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为中介和手段的伟大发展实践。由此, 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实践就必须直面“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第390-391页) 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建构也应当根植于《资本论》这一理论地基。能否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来推进政治哲学研究, 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政治实践的双重发展的关键问题。
然而, 当代国内外学界流行一种对《资本论》“非政治化”或“去政治化”的解读模式。这种模式主要体现为如下具体观点:第一, 基于事实与价值二分的视野, 认为《资本论》是一部客观主义或实证性的著作, 没有解决革命主体的生成问题, 因而也不能引申出任何政治结论;第二, 与上述客观主义诠释相反, 认为《资本论》是基于特定价值规范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道德评判, 因而并不具有历史科学性;第三, 从划界性的政治哲学学科概念出发, 认为《资本论》仅仅研究经济领域, 与政治哲学并无整体性、内在性的关联。上述“去政治化”的解读固然有其合理性, 却遮蔽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内在的政治旨归, 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对此, 我们认为, 在当代境遇中研究《资本论》, 必须反思“去政治化”的解读模式, 开启政治哲学视野。
在政治哲学视域中研究《资本论》首要涉及的问题是:《资本论》或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何种关系?《资本论》的理论性质在何种意义上是 (或者不是) 一种政治哲学?进而, 它如果是一种政治哲学, 其政治哲学意蕴何在?这些都是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难以回避的根基性难题。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一探析, 并力图从《资本论》的理论视野去观照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当代政治哲学问题。
一、作为“大写政治哲学”的《资本论》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发展, 《资本论》的理论性质在何种意义上是政治哲学, 又在何种意义上不是政治哲学呢?我们认为, 这一问题不能作出笼统的回答, 而应该具体分析该问题中“政治”与“政治哲学”的涵义。根据“政治”与“政治哲学”的不同界定, 《资本论》可以呈现出“大写政治哲学”与“元政治哲学”的双重定位与双重维度。如果对“政治”和“政治哲学”本身作广义理解, 那么《资本论》可以被视作一种“大写政治哲学”。如果对“政治”和“政治哲学”本身作狭义理解, 那么《资本论》又可以被视作一种“元政治哲学”。
从“政治”与“政治哲学”最广泛的意义上说, 《资本论》是一种总体的、大写的政治哲学, 它具体再现出现代世界中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总体性。《资本论》阐发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内生的广义政治属性, 将资本主义社会再现为一个特定的“政治世界”。这种广义的“政治”概念究竟指什么?要言之, 所谓广义“政治”是发源于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民社会混沌未分的传统社会的一种总体性的伦理政治概念。按照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对“统治”和“政治”的经典定义, “统治” (支配、权力) 可以分为三类:主奴之间的奴役、家长对家属的家政管理以及自由公民之间的宪政治理。其中, 只有平等的自由公民即“政治动物”或真正意义上的“人”之间的统治权力、治理关系才能叫作“政治”, 而主奴之间的奴役不属于“政治”。 (参见亚里士多德, 第126-127、134页) 这种广义的政治性质构成了人的本质属性。 (可以说,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语境, “剥削”属于奴役的范畴, 而不属于政治的范畴) 这就意味着, 除奴役和家政这些私人经济领域之外, 公民之间的社会活动属于政治范畴, 同时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政治领域的经济领域, 如“市民社会”。而政治哲学就应该研究这种公民或“人”之间的权力统治关系的本性与根据。相应地, 《资本论》语境中“政治”的核心内涵应该是指针对现实个人的权力统治关系尤其是资本这种经济权力对个人的统治。实际上, 马克思曾将亚里士多德界定人性的“政治动物”概念转化为“社会动物”概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第2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第379页) 其要义在于, 人是受普遍的社会权力特别是经济权力支配的存在物。
具体来说, 《资本论》再现了现代社会的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交织纠缠, 揭示了“资本统治”这一经济权力支配意义上的“政治”。从《论犹太人问题》到《资本论》的思想发展历程中, 马克思始终认为, 国家与市民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分化并不是现代社会的深层本质, 而仅仅是构成它的浅层表象;现代社会分化的实质则是市民社会的统治, 或者说, 日趋总体化的资本统治。在现代社会形式中, 资本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 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 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 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 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第48页) 。以资本生产为主轴, 《资本论》逐步揭示出资本主义世界中普遍性的权力支配即经济权力生产、政治权力生产与意识形态权力生产三位一体的压抑性支配网络。
进而, 《资本论》还再现了上述压抑性权力支配所包含的生产性内涵:从资本统治中孕育而生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人类解放的“政治”。斯密通过“看不见的手”表征了现代社会中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的分化以及市场机制的自发自律性。由此, “经济的归经济, 政治的归政治”, 二者相安无事。然而, 这种经济与政治相分化的思想视野, 蕴含着“去政治化”的理论趋势:把整个社会领域抽象地理解为非人格化市场机制的自发运转、自然均衡;由此, 不仅遮蔽了经济领域中剥削压迫的政治性, 同时也抹杀了劳动过程中革命解放的政治性。而与此不同,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揭示出经济与政治的深层联系, 发掘出经济领域内生的政治权力关系, 特别是聚焦于生产关系的统治功能与劳动过程的解放潜能, 发现了市场交换背后的“剥削的政治”, 激活了劳动过程的“解放的政治”。
之所以说资本主义“剥削”又具有“政治性”, 是因为剥削必然基于某种特定权力, 而这种权力就是对作为“自由公民”的劳动者的劳动力进行统治和控制。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抓住了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各自的剥削方式与劳动控制方式的本质区别, 即“经济权力”的强制与“超经济权力”的强制的差异。在前资本主义的人身依赖性社会中, 统治阶级主要通过不自由不平等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超经济力量 (国家的、军事的、宗教伦理的等) 来控制劳动者人身, 进而间接支配劳动过程。在这种历史语境中, 亚里士多德的三种统治类型即奴役、家政和政治才获得了实质性的内涵。而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 统治阶级则通过国家暴力等超经济力量作为保障, 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的形成。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后, 各种超经济力量和人身依附关系就退居次要的补充地位, 而社会形态进入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 劳动者获得了自由平等的公民身份, 劳动力商品化的交换契约得以普遍实行。而作为经济权力的资本就实现了对生产过程的直接支配, 即通过监督、指挥和纪律 (规训) 等方式直接控制雇佣劳动者的劳动过程:“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固然还在使用, 但只是例外地使用。在通常的情况下, 可以让工人由‘生产的自然规律’去支配, 即由他对资本的从属性去支配, 这种从属性由生产条件本身产生, 得到这些条件的保证并由它们永久维持下去”。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第846页)
由此可见, 亚里士多德的“奴役”概念与“政治”概念在马克思的资本剥削劳动的语境中就发生了意味深长的“混同”:一方面, 资本支配和剥削劳动, 类似主人对奴隶的“奴役”, 因而马克思反复将雇佣劳动制度称为“雇佣奴隶制”;而另一方面, 资本支配和剥削劳动, 又是通过自由平等的劳动契约关系而实现的, 因而又类似于自由公民之间的“政治”治理。可见, 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事实上已经把传统社会中区分开来的“奴役”和“政治”混合在了一起, 并改变了“政治”本身的内涵与性质, 从而使原本只具有“奴役”意义的“剥削”本身具有了政治性。马克思集中关注的就是这种资本剥削劳动的政治性。
与此同时, 从超经济力量统治到经济力量统治的变迁, 也体现了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从政治经济未分化的混沌总体发展到政治与经济在表象上的分化结构。这种“领域分化”的实质并不是表面上看似的经济领域的“去政治化”“去权力化”, 而正是资本这一经济权力本身上升为广义的“政治权力”。马克思对统治自由劳动者的经济权力的洞察, 已经触及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见的、却始终支配着劳动者的经济权力即资本, 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政治”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开启了20世纪的劳工政治、性别政治等一系列新的政治解放浪潮。
要言之, 既然《资本论》的理论定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 那么我们就无法忽视在其中限定着经济学的政治维度, 进而也无法忽视经济生活内在的政治规定性以及社会有机体中经济与政治的总体性。从理论性质上看, 《资本论》实则是马克思阐发和论证其政治理念的理论总体。《资本论》是一种以无产阶级革命与人的解放为政治主题、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为价值规范的“大写政治哲学”。
二、作为“元政治哲学”的《资本论》
随着现代市民社会的兴起及其与国家的分离, 古典的、广义的“政治”概念开始逐步让位于现代的、狭义的“政治”概念:即从现代社会中“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领域分化意义上理解的“政治国家”。
如果从政治与经济分化的意义上严格界定“政治哲学”的学科界限, 那么《资本论》就不属于政治哲学, 而是作为一种“元政治哲学”从历史科学的根基上来支撑政治哲学。在这种意义上, 《资本论》关涉政治哲学的独特方式在于, 不是仅从政治本身来理解政治, 而是直接追问人类政治生活何以历史地成为可能, 集中探究政治生活赖以维系的经济前提与社会基础。与之相应, 这种明确划界的、狭义的政治哲学, 则要集中探究政治生活对于经济生活、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能动反应。因而, 成熟时期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扎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基础, 并依赖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前提。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提供了社会存在论基础与问题意识导向。
当然, 所谓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是铁板一块, 而是包含资本逻辑批判、物象化批判 (或拜物教批判) 与意识形态批判这“三重批判”的理论总体。其中, 资本逻辑批判是根基, 意识形态批判是结果, 而物象化批判是沟通上述二者的中介。由此, 马克思切入政治哲学的特殊方式也就具体体现在这三重批判之中。 (参见郗戈)
首先, 资本逻辑批判再现出现代经济生活的基本结构与内在矛盾, 奠定了政治哲学的社会存在论基础。《资本论》全三卷结构表明, 资本逻辑批判是对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批判性阐明, 它呈现了从“生产域”到“流通域”再到“分配域”的现代世界的总体性存在结构, 也再现了从深层本质到表层现象、从内部联系到外部形式的“转化生成”过程。正是基于资本逻辑批判, 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中后三册即对国家、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考察才得以可能, 对国家政治和世界政治领域的探究才得以奠基。可见,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并非是对脱离具体政治经济制度的政治概念的抽象推演, 而是扎根于社会存在结构的分析之中。
其次, 物象化批判或拜物教批判再现出现代经济生活的深层本质与浅层表象之间的矛盾, 为政治哲学提供了深刻的方法论前提。在资本逻辑批判基础上, 物象化批判再现了从社会的内部联系到外部“物象”以至“物本身”的“颠倒表现”过程, 揭示了从生产域投射到流通域的“简单流通”表象, 从生产域投射到分配域的“三位一体”表象。物象化批判其实也蕴含着一种社会存在论, 只是它再现的不是资本逻辑从本质到表象的转化生成过程, 而是从特定社会联系向“物象间关系”“物本身”的颠倒表现过程。也就是说, 资本逻辑所转化生成出的外部表象如工资、利息和地租等各种收入形式, 更进一步地被物象化过程颠倒表现为 (能够遮蔽本质和内部联系的) “物象”或“物本身”, 如“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土地-地租”的三位一体公式。物象化批判祛除了笼罩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表层的神秘化、自然化与永恒化的外观, 将其内在矛盾与历史暂时性暴露出来。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物象化批判便摧毁了传统政治哲学赖以维系的“制度拜物教”“事实拜物教”的基石。由此, 以穿透拜物教迷障为前提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才得以成立。
最后, 意识形态批判再现出现代经济生活的政治观念表现的幻象形式与现实内涵之间的矛盾, 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又一方法论前提。不同于物象化批判, 意识形态批判再现的是流通域、分配域的“表象之表象”或“物象之表象”, 即揭示了从社会存在到社会意识的精神生产过程。现代主流政治意识形态 (特别是自由主义) 扎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流通域和分配域, 主要是“简单流通”表象和“三位一体”表象的“另一次方”而已。这种意识形态生产的原材料是拘泥于上述表象中的生产当事人的日常意识和社会心理。这些原材料经由政治经济学而获得理论表现, 生成为“看不见的手”“经济人”以及“自由”“平等”“所有权”等经济自由主义或政治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念。
要言之, 集资本逻辑批判、物象化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这三重批判于一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总体再现, 从而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奠定了存在论基础和方法论前提。
可见,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对现代政治生活 (包含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政治观念等) 的“元探讨”“元研究”。这里的“元”, 就是指政治生活得以可能的根据、基础与可能性条件。具体来说, 政治经济学批判探究的是现代政治生活得以可能的社会存在基础。一方面, “元”探讨指向政治观点之“元”, 即探究政治概念背后的社会现实基础。政治经济学批判力求揭示特定政治意识形态所赖以产生的特定社会物质条件, 并分析这些政治意识形态的精神生产再生产机制, 阐明其社会定位与社会效应。另一方面, “元”探讨意指政治现实之“元”, 即研究政治生活背后的生产关系基础。政治经济学批判力求剖析特定政治生活与政治关系所赖以产生的特定物质生产方式, 并分析这些政治生活和政治关系的生产再生产机制, 阐明其社会定位与经济功能。由此, 政治经济学批判构成了一种具有历史科学性质的“元政治哲学”。而“元政治哲学”研究政治生活及政治哲学得以可能的基础与根据, 其本身也就是一种广义的、大写的政治哲学。由此可见, 《资本论》蕴含的政治思想扎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 因而兼具了“元政治哲学”与“大写政治哲学”的双重属性。
三、《资本论》:“大写政治哲学”与“元政治哲学”
从“政治”概念的不同界定方式来看, 《资本论》兼具了“元政治哲学”与“大写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 这发源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从青年时期到成熟时期, 马克思的思想发展都呈现出明确的政治哲学维度。可以说, 青年马克思的理性国家政治哲学与民主主义政治理念, 在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中介地基上得以深化, 发展为一种以人的解放为旨归的“大写政治哲学”。马克思早年的《论犹太人问题》其实已经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源上显现出《资本论》的双重政治哲学维度。其中, 他对“政治解放”即国家与市民社会、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的分离采取了有条件的肯定。这表明, 马克思确实曾坚持一种狭义的、划界的国家政治哲学概念, 力求实现国家的合理性以致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民主调和。但他又主张“人的解放”是对“政治解放”即国家与社会分裂的扬弃, 导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建构。这表明, 他最终将扬弃狭义的、划界的国家政治哲学范畴, 而走向一种关于人类共同体的大写政治哲学。从第一种狭义的政治哲学发展为第二种总体的政治哲学, 依赖的重要中介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 正是《资本论》。作为这种理论中介, 相对于狭义政治哲学和广义政治哲学, 《资本论》必然展现出“元政治哲学”与“大写政治哲学”的双重面相。
在政治哲学史上, 《资本论》这种双重维度的理论形态是独到而深刻的。古典政治哲学基于一种总体性的“大伦理学”框架, 而近现代至当代的英美政治哲学则遵循一种“法权哲学”“道德哲学”的规范性框架。这二者虽然在立场、方法上对立, 但其实都有共同的局限性:它们与现实政治比较疏离, 都站在政治实践之外的伦理或道德的“高地”上评判、指摘现实政治。但是, 现实政治实践既不是遵循古典伦理原则, 也不是按照现代法权或道德原则运行的, 而是为争夺统治权和垄断利益而斗争的政治, 即“权力政治”或“利益政治”。特别是现代的国际政治, 大多比较符合马基雅维利式的实利主义。而古今政治哲学都力图用古典伦理 (自然正义) 或现代法权 (自然权利) 来规范、矫正这种利益政治。甚至连尼采也想用权力意志的生命本能来克服利益政治。而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则独树一帜, 他拒绝在上述政治哲学立场中作出选择, 而是径直向深处探索现实利益政治的根源, 即特定生产关系的对抗性, 从而形成了“元政治哲学”的维度。然后, 再从中寻求超越趋势与解放潜能, 以此推动人的解放, 这就形成了“大写政治哲学”的维度。可见,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开启了政治哲学史上一条独到的、新颖的路向。
具体到当代语境, 要阐发《资本论》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 必须回应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规范主义”的解释模式对《资本论》的误读与批评。这种解释模式认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核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义批判, 这种批判立足于某种高于或外在于历史分析的普遍价值规范。而且, 这种解释模式在当前国内外关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中日益占据着支配性地位。例如罗尔斯就借助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柯亨、杰拉斯、艾伦·伍德等的成果, 对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分析和阐释, 他几乎已经触及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社会历史性内核。然而, 罗尔斯却最终没能越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规范主义视野, 从而把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根据理解为一种高于或外在于历史分析的正义标准。他认为, 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和法权体系时, “马克思实际上假设了一种客观的、非历史性的正义标准, 按照这种正义标准, 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社会形态都可以依据它们接近该客观标准的程度而得到评判” (罗尔斯, 第356页) 。也就是说,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批判剥削, 并不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价值规范, 而是基于一种外在于历史分析、超越所有社会形态的普遍价值规范。
事实上, 规范主义的解释模式既不理解《资本论》的大写政治哲学的性质, 也不理解其元政治哲学的性质, 因而误解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精神特质, 将之启蒙主义化或自由主义化。与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和罗尔斯的规范主义路向不同, 我们认为,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是一种内生于而非外在于历史分析的规范性维度, 它具体呈现于《资本论》的元政治哲学与大写政治哲学这双重维度中。
首先, 要阐明《资本论》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 必须对规范主义所预设的价值与事实外部对峙的“二元论”进行反思。也就是说, 必须以马克思的历史性视野, 扬弃价值规范与经验事实的二元对立的思想视野。虽然近半个世纪以来, 西方学界围绕《资本论》是否存在价值规范、价值规范如何存在、价值规范是什么等问题展开了大量争论, 但基本上没有突破近现代英美政治哲学的思维框架, 从而将马克思与英美政治哲学的规范主义相混淆。事实上, 近代至当代英美政治哲学的主流始终是规范主义的法权论或道德论, 始终扎根于经验事实与价值规范的二元分离。这种二元论使得不少政治哲学家诉诸非社会历史性的“自然法权”的规范性, 并据此进行“人为设计”的政治建构。与此不同, 马克思没有诉诸社会历史之外的政治规范性, 而是直接深入社会历史去发掘其内生的政治规范性。其实从历史上看, 所谓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二元分离的“休谟难题”并非个人的“妙悟”, 其本身就是现代社会领域分化的理论表现。现代性进程本身就意味着, 传统伦理总体趋于瓦解、神圣与世俗日益分裂, 从经验事实领域系统地驱除了目的论意义体系 (“祛魅或除魔”) 。当代政治哲学之所以能提出和挑战马克思的政治规范问题, 而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之所以难以有效回应该问题, 其根源仍在于双方都束缚于这种事实与价值二分的现代视野。然而, 马克思 (经由黑格尔) 达到了反思和超越这种外在对峙二元论框架的思想高度, 力图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更深刻地探究社会存在的内部矛盾。要言之, 《资本论》在根本上越出了价值与事实二分的规范主义框架, 从而对政治规范问题进行了社会历史性的重构。
其次, 要阐明《资本论》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 必须深入研究马克思政治思想中的科学性与价值性、历史性与规范性的关系问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当代建构的基础性课题。如上文所述, 马克思的政治思想是从狭义的国家政治哲学, 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中介, 发展为总体的人的解放的政治哲学。同时, 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与深化。可见, 理解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把握《资本论》的政治哲学意蕴, 始终绕不开马克思早期就萌发的政治规范性维度与日渐成熟的历史科学性维度之间的关系问题, 特别是《资本论》本身处理历史科学性与价值规范性之关系的独特方式问题。对于这些问题, 我们认为, 作为元政治哲学的《资本论》主要是一种揭示政治规范之客观根据的历史科学, 而作为大写政治哲学的《资本论》则必须在价值规范性与历史科学性之间来探究一种总体性的关联。
一方面, 作为元政治哲学, 《资本论》通过社会客观基础的历史分析, 扬弃了资本主义的政治价值规范。它揭示了规范性政治哲学及其法权体系的特定经济基础与社会内涵, 并再现其内在矛盾与自我逆反, 由此实现了辩证扬弃。
《资本论》基于生产领域与流通领域的双重分析, 揭示出资本主义政治价值规范的自相矛盾与自我逆反。一些西方政治哲学家如诺奇克、柯亨等认为, 《资本论》是立足于洛克《政府论》中提出的劳动者的“自我所有权”这一法权规范来批判资本主义剥削现实的。这种观点看似合理, 但实际上将《资本论》规范主义化, 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启蒙主义、自由主义相混淆, 遮蔽了马克思对西方政治哲学的批判与超越。事实上, 《资本论》既用自我所有权批判了剥削, 又反过来用剥削批判了自我所有权本身。也就是说, 《资本论》并不是把自我所有权当作一个稳定的价值根据来展开社会批判的, 而是通过物象化批判把自我所有权及其商品经济形式即“商品生产所有权”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表象, 从而揭示出生产关系的“自由平等表象”与“反自由反平等实质”的内在冲突, 进而揭示出意识形态与社会生活的深刻悖谬。第一卷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中关于“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探讨表明, 劳动者在商品生产交换中的自我所有权 (即流通领域的表象) 与劳动者因资本剥削而丧失自我所有权 (即生产领域的实质) 这两者之间既彼此冲突又相互支撑。显然, 马克思并不是要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并保留、实现其“表象”, 而是要总体地扬弃这种表象与实质之间的对立统一结构, 并以新社会的根本不同的新矛盾取而代之。尽管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提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要克服资本主义“名实不符”“表里不一”的对抗性, 真正实现平等的法权体系或正义体系 (如“按劳分配”) ;但是, 这种“资产阶级法权”恰恰是新社会不得不保留的“旧痕迹”, 仅仅是一个将被扬弃的发展环节, 而绝非发展之积极目的。发展之积极目的显然是高于资产阶级法权 (如按劳分配) 的自由个性 (如按需分配) 。
《资本论》基于社会的多重结构即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分配领域与观念领域的分析, 扬弃了近代的规范性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并非是对启蒙主义法权话语的单纯继承, 而是要从自由、平等、所有权、功利这四个关键概念来透视和扬弃近代规范性政治哲学。马克思揭示出, 这些观念赖以维系的“简单流通或商品交换领域”“三位一体形式”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流通领域或分配领域的投射与表象。自由、平等、所有权、功利等观念, 作为“表象之表象”, 服从于同时又掩饰着资本统治这一社会实质。马克思超越规范性政治哲学传统的具体路径是, 将抽象观念置于特定社会历史的境遇中展开总体性分析, 通过观念与现实的具体联系揭示出自由、平等与所有权等概念的内在矛盾与自我逆反, 由此实现了辩证扬弃与内在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明确指出, 力图光大和落实启蒙理想的是空想社会主义者, 而科学社会主义只有在批判旧世界中才能发现新世界。可见, 当代学者如哈贝马斯等认为, 马克思用资产阶级启蒙理想来矫正、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 力图实现未能实现的启蒙规划, 这无异于把马克思降低到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水平上, 是一种理解上的倒退。
另一方面, 作为大写政治哲学, 《资本论》从社会客观基础的历史分析中内在地引申、发展出新的政治价值规范。《资本论》在资本逻辑批判的地基上将“自由个性”与“自由人联合体”确立为全新的政治价值规范。这种价值规范之所以新颖, 是因为其具体内容与现实基础都超越了近代政治哲学的规范性建构。自由个性、自由人联合体不再作为与经验事实对峙的价值悬设而存在, 而是扎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特定历史过程与客观趋势。
问题的关键在于, 如何理解作为历史趋势的“人的发展”与作为价值规范的“人的发展”这二者在社会存在层面的统一性, 这就需要分析从历史科学向政治哲学的逻辑演进过程。首先, 作为历史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再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 揭示了资本逻辑的必然性中蕴含着的人的发展的可能性。社会生产力发展即人本身力量的发展作为历史的客观趋势与内在目的, 不断扬弃现有社会矛盾, 如国家与市民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法权与其实现形式之间的对抗分裂, 并逐步导向新的发展趋势, 孕育出新的价值规范。进而, 这种客观趋势一经理论再现, 就能够被合理抽象为人的发展的价值规范, 反过来成为评判历史进步的标准和尺度, 进一步构成了政治哲学的价值规范。要言之, 历史规律产生历史趋势, 历史趋势提升为价值规范。政治哲学内生于政治经济学批判, 扎根于历史科学。《资本论》重构了政治价值规范问题, 建构出一种从历史性视野内生出规范性维度的政治哲学形态。
从这种意义上说, 《资本论》的历史科学性与价值规范性是内在统一的。这就从根本上克服了规范主义政治哲学在规范性与事实性之间预设的二元对立, 不再立足于先验规范而评判历史事实, 而是从历史趋势内部引申出价值规范。换言之, 一方面, 作为“元政治哲学”, 《资本论》揭示了历史科学对价值规范性的奠基作用。而另一方面, 作为“大写政治哲学”, 《资本论》再现了历史科学内生出的价值规范性。正因为《资本论》的双重政治哲学向度, 所以它就比束缚于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二分的现代规范性政治哲学的“划界视野”更优越, 更能把握现代世界中经济与政治交互作用的复杂总体性。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必须基于《资本论》所奠定的历史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体。
在近代思想史上, 政治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具有深刻的传承转化关系。而从社会发展史来看, 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从现代分化到当代“再整合”的客观趋势, 促使政治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又不断趋于整合。上述思想史与社会史两方面的原因, 都使《资本论》的当代研究必须开启政治哲学的视野。
当今时代, 我们应当在一种“超学科”的视野中重新看待《资本论》的理论性质, 将其理解为一种“元政治哲学”或“大写政治哲学”。《资本论》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更开启了一种内生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人的解放的政治哲学视野。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这种独到而深刻的政治哲学视野, 就必须立足于《资本论》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建构。基于《资本论》建构当代政治哲学, 对于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罗尔斯, 2011年:《政治哲学史讲义》, 杨通进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5年、2001年, 人民出版社。
[3]郗戈, 2017年:《作为“大写”政治哲学的〈资本论〉》, 载《中国社会科学报》3月30日。
[4]亚里士多德, 1965年:《政治学》, 吴寿彭译, 商务印书馆。
（原载《哲学研究》2018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