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环非 郑祥福】坚持传统抑或走向改良？

可靠主义（reliabilism）作为一个重要范畴，在当代知识论中的地位毋庸置疑。通常认为，可靠主义的巅峰时期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20个世纪后三十年中知识论的主流理论。事实上，其影响已延续到近两年的知识论研究，甚至成为某些知识理论的基础，比如“基于可靠主义的”的德性理论（Reliabilism-based virtue theories）。对可靠主义进行传统与改良的划分，其意义何在呢？这主要是由于从其形成以来，其讨论的核心内容已经发生转变。如果说它当初是为了应对怀疑论难题、回溯问题，以及盖梯尔问题，或者是为了“对抗”内在主义的知识观、确证观，那么现在它已经偏离了外在主义的论证进路，转向了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的调和，甚至完全偏向内在主义。当然，我们没有否认可靠主义转向的正确性和重要意义，如莱勒（KLehrer）所说，“为了获得知识，我们需要对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进行正确结合”，这是最可取的途径。如果把戈德曼（AGoldman）及阿姆斯特朗（DArmstrong）等人早期的可靠观论述看做是传统阶段，或者是传统意义上的可靠主义，那么后来对可靠主义进行修正与发展则可视做改良的可靠主义[1]。

一

　　可靠主义是知识论学科的一个理论范畴，认为在知识论上得到确证的信念就是那些源自于信念形成过程，且这些过程可靠地导致真信念的出现。它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作为知识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是确证信念（justified belief）的理论。不过诸多知识论家在论述的时候，并没有做明显的区分，确证的可靠主义理论是对传统知识分析的“确证”部分进行进一步分析。作为知识的理论，可靠论指某人知道命题p，当且仅当他相信p为真，且他的这个信念是通过某种可靠的过程实现的；作为确证信念理论的可靠主义，可表述为某人拥有一个确证的信念（that p），当且仅当该信念是一个可靠过程的结果。此外，还有一些相关概念，比如，普兰廷加（APlantiga）的“保证的信念”（warranted belief）或“认识上合理的信念”（epistemically rational belief），这里不做阐述。

　　有一点颇值得注意，即可靠主义的泛化与无限外推倾向。威廉姆斯（MWilliams）把可靠主义扩大到外在主义的范围，外在主义俨然成了可靠主义的代指，他在阐述可靠主义的局限性时，一再将其延伸到外在主义内涵，所阐述的完全是外在主义的内容[2] 。莱勒也认为，他的融贯主义可以看做是一种“可靠主义”[3]。莱勒的论证是，假定在产生不可击败的确证和知识的过程中，认同了对接受的可信度（trustworthiness）的重要意义，那么这个理论即融贯论，也许可以看做是某种形式的可靠主义（reliabilism）[4]。

　　知识和确证的可靠主义理论，其主要倡导者和辩护者包括戈德曼等人。很多知识论家认为，戈德曼的可靠主义理论起点是从他的论文《什么是确证的信念》（1979）开始的，实际上早在《认知的因果理论》（1967）中就提出了确证的理论，并对该理论第一次进行了全面阐释，即信念的确证是通过被相信的事实与该信念的存在之间的恰当因果关联而实现的。另外，戈德曼的《区别与知觉知识》（1976）纠正了认知因果论的不足，集中表达了知识的信赖主义，其基本理路是：信念成为知识，就必须产生于一定的可靠的因果过程或认知机制；“可靠性”表现为，这种过程或机制不仅能在事实情境中产生真信念，而且能在相关的反事实或虚拟情境中禁止假信念[5]。

　　尽管戈德曼后来承认因果论存在缺陷，并发展出可靠主义的早期形式，但还是保留了因果关系作为信念形成过程中对可靠性整体起着重要作用的一个因素。对戈德曼来说，无论是因果论，还是这个阶段的可靠论，两种进路无疑都是外在主义的认识理论，并因此避免了盖梯尔问题所提出的反例，或者是在一定意义上解决了盖梯尔（EGettier）难题。

　　是谁第一个提出了可靠主义的范畴，并进行相关理论阐释呢？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比较常见的说法是戈德曼首次对可靠主义的理论模式进行了详细论证，其后诸多理论家加以推动和发展。据戈德曼本人的观点，阿姆斯特朗运用可靠指示温度的温度计与可靠指示真理的信念之间的类比从而促成了可靠主义 [6]。因此，阿姆斯特朗是可靠主义的一个重要源头。

　　在梅勒（HMellor）看来，兰姆赛（FRamsey）是第一个对该理论进行论述的人。阿姆斯特朗也认为兰姆赛作为一位先驱，其《知识》一文整合了因果和可靠观，他还提到了华特林（JWatling）让他转向了可靠观，斯凯姆（BSkyrm）（1967）和温格（PUnger）（1968）为可靠观进行辩护。同时，根据德雷茨克（FDretske）的《确定的理由》中的主张，他算是一位提出可靠观的哲学家。可靠观的形式多种多样，柏拉图在《美诺篇》中就进行了可靠性分析，不过后来不再讨论了[7] 。

　　从另一个角度，如果强调“知觉信念”的分析在可靠主义中的影响，那么里德（TReid）就是一位不得不提及的哲学家。他认为，对于我们周围环境中的宏观对象以及它们所涉及的时间和过程，我们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信念……在有利的知觉条件下……通过感知觉我们所获得的信念不仅是有辩护的，而且很有可能是真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已经具有某些“自然的天赋”，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已经得到了适当的训练，具有一定的经验。与辩护有关的一切东西就是那些信念得以产生的过程是在某些指定条件下事实上高度可靠的，而不管在产生那个信念时有没有人意识到那个过程是否高度可靠[8]。

　　对于可靠主义的源起，我们认为，尽管柏拉图曾经对可靠性做过分析，但没有深入下去，只是浅浅地就知识与观念的作用进行了探讨，肯定知识对人的行为具有促进作用。及至近代怀疑论的出现，尤其是休谟的怀疑论难题，为可靠性理论的出现提供了契机，或者是引发了里德对知觉信念的研究，怀疑论的作用不容忽视。如果说兰姆赛早就整合了因果与可靠观，加之华特林的影响，引起了阿姆斯特朗转向可靠观，且在阿姆斯特朗看来，德雷茨克也算是一位可靠观的提出者，到此为止，可靠观还不完全是可靠主义，至少从语词的运用和范畴的特定概念上来说是如此。而真正提出可靠主义并将其推至顶峰的则是戈德曼，并使可靠主义成为当代知识论中的最重要的范畴和讨论对象之一。哈克（Susan Haack）甚至认为，戈德曼的可靠论代表了一种改良的科学主义[9]，通过可靠主义而擎起科学主义的旗帜。

二

　　对于可靠主义的传统，我们着眼于因果论传统与前期可靠主义，以及温度计与信念之间的经典类比，对这几个经典理论的选用不难理解。里德的知觉信念理论这里不做分析，并把它与柏拉图的零星论述以及怀疑论的相关观点视做前传统阶段。我们对传统阶段的限定是因为其突出的外在主义特征。

     1．因果论中的可靠观

　　尽管兰姆赛在其《数学的基础》中提出过因果观，但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形式则来自于戈德曼。简明因果论可以视做可靠主义的早期表现，也是戈德曼式的可靠主义传统。当代知识论家普遍认为，可靠主义自其产生之日起，就被称为外在主义知识论的代表，原因在于它强调一种过程或机制，甚至某种关系对信念的确证作用。这种外在主义的形式在戈德曼早期的因果论中也有表现，他所说的因果机制与可靠主义相似，并非内在于人的认知过程，人们无需意识到这个因果条件得到满足，而只是信念持有者与他所相信的事实之间存在因果条件。那么知识就是真信念，它与所相信的事实之间有一种专门的关系。

　　因果论的提出主要出于对知识的传统证据条件的避让或者放弃，防止出现盖梯尔难题[10]，它是第一个试图取代传统知识分析的理论，意在增加知识成立的条件，同时把这样的确证条件要求理解成是一种“因果”条件。这大致可以描述如下，我知道that p，当且仅当（1）我相信that p；（2）p为真，且（3）我相信that p是由使得p为真的事实所因果性地产生与保留的。[11]因果论碰到诸多问题，包括普遍命题知识、未来事件的知识、没有因果关系的知识，以及因果关系在知识之成立中是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等问题。另一个难题是，它忽略了什么才是任何确证条件的关键内容，也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对信念持有者所要求的，某个信念的确证性支持应该是可理解的（accessible）。换句话说，人们必须是能理解，或明白隐含于信念之下的确证。信念的因果之源当然是复杂的，且信念持有者也难以把握。因此，因果理论就面临着对确证的“可理解性”要求。当然，这种可理解性要求是内在主义者提出的，他们坚持可理解性要求的必要性，而外在主义者则拒斥这种要求，他们强调这种过程或机制并不需要为认知主体所知。[12]

　　因果论是“知识”的理论，也是确证的理论，因为它强调确证条件是信念持有者与这个信念的内容之间的因果联系和专门关系。尽管面对着多方诘难，但还是能解释一些问题，其外在主义特征极为明显。而对于强调过程的可靠主义，简明因果论成为其早期的一种表现。

　　2．前期可靠主义

　　在延续“因果论”中的“可靠观”后，对前期可靠主义的建构，戈德曼大约运用五个阶段进行论证。从提出基本原则开始，提出“可靠性”指标，形成初始的可靠论，进而对可靠性进行分化，出现有条件可靠和无条件可靠，架构了仍然统一于可靠性的两种可靠论，为了进一步完善，增加了“事实上”可靠，形成基本完备的可靠主义，但由于信念确证中存在不同形式，随即出现了“过程”与“方法”的区分，继而引入“强确证与弱确证”的概念，至此，前期可靠主义基本形成。在论证中，戈德曼采用了试错法，即先陈述一种可能的解释，然后予以修正，以形成更好的解释，直至达到最好的、最合理的解释为止[13]。

　　戈德曼的论证开始于四个基础的可能原则（Basic Principle）：[14]

BP1：如果S在t时相信命题P，且P对S来说是无可置疑的，那么S在t时的信念的P就是确证的；

BP2：如果S在t时相信命题P，而P是自明的，那么S在t时的信念P是确证的；

BP3：如果P是个自呈现命题，P在t时对S为真，且S在t时相信P，那么S在t时对P的信念是确证的。

BP4：如果P是不可校正的命题，而S在t时相信P，那么S在t时对P的信念是确证的。

　　在不断修正的过程中，戈德曼运用了以下几个元素，即诠释原则、因果要求、条件性分类、事实相符以及强弱之分。

　　首先，根据诠释的要求，不能用认识术语来定义或说明另一认识性术语。比如对于BP1中的“无可置疑”，戈德曼的理解是“没有理由/根据怀疑”，而“理由/根据”作为认识性术语，是“知识领域中有评价作用的术语”。[15]金在权（JKim）也认为，如果我们用认识性术语去说明或提出另一认识性术语的标准，那么作为解释项的认识性术语本身必须首先要进行解释，进而才能起到标准的作用。[16] 其次，除了“诠释”外， BP1至BP4没有限制人们为什么相信那些信念，只是始终强调确证信念的条件要限制我们为什么相信，这种限制就是一种因果要求，认为判断信念的合理与否必须考虑它们的“形成过程”[17]。根据以上两个元素修正，形成初始可靠主义（primary reliabilism），即“如果S在t的信念是因为一个或一组可靠的信念形成过程产生，那么S在t的信念p就是得以确证的”。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可靠的”并无评价性作用、也非认识性术语，原因在于“可靠的”信念形成过程就是倾向于产生真信念的过程，其“可靠性”就是“倾向于产生真信念多于假信念”，对“可靠性”进行分解，就是“信念”的“统计频率”大部分为“真”，它并非认识性术语，亦无评价效用。 [18]

　　鉴于以上对可靠性要求过强，戈德曼对其进行弱化，并将信念形成过程分为两类：一为有条件的可靠，即依赖信念的认知过程，输入的对象为信念，如推论的过程；二是无条件可靠，即不依赖信念的认知过程，比如知觉，输入的对象不是信念。由此形成“有条件的可靠论”（Conditional Reliabilism）与“无条件的可靠论”（Unconditional Reliabilism），前者为：如果S在t时的信念p（直接地）是在无条件地可靠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不依赖于其他信念，那么S在t时的信念p就是确证的；后者则是，如果S在t时的信念（直接地）是在有条件地可靠的过程中产生，但却依赖于另一信念，又如果该信念本身是确证的，那么S在t时的信念p是确证的。[19]

　　上述可靠主义突出“事实上”的可靠性，然而，相关的反例则会导致以下事实的出现：即尽管事实上可靠，但因其他原因却致使信念持有者没有理由去相信该过程[20]。由此则进一步修正以上命题，即S在t时的信念p是确证的，仅当：S在t的信念p是因为一个可靠的认知过程产生，且S没有可利用的（available）如下过程x，即（a）可靠或有条件可靠的过程；（b）假若S除了事实上使用的过程之外还使用它的话，会使S在t时不相信p。[21]

　　以上所有“过程”，实际上都是“确证”的手段或表现，强确证与弱确证的提出，主要是更自然地解释早期可靠主义所难以解释的问题。从早期的简明可靠论到强弱确证，信念的形成方式由原来的“信念形成过程”的单一方式到两种方式，即除了“信念形成过程”外，还有“信念形成方法”。过程比方法更为基础的意义在于：“任何信念都必须使用信念形成过程，但未必需要形成方法”。 “认识上无可指责的”（epistemically blameless ）所形成的信念，可以成为“确证的信念”，是一种弱确证；而强确证是通过一定的过程和恰当的方法形成的信念。以上提及存在过程与方法、强确证与弱确证的对应和区分，可以形成四种类型的信念，即方法层次的（method-level）或者次级（Secondary）强确证与弱确证；过程层次的（process-level）或初级（Primary）强确证与弱确证[22]。

　　这里论述的确证信念观在可靠主义的发展中具有奠基性作用。如果我们这样看戈德曼传统的可靠主义，实际上表现为“过程”的可靠，这种过程是外在于认知主体的，没有强调主体内在的介入，主体并无必要一定意识到这样的过程是否存在。同时，在后期可靠主义改良中，过程可靠的重要意义没有被废弃，在诸多可靠主义者的理论中，本质上仍然保留了过程的可靠性。对于信念形成的方法而言，过程仍然处于某种本质的地位，方法也具有过程的性质，讨论过程的可靠，并没有完全忽略方法，方法只是隐含于过程之中。因此，在戈德曼后来的可靠主义中，并没有将方法放到更高的位置，也没有更加凸现出来对方法的强调。

　　3．“温度计”模型的可靠观

　　阿姆斯特朗的可靠观始于对“回溯”问题的思考。根据外在主义者对“非推论性知识”的论述，使得一个真的非推论信念（a true non-inferential belief）成为知识的东西，在于信念状态与使得信念为真的情境之间存在的某种本质的关系，也是信念持有者与世界之间的某种关系[23]。阿姆斯特朗从非推论性知识入手，对可靠观进行辩护，并认为在传统知识分析中，无限回溯难题必然导致“一定存在非推论知识”的结论。我们似乎也被迫在这种知识框架中寻找某种解决方案。对于其存在的方式或其范式是什么，至少知觉判断、内省判断应该属于这个范畴。[24]当然，对于是否存在这样的知识仍有争论，既有极度悲观论者与温和悲观论者，也有乐观论者，其焦点在于“知觉是否涉及推理”。

　　阿姆斯特朗运用了“温度计”之例说明了非推论知识的存在。假设p为真，且A相信that p， 但其信念没有得到任何理由的支持，那么是什么使得该信念成为知识呢？阿姆斯特朗认为，事件状态“A相信p”与使得p为真的事件状态之间存在拟定律（law-like）的关联。他把非推论信念与温度计的读数相比较。在某些情况下，温度计读数与环境的实际温度并不一致，而有时又一致。对于一致的情形，可分成两种情况：一是温度计坏了，但碰巧读数与实际温度相合，这个读数可以相比于没有成为知识的真信念；另一是温度计正常，其读数确认了环境温度为To，该读数可以相比于非推论知识。当一个没有任何理由支持的真信念反映的情形与一个正常的温度计反映实际温度的读数类似时，我们就具有非推论知识。[25]

　　在阿姆斯特朗看来，信念状态与使得信念为真的情形间的关联，实际上指的是两个具体事件状态间的关联，即两个个体之间的关联具有类别特征，同时这些类别的事物是通过某规律相关联的。那么，这种规律指的是什么？根据“温度计”模型，对于在特定情况下显示温度为T°的可靠的温度计，这样的拟定律概括就是：“如果任何温度计都显示了T°，那么温度就是T°。”事实却并非如此，一是温度计有好有坏；二是要求好的温度计在所有条件下都显示正确的读数。我们承认，可能有某种特殊的环境条件，即使“好的”温度计也是不可靠的。[26]在假设的某种情形中，温度计可靠地显示了温度T°，这表明其中蕴含某种特性，那么如果任何事物拥有这样的特性，并显示T°，那就一定是温度为T°的情形。但对于这种特性，我们很难说得清，无论如何，还是要承认这种本质关联的存在。

　　那么对于信念又如何呢？这种拟定律关联究竟是什么？阿姆斯特朗认为，应该包括以下内容：首先，它们是某种关联，原则上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比如通过观察，尤其是通过实验，这个在温度计模型中不难理解。其次，拟定律的概括表明这种关联的存在，它们产生反事实的，或者更加普遍意义上的虚拟条件。如果在那种条件下的环境温度不是T°，那么温度计上的读数就不是T°。如果p不是这种情形的话，那么它就不是A所相信的that p。再次，尽管我们记录其存在，但信念和事件状态之间的关联是独立于我们的，是一种本体的关联，但又不是因果关联。[27]

三

　　在传统的可靠主义中，戈德曼突出强调过程，阿姆斯特朗则强调拟定律关联，两者无疑都具有外在主义的特征，都是某种本质的东西。过程与拟定律的联系其实是一致的，都表明信念的状态，即确证或不确证与相关的条件存在某种联系，戈德曼强调的是某种过程，包括因果状态，当然还有隐藏的方法。阿姆斯特朗则表明一种关系，所指称的对象是“非推论知识”，主要以知觉、内省为代表。这样的关系或者过程就成为他们在“可靠主义上的啮合点”，一致性也正体现于此。戈德曼也承认，阿姆斯特朗的“温度计模型”在他的可靠主义观中具有影响和作用。对可靠主义、因果论等的指责多来自于内在主义知识观和确证观，它们体现出的是外在主义特征。

如上所述，随着可靠主义的发展或者修正，出现了诸多知识论家对可靠主义的泛化倾向。即使戈德曼本人，也提出了科学的认识论，这是一种新的确证理论，而威廉姆斯的外推倾向则更为明显。斯杜普（MSteup）和格雷科（JGreco）则分别提出内在主义可靠论和行动者可靠论。因此，当我们在讨论可靠主义的确证时，已经不可避免甚至故意将内在主义的基础论引入。戈德曼不管是论述知觉基础还是内省基础，都与其可靠的过程相联系，他甚至一直在试图对内在论与外在论的争端进行调和，即使确证在这个争端中处于中立位置。比如，当费尔德曼努力对直接知觉确证给予内在主义并尽量回避所有外在主义要素的论述时，戈德曼则建议另外一个概念的引入，那就是可靠性。这是一个典型的、具有范式意义的外在主义概念。这时，对可靠论来说，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已经不可分了。因此，我们把传统的可靠主义划定为外在主义，但对外在主义可靠论的改良结果却是两者的调和，有的完全偏向于内在主义可靠观。尽管知识论家对可靠主义的理论范畴进行了扩充和修正，可靠主义并没有成为昨日黄花，由传统而实现改良，但无论如何，其核心部分比如过程，就没有被废弃，仍然得以保留。这与戈德曼早先时候对过程的一再强调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坚持传统抑或是走向改良的结果必然是两者的融合或者调和。

 

【注释】

[1]方环非、方环海：《改良的可靠主义》，《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年第10期。

[2]Michael Williams，Problems of Knowledg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Epistem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pp.32-37.

[3]Erik J.Olsson，The Epistemology of Keith Lehrer，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2，p.31.

[4]Keith Lehrer，Theory of Knowledge，2nd edition，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2000，p.169.

[5]陈英涛：《论戈德曼确证的信赖主义》，《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7期。

[6][11][12]Robert Audi，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2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792; p.276.

[7][23][24][25][26][27]D.M.Armstrong，Belief，Truth and Knowle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pp.159-161;p.157;pp.162-163;p.166; pp.166-167;pp.168-169.

[8]徐向东：《怀疑论、知识与辩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322-323页。

[9]苏珊·哈克：《证据与探究》（中译本序言），陈波、张力锋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3页。

[10]A.I.Goldman，“A Causal Theory of Knowing”，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No. 64(1967), pp.357-372.

[13]高基存：《社会知识论：从利华到戈德曼》，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8月， 第103-114页。

[14][15][18][19][21]A.I.Goldman，Liaisons:Philosophy Meets the Cognitive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MIT Press, 1992，pp.107-110;p107;p.116;pp.116-117;p123.也见注释[13]相关内容。

[16] J. Kim，“What is Naturalized Epistemology?” in James Toberlin (e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Vol. 2：Epistemology，California: Ridgeview, 1988.

[17]从一定意义上说，戈德曼的观点仍然体现了他早期的“因果论”思想，甚至可以说是基于因果过程的“一种可靠性”，是对因果论的一种保留、承继与发展。这里的“因果关系或过程”，可以理解为支持或引起某信念的事物，再进一步描述就是确定某信念被相信的过程，是可靠过程的一种形式。因此，信念的确证必须有适当的原因，或表现为因果关系，这里就涉及到什么才能成为这种“原因”或因果关系中的“因”，戈德曼的一个指标就是“可靠性”。

[20]比如对于某件事情事实上是可靠的，但通过其他欺骗手段引起信念主体相信他，形成该信念是由于失忆或者大脑受到其他外在因素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假记忆。

[22] 其具体命题描述，详见A. Goldman，Liaisons Philosophy Meets the Cognitive and Social Sciences，The MIT Press, 1992，pp.131-133.

（原载《哲学动态》，2009年第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