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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俊卿】关于中国文化哲学的反思

过去二、三十年,文化哲学在中国哲学界迅速成为显学,不仅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步拓宽,而且渗透到其他哲学研究领域和哲学问题域中。然而,文化哲学在迅速成为热点的同时,自身也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它的理论边界比较模糊。具体说来,目前在中国学术界,文化哲学的范畴包容了文化学、人类学、文艺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众多学科中差异颇大的理论学说,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地谈论文化哲学,而细追问起来,却很难说清文化哲学的确切规定性。由此我们可以断定,中国的文化哲学还处于起步、初创、泛化而不精细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状况和发展前景做一些比较清醒的反思和自我批判,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国文化哲学的现状素描

在西方思想史上,文化哲学的兴起和发展相对而言是一个自觉的进程。如果按照大多数研究者的看法,把意大利著名思想家维柯确定为文化哲学的创始人,那么,西方自觉的文化哲学已经有近300年的历史。经过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卡西尔等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以及其他哲学流派的共同努力,文化哲学在西方已经成为十分有影响的哲学形态。以致卡尔·曼海姆在《文化社会学论要》中明确判定,在今天,“我们所有的科学(除自然科学外)都已经成为文化的科学,而我们所有的哲学则都已变成文化的哲学。”[2]

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这里没有发生从意识哲学向文化哲学的明显的转折。在某种意义上,从先秦起,中国的传统哲学一直属于实用理性或实践理性,所以,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同文化密切相关,带有某种文化哲学的色彩。然而,这种意义上的与文化相关的哲学同自觉的文化哲学研究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从现在掌握的文献来看,中国学术界较早自觉的且影响较大的文化哲学研究应当确定为20世纪30年代初朱谦之的《文化哲学》。朱先生不同意克罗齐关于“将来的哲学就是历史”的断言,他指出,“将来的哲学,应该就是文化史的哲学,换言之,即为文化哲学。”[3]虽然有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争论,但是,文化哲学在中国学术界受到普遍关注的状况,应当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事情。随着一批关于文化哲学的研究成果的出现[4],文化哲学开始走向自觉。由于文化哲学的触角已经延伸到社会生活和个体生活的所有领域和所有层面,同时,由于不同的文化哲学理论体系在基本的哲学范式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目前的文化哲学呈现出多样化的、发散的状态。如果认真加以梳理,从目前中国的各种文化哲学理论中,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种主要的类型。

实证性的文化哲学。这种形态的文化哲学与其说是文化哲学,不如说是文化学研究或文化问题研究,它主要偏重于文化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实证性文化理论研究。在目前的文化哲学研究中,常常出现文化哲学与文化学区分度不明显的状况,这是因为,一方面,文化哲学关于文化的许多概念范畴是直接从文化人类学那里借用的,如文化传承、文化传播、文化交流、文化进化,以及关于习俗、习惯、宗教、神话等文化现象的理解等;另一方面,文化人类学的一些重要思想,如文化的整合、文化模式、文化的差异和共同性、文化的规律等,本身就具有哲学的意蕴。因此,任何文化哲学都不可能完全离开文化人类学所提供的重要的理论资源。然而,停留于这一层面的理论研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哲学,充其量是关于文化现象的哲学思考。

不自觉的文化哲学。同许多应用性的部门哲学相比,文化哲学不是一个独立的、封闭的、完整的哲学研究领域,而是内化于许多哲学研究领域之中的一个研究层面、研究视角或研究范式,因为许多哲学研究领域在深层次上都涉及到人的生存方式问题,即文化的问题。例如,世纪之交的发展理论、交往理论、人学研究、价值哲学,以及关于历史哲学中的文化形态史观、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理论的研究等,都从不同的角度自觉不自觉地突出了文化哲学研究的主题。而正是这些领域的深化,从不同角度推动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走向形成自觉的意识。虽然这些相关领域本身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哲学,但是,它们是建构文化哲学不可或缺的理论平台和学术资源。同时,文化哲学可以在不同的学术领域中孕育,本身也昭示了文化哲学在范式上的独特性。

非反思的文化哲学。不少研究者在没有对文化哲学做任何前提性反思的情况下,直接非反思地使用文化哲学的概念,把涉及到文化现象的任何哲学理论研究都不加分析地称之为XX的文化哲学”。这种现象在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领域中尤其多见,例如,“徐复观文化哲学思想略梳”、“梁漱溟钱穆文化哲学比较管窥”、“论赵世炎的文化哲学研究”、“钱钟书的文化哲学思想试论”、“论郭沫若的文化哲学”等。还有一种相似的情况是把许多领域的研究不加限定地冠之以“关于XX的文化哲学思考”,例如,“体育与健康新课标的文化哲学思考”、“中国山水画的文化哲学内涵”、“孙悟空形象的文化哲学意义”、“文化哲学视域中的围棋与藏围棋”等[5]。应当承认,上述现象并非完全是消极的,它从一个层面表征了文化哲学对许多研究领域的影响。但是,长期地、无限制地对文化哲学进行非反思的、直接的运用,在某种意义上将进一步加大文化哲学的离散、泛化和无边界的特征。

知识学的文化哲学。我们用“知识学的文化哲学”,主要是描述那种在一定程度上受意识哲学影响的文化哲学研究,其最主要的特征是在划分现象和本质、表层和深层、偶然和必然、现象与规律等二元对立的前提下,抽象出文化现象或“作为整体的文化”、“作为总体的文化”的普遍特征、一般规律等,从而建立起关于文化的一般性的和普遍性的知识体系。这种文化哲学的主要精力是一般地探讨宗教、艺术、哲学等文化现象,研究文化的功能、文化的本质、文化的形态、文化的规律等理论性命题。在目前我国关于文化哲学的自觉研究和理论建构中,知识学的文化哲学是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形态,朱谦之先生的《文化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这种类型的文化哲学。不可否认,知识学的文化哲学对于中国文化哲学的自觉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而且,关于文化现象本身的知识性探讨对于任何文化哲学形态都是不可缺少的。然而,这一类型的文化哲学的局限性主要在于,它实际上是把文化视作经济、政治之外的独立的、给定的实体性存在,从而把文化哲学降低为一种特殊的部门哲学。知识学的文化哲学所揭示的文化现象的普遍规定性和基本规律更多地具有学理意义,它由于没有摆脱意识哲学的范式而只是在理论上回归了生活世界,而实质上依旧属于远离生活世界的抽象的哲学理论。

范式性的文化哲学。作为哲学范式的文化哲学同知识学的文化哲学的主要差别在于,它的宗旨不停留于关于文化现象本身的反思,不是建立关于文化现象或文化总体的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知识,而是透过文化的深刻反思,提供一种理解人的生存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新视角。在哲学的视野中,文化集中体现为人之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不是与经济、政治、自然活动领域相并列的一个独立的、给定的实体性存在,而是内在于个体生存各个方面和政治、经济等社会活动各个层面的内在机理和活动方式,它从深层次制约着个体的生存和社会的运行,构成人的生活世界的内在运行机制。因此,从文化的层面回归生活世界,不是回归生活世界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具体对象,而是回归生活世界本身。因此,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哲学不是关于某一种或总体的文化现象的特殊的部门哲学,而是人的生存和社会历史运行的一种新的哲学范式[6],一种真正植根于生活世界的哲学范式,是哲学研究各个领域均可以选择的理论范式。

二、关于中国文化哲学状况的深度分析

通过上述几种主要类型的文化哲学的描述,可以看出,目前中国的文化哲学还呈现出缺少自觉的领域意识、明确的边界意识和清晰的理论定位的状况。这显然是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主要缺陷之一。我以为,同其他一些部门哲学相比,文化哲学有其独特性。严格说来,它不是一种部门哲学,所以,它的界限和边界的厘定很难采用规范一般部门哲学的方式来进行。换言之,目前文化哲学研究的泛化和多样化特征既是这一研究领域初创而不成熟的表征,也是文化哲学本特有规定性的某种表现。因此,深化文化哲学研究的途径不能简单地采取对现有几种主要的文化哲学类型进行取舍的方式,而应当在尊重多样化的前提下,做一些深层次的思考。特别要思考,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泛化和多样化特征。

第一,从直接的原因来看,中国文化哲学的兴起面临着复杂多样的文化景观和丰富多样的思想理论资源,因此,虽然在统一的文化哲学的旗帜下,人们的理论指向和价值偏好却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从基本的文化景观来看,我们可以说,20世纪是文化自觉的时代。由于文化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人之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因此,哲学一直与文化有着内在的本质的关联。然而,关于文化的自觉反思,即文化哲学的自觉形态则必然与文化的自觉直接相关的。就中国的文化哲学的境遇而言,它面临的是多种文化因素交织而成的文化景观。一是由现代知识的反思性所导致的文化自觉。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所导致的结果不是人类一般知识的简单增长,而是引起了人类知识的增长速度和作用方式的革命性变革。理论科学与实验科学的结合、知识与技术的结合使知识超越了一般德性、智慧、修养、消遣的狭窄范围,直接作为理性设计、价值创意、方法指导、技术方案、操作手段等文化力量整合到个体的生存维度和社会各个领域的运行机理中,结果是自觉的文化精神取代了前现代的经验、常识、习惯等自在的文化要素,成为社会的主要驱动力。二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所引发的文化冲突。中国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到传统和现代、本土和外来文化的冲突,例如,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西文化或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转型所引起的新的“文化热”。三是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危机所引发的自觉的文化批判意识。众所周知,20世纪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时代:一方面,人类的精神力、物质生产力和探索研发能力都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得到了发展;另一方面,人类又遇到了与人类生存自我相关的、深层的生存困境,经历了一场贯穿整个世纪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人在完全是自己的文化创造物的属人世界中,表面上是自由的,实质上从生产到消费,从工作到私人生活均受着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理性、现代性、大众文化等异己的文化力量的摆布。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危机的景观连同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文化批判理论一同进入了中国的话语结构之中。四是信息化时代的文化整合进一步凸显了文化的力量。人们通常习惯地将社会划分为政治、经济、精神文化等几个主要领域,这些不同领域在现代性的分工体系中呈现出明显的彼此独立和自律的特点,以致理论家们在很长时期内一直在争论这些不同领域的地位和重要性,甚至出现了经济决定论、政治决定论等不同的社会历史理论范式。信息化时代带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整合,其深刻的变化体现在:随着历史的演化,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各种领域通过信息化背景下的文化整合而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和自觉。这是一种全新的一体化,是在尊重各个领域的相对独立性自律性、尊重合理的社会分工原则前提下通过自觉的文化整合而形成的社会各个领域的有机的一体化。其中,文化不再是与政治经济相分离的、外在的、相对独立的、被决定的精神文化,而是真正成为人类生存的自觉方式和社会各个领域内在的自觉的机理和图式。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上述四种因素从不同侧面影响着不同的文化哲学研究,文化景观的多样复杂的状况直接催生了文化哲学类型的多样化。

与文化景观的复杂多样性密切相关的是文化哲学的思想理论资源的丰富多样,其中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资源,更有西方各种不同的文化理论资源。一是实证性的文化历史资源。文化哲学不同于一般的文化学,它不是关于具体文化现象的非反思的描述,但是,文化哲学研究的确离不开现实的文化历史资源,否则,文化的研究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目前各种文化哲学研究中,使用比较多的是两个方面的现实的和历史的文化资源,即各种文化人类学流派所考证和揭示的图腾、神话、习俗、仪式、规范、礼仪等自发的文化现象和文化特质;各个时代文学、艺术、宗教等人类精神性成果。二是现实的文化批判理论资源。文化哲学是具有强烈现实关怀性和批判性的学科,因此,它的建构还需要借鉴现实性的文化批判资源,文化哲学并不停留于对于文化的历史解释,它更关注现实的文化批判。目前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非常注重吸取各种批判理论的资源,一方面与国际学术界同步,比较多地借鉴现象学、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理论等关于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理论;另一方面立足本土文化,运用近现代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文化争论的理论资源,包括东西方文化争论、新儒学等。三是范式性的思想理论资源。过去一、两个世纪的哲学和其他人文学科的理论进展,为文化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不少范式性理论资源,例如价值理论、生活世界理论,以及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等理论资源对于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二,从深层的原因来看,中国的文化哲学虽然对本土的和全球性的重大文化问题,以及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十分关注,形成了处处谈文化的热闹局面,但是,在深层次上,并没有真正实现从意识哲学向文化哲学的转变,因此处于自发和泛化的状态。

在西方,文化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是经历了自觉的哲学范式转换的,即从那种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意识哲学范式向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文化哲学范式的转换。虽然从古希腊开始,哲学中已经包含着对价值和意义等实践问题的探讨,但是,长期以来,在西方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意识哲学范式。尤其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因果现象、必然性、线性决定特征、还原性、可计算性、普遍性等被放大为统一的、一元的、无限的世界的普遍规律,由此建立起以理性逻辑、绝对真理、普遍规律为核心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体系。不仅如此,生活世界、伦理道德世界、人的生存领域等也被剥夺了特殊性和个别性,成为数学化和理念化的无限世界图景中的一个案例。哈贝马斯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中分析作为形而上学重要表征的意识哲学时,曾具体描述了意识哲学强调“多源于一”、“同一性优先于差异性,精神优先于物质”、“追求一和总体的整体化思想”等特征,特别指出,“现代意识哲学把理论生活的独立性升华为一种绝对的和自我确证的理论。”[7]因此,西方哲学在从意识哲学向文化哲学的转型过程中,虽然像文德尔班等具有德国理性主义传统的哲学家,即使在研究价值和文化问题时依旧强调“文化价值的普遍有效性”,带有意识哲学的色彩,但是,人们特别注重摆脱意识哲学的同一性和普遍化的方法论原则。例如,维柯反对单纯研究理性的哲学,强调通过民政世界和各民族的制度、风俗习惯、神话、宗教、语言等人的文化形式揭示人的文化本性,以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文物代替实物说明人的文化存在。他特别注重“诗性的智慧”,强调以人的感性的创造活动展开的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李凯尔特明确反对用自然科学的普遍化的方法研究价值问题,他强调以个别化的历史研究方法来研究文化价值问题。

相比之下,中国哲学研究从总体上看还没有摆脱那种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意识哲学范式,还没有真正向关注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转变。人们在哲学研究中,往往习惯于把现成的理论结论和普遍的原理置于具体的研究过程之前和之上,无论面对理论问题还是实践对象,都注重普遍性和同一性,而忽略和抹杀差异性,即使在研究诸如人、实践、价值、意义、现代性、生活世界这些重要的实践课题和文化问题,也往往把它们抽象化和普遍化为关于人、实践、现代性、生活世界的一般性理论范畴;“回归生活世界”实际上成为“回归生活世界范畴”。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断言,文化哲学走向自觉的首要问题不在于确定研究哪些文化现象或排除哪些现象,而在于确定一种不同于意识哲学的研究范式。对这一问题,江天骥先生做了非常深刻的阐释:在意识哲学的全盛时期,学者往往以意识、观念和自我的措词与思想来探讨文化问题。对不同社会文化和同一文化的不同领域或者是否合理、或者其合理性程度如何确定,按照什么标准等问题进行争论,这是意识哲学对文化问题的研究,决不是文化哲学。”[8]

三、走向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范式自觉

依据上述关于中国文化哲学状况的表层素描和深层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眼下推动中国文化哲学研究走向深化的首要任务,不是在实证性的、不自觉的、非反思的、知识学的、范式性的,以及其他类型的文化哲学中简单加以比较和取舍,或者对文化哲学的主题和课题加以规范和划界,而是在尊重多样性的前提下,引导文化哲学研究形成自觉的范式意识,真正实现由意识哲学向文化哲学的自觉的范式转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我们在这里可以提出初步的思路。

第一,文化哲学的理论定位的根本问题是必须明确,文化哲学不是与经济哲学、政治哲学、公共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等相并列的,关于具体的实证性的文化现象的狭义的部门哲学,而是关于内在于人的所有活动领域和社会运动领域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模式的自觉反思的一种重要的哲学范式,是可以内在于所有哲学研究领域的一种哲学范式。

这种理论定位与文化的本质规定性密切相关。关于文化,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定义和解释,虽然各有差异,但在根本上都承认,文化同人的存在方式有着内在的本质关联。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胡适曾把文化界定为“人们生活的方式”,梁漱溟称文化为“人类生活的样法”。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哲学视野中的文化不同于一般文化学或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具体说来,文化的确直接表现为习俗、习惯、宗教、神话等文化现象,或者艺术、哲学等文化形态,然而,文化的存在和功能并不限于此,文化并不简单地是意识观念和思想方法问题,它像血脉一样,熔铸在人的所有活动领域和总体性文明的各个层面中,体现在政治、经济等各种社会活动中,作为内在文化机理而自发地或自觉地左右着人的各种活动和社会运动。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哲学并不是对狭义的文化现象本身的实证性描述和知识学建构,而是对内在于人的活动和社会运动之中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模式的自觉的反思。还应当明确的是,文化哲学的具体主题并不是给定不变的或确定无疑的。实际上,习俗、习惯、宗教、神话等文化现象,艺术、科学、哲学等社会意识形式,以及其他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可以成为文化哲学的主题和对象,但是问题在于,无论面对什么对象,文化哲学都强调不能停留于表面的实证性描述或按着意识哲学的范式进行普遍化的和知识学的概括,而必须是着眼于这些现象和对象之中所内含的重要的,作为经济、政治等社会历史运动的内在机理的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并透过这种文化反思而深刻认识人的存在和社会历史运动的机制。

第二,在共时的维度上,文化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其重大突破在于,它不再像意识哲学那样,只停留于对生活世界的一般特征的外在抽象,或者按照自然科学的普遍化原则把生活世界抽象为剔除了特殊性和个别性,摆脱了价值和意义的理论化的形而上的实体,而是通过回归文化而真正回归了生活世界。

毫无疑问,文化哲学范式的确立使“回归生活世界”真正变得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哲学的重要意义在于使人的实践活动不再屈从于自然运动,而是植根于人的生活世界的文化土壤。在这里,无论是主客体统一的实践活动、主体间交往的生活世界,还是现实的社会历史运动,都不是意识哲学范式中的普遍的规律和外在的必然性的新的载体和形式,而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性在其中得以生成,人的社会历史结构在其中得以建立和变革的文化意义结构,是人在其中接受各种先前的社会特质、生产方式基础和文化传统储备的客观制约,又通过超越性和反思性的社会行动而创造价值的现实历史平台和开放的可能性空间。这种新的哲学范式的最本质的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关于人和世界的形而上的理性反思和实证的文化批判内在地结合起来;二是使哲学等所代表的精英文化和生活世界内在的大众文化相互交汇,因此,它不是生活世界之外的抽象的理论观照,而是生活世界根基上的文化批判和文化创新。正是在生活世界及其政治、经济子系统(哈贝马斯语)的运动中,展开了关于文化危机的批判、关于文化模式转型的反思、关于不同文化精神的碰撞和对话、关于新的文化精神的启蒙和生成。由此一来,哲学就不再表现为远离生活世界的抽象理性,而是表现为生活世界内在的批判理性和超越意识,表现为生活世界中的文化主体的自我启蒙和自我教化。

第三,在历时的维度上,文化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其重大意义在于,它不再像意识哲学那样,从外在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去描绘历史,而是依据历史的文化内涵及其演变从历史本身去阐释历史的内在机制,提供一种新的历史解释模式。

在意识哲学的视野中,人类历史规律也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的因果必然性、线性决定论、普遍化的规律,其结果是不自觉地否定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化、个别性、差异性,及其价值内涵,从而把人类历史也变成了远离生活世界、外在于人们生活的必然的、自然的进程。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现实的生活生产时曾批评传统历史观,“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9]

要克服传统历史观按照历史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线性决定论或机械决定论的历史模式的误区,还历史本来的丰富多样的内涵,就必须回到人类实践活动的丰富的文化内涵,确立起文化哲学的历史解释模式。文化哲学反对意识哲学用自然科学的普遍化的方法去剪裁人的实践活动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反对把历史的内涵简单化地归结为某几个决定性的因素,更反对运用几个决定性因素把历史描绘成一种类似自然的线性决定过程。文化哲学充分肯定历史的多样化内涵,肯定历史发展的多样化道路,把探究的视野从经济、技术等几个关键性因素扩展到政治、文化、价值、日常生活的诸多历史因素。文化哲学肯定人的实践和历史运动中充满了各种制约性、自在性、必然性的因素,但是,这些因素的作用是通过人的价值选择机制和文化创造机制来实现的。相应地,文化哲学充分尊重各种文化、各种文明的特色和价值要求,充分承认文化、文明、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强调文化间和文明间的学习、交融、交汇、交往、传承、模仿、融合、整合,这里充满着文化选择和文化创新的可能性。只有这样,历史才不会是一种受制于人的活动之外的铁的必然性的自然进化论和线性决定论进程,而是充满文化创造力的人的历史进程。这显然是自觉的文化哲学的真正落脚点和现实关怀。

【注释】
[1]本文属于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04-0340)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4BZX009)“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的成果。
[2]卡尔·曼海姆:《文化社会学论要》,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3]朱谦之:《文化哲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序,第3页。
[4]例如,许苏民:《文化了,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刘进田:《文化哲学导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2005年等。
[5]在中国期刊网中,信手拈来,可以检索出许多类似的对文化哲学非反思地加以运用的案例。
[6]参见衣俊卿:《文化哲学:一种新的哲学范式》,《江海学刊》2000年第1期;《论文化哲学的理论定位》,《求是学刊》2006年第4期。
[7]Jurgen Habermas,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1993, pp.30,32,33.
[8]江天骥:“从意识哲学到文化哲学”,《哲学研究》2001年第1期,第59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3页。
 

(原载Reflections on philosophy of culture in China,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Vol. XXIX, No. 4, November 2008. (《关于中国文化哲学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08年第4期。录入编辑:佳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