审美活动看成是“一种以实践活动为基础同时又超越于实践活动的一种生命活动”[9](P155)。以生命活动为基点,生命美学通过对实践活动、理论活动、审美活动三种生命活动的区分,认为审美活动是“人类理想的生命的形式,也是人类最高的生命方式”[9](P171)。生命美学从四个方面具体展开了对审美活动特质的分析:审美活动就是人的自由的生命活动的理想实现(审美活动是什么);审美活动的存在方式就是自由的生命活动的理想实现的方式(审美活动怎么样);审美活动通过自身特有的方式和途径使人的自由生命活动的理想实现成为可能(审美活动如何是);审美活动符合自由生命理想实现的内在需要(审美活动为什么)。可以看出,生命美学以“自由生命活动的理想实现”这一核心概念划清了与实践美学的界限,它不是从实践而是从感性生命本身入手来思考审美活动,阐发了审美对人的生命的本体论意义。

生命美学从生命的角度进入审美活动,杨春时的生存(超越)美学则从生存的角度进入审美活动,把审美活动看做是一种自由的生存方式和超越的体验方式。以生存方式为基点,超越美学对自然生存方式、现实生存方式、自由或超越的生存方式进行了区分,并认为只有自由或超越的生存方式才体现了人的本质,是人类最高的生存方式。杨春时认为,审美活动正是自由生存方式的精神性、个体性、超越性的最充分体现,是以超越性的体验形式把握生存的意义。对于审美活动,杨春时还以超理性活动、超现实活动、精神性活动、个体生活动、主客融合同一的活动、超因果的自律性活动、非实体化非客观化的活动、生产与消费、创造与接受同一的活动等一系列命题予以了界定[10](P163-164)。可以看出,超越美学与实践美学针锋相对,实践美学所忽视的,恰恰是超越美学所强调的。

总的来说,后实践美学从个体性、自由性的生命或生存角度来揭示审美活动的审美现代性内涵,标示了美学的一种现代转向,拓展了美学研究的视野,对美学理论的研究无疑是一大推进。但后实践美学把完整的生命、生存进行了割裂,绝对地强调了生命或生存的精神性、超越性、理想性、感性的一面,则陷入到了另一个极端。后实践美学把审美活动定位在理想的、最高的生命活动或生存方式状态,而把审美过于理想化和精英化,极有可能使得审美活动脱离现实基础而成为空中楼阁。

事实上,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分歧关键在于各自采取了不同的把握哲学、历史和现实的方式。所以,如果一定要在一种本体论思维下来建构美学体系,那么,如何在历史积淀和现实突破的张力上把握审美活动,应成为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从目前的美学理论研究来看,实践美学阵营已经走出了这一步。其主要表现是一些美学学者在积极应对后实践美学的批评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实践美学,开始着手建立一种新的实践美学,如张玉能的新实践美学和朱立元的实践存在论美学。

张玉能的新实践美学在继承实践美学的创新形态基础上,更加自觉地应对诸种后实践美学对实践美学的责难,致使其美学体系在实践美学创新形态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张玉能首先承认生存是人的条件,同时认为人的生存的本体只能是实践。他认为,人正是在自我生成和发展的历史实践中,由实践走向了创造,而当创造达到了一定的自由程度时,就产生了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并从中生成美和美感,美感和美凝结成艺术,实现实践的艺术化和生存的审美化,最终走向全面自由发展的人。在蒋孔阳美学的基础上,张玉能对实践的概念也进行了多层累积的阐发,凸显实践中的人文性、个体性、非理性、超越性等内涵,试图使新实践美学包含审美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的问题。虽然新实践美学的这种理论阐发是否正确,还值得进一步讨论,但能够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在审美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语境下反思实践美学的发展,实现实践美学的更新和转型,已经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了。

在实践美学的创新发展中,朱立元的“实践存在论美学”可谓是一个富有改造性的美学体系。实践存在论美学,主要是在反思李泽厚美学和继承发扬蒋孔阳美学中新的因素而提出的。朱立元试图打通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中的存在论内涵,以实践论与存在论的结合作为其哲学基础,从而把实践理解为人的存在方式,并从存在论的角度对实践概念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在朱立元看来,实践不仅是指单纯的物质生产劳动,而是一种广义的人生实践。所以,他认为道德伦理活动、艺术审美活动乃至“青春烦恼的应对、友谊的诉求、孤独的体验等日常生活杂事”也是人生实践的内容。朱立元通过对实践的全新解读,用实践概念把生命美学、生存(超越)美学、存在论美学等的哲学基础统摄了起来,对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进行了一次综合。由此,实践存在论美学包括主要的三大基本思想:“美是生成的而不是现成的”;“审美活动是一种基本的人生实践”;“广义的美是一种人生境界”[11]。如果不去纠缠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本来面貌,而以一种理论的创新性解读角度来看,实践存在论美学可以看做是在历史积淀和现实突破的张力上把握审美活动的一次具有综合意义的体系性尝试,为当代中国美学拓展了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五、全球化视野下的美学

从新中国六十年的美学理论研究进展看,实践美学的提出、形成、发展、批判、反思、改造无疑占据了中国美学理论的主流阵线。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在实践美学的主流之外,一些美学学者也在积极进行全球化视域下的美学思考。

全球化的浪潮,一方面使得中国也出现了与国际共生的全球性问题,如消费社会和生态危机问题;另一方面也使得国人对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激越碰撞开始了新一轮的反思。对于这两个问题,中国的一些美学学者都投入了关注的目光。一方面,面对中国自身经济改革和全球化带来的消费文化现象与生态危机,一些学者放弃了大而全的本体论思维,摆脱了体系性之争,不再试图用一种美学体系去以一挂万,囊括全部审美现象,而是直面消费文化和生态本身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美学理论研究;另一方面,面对全球文化的广泛直接交流,一些学者开始力争在世界美学框架中凸显中国美学的理论特色。

消费社会的莅临,使得大众文化对人的生活影响远远超过了传统艺术,而随着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潮流和网络文化的勃兴,大众文化也成为一种普遍的审美现象。显然,继续用面向传统艺术乃至包括现代艺术的美学理论已无法对大众审美文化作出全面解释,必须提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在这种理论背景下,大众审美文化研究兴盛起来。金亚娜、周宪、陶东风、金元浦、肖鹰、王德胜、王岳川、姚文放等人都活跃在审美文化这一领域,这些美学学者对审美文化出现的背景、概念、美学特征以及与传统艺术的关系、与身体的关系等都进行了很好的研究和讨论,初步呈现出了审美文化的学科面貌。审美文化本身有着与传统美学理论极为相悖的地方,本体论思维模式的美学体系注定无法把它统摄起来。所以,审美文化研究也能为学术界反思美学理论建构提供一种契机。

全球化还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和环境问题,面对这一问题,曾繁仁、徐恒醇、陈望衡等人都展开了各自的研究和探讨,中国形态的生态美学建设在逐步展开。如果说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都是以人为中心而展开的理论探讨的话,生态美学则以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姿态进入美学思考,它强调的是人—自然—社会的和谐相处,它既关注和谐、有序、规律等有利于人类感知的审美因素,也关注不和谐、无序、不平衡等审美因素,这样,生态美学就有了与以往艺术美学不同的价值参照系。在这种参照系下来审视美学问题,必然会带来对美学问题的新观点。当然,由于生态美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对于生态美学的学科界定、领域构成、审美特征、审美范畴,生态学和美学的关系,生态美学与中国古典美学的关联,生态美学与科技、管理、伦理的关系等理论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与生态美学相结合,作为当前世界美学热点的环境美学也开始进入国人的理论视野。近两三年来,随着卡尔松、伯林特、瑟帕玛等国外环境美学主将的著作被译介到国内,国内的环境美学研究也开始起步。虽然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具有差别,但二者都有着与实践美学完全不同的哲学基础,前者是生态整体主义,而后者是人类中心主义。但随着生态和环境美学研究的展开,势必会进一步促进学术界对现有美学理论的反思和体系转型。

除了展开对全球性问题的美学思考,学术界还有人从全球文化交流的角度对美学学科进行了尝试性的构建,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张法的《美学导论》。与以往的在中西美学比较的视野中来建设美学理论不同,张法更侧重于从中国与世界美学的理论对接中构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全球性美学,并在这种全球性美学中高扬一种本土精神。《美学导论》反思了当前美学建构的本体论思维模式,认为建构一种美学体系“对自己要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局限性,不用‘上帝式’的语言来讲述美学,而是用具体时空的受时代局限的人的话语来讲述美学。既有总结意识,又有时代意识和开放意识”[12](P23)。所以,《美学导论》一开始就未用自身理论阐释一切,像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那样从哲学基础上推演美学,更没有围绕一个本体概念来统摄所有理论,而是直面美的现象和美学学术史,体现了美学理论研究中方法论的重大变化。《美学导论》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力图把中国传统和现代的美学资源在理论层面上有机地融入美学理论建构。其在对美感、美的类型、美的起源、形式美等的论述中,都自觉地让中国美学资源显示出来,改变了以往美学理论建构以西为主,中、西、马杂糅的美学理论言说方式。可以预期,随着进一步跨文化美学理论交流的展开,张法的《美学导论》将会更进一步体现其理论价值。

六、展望:多元格局与面向当下问题的美学

从新中国美学理论研究六十年的历程可以看出,美学理论显示了从一元格局向多元格局、由意识形态话语向个体性话语、由对启蒙现代性的高扬向审美现代性批判等方面的转化。这种理论的演进至少与三种因素紧密关联:一是新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二是美学理论自身的学术逻辑;三是全球化的时代背景。站在六十年时际展望未来,中国美学理论的建设还将与这几种因素紧密纠缠,还将会在一种全球化、多元化、个体化的状态中继续行进。从目前看,实践美学的创新形态、后实践美学、新实践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现代美学体系》、《美学导论》等多种理论体系还将在一段时期内共存,形成中国美学多元化的理论格局。在这种多元化格局中,各种美学理论还将继续在相互碰撞中谋求自身的发展,而更新的美学理论也会在这种理论的激荡中产生。

不过,如果美学理论能走出本体论思维模式下宏大叙事的体系性建构,去直面现代性、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现象、当代中国的艺术实践、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跨文化交流等实际问题,并就具体问题进行美学反思和人文求解,中国美学理论可能会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因为不同的现实问题会带来不同的美学反思和人文求解。六十年的美学探索历程更多地集中在哲学思辨的理论层面,导致美学离具体生动的审美活动越来越远。美学应该在哲学本位上来言说,但又必须在一种形而下与形而上的张力中来进行言说。对人来说,既有理论思考,又有人生体验的学科话语,才是美学应有的魅力。这样,在中国当代美学理论中,传统/现代/后现代、东方/西方/全球化、理论思考/人生体验等会在其中占据相应的位置,而官方/精英/大众也能从中反映自身的理论诉求。

【参考文献】
[1]朱光潜美学文集:第3[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2]李泽厚. 美学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3]李泽厚.美学三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4]张法.20世纪中西美学原理体系比较研究[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5]蒋培坤.审美活动论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6]叶朗.现代美学体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7]蒋孔阳.美学新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8]周来祥.古代的美 近代的美 现代的美[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9]潘知常.诗与思的对话[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10]杨春时.生存与超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11]朱立元.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12]张法.美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原载《河北学刊》2009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