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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珏】文化哲学:现代化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一个维度

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在“全球化”日趋强化的历史境遇中,对于如何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近年来国内学界始终给予了广泛关注,也展开了诸多探讨,由此阐发了一系列见解独立的观点。比如,在关于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形态的论题中,很多学者就建构新形态的前提即可能性问题、路径和意义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等。其中,以文化哲学①为契入点来思考这一问题也就成为我们关注现代化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一个维度,本文也将根据国内学术界近年的研究成果审视文化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深入思考如何从该角度构建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形态,并以此展开论述。

一、文化哲学的定位:建构的基础

众所周知,一直以来对于哲学定位总有着不尽相同的阐释。通常,我们大致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从哲学的时代性来看,它决定了一个时期的哲学主题。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哲学精神。比如,在我们这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19世纪理性时代的产物,在20世纪与其他不同哲学思想、流派的对话中也得到了重大的发展,因此它在肯定物质进步的同时(它主要关注的是科学和物质生产问题),又从否定的方面来看待科学的发展。这就将哲学看作是在不同主题的碰撞、交流中发展起来的,亦即将哲学看作一个问题史,并力求通过掌握主题从而把握哲学的个性,而非只看到哲学的一般性。另一方面,从哲学的思维传统来看,任何一种哲学的发展总是要受到时代影响的,与此同时它也要继承前人的思想资料,而哲学的思维传统并不是一个过去了的、过时的甚至是死的东西,它是日益丰富的、活生生的产物,体现出哲学的传统、积淀和延续性。当然,每一时代的哲学又是有其阶级性的。由此出发,我们对文化哲学的定位进行考察。

可以说,就文化哲学的主题而言,它是对现代化的反思。那么,什么是现代化?它是人们用以表述文艺复兴以来的运动的话语。其中,市民社会的兴起可以视为整个现代化的起点。市民社会已越来越成为我们关注和讨论的主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最早使用了“市民社会”的概念,并把它归为在摆脱封建伦理、宗教和政治等方面种种束缚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以独立自主地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的各种社会关系的领域,进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市民社会”进行了定义,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1](87-88),“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130-131)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定义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联系的:一方面,马克思强调了1718世纪以前,整个市民社会属于政治国家,使人的活动屈从于政治。经济没有独立的运动规律,由于经济不能从政治中独立出来,人的主体活动也就不自由,那么人就不能具有独立性。对国家的否定,使人从政治中分离出来,使国家形式发生变化,市民社会从而成为社会的基础。因而,要重视市民社会本身的研究。另一方面,从整个社会来分析,市民社会是长期经济运动的结果,市民社会的兴起是资产阶级的功劳,是现代社会的开端。伴随市民社会的兴起与发展,首先产生了市民与贵族的矛盾,后发展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其次,形成了新的文学创造,打开了新的人性的自由发展;再次,产生了贸易问题,市民社会的兴起与城市的兴起,与工业、商业联系起来,而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则奠定了整个世界的贸易,促进了整个现代大工业的发展;而且,在宗教问题上,形成了“新教”的基督教精神;最后在哲学精神上,则强调了哲学的自由创造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这就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基本信念带来很大变化。

现代化就是对一系列上述变化的表述,它力图将自由人性和哲学的自由思想贯彻到底,这就与近代理性哲学发生了冲突,因为自然科学方法的一个关键弱点在于它不能说明人性。在近代哲学中,凡是讲到人性的地方必然出现宗教,因为近代理性哲学为了说明人性,要借助于宗教,所以近代哲学总是通过宗教来说明人性。而文化哲学认为,这种自然科学精神和宗教不利于人性的发展,因此它就在批判近代理性哲学的人性的不彻底性中发现了自己。由此可见,虽然近代理性哲学和文化哲学都以文艺复兴为基础,但二者又是有区别的:近代理性哲学代表了文艺复兴的理性和自然科学的一面,而文化哲学继承了文艺复兴中的语言学、神话学以及修辞学传统,代表了人文科学的一面。由于近代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因此近代理性哲学是现代化的主体精神;文化哲学作为后起的一种哲学形态,它要发现的是人性,从而为现代化建立起一种人文精神。于是,文化哲学呈现出了反思现代化的形式,其构建哲学的方式也较近代理性哲学更为合理些。

再从思维方式来看,文化哲学构建人文精神的思维方式更为合理、更有生命力一些。由于自然科学将哲学与现实世界分离开来,但自然科学仅仅凭借自身是达不到本体世界的,它必须借助于宗教,而宗教借助于一系列二元对立创造出有神论,因此宗教和自然科学实际上就共同成为近代理性哲学的基本构造。同时,近代理性哲学的传统也刚好表明了宗教和自然科学是互补的。早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通过对“天体现象”的说明来谈人的自由,从而揭示了这一点,即认为,在哲学中消灭宗教有神论,就必须消除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取而代之以实践的辩证法。由此可见,文化哲学是在近代理性主义传统上发展起来的,是对整个历史的反思。它不把自己局限于哲学形而上学的构造,而以历史哲学为中介,反思近代理性哲学,从而具有更为广阔的研究视域。那么,它对整体的现代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关于现代化的进程;(2)关于女性主义运动,也即对父权制以来的文化传统的批判;(3)关于政治的研究,如对市民社会成为近20年来世界哲学的话语系统的关注;(4)知识分子问题,如知识分子的市民化运动和人格的独立问题;(5)西方马克思主义,即对面临发达工业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可见,在现代社会中,现代化的运动应该是哲学的主题,当然并不排除形而上的研究,但哲学的话语系统应该多元化。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文化哲学作为反思现代化的哲学形态,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构建来说是重要的思想资源。

二、文化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质性:建构的可能性

从文化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属于现当代哲学思维方式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具有相当多的共同点的角度出发,它们之间又是同质的关系。

首先,在理论态度上,文化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待近代理性哲学的态度可谓是殊途同归。通过批判近代理性哲学,它们共同创建了现当代思维方式。而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的内在联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排除在现当代思维方式之外,这显然有失偏颇。当文化哲学通过寻找一种与近代理性哲学不同的新的思维方式来反思、重建哲学之时,一种与近代理性哲学有着重大区别的新的哲学形态也形成了,即马克思通过哲学革命建立了新的哲学形态。若从理论形态、理论内容和理论特征等方面进行比较,二者存在着诸多共同之处。

其次,文化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质性是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的前设性条件,这些同质性主要表现在:

1.与文化哲学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对近代理性哲学的形而上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批判,因此二者都具有反形而上学、重返生活世界的特征。文化哲学是在反思整个近代历史和哲学传统的过程中开始新的哲学传统而建立的。比如,维柯在《新科学》中强调自己的学说是“人类的形而上学”,将其理论与笛卡儿的哲学体系对立起来,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化传统并对整个后来的思想家包括1920世纪的哲学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世纪的赫尔德、狄尔泰等思想家则通过建立一个文化的生活世界来揭示人的本质,强调了人的自我创造性、历史性和整体性特征;而由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所开创的人本主义思潮,基本主张是通过批判传统形而上学中抽象的物质或精神实体、绝对化的本质等,通过推崇和张扬情感、意志等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东西,来实现对近代理性哲学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改造。可见,文化哲学家向人类贡献了一种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哲学世界观。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一种反形而上学的哲学,马克思所建立的哲学理论当然不是那种关于离开了人的存在的自然界和绝对的观念世界的理论。

2.与文化哲学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促使哲学转向了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及其所在的世界,因此二者都具有强调人的现实生活以及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的特征。文化哲学的研究强调使哲学研究超越脱离现实生活的形而上学视野,就转向了现实生活中的人及其所在的世界。众所周知,诸如生命哲学、人本主义等哲学思潮在这方面的特征是明显的,他们把人的活动和人的历史结合起来,把人的创造看成历史的进程,从不同角度强调时间性和历史性是一切真实存在的基本属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一方面深刻地揭示了人的存在的社会性以及历史性,另一方面又揭示出人的社会实践不仅在认识领域,而且在整个哲学中的决定作用。对于“实践”范畴的强调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理论之中,他的名言就是:“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56)。也就是说,马克思看到了人类世界对人的生存的直接现实性,于是他将人类世界称为“感性世界”、“现存世界”和“现实世界”。人类世界的现实性包含着客观性,而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又进一步确证人类世界的客观性,并使人类世界及其与自在世界的关系呈现出历史性。现实性、客观性、历史性和实践性构成了人类世界及其与自在世界关系的总体特征,其中实践性是根本特征。人类世界只能是实践中的存在,实践构成人类世界的真正的本体。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1](78)。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实现哲学上的伟大变革,关键正在于其对实践意义的深刻揭示。

3.与文化哲学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反对近代理性哲学中的主客二分的思维传统,反对将人的问题仅仅纳入到认识论领域,而是都强调深层次地追问人的存在,并代之以人的生成意义构架,从而具有存在论的表述特征。尽管一些文化哲学家不否认主客之间存在着差异,但反对将这种差异无限扩大化,要求在一个不可分割和统一的过程中来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且,在文化哲学对人的本质的各色说明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人的自我创造性的肯定与张扬,将人的自我创造当作人的本质;在提问方式上,将文化看作是一个存在问题,强调文化的本质就是创造,这种创造既包含静态的创造点,也包含动态的创造本身,并通过静态与动态的结合来说明人的存在是通过文化世界形成以及人的活动。这样,文化哲学家就以此克服了近代理性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构架,进入人文主义构架,进而力图克服康德的不彻底性,超越主客二元对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把人的实践活动置于核心地位,于是它不仅使对立的主客统一起来,而且强调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7)。对此,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柯尔施所言:“我们将证明,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绝没有任何这样的关于意识与现实的关系的二元论的形而上学观——无论在他们的第一(哲学的)时期,还是在第二(实证的科学的)时期。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们会被这样危险地误解。……因为意识和现实的一致,是每一种辩证法,包括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特征”[2](67),明确指出了马克思哲学超越了主客的二元对立。

由上可知,由于文化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上有着类似之处,在继承和面对共同的哲学遗产中又有着大致相同的批判主题和批判方法,因此二者具有上述的同质性绝不是偶然的。

三、文化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启示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近代理性哲学的批判和超越要比其他的现当代西方哲学都更坚决和彻底,当然对文化哲学而言亦不例外。但是,文化哲学作为现当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个独立的哲学部门和领域,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构建新形态的过程中也是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的①。

一般说来,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就开始了文化哲学的研究,此后在其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提出了独特的文化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其主要特点就在于:以“实践”为核心范畴展开。在马克思哲学中,文化的存在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精神创造,它包括人的精神、人的制度和人的自然存在的全部创造。这是和其他文化哲学的一个区别。当然,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家那里,不可能对所有文化的研究领域都涉及,但都是以“实践”出发来说明文化。其次,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有不同的派别和思想:一方面,从研究问题看,有研究人和自然关系的文化哲学理论,也有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主题的文化哲学理论等。因为研究问题的不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特点。另一方面从研究方式上看,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在与当代其他哲学的对话中采用了多种方法,如历史主义方法、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和结构主义方法等。这些方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不同流派。所以,与其他哲学形态相比,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主要有以下特点:(1)广泛性,它通过“实践”的概念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纳入进来了;(2)批判性,无论是对形而上层面,还是大众文化层面,都采取了一种批判和否定的态度;(3)对现代性的批判,在现实与哲学的结合上,对现代性进行批判,批判近代哲学和科学理性,要求扬弃科学理性的片面性,建立文化理性观,并在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中,在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反思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理论。然而,如何面对现代化语境乃至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社会变化中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以及社会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变化,建构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是摆在思考者和哲学研究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需要指出的是,对马克思的文化哲学思想的研究,并非要从某种僵化的概念出发去重新编织一个文化哲学的理论体系,而是要研究现实生活世界,从中提炼出能够揭示当代人类生活的本质、能够引导和规范当代人类生活的基本哲学理念,并逐渐将这种理念系统化。因此,通过文化哲学的维度来思考、探索现代化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问题显然是具有理论依据的。那么,基于前文对二者同质性的分析,文化哲学对于建构有何启示?

首先,在哲学本体论的提问方式上,文化哲学将近代理性哲学“实体是什么”转化为“人如何认识实体”的提问。由于近代理性哲学的提问方式包含了一个预设性前提,即已经存在了一个先定的存在,这样也就给自己预留了一个不可超越的障碍;而后一种生成的提问方式则是对实体的生成的追问,要求从人的活动出发来说明“实体是如何构造出来的”,即说明人是怎样存在,人的自我是如何创造出来的。这种提问方式恰恰契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角度探索人类生活世界的思想,并通过消除人的问题的认识论构架,建立起存在论的思考方式。这是因为,从亚里士多德起文化哲学便属于实践哲学的研究领域,而马克思哲学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相通之处是二者属于同一哲学路向,也是实践哲学,即文化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一种基于实践哲学路向的哲学理论。

其次,在哲学的思维工具上,文化哲学突出了对语言的考察。其基本主张是认为语言代表的是人的基本文化环境,并不要求研究语言的逻辑功能,而是强调语言的文化功能决定了人的存在方式和创造方式。在这里,语言不仅是一个物质符号问题,通过语言建构哲学本体论要比数学、物理学建构哲学宽泛很多,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它对哲学主体由实体转向功能存在,表达的是一种象征意义;二,语言建立的是中介性思维方式,这就超越了近代理性哲学的二元思维方式,从而是一种可能性的思维。文化哲学对语言的强调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工具,尤其是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如克里斯蒂娃、哈贝马斯、苏珊·朗格等人的理论无疑都受此影响。

再次,文化哲学实现了研究范式的转化。在对近代理性哲学传统的改造中,文化哲学对之进行了全面的、根本的清理,建立了新的范畴,进行了新的界定,从而形成了自己全新的研究范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文化哲学改变了“哲学”定义的内在规定性。一方面,它重新探讨了哲学与智慧的关系,通过智慧来说明哲学,认为生、爱、死都凝结在智慧中,智慧是创造自身、完善自身的活动,体现的是人的生命的存在价值,是人的生存价值的本体论概念,这就从智慧的认识论转向了对人的本性的探求,并与哲学的本体论相联系,从而实现了对智慧的全新解说;另一方面,对“哲学”概念本身做了新规定。与黑格尔给哲学所下定义不同的是,文化哲学从一开始就反对理性哲学以概念、范畴给哲学定义,强调通过研究人的天职和使命,研究人的生活行为,来指导人如何生活,并获取一种生活的意义(事实上这是对智者派和苏格拉底思想的重视),由此文化哲学就消除了哲学研究的狭隘性。

2.文化哲学重新拟定哲学和其他文化形式的关系问题,通过强调哲学与其他文化形式之间的联系改变哲学的定义。与黑格尔要求哲学与其他文化形式分离开来、将其他文化形式排除于哲学之外不同的是,文化哲学很重视哲学与其他文化形式间的联系,强调从宗教、伦理、习俗等各种文化形式的综合而非仅仅是科学中形成哲学的概念;同时,将人的价值判断纳入哲学范畴,使价值规定和判断标准获得其应有之位,说明人的信念和理想应当在哲学中得到表达。

3.文化哲学改变了哲学和哲学史之间的关系。在黑格尔那里,哲学史研究的是哲学本身,哲学史的内在内容即在于是否符合黑格尔的一般概念的认识史,其他文化则是哲学史的外在内容。文化哲学推翻了黑格尔的哲学思辨史,要求以科学、艺术等多种文化形式的综合发展取代单一的文化形式,并主张在每一个时代的哲学创造中,只研究自己时代的主题。

通过以上三方面的转换,文化哲学建立起自己的哲学范式。文化哲学的这种范式转换在一定意义上也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某种启发,如:以现实世界和人类文化生活为切入点,深化已经开始的价值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而建立起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最后,文化哲学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域。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要关注现代化语境中西方社会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变化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构过程中社会生活的变化之外,还必须批判吸纳现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成果,并开展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如前所述,文化哲学对现代化的反思、对知识分子和女性主义问题的关注以及对全球化背景下生态危机问题的思考等,可以说都为开阔、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视域和方法进一步提供了思考的空间。

综上所述,文化哲学作为一种个性的哲学形态,可以说是一种关于人类应当怎样生活的智慧。那么,这种通过把关于人的自由和创造性的文化价值的形而上的思考和关于人的生存境遇的现实的文化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文化哲学,对于当下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构建研究有着积极且深远的意义,因为它一方面具有深刻的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根源,另一方面则体现出了西方哲学理性和文化精神演变的发展趋向。与文化哲学一样,在强调人的存在的多样性、差异性、开放性以及对人的自由的追求等相关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开放性和动态性也就成为其自身的本质和内在要求。

【注释】
①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后起的哲学形态,其思维传统可以在古希腊哲学那里找到开端。按照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的分类,从古希腊哲学开始,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哲学范式:一种是以数学、物理学为基础的理论思维,它研究外部世界以及人是如何认识外部世界的,并关注自然世界的本体、自然科学,建立的是追求普遍性知识、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理论意义则主要指向严密的理性逻辑、普遍真理和知识体系,表现为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具有科学理性传统;另一种是以人的伦理道德规范为基础的实践思维,研究的是人的生活世界和人的思维的关系问题,关注人的生活世界的本体与道德领域,建立的是追求人的自由、生命意志、生命权力以及生命意义等的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表现为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等。它最早由“智者派”开创、后经亚里士多德形成,具人文主义的哲学传统。如果说近代理性哲学将古希腊的理论思维传统发挥到极致的话,那么作为批判、反思近代理性哲学而兴起的文化哲学显然继承的是后一种思维传统,它的兴起一方面是对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危机、生态危机、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冲突等问题的回应;另一方面也是现当代哲学普遍向生活世界、价值、文化等回归的重要体现。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20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2008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