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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旭东】新世纪的文化发展问题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推动下,文化发展在中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整体布局中的重要地位日益提升,全面推动和促进文化发展前所未有地开始成为中国的一个重要政策议题。文化,历来就是哲学社会科学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加上现实生活中文化发展实践的客观要求,构成了新世纪文化发展问题研究得以展开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理论、实践动力。
本文首先对新世纪文化发展问题研究做一个简要回顾,然后对取得重要进展的几个问题进行简要介绍,最后试图根据作者对文化发展实践迫切要求的理解,提出未来需要思考和研究的几个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本文并不是新世纪文化发展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更非新世纪文化发展问题研究的全面评价,而只是在作者理解的范围内对新世纪文化发展问题研究的一个简要的总结式梳理。
一、基本概况
1.“文化发展问题”的三个层面
由于文化概念上的差异,人们对文化发展问题自然也有多种不同的理解。即使在狭义的精神文化意义上,仍然不能消除理解上的歧义。例如,从文化的各个不同的领域来看,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等等,其中任何一个领域的发展,都可称之为文化发展;从文化的不同属性来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文化产业的发展,也都是文化发展。在本文中,所谓的文化发展问题研究,既不是指以文化某个领域的发展为对象的研究,也不是指以文化的某种属性为对象的研究,而是指综合文化的各个领域和文化的不同属性、以整体文化发展为对象的研究。笔者认为,这种综合性的整体性的文化发展问题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国家层面上的国家文化发展问题;二是地域层面上的地域文化发展问题;三是民族层面上的民族文化发展问题(这里主要指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问题)。
2.文化发展问题研究渐成热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有关文化发展问题的研究呈现了稳步升温的态势。研究文献数量的持续稳步增加,是这种态势的最有力证据。在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8200多种重要期刊上,文献标题中含有“文化发展”的文献,1995~1999年各年度的数量分别为87856587109篇,而2000~2007年各年度的数量分别为130143197226189224285316篇。2001~20077年间的文献数量为1580篇,比1991~200010年文献总数732篇翻了一番还多。
3.文化发展问题研究框架趋于形成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以来,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研究一直是在两个大的背景下展开的,一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或者说,中国社会的转型;二是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在这两个大背景下,文化发展问题研究始终围绕着如下三个核心问题: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二是文化发展在中国发展的整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问题;三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发展战略问题。进入21世纪,文化发展问题研究的背景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文化发展问题研究的核心问题也因文化发展实践的进展发生了转变。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随着“中华文化复兴”成为主流话语和“国学热”的升温而退居次要地位,文化发展的战略地位和作用问题随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确立发生了转向。在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在中国全面参与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中国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文化发展道路,才能更好地推动文化的发展与繁荣的问题,似乎正在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研究的核心问题。围绕着这一核心问题,文化发展观、世界(或中国)文化发展趋势、文化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文化发展战略,以及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对文化发展的影响等问题,进入文化发展问题研究的视野。中国特色文化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和围绕着中国特色文化发展道路选择的上述一系列问题,共同构成新世纪文化发展问题研究的基本框架。
4.多学科共同研究的格局已经确立
文化发展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文学、法学、社会学、传播学、艺术学等多种不同的学科,很自然地,这多种不同的学科都要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出发对文化发展问题进行研究。近几年来,各学科各不同层级设立的研究课题中,都或多或少地包含有关于文化发展问题研究的课题。所取得的众多研究成果,也分属于不同的学科。研究课题的分学科分别设立,研究成果的多学科性,研究者队伍的多专业构成,研究主题切入角度的学科差异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这一切表明,文化发展问题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学科共同研究的格局。
5.整体研究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新世纪的文化发展问题研究,似乎并没有形成一个严格的学术研究领域。典型的表现是研究对象的模糊性和研究的非系统性。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发展”还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明确的概念内涵,多数论者是在没有明确指出自己所谓的文化发展所指为何的情况下展开论述的;多数的研究都属于即兴研究,系统性研究比较鲜见,尚未形成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现有的多学科共同研究,事实上是多学科的分散研究。对于文化发展问题这样一个涉及到多种不同学科的复杂问题,需要多种学科共同研究,但更需要加强多种不同学科间的整合力度,开展联合攻关和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研究。
二、几个重要问题的研究进展
新世纪的文化发展问题研究,涉及的问题方方面面,但热点也相对集中。在中国文化发展道路、世界文化发展趋势、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主导与多元的关系和文化发展观等几个重要问题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为未来的文化发展问题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辟了新的方向。
1.关于中国文化发展道路问题的研究
新世纪关于中国文化发展道路问题的研究,首先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上的古今中外论战的延伸。那次论战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张岱年提出的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上的古今中外关系的“综合创新论”。他主张,“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硬思维模式,排除盲目的华夏中心论与欧洲中心论的干扰,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对古今中外的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和结构形式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审慎的筛选,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发扬民族的主体意识,经过辩证的综合,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有论者根据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论争的经验和教训,将这一成果上升为中国文化发展道路,谓之为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该论者认为,既然是“综合”,就不是根据某一家、某一派、某一国、某一方的文化来构筑自己的文化体系,而是博采众长,兼融并包,共冶一炉,熔而铸之;既然是“创新”,就不是“模仿”、“照搬”、“套用”,而是在综合的基础上,经过辩证的分析、鉴别,进行一种新的创造。“综合”不是为了综合而综合,也并非仅仅是兼收并蓄,而意在“创新”。而要创造出一种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文化体系,就必须综合,必然博采百家。“综合”与“创新”两者紧密相连,缺一不可。因此,作为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综合创新,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源远流长的母体文化,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作为激发现代活力的异体文化,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起主导作用的主体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以中国现代化为主体目标,借鉴中西文化的精华,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文化。
其次是20世纪90年代针对全球化而提出的“文化自觉”的继续。“文化自觉”是由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1997年北京大学举办的一次高级研讨班上首先提出的,“这四个字正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是人们希望了解为什么世界各地在多种文化接触中会引起人类心态发生变化的迫切要求。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各民族的文化是从哪儿来的?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可以从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有论者根据费孝通对“文化自觉”所做的解释,认为文化自觉所努力探索的就是中国文化发展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在该论者看来,文化自觉就是为了应对现代化,特别是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挑战,寻找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出路。同时,根据对若干有代表性文献的梳理,论者指出,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把文化自觉理解为通过对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传统与现状的深刻反思,寻求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道路。
2.关于世界文化发展趋势问题的研究
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特别是美国大众文化对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各国文化的冲击,引发了国际社会关于全球文化同质化的担忧。这种担忧来源于对一种全球文化形成的不可避免性的认识,转化为关于全球文化的形成是否会改变世界文化发展的多元化趋势的理性思考。新世纪关于世界文化发展趋势问题的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展开的。有的论者认为,世界文化发展的多元化趋势不会改变,因为尊重差别已成为共识。“承认差别”被强调提出,除了殖民体系瓦解、各种中心论逐渐消亡等社会原因外,还有更重要、更深刻的理论原因,那就是人类思维方式的重大改变。这一改变的核心主要表现为:与主体原则相对,强调了“他者原则”;与确定性“普适原则”相对,强调了不确定的“互动原则”。但是,多元文化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两种危险,一是全球主义意识形态,包括普遍主义、新雅各宾主义、新保守主义等;二是后现代主义,包括解构主义、文化孤立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等。对于如何避免这两种危险,该论者开出的药方是“和而不同”的原则。因为“和而不同”原则所探讨的是各有特殊性的“不同”事物如何相依相存、协调并进而达到“和”的境界。也有论者认为,文化的全球性发展不会也不可能使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消亡,因为全球化面对多元化的民族文化,所能做的仅仅是改变它的物质层,有时也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影响到它的理论、制度层,但对最为内在的、作为它的灵魂的心理层却难以有所作为。民族文化的心理层是一个民族世世代代实践活动长期积淀的结晶,具有异乎寻常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决定着民族文化的稳定性,而各个不同民族文化的稳定性又决定了世界文化多元共存的基本景观。文化的全球性发展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这种景观。另有论者在对“美国化”进行全面历史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如果说存在一种全球文化的话,这种文化不应该是一种文化模式复制的同质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构成的统一体。因此,体现一致性的文化整合不是消灭差异,而是保留或展现差异,在文化各展风采中求得一致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化不会扭转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大趋势。美国大众文化风行世界并不意味着全球多元文化发展将成为美国的一元文化霸权,也不会使这个多元文化的星球变成“美国化”的世界。尽管美国文化对其他地区的文化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但最终的结果只是后者在与前者的冲突中吸取其有益于壮大自身的成分,并不会在文化传统上失去“自我”。即使那些代表美国大众文化的产品进入异文化的社会时,事实上也已经悄悄地注入了当地文化的成分,以便更适合当地消费者的口味。
3.关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问题的研究
有论者从方法论入手,立足于大文化观,提出制定文化发展战略应实现两个突破,一是突破文化部门的界限,扩展到相互联系的各行各业构成的有机整体;二是拆除所谓文化人与一般人之间的壁垒,把社会公众看做文化创新和文化发展的主体,而不仅仅把他们当做被动的受众。也就是说,文化发展战略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的整体协调运行,关注改善人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关注人的发展提高。也有论者敏锐地注意到了大众消费取向对文化发展的影响,基于文化发展战略不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的思辨性命题,不是一个只有高层才关注的政策问题,它应当是一个普遍性的,甚至是日常性的问题的基本认识,该论者提出,文化发展战略与我们每个人的消费行为密切相关,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应当变成一种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够了解、能够支持、能够履行的个体行为。基于我们的消费市场和文化领域,因弥漫着一种民族虚无主义所导致的国产商品在本土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的判断,论者提出要逐渐形成一种用经济的方式来促进文化发展的长效机制的主张,这种所谓经济的方式,对每个消费者而言,就是通过校正我们的消费取向来改变我们的消费行为。之所以提出这种政策药方,其理由是,在大众消费领域,我们必然要经历一个宁愿用我们自己的稍差的东西也不用别人的较好的东西的历史过程。另有论者提出必须依据经济全球化及其对全球文化的影响来制定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主张,并给出了制定文化发展战略的几个具体建议。一是要将市场经济的优秀理念与计划经济的优秀理念有机整合,形成“自由与控制”有机统一的新型文化;二是要在文化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并存并相互作用的趋势下,既不能过分强调多元而产生文化部落主义,也不能过分强调趋同而容忍、接纳文化霸权主义;三是要确立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的文化发展战略,在维护文化安全的同时,努力搞好文化开放;四是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努力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文化秩序,这种旧的国际文化秩序阻碍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文化的发展,削弱了它们文化发展的自信心,不利于丰富多彩的全球文化格局的形成。还有论者从系统论的角度对文化发展战略进行了分析,认为文化发展战略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由认识体系、要素体系和方法论体系构成。认识体系包括文化发展战略的概念、内涵和地位;要素体系包括文化发展战略依据、战略方针、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及其相互关系;方法论体系包括文化发展战略对策、战略管理、战略机制、战略方法以及如何实现战略创新的问题。
4.关于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主导与多元关系问题的研究
文化是多样性的统一,有个性也有共性,这就是文化一元与多元的关系。人类文化的发展,正是在这种一元与多元的统一中前进的。在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大趋势中,同样存在着另一个重要趋势,这就是能够代表人类共识的全球文化也在逐步形成和发展。在中国的文化发展中,也同样存在着这种一元与多元的关系,或曰主导与多元的关系。对于如何认识和处理两者的关系,学者们存在着共同的认识,即应该坚持主导与多元并存和共同发展,同时要科学地理解主导。当然也有不同的观点。有论者认为,文化的结构是多元的、多维的、多向度的,要处理好文化的主元和多元、雅和俗、先进性和广泛性、提高性和普及性、共同性和差异性的相互关系,确立和弘扬一种健康的文明的高尚的文化思想精神;而凡是为建设文明的社会和塑造文明的人服务的,就是弘扬主旋律,就是文化的主元。也有论者认为,应当从更宽泛和开放的角度来理解主旋律,不能仅仅将其狭隘地理解为革命题材、现代题材或改革题材。另有论者则主张必须从眼前的局部的策略考虑中走出来,切实地进行中国当代文化的跨世纪战略思考。也就是说,要在战略思想上界定多元发展中的主流,不能把文化等同于意识形态,当然也不能把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淡化到不存在的地步。还有论者从制定文化发展战略的层面来看待主导和多元的关系,指出我们应当承认,过去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战略方针在繁荣文艺事业方面曾经起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但由于左倾思潮和斗争哲学的干扰,“双百”方针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现在它已经不能完全满足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战略需要,很有必要提出一个与时俱进的新文化战略。这个新文化战略的根本点,就在于坚持“一元主导,多元辅补;会通古今,兼融中西”的和谐文化观,即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同时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与包括现代西方文化在内的各种外来文化的多元性存在,吸取多元文化的精华,发挥其对主流文化的辅助补充作用,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5.关于文化发展观问题的研究
文化发展观问题,是关于文化发展的指导观念问题,是文化体制改革实践提出的问题,也是新世纪文化发展问题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从总体上看,对这个问题的理论研究并不深入,成果也不多,但是,也不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如有论者从实践的层面深入剖析了影响文化发展观转变的四大难点:一是“精英文化情结”,指用贵族式的态度来看待大众文化,对待文化与市场的结合。二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思想僵化情结”,指对开放文化市场,让文化产品作为商品听凭消费者选择,就可能导致多元价值观淹没主导价值观,落后文化冲击先进文化,我们就难以贯彻正确导向,西方意识形态的“和平演变”就有了可乘之机等的担心。三是“部门利益误区”,指把部门利益独立出来,置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外,甚至之上,把管理部门变成了一个特殊利益者,不是对上完全考虑国家的长远利益,对下全力维护人民的基本权益,而是把自己的利益当做思考点、出发点的错误理解。四是“计划思维误区”,指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一套思想观念、管理方式和操作方法,如权力过分集中、“一刀切”的单一标准;解决一切问题习惯“自上而下”的路径,而不习惯寻找自下而上的渠道;行政考虑多,法治考虑少;事前审理一手硬,事后审理一手软;静态直线判断多,动态多维调节少等。因此,要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必须突破这四大难点,在思想理论上处理好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处理好文化产品的商品形式与意识形态内容的关系;处理好体制改革中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使我们的管理及其思维方式提升到与市场经济实践相适应的层次上来。也有论者从实际工作的角度对新的文化发展观提出了自己的理解,认为新文化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在文化建设领域的具体体现,是我们领导和指导文化领域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指南。新文化发展观“新”在要树立统筹的、科学的、全面的、人本的、开放的文化发展观念。统筹,就是要求我们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把文化建设作为一项全局性、战略性的任务,把它放到“三个文明”、“四位一体”、“五个建设”的总体布局中去规划和落实;科学,就是要求我们不断深化对文化发展方向的认识,确保我们的文化建设既遵循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又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全面,就是要求我们不断深化对文化发展思路的认识,坚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做到两手抓、两加强;人本,就是要求我们不断深化对文化发展目的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落脚点;开放,就是要求我们不断深化对文化发展格局的认识,用市场的眼光和世界的眼光来审视我们的文化建设,努力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场格局。
三、未来研究展望
文化发展问题研究的是关于文化如何发展的各种重大问题。这些重大问题正如上面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有些已经成为关注和研究的课题,并取得了重要进展;有些甚至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如市场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却因为它的实践性或理论性的未被充分认识,尚未得到充分研究。这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文化发展问题研究的性质问题。过去几年的研究基本上是理论研究。可是,对于文化发展这样一个实践性很强问题的研究,仅有理论研究显然是不够的。文化发展问题研究应该像发展经济学研究一样,成为一种政策导向型或解决问题型的研究。拓宽研究视野,关注和研究文化发展的政策问题,以使理论研究起到促进文化发展的实际作用,可能成为未来文化发展问题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揭示文化发展规律,探索文化发展模式和道路,是文化发展问题研究的根本任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文化发展模式,仍然是一个理论和政策上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研究体制、政策和法律等方面的问题。文化管理体制问题研究,文化经济政策研究,文化法律问题研究,文化软实力问题研究,可能成为未来文化发展问题研究的核心课题。
文化发展问题的综合性并不仅限于文化发展内部,更在于其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关注文化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文化发展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视角,特别是从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战略的高度来思考和研究文化发展问题,可能成为文化发展问题研究的一个新的方法论。
我们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竞争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无论是国家的文化发展,还是地域或民族的文化发展,都将面临严峻的竞争与挑战。文化竞争力,可能成为在文化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并推动文化发展的核心和关键。保持开放的心态,树立在竞争中推动文化发展的理念至关重要。从理论上研究文化竞争力的形成机理,给出全面提升文化竞争力的政策建议,可能成为未来文化发展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现代化、全球化、法治化、高科技与文化的融合,以及文化体制改革实践,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发展的环境,给文化发展提出了许多新挑战,这些挑战可能成为未来文化发展问题研究的新课题。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带来了专业化文化生产设备和生产工具的迅速普及,使专业文化生产者和业余爱好者的界限趋于模糊,文化生产不再是专业文化工作者和文化机构的专利,只要愿意,任何人、任何机构都可能成为文化生产者,人民群众正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发展主体。在文化发展领域,市场化改革,引入了市场机制;对内对外开放,引入了文化竞争者。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市场开始形成。在文化市场上,人民群众成为文化消费的主体,具有文化选择权。文化发展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文化选择权,必须面对文化竞争者争夺文化市场的竞争。诸如此类的问题,既需要从理论上深入研究,同时也需要在政策上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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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哲学年鉴2008》。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