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哲学，一直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的重要研究领域。马克思自然哲学思想，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的生成基础(1885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序言中强调了这一点)，也是贯穿“自然辩证法教材”体系中自然观、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内容的建构基础。然而，由于对“马克思自然哲学思想”研究滞后，使它被悬置，仅概念性虚在，也使它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具体引导作用，至今梳理不清。1990年，吴国盛在《自然哲学的历史与现状》①一文中概括了相关问题与挑战。1994年，陈铁炜在西方自然哲学史笔谈中说：“作为自然哲学观念的一个新的制高点，马克思的自然哲学思想……甚至还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伊壁鸠鲁，从这些先哲的思想中，马克思吸引了‘对象性’、‘能动性和受动性’，以及‘实践’等重要概念，以此作为建构新的自然哲学思想的基石，形成了他独到的新的自然哲学观念”②。这是我国学界延续至今的对马克思自然哲学思想之生成问题的标准解释，但其并未解决“因何产生、何时产生、有何内容”等关联的关键问题。这些关键问题研究的滞后，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中出现了许多相关问题。因此，2000年，林德宏教授批评自然哲学“被遗忘”③，多位学者在2013年“中国自然哲学的发展”学术研讨会上从理论与教学两个层面发出“拯救”自然哲学的呼吁。而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且只能在马克思著作中沿其生成路径从头挖掘式地寻找。 

　　　　 一、马克思自然哲学思想的起步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什么选择研究古希腊自然哲学?这可从1837年11月马克思《给父亲的信》④中找到线索。他在此信中回顾了1835年10月后的两年学术思想变革：最初是以比费希特更空洞的与实际形式无关的思路研究“法的形而上学”，继而发现“数学独断论的不科学的形式从一开始就成了认识真理的障碍，在这种形式下，主体围绕着事物转，这样那样议论，可是事物本身并没有形成一种多方面展开的生动的东西”，进一步认知到“在生动的思想世界的具体表现方面，例如，在法、国家、自然界、全部哲学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在这里，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从而发生学术观念上的颠覆，“我从理想主义……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正是这种颠覆，引导他审视了德国古典哲学之后，毅然回到古希腊哲学去寻找“真正的珍珠”。为此，马克思说：“我这个不知疲倦的旅行者着手通过概念本身、宗教、自然、历史这些神性的表现从哲学上辩证地揭示神性。我最后的命题原来是黑格尔体系的开端，而且由于写这部著作需要我对自然科学、谢林、历史作某种程度的了解，我费了很多脑筋。”⑤可见马克思是去写黑格尔体系的前传，或者说挖掘其底层机制。尽管马克思在《给父亲的信》中没有确切地说出“自然哲学”，但其实已经可将它视为其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 

　　　　 马克思为自然哲学研究进行了哪些必要准备?虽可从梅林、麦克莱伦所写两本影响较大的《马克思传》中找到一些观点；但可信的答案，依然须从《给父亲的信》、博士论文(含笔记)中得出。 

　　　　 其一，系统研读德国古典哲学。《给父亲的信》表明：对法哲学体系研究使他写下“约三百印张”的形而上学的原理，发现“这里首先出现的严重障碍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他已经熟悉“费希特的那一套”，而且能做到比他更“现代化”，也发现这一套的“空洞”特征。对黑格尔哲学，尽管“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也做到了“我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此外，他已经研读了谢林、费尔巴哈、亚里士多德等代表人物的一些著作。可以说，马克思是带着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问题，回到古希腊哲学去寻找解决疑惑的“真正的珍珠”(或钥匙)的，但却不是带着对黑格尔哲学的信仰出发的。在博士论文序言中马克思就已经指出，黑格尔体系也只是“大体上正确规定”了古希腊哲学的“令人惊讶的庞大和大胆的计划”，但它“不能深入研究个别细节”，“也妨碍了这位巨人般的思想家认识上述那些体系对于希腊哲学史和整个希腊精神的重大意义”⑥。 

　　　　 其二，学习方式已经是批判式研究。马克思在《给父亲的信》中说：“这时我养成了对我读过的一切书作摘录的习惯……并顺便在纸上写下自己的感想。”这说明他已经从“不加任何批判地，只是按学生的方式”读书，转变为研究性的批判式学习。而且，此时他研究工作的目标已经非常明确。“我想再钻到大海里一次，不过有个明确的目的，这就是要证实精神本性也和肉体本性一样是必要的、具体的，并且具有同样的严格形式；我不想再练剑术，而只想把真正的珍珠拿到阳光中来”⑦。而且这种研究工作已经让他体验到，“在作这种种事情的时候……熬过许多不眠之夜，经历了许多斗争，体验了许多内心的和外在的激动”⑧。 

　　　　 其三，积极参加最前沿学术活动。马克思参加当时在德国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博士俱乐部的学术意义在于，“这里在争论中反映了很多相互对立的观点，而我同我想避开的现代世界哲学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了；但是一切声音都安静下来，我陷入了真正的讽刺狂，而这在如此多的东西遭到否定以后，是很容易发生的”⑨。正是这种最前沿的学术活动，不但扩展了马克思的学术视野，也在学术争论中锻炼了马克思的哲学批判能力；而且让他得以进入一种“一切声音都安静下来”的最高学术状态，“真正的讽刺狂”和“如此多的否定”是马克思在哲学殿堂上与先贤对话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变身哲学宗师的过程。 

　　　　 其四，积累自然哲学专业素养。《给父亲的信》显示，当时马克思就已经能够从哲学角度认识到“数学独断论”问题，并举例说明：“三角形使数学家有可能作图和论证，但它仍然是空间中一个纯粹的概念，并没有发展成任何更高的形式；需要把它同其他某种事物对比，这时它才有了新的位置，而对同一对象采取的不同位置，就赋予三角形各种不同的关系和真理。”⑩同时，他不但读了培根的《论科学的发展》，还仔细研读了赖马鲁斯写的《关于动物的复杂本能》等著作。1839年，他还针对黑格尔《哲学全书》中自然哲学的研究，写下《自然哲学提纲》以及“康德派可说是无知的职业祭司，他们每天干的事就是哭诉自己的虚弱和事物的强大”(11)等观点。 

　　　　 其五，研究古希腊哲学，特别是伊壁鸠鲁哲学。这让马克思认知到“希腊人将永远是我们的老师，因为这种素朴性把每一事物可以说是毫无掩饰地、在其本性的净光中亮出来——尽管这光还是晦暗的”(12)。这也让马克思从中看到“伊壁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13)。从博士论文及7本“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可见，马克思已经能够严格区分主体“现象世界”和客观“原子世界”，并从“原子偏斜”看到客观世界自我运动的辩证法和两个世界的“自由”关系。 

　　　　 二、马克思自然哲学思想的集成 

　　　　 如果仅将《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作为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去审视，也许呈现出的是学界传统解读所注意到的——古典观点比较与挖掘方面的批判创新。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立，这篇博士论文的学术创新重点却是——选择性抽取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基因并集成马克思自然哲学思想体系。这类似牛顿物理学对伽利略、开普勒理论的“集成”。这篇博士论文已经显示出，在马克思的头脑中已经“集成”了新自然哲学思想体系的如下核心内容；或者说，尽管此时的马克思自然哲学思想体系还未发展到“成熟”，但已经在此“脱胎”面世。 

　　　　 (1)物质哲学思想。从古希腊自然哲学那里，马克思撷取了如此原子论的物质哲学观念：“除了历史的证据之外，许多情况也说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物理学的同一性。原子和虚空这两个本原无可争辩地是相同的。”“这一结论从亚里士多德的下面一段话中看得更明白：‘留基伯和他的同事德谟克利特说，充实和虚空都是元素……这两者作为物质，就是一切存在物的根据’。”(14)这让马克思已经能够清晰区分——物质(基质)、物体(基质的结构体)、元素(基质的种类)、原子(基质的非连续存在形式)、空间(物体的非基质要素)、运动(物质与空间关系)等概念及概念关系，由此形成关于客体世界的“无不能生有、微观系统结构、现象有物质层面原因”等等自然哲学思想。这些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成就(也是现代物理学的建构根基)的注入，让马克思深刻地理解了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原子论基础上的物质哲学、物体现象学精髓。甚至当时，马克思已经能区分出现代物理学家至今仍然没能深刻认知的关键问题——“物体”运动与“原子”运动的本质差异，如他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写道：“与具体事物的运动相比较，原子运动原则上是绝对的，也就是说，原子运动中消除了一切经验的条件，运动是观念的。”(15)如此基于原子论的物质哲学，成为马克思哲学体系的最为基础的建构平台。 

　　　　 (2)现象哲学思想。马克思在对德谟克利特“规定原子和感性的现象世界的相互关系的方式”理解中，接受了“真实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其余的一切都是意见、假象”(16)的观点，从而看见“像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开始在地上盖屋安家那样，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17)。这说明马克思开始明白：主体视阈中的“物体及其关系”均属于现象，是主体对物质世界进行理性切割的结果。所以，他在原子论的物质哲学平台上，接纳了“感性的东西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实际上说都不会消失，消失的只是见解”(18)，从此他对感性现象形成了物理学、认识论两个层面的双向角度认知。由此让他发现黑格尔体系仅在认识论层面表征感性现象的虚幻无根性问题，发现费尔巴哈体系仅在物理学层面表征感性现象的无视意识能动性问题。如果说胡塞尔使“现象学”研究成为20世纪热点，那么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就已经在原子论层面走到“回到事物本身”这面现象学的大旗下。在马克思的现象哲学中，“物体”作为“现象”而成为“对象”。而且博士毕业后，马克思开始把“社会”作为能动性“物体”，来研究其“现象”问题。 

　　　　 (3)时间哲学思想。时间本质作为千古谜题，至今在物理学、哲学界仍然迷惑不解，但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已经揭开了谜底：物质世界(或称本质世界)与“时间”无关，从而将时间和一切具有时间要素的事物均“移置”于主体意识之中。在哲学层面，他指出“既然在原子里，物质作为纯粹的与自身的关系没有任何变易性和相对性，那么由此可以直接得出结论，时间必须从原子概念中，从本质世界中排除掉。因为只有从物质中抽掉时间这个因素，物质才是永恒的和独立的”；在科学层面，指出要克服的问题是“从本质世界中排除掉的时间，被移置到进行哲学思考的主体的自我意识中，而与世界本身毫不相干了”(19)。从时间哲学出发，马克思就把一切离不开时间要素的“事物”(如历史、过程、路程、因果等)均“送回”到自我意识领域中。这让马克思从“现实生成论”开始对社会“历史现象”进行自然哲学视阈的理论重构，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马克思的时间哲学对现代科学(尤其是时空观)研究有工具革命意义，但在现今科学界仍然被遮蔽着。 

　　　　 (4)辩证法思想。从文献可见，马克思虽然熟知黑格尔体系，但从不是黑格尔信徒。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找到了基于原子论的物质哲学基础上的辩证法：“因为原子本身就是它们的唯一客体，它们只能自己和自己发生关系”，“于是，从具有质的原子的排斥及其与排斥相联系的聚集中，就产生出现象世界”，“因此，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就改变了原子王国的整个内部结构……伊壁鸠鲁最先理解了排斥的本质，虽然是在感性形式中。而德谟克利特则只认识到它的物质存在”、“在天体中一切都不是固定的、不变的”(20)，“世界就是在原子的斗争声中形成的”(21)。马克思从古希腊自然哲学中认识了“相互作用”是客体世界自生的发展动力机制，这让他能够深刻地认识到黑格尔体系中使用辩证法的学术价值，认知到费尔巴哈不使用辩证法的缺陷。学界一直强调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思想，实际是“发现”黑格尔哲学体系具有这方面优点。 

　　　　 (5)实践哲学思想。马克思从伊壁鸠鲁哲学那里吸纳了这样的“现象哲学”观点：在“主—客”关系上，“一切感官都是真实东西的报道者”(22)；在“主—主”关系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驳倒感性知觉’。‘同类的感性知觉不能驳倒同类的感性知觉，因为它们有相同的效用，而不同类的感性知觉也不能驳倒不同类的感性知觉，因为它们判断的不是同一个东西；概念也不能驳倒感性知觉，因为概念依赖于感性知觉’”(23)。马克思在此必须面对主体的多样性带来的意识(感性知觉)多样性，继而必须回答这些差异性的主体意识如何进行统一的问题。马克思接受了伊壁鸠鲁的“解释不应该同感性知觉相矛盾”(24)的思想，在博士论文中给出结论：“任何解释都可以接受。只是神话必须加以排除。但是，只有当人们通过追寻现象，从现象出发进而推断出不可见的东西时，神话才会被排除。必须紧紧抓住现象，抓住感性知觉。”(25)实际上这段话，即可看见现代科学社会学的轮廓，也能看见胡塞尔的现象学轮廓。正是顺着如何“抓住感性知觉”的追问，马克思看见“实践”是连接主客世界的关键环节，看到实践是统一多样性意识争论的最终裁决方式。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思想并没仅仅停滞在裁决意识争论这一个方面，还看到主客世界在实践“桥梁”上的“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26)。这让他在日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批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7)。 

　　　　 (6)生命哲学思想。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区分了三种主体(神、哲人、个人)，并指出：“不应该提出像培尔、普卢塔克和其他一些人所提的那种不适当的问题：个人、哲人、神怎么能由原子产生和构成呢?”“应该这样提出问题：关于个人、哲人和神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的特殊规定如何纳入体系之中?它们是怎样从体系中发展起来的?”(28)马克思不但直接否定了“神体”及其相关事物的存在，否定了伊壁鸠鲁关于神是由更精微的原子构成的观点，而且还否定了哲人的特殊性，认为“智慧在没有自然规定性的地方是发生作用的，是被采用的。它本身就是自然东西的非存在，即观念性……哲学家本身是活生生的形象，是活生生的艺术作品，并且人民看到，他们是如何带有可塑的庄严性从人民之中产生”，并以“哲人”苏格拉底为例说明：“他和以前的哲学家一样是实体的个人，只不过是采取主观性的形式：他并不与世隔绝，他不是神的形象，而是人的形象的体现者。”(29)马克思由此揭示，智慧只来自生命的“实体的个人”，同时指出，“主观性在它的直接承担者身上表现为他的生活和他的实践活动”(30)，人的“感官是具体自然中的唯一标准”(31)。这种生命哲学思想，让马克思在随后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定义：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到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直接讨论“现实的个人”这个唯一的生命主体，并否定了不具有生命的“抽象的人”；后来又延展研究将人类社会作为“现实的个人”集成的类主体，重点关注“人的能动的类生活”。 

　　　　 (7)因果哲学思想。马克思的因果哲学关注的重点不是“前因后果”认知方法层面的问题，因为这种含有时间因素的问题，已经被马克思的时间哲学归入主体意识建构范围；而是主要关注客观世界变化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问题。对此，马克思既看到关于德谟克利特“把一切都归结为必然性，一切事物所由以产生的原子旋涡就是德谟克利特的必然性……必然性是命运，是法，是天意，是世界的创造者：物质的抗击、运动和撞击就是这种必然性的实体”(32)的观点；也从伊壁鸠鲁那里看到反对的观点：“被某些人当作万物主宰的必然性，并不存在，无宁说有些事物是偶然的，另一些事物则取决于我们的任意性。必然性是不容劝说的，相反，偶然是不稳定的。”(33)马克思批判“德谟克利特使用必然性，伊壁鸠鲁使用偶然，并且每个人都以论战的激烈语调驳斥相反的观点”，认为“在有限的自然里，必然性表现为相对的必然性，表现为决定论。而相对的必然性只能从实在的可能性中推演出来，这就是说，存在着一系列的条件、原因、根据等等，这种必然性是通过它们作为中介的”(34)。在博士论文之后的研究中，当马克思将“现实的个人”作为能动的“条件、原因、根据”引入因果的决定关系中时，即出现“掷色子”的能动主体(主体群)，就将绝对必然性的因果哲学变成马克思的“能动的或然性”现实因果哲学。只有理解了马克思的时间哲学，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自然哲学在“历史”问题上所持的这种现实因果哲学(或称之现实生成论)。 

　　　　 (8)无神论哲学思想。对于近代哲学而言，否定宗教所言“神体”是可以达成共识的。但马克思的无神论最有价值的地方，不在于否定“神体”及其相关事物的存在(这一点黑格尔、费尔巴哈也做到了)，而在于指出：人不能如神那般认知世界，人的自我意识不能被“神化”，人的艰难任务就是从意识中去除“神话”。在博士论文的序言中，马克思首先明确，“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35)。 

　　　　 马克思没有在故纸堆里从事咬文嚼字、评头品足的学究式哲学研究，而是从那丰富的古典哲学思想仓库中采撷自然哲学基因片段，并让那些基因片段形成有机的整体，“集成”马克思自然哲学思想的完整基因链。“马克思恩格斯自然哲学思想体系”就是由这条基因链引导生长而来的，博士论文是它的“出生地”。 

　　　　 三、马克思自然哲学思想“集成”的意义 

　　　　 在博士论文的序言中，马克思说道，“在这篇论文里我已经解决了一个在希腊哲学史上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不妨把这篇论文仅仅看作一部更大著作的先导”(36)。只是这部更大的著作，后来不是局限于“联系整个希腊思辨详细地阐述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这一组哲学”(37)；而是沿其博士论文所集成的新自然哲学思想前进，写出整部马克思理论体系。 

　　　　 看清它的“集成”，也就看清它究竟“有何内容”，看清它究竟“是什么”。由此可见，马克思自然哲学思想不再是悬置和空洞的概念，而是一组具体的哲学思想构成的哲学体系。其每条哲学思想，都是具体而明确的，都是在有机一体的逻辑体系中。由此可发现，我国现实教材实质上仍然延续苏联解读模式，仅着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辩证+唯物主义”特征，这其实并不利于人们去正确理解它。因为这样会遮蔽马克思的现象哲学、实践哲学、时间哲学、生命哲学、无神论等思想的光辉，也不利于对马克思思想整体性特征的科学把握。只有理解了马克思自然哲学思想，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我们在这里看到，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我们同时也看到，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38) 

　　　　 看清它的“集成”，也就看清它究竟“何时产生”，看清“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自然哲学”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自然哲学思想”的具体生成关系。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自然哲学思想”，脱胎于1841年写成的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而不是开始于1873年恩格斯写的《自然辩证法》。相对于马克思集成的自然哲学体系，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贡献是运用。运用它去审视“科技”的建构问题和“自然图景”的生成问题；两者不在一个学术层面上。从理论生长路径上讲，也不可能是在马克思的理论文献大部分已经生成后，才于1873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出现“马克思恩格斯自然哲学思想”。对此生成关系，1885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主要著作《反杜林论》序言中说得清楚：“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39)看不清“马克思的自然哲学”，则肯定看不清“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萧玲教授在2006年就呼吁“如何进行自然哲学研究，是一个十分迫切和现实的问题……必须重新理解自然哲学，重新给自然哲学定位”(40)。 

　　　　 看清它的“集成”，也就可看清它“因何产生”的相关问题。在教材中，马克思哲学产生的“三大背景”和“两大渊源”似乎说得很清楚；但在马克思哲学的具体生成路径上，过程解释却失于空洞、非具体。这些来源、背景，是对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哲学家所共有的，并非具体说明马克思哲学思想生成的特有条件。列宁为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而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文章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只有在对马克思所著文献挖掘中，看清马克思自然哲学思想孕育、脱胎，才能明晰马克思哲学体系的具体生成路径。如马克思从《给父亲的信》就已经开始“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开始寻找打开黑格尔体系背后隐藏问题的“钥匙”，马克思的自然哲学创新才给哲学开启革命之变。如果说“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开始”(41)是他的《精神现象学》，那马克思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开始”，可以说就是其博士论文。 

　　　　 只有看清它的“集成”，才能看清它“有何功能”，看清它的生长相关问题。在马克思的自然哲学视阈中，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42)，“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43)；所以“社会”是对具有“能动性因素”自然界的别称。马克思在完成博士论文后的几年内迅速写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多篇确认马克思哲学开宗立派的论著。这是马克思以其自然哲学思想体系为工具，揭批黑格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问题的运用成果；是从其自然哲学出发，向社会研究领域进行理论延展。完成博士论文后，马克思哲学体系在如此短时间内突然呈现，秘密就在于博士论文已经集成了新自然哲学，这个赋予哲学体系建构特质的“基因链”。1848年写下的《共产党宣言》，就是由其自然哲学引导形成的社会科学理论所给出的科学推论；而后马克思用40年写《资本论》，来论证该科学理论、科学预见。可见，完成博士论文后，马克思沿其新自然哲学逻辑路径去生成其哲学及(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是一以贯之的“基因链”延展过程；根本不存在阿尔都塞所纠结的“认识论断裂”，也不存在“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对立性分期问题。 

　　　　 没看清马克思自然哲学思想在此“集成”，使我国权威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文集》甚至都没收录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也足见马克思自然哲学思想研究在学界的“被遗忘”程度，也导致马克思自然哲学思想如今仍然是具体内容不清的概念性存在，衍生许多争论。马克思自然哲学思想研究滞后，也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保卫、回到、坚持”受到传统视阈的无形禁锢，只能跟随性地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的各种争吵。而看清此“集成”，则可看清马克思如何让自然哲学“再出发”。 

　　　　 注释： 

　　　　 ①吴国盛：《自然哲学的历史与现状》，《自然辩证法研究》1990年第5期。 

　　　　 ②陈铁炜：《论马克思自然哲学思想的渊源》，《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年第8期。 

　　　　 ③林德宏：《自然哲学研究的新构想》，《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8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4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49、38、5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0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8、170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4-65、67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9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26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页。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9页。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7页。 

　　　　 (40)萧玲：《自然哲学研究是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的重要特色》，《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6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4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页。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