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意志问题一直是行动哲学中的核心而且困难的问题。近年来，一些行动哲学家区分了理解自由意志问题的两个不同的层次：浅层次和深层次，即行动自由的层次和意愿自由的层次。与此相对应，自由意志问题也被区分为浅问题和深问题。如齐硕姆（Chisholm）就曾经明确提出要将“我们是否自由地去做我们意愿或者打算做的事情”的问题与“我们是否自由地意愿或者打算去做那些我们实际上意愿或者打算去做的事情”的问题区分开来。行动哲学家们做出这种区分一方面是要表明，关于自由意志研究，真正具有实质性意义的问题是深问题；另一方面，他们也借助这种区分和这种关于自由意志的深问题的理解而推进关于自由意志问题的研究。其中，威勒曼（Velleman）通过对戴维森关于行动主体性研究的“标准模型”的“深度”问题的反思而提出的关于自由意志问题的知识论的解决方案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威勒曼将“行动者与他自己的行动的特有关系”看做是“一种认识关系（一种特殊的认识方式”。这一看法是以威勒曼关于人类自我意识的特殊结构的基本预设为基础的。威勒曼指出，实践的自我知识是自我实现的，在行动中，关于一个行动的知识和这个行动的执行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我们通过做我们知道我们在做的事情而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他提出了两种类型的实践的自我知识：行动的命名和行动的理解。对于行动主体性来说，更为重要的是第二种类型的实践的自我知识。这是关于与某个行动相关的、构成了行动者做出这个行动之理由的一系列事实的知识。在威勒曼看来，知道我们做什么，就是通过将我们的身体运动置于某种动机和环境的解释语境中来把握我们的身体运动。为了一个理由而行动，就是实现这种“更全面的实践知识”，就是将构成行动之理由的相关事实整合起来。实践知识的可靠性正是在于，行动者对这种知识的拥有是与他对这种知识的实现相联系的，行动者“倾向于做他们此刻认为他们此时要做的事情”。
威勒曼指出，我们之所以倾向于做我们认为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因为人类行动的构成性目标就是“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他认为行动虽然是为低层次的欲望和信念等等所激发的，但是这些欲望和信念及其与行动的关系却要受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一行动的构成性目标的控制。在这个意义上，有意图的行动是我们的发明，而“我们对它们的发明是在于我们对它们形成一种观念，这种观念由于对它们具有决定作用而具有认识上的权威”。
威勒曼的知识论方案确实捕捉到了行动主体性的一些重要特征，与戴维森和法兰克福（Frankfurt）的模型相比，他的解决似乎更接近了自由意志的深问题。但是，知识论视角自身的局限性，也给威勒曼的方案带来了两个问题：行动命名的问题和行动辩护的问题。这些问题表明，单纯出于知识论方面的考虑，我们甚至不能说我们在行动时拥有为行动的辩护所需的自我知识。自由意志的深问题的解决，还需要引入某些别的东西。
威勒曼方案的行动命名问题涉及到行动者的相关信念为假时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行动者在行动时就不能正确命名他的行动。然而，与在持有相关错误信念的情况下行动者在第一种实践自我知识方面的无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行动者关于自己的行动确定地知道许多重要的事情，这就是威勒曼所说的“实践的自我理解”。
这似乎是我们的实践的自我知识的一个奇特性质：行动理解相对于行动命名具有优先性。为什么有这样一种优先性？在这种自我理解中存在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吗？当我们并非确切地知道我们正在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实际上理解的是什么？
这就涉及到了威勒曼方案的第二个问题：行动辩护问题。根据威勒曼的主张，实践的自我理解包含对一系列“我为什么做x”这种形式的问题的回答。然而，对于我们的任何一个行动而言，我们可以提出的这种形式的问题以及相应的回答都可以有无限多：当一个问题得到回答时，我们总是可以提出进一步的“为什么”的问题。问题在于，这个问题和回答的系列必须停止在某个地方，否则带有辩护力的理解就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行动的理解并非仅仅在于对那一系列“我为什么做x”的问题的回答，必须有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给这个回答的系列一个终点，行动的辩护才有可能。而这种至关重要的东西并不是单纯的知识论的考虑所能够提供的。
解决行动命名问题和行动辩护之理由系列的无限倒退的问题的希望，也许在于我们要把目光转向实践的自我知识的目的论结构。简言之，当我们行动时，我们知道行动的目标以及这个目标和我们的所做所为之间的手段—目的关系的系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行动时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以及我们做出行动以实现我们的自我知识。由此，才有行动理解相对于行动命名的优先性，我们才能在因为拥有错误信念而不能正确命名行动的情况下理解我们的行动。也正是因为这样，终止行动辩护之理由系列的无限倒退也才有了可能：行动者关于其行动目标的知识合法地终止了这种倒退，从而使得行动的辩护成为可能。
（选自《哲学研究》2007年第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