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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汉】论社会的自我批判——马克思社会自我批判思想引出的思考

马克思认为,社会自我批判就是社会对自身的“人体解剖”,并指出社会“只有在特殊的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从而提出了“社会自我批判”思想。学界也谈到“人体解剖”和“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但几乎都从认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论角度来理解,致使马克思的这一思想长期处于遮蔽状态。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自我批判。联系当代中国的实践,研究马克思社会自我批判思想对社会主义改革产生的方法论启示,这就是本文的目的。

一、马克思的社会自我批判思想

马克思的社会自我批判思想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称《导言》)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节中提出来的。《导言》被编入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从1843年起,马克思开始了为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巨著的准备工作,历经13年后,于1857年正式着手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是他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开头部分,是一篇没有完成的经济学巨著“总导言”草稿。尽管《导言》是一篇没有完成的草稿,然而是马克思“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① 的一种凝结,因而在马克思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马克思在《导言》中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节中具体地阐述了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思想: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由此,“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是,在“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的基础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

马克思在阐述他的方法论思想时指出,由范畴构成的“具体的再现”体现着对“历史上最发达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解,由此就能理解范畴结构中“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而积淀在范畴体系中的各种关系的范畴是与历史上各种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通过对范畴体系中“各种关系的范畴”的理解,就“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1]108。接着,马克思就写下了较为集中地体现其社会自我批判思想的以下二段文字: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

“所谓历史发展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殊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间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1]108

马克思是在《导言》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节中写下这两段文字的。因此,我国学者主要从认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论角度来理解这两段文字。例如,有学者在《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历史主义批判》的标题下,强调不是“不懂得过去,就不能了解现在”,而是“不理解现在,就不能解释过去”;接着,作者直接引用了马克思的话“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2]。有作者在引用了马克思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后就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理解先于它的一切社会生活形式的‘钥匙”’,因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标志着一个制高点”②。这样的理解当然是正确的,而且相当深刻,但仅仅是一个方面的理解。

马克思不是一般地强调“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而是特殊地强调“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换言之,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中对资产阶级社会作了“人体解剖”,才能理解资产阶级社会以前的经济形式,从而为“猴体解剖”提供了“一把钥匙”。

同时,理解前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形式是为了揭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即“所谓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1]108,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形式永恒化。马克思强调的是,通过对前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形式的理解,认识到资产阶级的经济形式同已经过去了的经济形式一样,是历史的暂时的。对前资产阶级经济形式的理解构成了对资产阶级经济形式理解的组成部分。

在这里,马克思通过“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实际上提出了“社会自我批判”的重要思想:社会自我批判就是社会对自身的“人体解剖”。在我国,学界几乎都从认识社会的方法论角度来理解上面所引马克思的两段话,从而使马克思的社会自我批判这一重要思想长期处于遮蔽状态③。

伽达默尔在其名著《真理与方法》中认为,文学作品的真正存在只在于被展现的过程(Gespieltwerden[3]。同理,马克思思想的真正存在也只在于被展现的过程。在与“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4] 中,对马克思的社会自我批判思想予以当代诠释,就能使这一思想的生命力通过展现充分地体现出来。联系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研究马克思社会自我批判思想对社会主义改革产生的方法论启示,就能使这一思想的生命力充分地体现出来。

二、批判、自我批判和社会自我批判

哲学意义上的批判,首先是由康德提出来的。为反对独断论,康德建立起批判哲学体系。康德指出:“我所理解的纯粹理性批判是对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是就一切可以独立于任何经验而追求的知识来说的,因而是对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进行裁决,对它的根源、范围和界限加以规定,但这一切都是出自原则。”[5] 康德的批判思想很明确:任何自身一致的形式系统都是不完备的,必须超越系统对其前提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从而进行分析。批判总是与辩证法中的否定环节联系在一起。对此,马克思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6]。因此必须揭示其内在的否定环节,从而促使事物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认为,马克思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7]。马克思站在所处时代的制高点,紧紧把握时代的特点,无情地批判现存社会制度和为其服务的理论体系,创立了马克思理论。

批判内蕴着主客体结构,即总是主体对客体的批判。批判在本质上属于评价范畴。评价活动就是主体对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进行反映的认识活动。在评价活动中,主体从自身的需要出发,反映客体及其属性对于主体所具有的意义,从而形成价值意识。在批判中,主体从自身的需要出发,反映客体及其属性对于主体所具有的否定意义,从而形成否定性的价值意识并予以反思。

但批判又不同于一般的评价。首先,主体赋予客体意义的性质不一样。在一般的评价活动中,主体以意识到了主体需要即利益为标准,当客体及其属性满足主体需要时,主体就赋予客体及其属性以肯定性的意义;当客体及其属性不能满足主体需要甚至危害主体时,主体就赋予客体及其属性以否定性的意义。在批判活动中,主体尽管也赋予客体及其属性以肯定性的意义,但主要把握没有满足主体需要的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因而主要地赋予客体及其属性以否定性的意义。在批判活动中,客体对于主体而言显示出来的首先是自己的否定价值,因而必然使作为客体的现实黯然失色。

其次,主体对主客体之间价值关系揭示的深度不一样。在一般的评价活动中,主体揭示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经历着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发展,从而对作为事实的价值关系的认识从现象进入本质。在批判活动中,主体对客体的批判,即主体对主客体之间否定性价值关系的揭示,除了具有一般认识活动的特点外,还具有“反思”的特点。黑格尔直截了当地指出:“批判即需要一种普通意义的反思。”[8] 没有反思就无所谓批判。“反思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8]39 这就是说,在批判活动中,主体不仅要在揭示主客体之间的否定的价值关系中经历着从感性到理性的历程,而且要把所赋予的否定意义本身作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由此就能超越否定意义本身而对其前提进行分析,从而就能揭示作为否定意义前提中的否定性环节。这是批判不同于一般评价的更深刻的根据。

评价可以作很多分类。同样,属于评价范畴的批判也可以作很多分类。从主体和客体是否同一的角度来划分,批判可以划分为对他物的批判和对自身的批判。前者即主体以外在于主体的他物为客体;后者即主体以自身为客体。自我批判就是主体对自身的批判。

在自我批判的活动中,主体两重化了,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虽然处于主体地位的主体和处于客体地位的主体是同一个主体,但两者又是不同的。首先,两者所处的地位不同:处于主体地位的主体总是作为能动的一方来发起、组织和调控着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处于客体地位的主体则处在被动和承受的地位上。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自我批判就是主体对作为客体的主体的批判活动。其次,两者的内容不同:前一个主体从自身的需要出发来对待后一个主体,揭示其对主体的意义及其前提中否定环节;后一个主体以自身所固有的属性来与前一个主体相对应,使其否定意义及其前提中的否定环节显现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自我批判就是主体从自身的需要出发,反映作为客体的主体及其属性对于主体所具有的否定意义并对否定意义予以反思的过程。

社会自我批判就是社会对自身的批判,内蕴着社会作为主体。个体能成为主体一般没有疑义,社会何以成为主体?

社会与由众多个体集合而成的群体相联系。人群成为群体一般需要具有三个要素:共同活动、相互作用、一定时间的持续[9]。由此,众多个体的组合就成为一个机体组织。“在人类社会,产生需要的主体有两种存在形式,一是个人的机体组织;二是群体的机体组织。”[10] 群体的机体组织所产生的需要必然会反映在群体所形成的意识中,从而形成群体的利益。利益体现着人的意向,而“人的目的是意向之所向”[11]。人的劳动“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12] 从这个意义上说,需要和作为需要观念反映的利益,通过与意向相联系的目的就成为意志形成的根据。意志作为“要客观化自己的冲动”[13],是能动性之源。具有能动性是主体之为主体的本质特征。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曾描述了实体作为主体通过能动活动的环节体现其存在的辩证过程,指出正是通过这种能动活动,“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14]。群体具有意志,从而具有能动性,就能成为主体。群体是小社会,社会是大群体,人类社会是范围最大的群体。由此,社会就能成为主体。对此,马克思是理所当然的:“主体,即社会”[1]104

从历史上看,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总与“共同的经济生活”及与之相应的经济基础相联系,而“共同的经济生活”是一个民族形成的“最主要的标志”[15],因而总与建立在民族基础上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尽管国家并不是人类历史的永恒现象,但确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可缺少的事物。因此,作为主体的社会总具体地与国家联系在一起。

在社会自我批判中,社会两重化了,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社会自我批判就是作为主体的社会对作为客体的社会的批判,就是作为主体的社会从自身的需要出发,反映作为客体的社会对于主体所具有的否定意义并对否定意义予以反思的过程。

社会自我批判属于社会自我评价范畴,但又不同于一般的社会自我评价活动,是一般社会自我评价活动的特殊化。在一般的社会自我评价活动中,作为主体的社会从自身的需要出发,反映作为客体的社会属性及其所作所为,从而赋予肯定或否定的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社会自我批判是一般社会自我评价活动的特殊化:

其一,社会自我批判需要特殊条件。社会通过自我认知和自我评价来认识自身,因此只要社会存在并在运行之中,社会总要进行自我评价。马克思说,社会“很少并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社会并不是总在进行自我批判的。当一个社会处在已将自己较为丰富的具体展现出来时,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辩证关系尤其是其中的矛盾冲突就能较为充分地展现出来,这既意味着社会自我批判的主体趋于成熟,即社会主体能进行“一种普遍意义的反思”;也意味着社会自我批判的客体趋于成熟,即社会客体的丰富规定已经呈现或正在呈现。“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16],于是社会自我批判就开始了。

其二,社会自我批判具有极大的深刻性。在社会自我批判时期,社会主体以自身在历史发展中的需要和利益为标准,对作为客体的社会所作所为进行深刻的反思,揭示深蕴其内的矛盾。正是在从对自身深刻认识的意义上,马克思把社会自我批判喻之为“解剖”。在医学上,解剖就是把通常作为“黑体”的人体或动物体剖开,以便深入地研究其组织构造。一般社会自我评价活动由于缺少“特定条件”,就不能具有社会自我批判所特有的深刻性。社会通过自我批判,在深刻揭示其矛盾运动的辩证过程中必然与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否定环节联系在一起,因而总是能深刻地从否定的方面来理解社会自身。因此,社会自我批判必然意蕴着社会的自我否定。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避免对所述社会自我批判时期的误解,马克思特意指出:“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即不是指急风暴雨式的社会革命的历史时期。社会革命当然同样是一种社会自我批判,但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社会自我批判特指非社会革命时期的社会自我批判,本文所指的社会自我批判同样也是特指非社会革命时期的社会自我批判。处于不同时期的社会自我批判当然是有区别的。历史上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等,都是在封建社会还未崩溃条件下进行的自我批判,“这种自我批判乃是世界各主要民族走出中世纪的历史必由之路”[17]。而以社会革命形式体现出来的社会自我批判则主要体现在社会形态的崩溃时期。

三、国家权威评价、社会民众评价与社会自我批判的方式

社会自我批判是社会自我评价的深化。国家权威评价活动和社会民众评价活动是社会进行自我评价的两种基本方式。当社会的发展具有“特殊条件”时,国家权威评价活动和社会民众评价活动就转化为社会自我批判的两种基本方式。

我在《权威评价论》和《民众评价论》[18] 中分别对以群体为主体的评价活动两种方式的机制作过研究。群体一般具有层层相叠的组织结构,权威机构是其金字塔结构的顶端,一般体现所属群体的意志。权威评价活动就是以权威机构为现实主体的评价活动,成为以群体为主体的评价活动的一种现实形式。从辞源上分析,“民”与“官”相对应,意谓不处在权威机构中的平民;“众”与“寡”相对应,意谓多,即大众。可以把不通过权威机构体现群体主体作用的评价活动称为民众评价活动。民众评价活动是以群体为主体的评价活动的另一种现实形式。

前面已提到,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总与民族和国家联系在一起。权威评价活动前冠以“国家”和在民众评价活动前冠以“社会”,意在强调评价活动的现实主体不是一般的群体而是相对完整的社会。黑格尔把国家权威评价活动和社会民众评价活动分别称为社会主体表达意志的“有机形式”和“无机形式”。对于前者,黑格尔说,“在国家中现实地肯定自己的东西当然须用有机的方式表现出来,国家制度中的各个部分就是这样的”;对于后者,黑格尔则说,“公共舆论是人民表达他们意志和意见的无机方式”[19]

一个社会层层相叠的与权力相联系的组织结构形成一个权威系统,国家机器建立在此基础之上。“民主政体的国家和专制政体的国家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权力或权威金字塔,而在于行使权威或权力的方式不同。”[20] 最高国家机器处于各级国家机器的顶端。国家权威评价活动就是以国家机器为现实主体所进行的评价活动,是社会评价活动的“有机”形式。

司法机构是国家机器的重要方面,以司法机构为主体的法律评价是国家权威评价活动的重要形式。法律评价活动以体现社会主体需要和利益的法律规范为标准,对社会现象中的违法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并以强制形式执行之。行政管理机构是国家机器的重要方面,以政府机构为主体的行政评价是国家权威评价活动的重要形式。行政评价活动以体现社会主体需要和利益的行政法规为标准,是国家机器依法行政的根据。同法律评价和行政评价只能以“有机”的形式进行不同,社会道德评价既可以以“有机”的形式进行,也可以以“无机”的形式进行。以国家道德评价机构为主体的社会道德评价是国家权威评价活动的又一个重要形式。社会道德评价活动以体现社会主体需要和利益的道德规范为标准,对社会道德观念的导向具有巨大作用。当然,不排斥国家权威评价活动还具有其他的形式。

可以把社会成员不通过国家机器而通过成员之间的互动现实地体现社会主体意志的评价活动,称为社会民众评价活动。社会范围内的民众总是从各自的需要、利益出发对共同感兴趣的社会现象发表意见。各种意见议论纷纷,表面上是混乱的;但社会主体的意志作为“绝对的普遍性、实体性的东西和真实的东西”[19]332 也就实现了。社会主体的主体作用通过社会民众评价活动现实地体现出来,社会民众评价活动是社会评价活动的“无机”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体现社会主体的民众评价活动总与社会内大大小小的集团或阶层等群体的评价活动联系在一起。不属于国家机构的各群体的权威评价活动,不能纳入国家权威评价活动的范围。从社会范围来说,各群体的权威评价活动可看成是个体评价活动的放大,从而可大致地归于社会民众评价活动的范围,由此使社会民众评价活动带有一定的自觉性和理论色彩。当然,受国家机器领导或资助的各群体的权威评价活动则另当别论。

社会民众评价活动的基本形式是社会舆论。社会舆论是社会内相当数量的民众对较为普遍的社会事件所公开发表的倾向较为一致的议论。当社会舆论受到某种压制时,人们之间的意见交流就会利用非法的、地下的渠道,这时就会出现小道上谣言纷起的现象。这就是社会谣言。民谣是在民众共同的深切感受中经过社会范围内千百万人口耳相传而提炼出来的“即兴歌”,是艺术化了的社会舆论。

如果说,社会舆论、社会谣言和民谣是较为纯粹的民众评价活动,那么社会思潮就是民众评价活动和(非官方的)权威评价活动共同形成的。社会思潮是“反映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15]1254。社会思潮反映“人们的某种利益和要求”,因而在本质上是社会民众评价活动;“对社会生活有广泛的影响”,既与作为评价主体的参与民众的数量巨大相联系,也与作为评价客体的“特定环境”中社会事件对社会影响的深刻和广泛相联系。社会思潮可分析为以社会理论形态表现出来的“潮头”和以社会心理形态表现出来的“潮流”。前者以与非官方的群体权威机构相联系的作为“弄潮儿”的思想家为主体。他们把民众中尚处于朦胧状态的要求和想法以理性的方式表达出来,因而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21]。后者以社会范围内数量巨大的民众为主体,表现为连绵不断的社会舆论、社会谣言和民谣等等。前者作为社会的显意识建立在作为社会潜意识的后者基础之上,二者相互作用。

以社会为客体的国家权威评价活动就成为社会自我评价活动的一种现实形式。对社会的状况及其所作所为进行评价,是国家权威评价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与社会民众评价活动相比较,国家机器一般总能自觉地站在社会主体的立场上进行评价活动,总能自觉地协调其所属机构的成员来“有序”地进行评价活动,并形成在形式上具有统一性的评价意见。由此,以社会为客体的国家权威评价活动就成为社会主体对自身进行评价活动的“有机”形式,体现了社会自我评价活动的自觉性。

以社会为客体的社会民众评价活动就成为社会自我评价活动的另一种现实形式。对社会的状况及其所作所为进行“议论纷纷”的评价,是社会民众评价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社会民众评价活动中的个体在进行评价活动时总是自觉地站在个体的立场上,社会主体的意志通过林林总总意见的“无机方式”体现出来。这就是社会民众评价活动的自发性,尽管其中的各群体权威评价活动使其带有一定色彩的自觉性和理论色彩。以社会为客体的社会民众评价活动就成为社会自我评价活动的“无机”形式,体现了社会自我评价活动的自发性。

当一个具体社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具备了“特殊条件”之时,社会自我批判的主观和客观条件成熟了,于是社会的自我评价活动就转化为社会的自我批判。社会自我评价活动中的作为“有机”形式的国家权威评价活动和作为“无机”形式的社会民众评价活动就分别转化为社会自我批判过程中的两种基本的“有机”方式和“无机”方式。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我们所指的社会自我批判时期与社会崩溃时期是不同的。在社会自我批判时期,国家机器并没有失去其现实性,社会主体必然会把国家权威评价活动转化为对社会自身进行批判的“有机”方式。在社会自我批判过程中,国家机器为了巩固和发展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必然会通过其司法机构、政府机构和道德评价机构等从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对社会自身进行批判。这样的批判尽管有各种局限性,但总具有一定的深刻性。这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是如此,对于统治阶级中不同的个体来说更是如此。恩格斯在论述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时就说道:老巴尔扎克虽然在政治上属于当时的“正统派”,但在他所处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的辩证关系较为充分地展现出来的社会自我批判时期,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22]

一般说来,社会民众评价活动较能真实地反映社会主体的意志,为此黑格尔引用了一句民谚:“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9]332。在社会自我批判时期,社会主体必然会使社会民众评价活动转化为对社会自身进行批判的“无机”方式。社会自我批判过程通过社会舆论、社会谣言和民谣、尤其是通过社会思潮等体现出来。社会思潮中作为“潮头”的思想家们能敏锐地感受到通过社会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事件和基本问题体现出来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辩证关系,提出理论和观点;广大民众则以自身的切身遭遇感受到通过社会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事件和基本问题体现出来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辩证关系,对作为潮头的理论体系形成思想上的共鸣,提供言论上的支持,“于是相与响应汹涌,如潮然”[23]1968年以巴黎“五月风暴”为中心的西方社会思潮就是这样展开的。

社会自我批判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24] 的时代。黑格尔就是这样的一个巨人,他的“体系在德国的富有哲学味道的气氛中曾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24]216,尽管他的著作包含着对当时普鲁士王朝存在的否定,但他是“由国家任命的青年的导师”,他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24]210。从这个意义上说,黑格尔体系是与社会自我批判的“有机”形式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则是比黑格尔更伟大的巨人,《资本论》可以说是马克思所处时代社会自我批判的一个伟大理论成果,“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6]36。他所创造的共产主义理论在当时成了“在欧洲徘徊”的“幽灵”,“旧欧洲的一切势力”“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1]250。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思想是与社会自我批判的“无机”方式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

国家权威评价活动和社会民众评价活动的机制不一样,由国家权威评价活动转化而来的社会自我批判和由社会民众评价活动转化而来的社会自我批判之间发生分歧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根据厉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一般而言,由社会民众评价活动转化而来的社会自我批判能更真切地反映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辩证关系,尽管其形成机制中的自发性容易产生盲目性。社会自我批判就体现在“有机”方式和“无机”方式之间的张力之中。

四、社会自我批判中的忧患意识和实践意志

社会自我批判所体现的深刻性总要在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否定环节上体现出来,从而总要从否定方面来理解社会自身。因此,以否定现实存在的方式来体现自己存在的社会自我批判,总是与忧患意识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民族或社会是否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是该社会是否在进行自我批判的一个重要标志。

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一个著名命题:“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意识与安乐意识相对立。安乐意识就是安于和满足于现状的意识。具有安乐意识的人往往对现实歌功颂德,不思进取。忧患意识就是困苦患难的意识,它揭示现实事物的内在的否定方面,并以惊世骇俗的形式表达出来,从而体现为一种积极的进取精神。一个民族或社会能否容忍忧患意识体现着该社会是否对自己有信心。

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批判总与弥漫着的忧患意识联系在一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透视》是上世纪初欧洲忧患意识的代表作。作者在书中惊世骇俗地向世人宣告:西方文明已处于无历史、无生气的僵化状态,“谁若不懂得这种结果是不可避免的,不容修正的”,“谁就应该放弃理解历史”[25]。许多思想家认为,这部著作的问世及在欧洲引起的巨大反响,标志着西方世界那种充满着繁荣与和平、乐观与自信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结束,至此进入了一个自我否定的忧患时代。

正是这种忧患意识带来了西方意识形态的一系列革命。上世纪40年代末,弗洛姆分析了西方社会对于现代人的双重影响,提出了“逃避自由”的命题。上世纪60年代,罗马俱乐部针对人类在征服自然中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发表了震惊世界的《增长的极限》报告,表明了一批严肃的科学家对于人类所作所为的不安和忧虑。这个报告在结束时自问自答地说,“这个世界系统的未来,是注定要增长,然后崩溃为凄凉的和枯竭的吗?只要我们所作的最初假定,即我们做事情的方式不变,情况就是如此。”[26] 这种忧患意识的潮流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仍然有增无减。19921118,包括99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1575名科学家发表了一份题为《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的文件。文件一开始就指出,“人类与自然界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强调扭转人类遭受巨大不幸和地理发生突变的趋势是当务之急,因为“我们所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忧患意识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在德国资产阶级的启蒙时期,黑格尔用否定的辩证法学说为德国现实历史的转变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武器。他崇尚否定,“思想完全成为一种否定的思维,否定了那么多方面有规定性的世界,而自由的自我意识的否定性在生活的这种多样性形态中成为真正的否定性。”[14]136

黑格尔用这种辩证的否定来审视当时的德国,提出了“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19]10 这一命题引起了近视的威廉王朝的感谢和同样近视的王朝反对派的愤怒,因为这显然是在哲学上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其实,黑格尔认为“现实”范畴有着特殊寓意:“我不仅把现实与偶然的事物加以区别,而且进而对于‘现实’与‘定在’、‘实存’以及其他范畴也加以准确的区别。”因为“一切腐败幻灭的存在”、一切“偶然的存在”都“不配享受现实的美名”,“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自己表明为必然性”[8]44。为此,恩格斯指出,“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22]211 这样一来,黑格尔的上述命题便变成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应当灭亡的。”[22]212 这一命题从哲学上集中体现了当时德国所进行的社会自我批判。

社会自我批判的能动性,不仅在于能深刻地揭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辩证关系,更在于使“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10,由此得出“必然改造社会的结论”[27]。人类历史为要有一个辉煌的未来,就必须要有一个在合理性中展开的现实。为此,就需要在社会自我批判中所获得的思想,再反过来对社会自身进行批判。这就是马克思说的“武器的批判”。这是因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而“批判的武器”的作用就在于“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9。因此,“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都是不可缺少的。社会自我批判正是二者的辩证统一。

黑格尔分析了“批判的武器”向“武器的批判”转化中的意志环节。忧患意识作为一种积极的进取精神在对现实的否定中总内涵着在体现主体需要基础上所形成的“应当”。自在的客观世界不会自动地满足人的需要,“意志的努力则在于使得这世界成为应如此”[8]420,意志就是“把自己变为定在的那种思维”[19]12。由此,忧患意识总要转化为改变现实的实践意志。社会自我批判为社会主体的较为充分地把握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条件。改变现实的实践意志具有了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辩证关系的内容,并“通过使主观的东西转化为客观性的中介”,只有这样,“它才是现实的意志”[19]2021。于是,思想就通过意志转化为现实。

自上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社会的自我批判所体现出来的忧患意识不断地转化为“‘社会修补术’——社会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自我更新的机制”[28]。资本主义社会的“垂而不死”,是与社会自我批判转化而来的实践机制联系在一起的。

邓小平在1978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讲到,“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9]。这种忧患意识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一字不漏地把邓小平的上述讲话复述了一遍,标志着社会主义社会自我批判的开始。“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29]264。由此,这种忧患意识必然要转化为改变现实的实践意志。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程正是这种实践意志的体现。

五、当今我国的社会自我批判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风风雨雨,既有经验也有教训。用马克思的社会自我批判思想对其予以审视,兹作以下几点思考。

其一,社会主义改革就是社会自我批判。在苏联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是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巩固的”[30]。斯大林在晚年尽管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基本矛盾,但认为它“是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被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这一规律的作用限制着的”[31],因而不在根本上发生作用。毛泽东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并发生根本作用。但是他把社会结构的基本矛盾与社会成员的矛盾区分开来,认为前者不可能激化,后者却日益激化,以至于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种理论上的颠倒并付诸实践,使原有的社会结构和体制所出现的陈旧和僵化更加严重,使得社会基本矛盾不断激化。针对我国从1958年到1978年的情况,邓小平说:“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29]264 他说的就是我国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辩证关系以社会危机的形式深刻地呈现出来,就为社会自我批判提供了主客观条件。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邓小平说的“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29]264。套用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说,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自我批判。社会主义社会自我批判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前提下的社会自我否定、扬弃与超越。

我国的社会自我批判集中于正在进行着的社会主义。1980年,邓小平含蓄地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32] 1984年,邓小平明确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29]63 1985年,邓小平更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29]116,即“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改革就是要在理论上并从而在实践上搞清楚这两个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的探索集中地体现了当代中国的社会自我批判。

如果说“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主要属于经济领域的问题,由于“社会主义”范畴不仅与国家基本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而且与国家基本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就不仅是属于经济领域的问题,而且是属于政治领域的问题。2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集中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化。尽管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会引起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变化。但毋庸讳言,存在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不平衡。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辩证统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展开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的展开为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的解决又依赖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解决。因此,早在1986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提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当然这“需要审慎从事”[29]176。社会自我批判就是“现代的社会政治现实本身受到批判[1]5。离开社会自我批判的“社会政治现实本身”,就不能从根本上体现社会自我批判的深刻性。

其二,在社会自我批判中深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直接与社会主义社会在人类发展中的历史定位联系在一起。在我国,关于社会形态主要有“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说”。斯大林认为,“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30]137 马克思则以人同社会环境的关系为中心,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三大形态:“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33]。三大社会形态分别以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为基础,其依次更替的历史必然性正根植于三种经济形态依次更替的必然性之中。

在改革之前,人们用“五形态论”来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地位,总认为东方民族在革命中跨越了马克思说的“卡夫丁峡谷”[34],即跨越了资本主义社会,直接由封建主义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在当代的社会自我批判中,人们终于发现以前对我国社会形态的定位是错误的。在尔后的认识中,全党逐渐统一在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定位上。初级阶段的基本特点“就是不发达的阶段”[29]252,就是从“不发达”到“发达”的过程。党的十五大把摆脱不发达的目标规定为“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这个过程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由此引起了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我国社会正处在由自然经济社会形态向商品经济社会形态的转型之中。

对于我国社会的重新定位必然涉及到如何看待市场经济问题。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30]236;并针对有些人对市场经济仍心存疑虑的现象,告诫道:“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29]148149 市场经济不仅是商品经济社会形态中社会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而且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必须采取物的形式”[35] 的基本载体。因而市场经济就成为商品经济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离开了市场经济,就不能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也不能理解“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商品经济社会形态与市场经济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逻辑结论就是与资本内在地联系在一起。讲到资本,人们就会想起马克思的一句名言:“资本来到世界,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2]829 因此,人们反思商品、利润、市场经济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意义,但违言资本。既然中国必然要由自然经济社会形态转型到商品经济社会形态,那么资本就是人类不可逾越的,资本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也可以有资本。当代的社会自我批判必须反思资本在社会转型以及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资本的本质是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当代世界中,资本是支配社会资源、支配现代经济社会运动、乃至构造整个社会体系的深层力量。“资本使剩余劳动投入到物质生产体系中,不断增殖扩张而诞生现代社会。资本扩张过程推进的生活世界货币化,是资本带给人类社会的最根本变革,其充满矛盾的过程是现代化生成过程的深层主线。”[36] 因此,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充分发挥资本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但是必须看到资本的两重性,资本的文明作用在于克服人的自然局限性而创造现代文化,但又造成人的社会局限性,使本来是手段的东西被提升为目的,人本身被贬低为手段。承认资本、发展资本,但又要驾驭资本、限制资本,这是社会自我批判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予以研究的重大问题。

其三,在社会自我批判中构建促进人全面发展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社会是表示人们“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33]220 社会自我批判必然要把社会关系作为其反思的对象。

马克思把社会关系划分为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并把物质的社会关系的核心看成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着重揭示了商品经济社会形态中社会关系的物化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是颠倒地表现出来,就是说,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37] 这就是社会关系的物化。这种社会关系的物化以物质的社会关系的物化为基础,同时也必然体现为思想的社会关系的物化。马克思把物化社会关系放在历史过程中来理解,肯定了它的积极意义,只有在这个阶段上,“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33]104;然后就更多地批判了物化社会关系的消极方面。社会关系的物化,使社会关系从内在于人的东西变成了一种外在于人的东西。社会关系的独立化、外在化和异己化,造成了个人同他人的普遍异化;同时物化社会关系的统治,在个人的意识中表现为颠倒的观念、意识的统治。上面提到的资本的两重性正是物化社会关系两重性的具体体现。

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人、社会关系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社会关系物化所产生的消极后果。这集中体现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必然产生的拜物教。对于人们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以物与物关系的虚幻形式体现出来的现象,马克思说:“我把这叫做拜物教”[6]89。拜物教是当前存在的很多丑恶社会现象的客观基础和重要表现。

社会自我批判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研究如何避免物化社会关系的消极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属于商品经济社会形态,因而都存在着社会关系的物化。但二者又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就在于“‘社会主义’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38] 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有些人,如马克思能解开货币拜物教的谜;但就整个社会而言,并不能理解这个谜底,从而使货币和商品成为盲目崇拜的对象。在社会主义社会,尽管在不少人看来,货币和商品仍然很神秘,从而拜倒在它们的脚下;但就整个社会而言,有可能消除其神秘的光环。社会自我批判就是要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中的这种机制,以此来限制物化社会关系的消极作用、消除社会中对抗性因素的出现。

社会主义制度中的这种机制的重要方面就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1]18,即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关系构建的最终目标。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8 由此决定了人的塑造归根结底依赖于社会关系的构建。人总是以自由作为追求的最终目标。对于自由,马克思说:“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实行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40]。自由在必然王国的彼岸,但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自由离不开作为基础的体现为必然王国的社会关系。马克思的这两段话,实际上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了社会关系的构建与人的自由的内在关系。

为要充分发挥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优越性,就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关系构建的最终目标。在社会关系的构建中确立了这一最终目标,就能在社会生产诸要素结合起来的过程中消除商品和货币的神秘光环,这样就不仅为限制社会关系物化的消极作用提供了可能,也为发展社会关系物化的积极作用提供了基础。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作为把社会生产中诸要素结合起来的形式,对于作为内容的社会生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体现了人在历史创造中的能动性。

在社会自我批判中能否明确地确立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关系构建的最终目标,对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结果是大不一样的。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既有令人痛心的教训,也有痛定思痛后的经验。作为社会自我批判的体现,中国共产党要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41]。这当然需要在社会自我批判中不断地具体化和深刻化。

【注释】
马克思在18581112致信斐迪南·拉萨尔时说:“它是十五年的,即我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版,第137页.
孙伯睽.马克思的社会存在论——兼评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概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2。此外,在冯景源的《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研究》中也有这种观点,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71.
李亚宁,王仲士在《关于马克思的社会自我批判的思想》(《四川大学学报》19954)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角度研究了马克思的社会自我批判思想,但没有由此引出对社会自我批判一般机制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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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学术交流》2008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