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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思】包容性发展的价值观自觉及当代构建

 

当前中国正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进行发展方式的转型与创新。从深层次推进发展方式变革,需要深入反思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诸多价值矛盾及其抉择,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与价值哲学的双重反思中引导当代中国的价值构建。

马克思曾指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①]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不仅需要发展方式的调整,而且需要规范发展的价值理想的重建,以确立起支撑包容性发展的价值观。包容性价值观体现了当代发展观演进的理性自觉,切合当代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要求,应当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选择。因此,我们就要创建中国特色的包容性价值体系,推进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构建。

一、当代发展观演进与包容性发展的价值观自觉

20世纪中期以来当代发展观的演进趋势表明,对包容性发展的理性自觉和价值提升正在成为当今社会深切的时代呼唤。从追求以GDP为中心的经济增长观到注重经济社会协调的综合发展观,从注重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观到注重人的发展及其价值实现的人本发展观,贯穿在其中的深层逻辑是包容性发展的价值提升。包容性发展作为内蕴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与人的生活的整体性、开放性、涵容性、公平性的价值概念,对指引当代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包容理性和价值理想。包容性发展的根本旨趣在于提升社会发展的整体质量,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优化,为人的发展创造优质的生活基础和社会保障,这无疑对推动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构建将带来重要启示。

从包容性发展的价值视野来考察当代发展观的演进,其经历了如下三次大的价值理念转变和提升:

第一,从片面的经济增长观转向综合的社会发展观,体现了从单纯注重发展的经济价值转向注重经济与社会价值的综合协调。20世纪中期以来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其解释框架是“传统—现代”、“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范式,以GDP增长为重点,认为非西方要从传统走向现代就必须学习西方现代化模式,通过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推进经济的增长,以此来带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问题在于,这种片面的经济增长观及其照搬西方模式的实践,事实上难以使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相反却陷入了“见物不见人”、“有增长无发展”的误区。20世纪60年代以来,罗马俱乐部相继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等一系列针对人类发展困境的研究报告,国际社会开始反思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内在矛盾,对西方主导的现代发展模式敲响了警钟,深刻批判盲目的经济增长观,为确立综合的社会发展观作出了重要的铺垫。

20世纪70年代,佩鲁的《新发展观》首次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发展理念。他认为片面的经济增长观必须要被以人为中心的整体发展观取代,人应当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都要围绕满足人的需要而进行,同时发展的推进又必须依靠人这一最重要的资源,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巨大作用。在此基础上各国有充分的自由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制定适应本国需要的发展战略。整体的发展观体现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计划上,不仅包括物质资源、经济增长,还必须包括文化教育、社会道德等因素。佩鲁强调发展的整体性,就是要突出长期被忽视的社会文化价值在发展中的地位,表明新发展应当是经济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的统一,而不是只单纯考虑片面的经济效益。他指出:“我们所讲的发展是整体性的;这种发展使技术受到各个人类共同体知识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约束。”[②]与此同时,亨廷顿也提出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安全在内的综合发展观,这都意味着对单纯偏重经济价值的经济增长观的摒弃,一直被忽视的社会文化价值开始进入当代发展观的视野,由此可见发展包容性意识的增进与包容性价值观念的提升。

第二,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体现了从侧重发展的经济社会价值转向关注生态环境价值的生态文明觉醒。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针对当代人类面临的三大挑战,即南北问题、裁军问题、环境与发展问题,分别发表了“共同的危机”、“共同的安全”、“共同的未来”三个纲领性文件,都提出了新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认为这是整个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唯一值得选择的方式。其中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明确提出“人类有能力使发展持续下去,既能保证使之满足当前的需要,而不危及下一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③]的可持续发展的经典定义,把人口、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追求的价值目标。

1994年召开的联合国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1995年召开的联合国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都进一步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可持续发展观由此成为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价值取向。可持续发展观还体现在生态主义、女性主义、环境伦理学、发展伦理学等各种理论流派之中,其共同的特征是激进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发展模式,但由于未能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出发进行批判,还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源。生态问题表面看是人与自然的矛盾,而实质上是资本逻辑强制下产生的社会矛盾。从可持续发展观开始,对生态价值的关注正式进入到社会发展观的视野,这标志着当代发展观演进的第二次价值理念转变。

第三,人本发展观的提出,体现了从侧重多元化的价值模块转向建立以人为本的包容性价值体系。继承当代发展观基于人本价值与综合价值的有益探索,20世纪90年代,阿玛蒂亚·森提出了关注人的发展能力的“自由发展观”。他认为“自由是人们的价值与发展目标中自身固有的组成部分,它自身就是价值[④],主张发展的实质是增进人们选择有价值的生活的可行能力,并由此探讨了促进人的发展所需要的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以及防护性保障等重要支撑条件,以形成增进人的真实自由的包容性发展。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表达了这样的核心诉求:“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发展的实现必须全面地取决于人们的自由的主体地位”[⑤]让个人自由成为社会的承诺,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重要手段。这是以自由为主线对发展的实质进行了人本化的诠释,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发展的价值理解。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以阿玛蒂亚·森的自由发展及其保障条件为概念框架设计了人类发展指数,对国际社会发展评价产生了重要影响。

1997年欧盟通过了《社会质量阿姆斯特丹宣言》,建立了以保障与安全、包容与团结、凝聚与整合、公平与融合等为重点的社会质量指标,广泛关注民生与福利,推动了包容性的社会质量评价体系的建立。同时,欧洲社会理论家贝克、吉登斯等提出第二次现代化理论,主张“自反性现代化”[⑥],实质是对现代文明的价值观进行反思批判和重建。由此可见,无论是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与欧盟的社会质量体系,还是国际学术界的自由发展观与自反性现代化,都增进了国际社会对社会福址与发展质量的重视,对促进以人为本的包容性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标志着当代发展观演进的第三次价值理念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发展观的变革与国际社会发展观的演进相呼应,不断吸收借鉴国际社会发展观探索的有益经验,不断致力于体现中国特色的综合创新。当代中国发展观的演进大致呈现出了如下的历史逻辑:从改革开放前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改革开放后注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逐步转向谋求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最后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和谐发展战略[⑦]。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既是基于中国自身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战略需要,也是顺应国际社会发展趋势通过提升发展的包容性来促进人的发展的综合创新。从价值视野来看,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质正是一种关注人本价值的包容性发展观。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以来,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国家制订了注重民生和公平的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推进包容性的共享发展为战略目标。20114月胡锦涛主席在出席亚洲博鳌论坛包容性发展:共同议程与全新挑战主题年会的演讲中,提出了推动包容性发展的五项重要原则:尊重多样文明,促进睦邻友好;转变发展方式,推动全面发展;分享发展机遇,共迎各种挑战;坚持求同存异,促进共同安全;倡导互利共赢,深化区域合作。[⑧]这不仅体现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深化,而且明确了包容性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的战略选择彰显了包容性发展的理性自觉与价值追求,拓展了当代发展观与时俱进的新境界。

二、包容性发展的价值观意蕴

发展的价值观主要在于确立发展的标准和选择,为人与社会的发展确立价值理想和选择尺度,以规范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对人来说,发展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事实判断,而是某种目的、理想、价值的实现。发展是实现了的目的、理想和价值。正因如此,确立发展的标准,并依据发展的标准而确认实践中的价值排序和行为选择,就具有不容回避和不可忽视的巨大的实践意义。”[⑨]

包容性发展正是以包容性价值观的标准与选择,对人类社会发展追求的诸多价值目标予以辩证整合的新发展观,实质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价值整合和价值重构。包容性发展的价值观宗旨,在于提高人的幸福度、公平度、和谐度与价值实现程度,更加注重提高社会发展质量,促进发展的整体价值优化,最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价值实现。

第一,从价值理念上看,包容性发展内含着平等合作、兼容和谐的价值观。

从社会关系上说,包容性发展是平等共享的发展。包容性发展使每个人的发展做到机会均等、权利公平、规则透明、分配合理,不断消除社会成员平等参与改革和分享发展成果的各种障碍,为通向自由个性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从国际关系上说,包容性发展是合作共赢的发展。包容性发展要求各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上应当坚持和平共处、政治互信、经济互利、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使当代社会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世界人民,把整体的人类作为发展的主体。

从文明关系上说,包容性发展是兼容会通的发展。包容性发展倡导各种文明之间形成相互尊重、和而不同、平等互补、开放兼容、和睦相处的和谐发展格局,化解各种文明因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不同而带来的矛盾冲突。

从人与自然关系上说,包容性发展是和谐持续的发展。包容性发展遵循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得以可持续发展的规律,推动低碳生活,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包容性价值观具有如下主要特征:一是具有整体性与融合性,融合相容性的多元价值而形成一个相互促进的有机体系;二是具有人民性与共享性,旨在促进以人为本和人民主体价值的实现,让发展成为人民创造历史的共享性发展;三是具有开放性与创生性,不断吸纳消化多元价值因素进行综合创新;四是具有生态性与和谐性,尊重多元化的异质价值构成生态化的和谐体系以达到价值的优化;五是具有历史性与实践性,通过人类社会实践形成特定时代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创造。包容性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价值观在当代社会的具体体现。马克思曾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其全面的本质。”[⑩] 包容性发展的价值观的根本旨趣,在于实现马克思所倡导的“人占有自己全面本质”的价值理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

第二,从价值内涵上看,包容性发展蕴含着相互促进、相互涵容的价值体系。

“经济发展—经济效益价值”是基础。健全的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为人的发展提供经济效益这一基础性的工具性价值。没有包容性的增长和整体经济效益的提升,人与社会的发展不但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而且会因利益分化冲突产生社会危机。

“政治发展—政治文明价值”是中枢。政治发展维系着社会稳定,政治文明保障着自由与人权,体现着社会的民主治理与公共理性。在现代社会,政治文明更加具有不可或缺的公共性价值。

“社会发展—社会和谐价值”是保障。社会发展事关人民生活与共同福址,体现社会公正与社会团结,构成了人的发展最直接的生活世界。良好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对于人的发展来说是一种必需的和谐价值。

“文化发展—精神文化价值”是动力。文化发展在深层次引导并塑造着社会发展,不断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人的道德文化素质。在当前,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不能只当成一种促进消费的工具性价值,更要当成目的性价值来看待。

“生态文明—生态环境价值”是支撑。生态文明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前提,生态环境价值是支撑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价值,成为当代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追求。

“人的发展—人的生命价值”是目的。人的发展与生命价值的实现是社会发展的真正目标,人的生命价值作为人的生活意义,体现着人的全面发展和价值实现程度,可以说是人的终极目的性价值所在。

正是由于包容性发展内蕴着上述经济发展、政治文明、社会和谐、文化进步、生态环境、人的发展等多维度的整体性内涵,它成为一个更具涵容性、解释力和规范性的价值概念。

第三,从价值理性上看,包容性价值观的理性基础是整合性的包容理性。

包容理性是将人类社会相容性的多元价值目标实现涵容会通的整合理性。它与各种对象性的具体价值不同,是能够容纳各种对象性价值的价值,实质是一种和谐性的关系理性。“如果人们以个体原则为准去计算利益和价值,冲突就是无解困境。只有当人们能够以关系原则为准去理解利益和价值时,合作和幸福才成为可能”,因为“和谐是最优的共在策略,因为和谐最充分地体现了合作最大化、冲突最小化的共在原则。”[11]

包容理性的功能在于化解各种立场的价值冲突,弥合各种文化差异造成的鸿沟,增进多元文明的相互理解和兼容会通,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与世界和平。包容理性为当代社会思想家以不同理论方式所普遍重视,通过对话沟通来增进多元价值的和解与融通。在现代性价值的反思与重建方面,哈贝马斯面对现代性日益分化的现实,提出了“交往理论”与“沟通理性”,进行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的重建;吉登斯基于对现代性后果的反省提出了自反现代化,主张发展对话民主;罗尔斯面对多元社会价值共识难以形成的困境,提出了公共理性,以增进价值分化背景下的“重叠共识”,以建立秩序良好的现代社会;伽达默尔面对多元社会难以相互理解的困境,基于创造性诠释学提出了“视界融合”,以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沟通;费孝通倡导“文化自觉”意识,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2]的理想;赵汀阳提出了关系主义的“共在存在论”和“天下体系”理论等,这都是当代文化意识和价值意识的多重自觉。以上观点都是针对现代性价值关系面临冲突困境的理性反思,都为建立具有包容理性的价值观进行探索。

第四,从价值功能上看,包容性价值观主张价值的自觉反思与重建。

包容性发展在融合诸多价值目标基础上追求价值的优化组合与综合创新,它不是简单的谋求什么“都要”,也不是机械的挑选所谓“精华”,更不是故步自封的固守“正统”,而是以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和人类生活需要为前提进行价值选择,以开放兼容和会通创新的气度达到对现代社会多元价值的尊重性体认、反思性批判与兼容性创新,其实质正是一种价值哲学意义上反思与重建。

在当今大变革和大转型的时代,人们对于当代社会发展究竟应当持何种价值立场,在认识上还处于比较矛盾和混乱的状态。“各种相互矛盾抵牾的价值理念、原则和尺度同时共存于人们的头脑中,并体现在实践上,导致人们进退失据、举止错位和行为犹疑不定。这些迥异其趣的价值理念、原则和尺度,比较典型的如: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性’、西方‘后现代性’三种价值系统各呈其势,彼此攻讦;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保守主义价值理念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新左派、新右派和中间派偏执于各自价值主张,争执不下;集体本位、个体本位和‘类’本位各持其价值吁求,令人难分高下;自由的价值和平等的价值孰先孰后,社会正义的价值和经济效率的价值谁高谁低,功利主义与义务主义谁更崇高谁更合乎国情。”[13]针对现代社会的种种价值困境,价值批判正是要对主导社会发展的价值理念与价值尺度进行反思批判和自我反省,对发展的价值观前提和标准进行批判审查和重新厘清,以引导和塑造人类社会发展需要的时代精神和道德标杆。

总之,包容性发展的价值基础是和谐共生的包容性价值观,理性基础是兼容会通的包容理性,思维基础是辩证综合的和谐思维,文化基础是和而不同的和谐文化。包容性发展表征着社会发展观演进的价值自觉,契合了中华和谐融通的文化传统,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精神。包容性价值观凸显了综合创新的价值立场与文化胸怀,超越了先前纠结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悖论性的价值矛盾,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内在蕴涵着中国文化的中正和谐之道,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包容性发展的价值观构建,要求对人类社会的价值资源进行兼容会通与反思重建,这是重振马克思主义价值批判精神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重要议题,也是推动当代中国社会进行价值创造的理论前提。

三、当代中国包容性价值观的构建

改革30年来,当代中国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应当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不容忽视的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也积累了诸多深层问题和矛盾困境,最为突出的问题在于如何对诸多分化的价值进行抉择和整合,如公平与效率的矛盾、贫富差距的扩大、劳动与资本的冲突、资源与环境的压力、经济与社会的失调、公私领域的矛盾、深化改革与维护稳定的紧张、功利主义与道德理想的冲突等等。王绍光指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不是有没有详尽的蓝图,而是有没有认清社会主义方向的视野?有没有不相信历史已经终结的睿智?有没有不折不挠地迈向社会主义未来的勇气?有没有不断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新途径的胆略?”[14]当前中国应朝向包容性发展的战略转变,以推动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真正以时代精神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从包容性价值观来看,“改革”就应当是“包容性改革”。如果以往的改革更多侧重于破除传统体制的障碍,那么新阶段的改革应当注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更加注重通过社会体制改革来提升社会发展质量,更进一步提升改革发展的公平度和包容度。当前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重点是社会分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社会管理体制与公共服务体系。要确立富民强国战略,加快社会体制改革步伐,以改善民生和增进福利为关键,协调先富、后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以分配正义理念推进富民工程建设,健全改革发展成果的共享机制,推进惠及所有公民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目的。

从包容性价值观来看,“发展”就应当是“包容性发展”。科学发展观在当前的贯彻落实,中心任务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经济轻社会”的片面增长,转变忽视生态环境的畸形发展。因此,要更加注重发展方式的合理性与公平性,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追求经济质量、政治文明、社会和谐、文化进步、生态改善和人的发展内在统一的包容性发展。从包容性价值观的要求来看,就要树立包容性社会评价体系为导向的发展观与政绩观,关注人民的共同富裕和生活质量,更加注重体现共同福址的共享性发展。

从包容性价值观来看,“和谐社会”就应当是“包容性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也是改革发展追求的价值目标。和谐社会的实质是一种包容性社会:不仅要促进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与国民经济质量的提升,而且要大力推进民主法治的政治文明建设;不仅要树立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意识,而且要建构注重社会团结与社会公平的共享型社会;不仅要改善民生与保障人权,而且要增进人民的幸福与尊严。

当前科学发展观推动下的“中国道路”探索,其实质是“中国价值”的构建,通过全面提升发展的包容性来推进以人为本的价值实现。如果说早期的改革主要是靠“摸着石头过河”来探索经验,通过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为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的话,那么当前新阶段的改革就应当确立包容性发展的理论自觉和价值提升。面对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议题和新使命,迫切需要当代中国的价值构建。雷默在《北京共识》中指出:“如今,这个国家发现自己不仅拥有一些经济手段来帮助这个世界,还拥有另外一个手段,那就是它的典范作用。”[15] 这种典范作用其实正是中国特色的价值观所具有的影响力。当代中国需要建构包容性发展的“中国道路”,需要创建包容性价值的“中国价值”。包容性价值观的核心思想,实质是一种“包容性智慧”。这与中华民族注重和谐融通的文化传统一脉相承,与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时代精神高度契合,是中华文化传统和科学发展观在当今价值领域的具体体现和拓展深化。

笔者在《中国共识——中华复兴的和谐发展道路》一书中曾提出,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创建“中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模式”,就是要将中华和谐文化传统、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价值与市场经济效率理念创造性结合起来,创建中华和谐发展道路[16]。笔者在此进一步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包容性价值理想:“中华”主要体现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价值精神,“人民”主要体现社会主义的人民本位性价值立场,“共和”主要体现中华文化的共生和谐价值理念,“国家”主要体现爱国主义和天下主义兼容的价值理想,统合起来的中华核心价值就是“中正和谐”之道——这正是包容性价值观的中华价值内核。以此眼光来看,当前中国的发展模式还没有完全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价值理想,或者说这一价值理想尚在探索的路上。因此,当前中国的社会发展,需要建构中华民族的“价值自我”,以新的包容性价值理念及其发展实践来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以中华价值理想与历史创造来探索人类共享的包容性价值。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页。

[②] 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94页。

[③]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页。

[④] 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序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页。

[⑤] 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⑥] 贝,克、吉登斯、拉什:《自反性现代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6页。

[⑦] 漆思、杨淑琴:《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发展观的演进与发展道路探寻》,《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1期。

[⑧] 胡锦涛:《推动共同发展 共建和谐亚洲》,《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416日第4版。

[⑨] 孙正聿:《解放思想与变革世界观》,《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3页。

  [11] 赵汀阳:《共在存在论:人际与心际》,《哲学研究》2009年第8

[12] 费孝通:《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读书》1998年第11期。

[13] 贺来:《价值清理与价值排序:发展哲学研究的中心议题》,《求是学刊》2000年第5期。

  [14] 王绍光:《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六十年》,《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15] 乔舒亚·库珀·雷默等:《中国形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32-333页。

[16] 漆思:《中国共识——中华复兴的和谐发展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47

(原载《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第四辑。录入编辑:D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