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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慧英】萨满教的认识论基础

萨满教信仰观念的产生与发展除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根源之外, 与这两者相适应的认识论发展水平也是它的前提条件。人类的认识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它构成了整个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化和不断进步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人类的宗教观念也在发生着改变。本文试图在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过程中, 探讨萨满教观念的变化轨迹, 并说明其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特点。

宗教在人类历史和人的智力水平发展到某个阶段才能产生, 因此, 宗教的产生有其认识论的根源。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没有实践就不会有认识。因此在考察某一历史范围的认识论问题时, 就不应该把认识水平与实践能力分隔开来。随着人们实践活动的深入和实践领域的扩大, 必将推动人的认识不断地向新的深度和广度前进。因此, 人类的认识一方面贯穿于人类的整个实践活动中, 另一方面又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丰富、深化、完善和发展。

原始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很低, 实践范围非常狭小, 没有多少力量和大自然搏斗, 生存的困难使原始人感受到自然界的沉重压力, 从而使原始人把这种异己的自然力看成某种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在狩猎经济的原始时代, 捕猎者的活动只能顺应依赖自然条件, 在没有多少主动性的条件下去狩猎、捕鱼和采集。狩猎民族的食物保障来自大自然的恩赐, 可是大自然喜怒无常, 并没有给予人们多少安全感, 捕获的结果往往没有保障。还有气候的变化、疫病的流行……生活祸福难测。畏惧和恐怖困扰着人类, 他们只能把自己的命运维系在神秘力量的恩赐上。人们相信神秘力量无所不能, 相信通过讨好和祈求, 能使它欢心, 并赐福于自己; 若不如此, 就会遭到它的惩罚。于是他们把这种力量异化为具有超人间力量的神灵, 认为自己的命运是由超人间的力量决定的。神灵决定论成为他们世界观的基础。自然界的各种神灵具有绝对的支配地位, 是人间和世界的主宰。在这种认识水平上, 智力因素与情感和意志的因素是融合在一起的, 人们在意识中拥有客观形象的同时, 也体验着与客观形象共生的某种情感和愿望。“这种表象与其说是认识的产物, 不如说是信仰的产物。在这里与客体形象共生的情感因素和信仰成分是比知识因素更重要的东西, 因为他们所关心的是客体中所包含的可影响和决定他们生活的力量、要素等。在他们看来, 神灵、鬼魂等虚幻的东西与实在客体一样地真实。这样一来, 宗教信仰、迷信成为原始智力活动中的不可分割的要素。在感知、思维某种东西时, 原始意识立刻通过一种智力反射引出某种借现象表现出来的神秘的、不可见的力量。”[ 1 ]

原始思维是人类认识的原始形式, 它对早期宗教信仰形式有着直接的影响。早期人类为了能够适应恶劣的自然环境而生存下来, 需要认识自然和自身。由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局限,人们对于客体掌握的知识很少, 在认识上只能对不完全的经验材料进行带有猜测性的因果推断, 用想象性的联系代替事实的联系, 这是导致幻想性的宗教神话世界观。由于对各个不同领域的普遍无知, 他们不能用自然界的知识解释自己, 而是根据关于自己的知识解释自然界。他们不能有意识地把自己作为认识和活动的主体同其周围的事物和现象区分开来, 相反, 却试图“推己及物”, 把自然现象理解成和自己一样的有生命、有意识的实体, 而把自然现象的变化和相互作用解释为有意识的行为举动。于是在人们面前显现的自然环境便成了一种人格化的自然界, 人的本性被加入自然界的对象之上, 它们被赋以人的能力, 如意识、意志、语言等等。山川河流、飞禽走兽都成了人格化的对象。

拟人化的突出表现是将灵魂观念广泛地运用到自然界。许多学者认为萨满教反映了人类最原始的宗教思想: 万物有灵观念。按照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和宗教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的看法, 宗教起源于万物有灵。泰勒认为, 原始人根据对睡眠、出神、疾病、死亡、梦幻等生理心理现象的观察, 推论出与身体不同的灵魂观念, 然后把灵魂观念应用于万物,产生了万物有灵论。万物有灵论者, 相信灵魂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 它赋予人体以生命活力, 代表人的生命力, 是寓于个体中的超自然存在。在北方狩猎民族中间存在着丰富的关于独立灵魂的观念, 如做梦时的灵魂、思考时的灵魂、有病时的灵魂、死亡后的灵魂都是灵魂离体的表现, 它们表现灵魂可以不依赖躯体独立存在。在离体状态下的灵魂与宇宙中各种精灵或神灵能够偶然遭遇并进行沟通。在独立灵魂观念的基础之上, 萨满教展开了丰富的联想, 创造了神秘莫测的精灵世界。人们把在精神幻觉中和梦里所见之人、物或影子看成是各种各样的灵魂或精灵, 把它们出现的环境看作它们活动的世界。于是相信这个世界里, 有天上的人、水里的人、地下的人等, 这些人的世界里也有森林、山脉、房屋、河流、太阳、月亮等等。一切河川、森林、山峦等也都是有灵魂的生命体。他们或认为林神住在某棵老树的洞穴里、山洞里或者某一低洼处, 山神居住在山巅、某些石砬子上或者岩石上; 或认为湖神居住在湖心岛上或者在湖底深处, 河神也把自己的住处设在河底深处。从各种精灵到自然界众神, 从天地众神到它们的各类帮手, 各种精灵驰骋在这个超自然的宇宙空间, 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上演了一幕幕生灵活剧。萨满教精灵品类之多, 以至于在蒙古族萨满教中只好以“十万精灵”大概言之。

如果人不单“想象”出一种超自然物, 同时还相信其实在性, 那么, 就必然感到亟需与之发生关系。因为在他的心目中, 其幸福可以倚靠这种关系。倘若超自然的角色当真存在,他们就会尽其所能地对人们的命运施以巨大的影响[2 ]

在萨满观念中, 现实世界所发生的事情, 与精灵的世界有关; 精灵世界的矛盾也与人的世界有某种关联。这种因果关系分别处在人和精灵的两边。人类生活和精灵的世界是交织在一起的, 虽然他们的活动天地相对独立, 进行着带有自身特色的具体生活。但是人们常通过某些事件与精灵相互联系, 精灵的干预成了萨满教生活中的经常现象。人与精灵这两个世界通过丰富多变的关系结成一个完整的世界, 这就使得萨满教世界成为一个更为宏大的天地。变幻莫测的形象, 荒诞不经的奇迹, 充满了萨满教的想象, 世俗意义上的问题和经历都被萨满带到精灵领域。这样一来萨满教呈现出来的便是超越正常人所能感知的客体之上或之外的幻想世界。人们幻想通过沟通和交往与神秘力量建立联系, 并因此了解和把握那些使自己焦虑的事件, 通过神灵的佑助改善自己的处境和命运。氏族的萨满被认为是拥有与精灵交往的特殊能力的人, 人们求助于精灵的事情必须通过萨满才能实现。当然萨满的交往方式仍然要依赖经常的精灵祭祀活动。

由于这种互渗,“原始人可以容许同一实体在同一时间存在于两个或几个地方, 容许单数和复数同一、部分与整体同一。他们看不出把两个客观上不同种类的事物等同起来, 把部分和整体等同起来有何荒谬之处”[1 ] 。各种飞禽的羽毛, 走兽的皮、角、骨头, 在萨满教中既可以代表神灵, 也可以作为萨满的护身神灵, 或被祭祀, 或被作成佩饰和用具, 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利用它们, 达到与神灵的沟通, 获得神灵的保护。

原始思维具有具体的、直观的性质, 是以表象为基本单位和基本工具的思维, 即表象思维。一般认为构成这种思维的基础是以集体表象为核心的前概念。“所谓集体表象, 指的是原始思维所具有的, 并与社会集体通过世代相传而沿袭下来的一些关于神圣物、图腾、邪气、巫术等和原始人的世界观、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密切相联的原始观念。这样一些原始观念为社会集体所共有。集体表象把自己强加给每一个体, 制定和制约着个体的思维和行为”[1 ] 。由于人们的认识建立在那些集体表象的具体形式之上, 就使得萨满教信仰也表现为具体化、多神化, 所以许多学者认为萨满教是一种多神信仰的宗教。在萨满教想象里, 世界上分散居住着的形形色色的精灵, 既为善, 也作恶, 既致病, 也治病。它们有着彼此为敌、互相作难的习性。它们各有所长, 因此有不同的作用。精灵的个性化和杂多性使得它们的功能十分有限、窄狭, 每一个精灵的力量都没有多大的普遍性。因此每个氏族萨满都需要若干个予以襄助的精灵。由于萨满代表氏族, 精灵也像萨满一样, 分属不同的氏族群体, 有着相对有限的、稳定的服务对象。所以精灵的身上带有氏族、部落社会制度的狭隘意识。萨满传承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以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 人们普遍认为萨满联络的辅助精灵通过已故萨满回转抓新萨满的同时传给后人。这些精灵曾经由前辈萨满统领, 并一代一代传下来, 因此也是氏族的神。

原始萨满教的神性因具体的人神关联的情境和心理需要不同而呈现多样化的特点。通过对具体信仰对象的深入分析, 我们看到某些同一信仰对象在不同民族中, 在不同环境中, 有不同的意义。这些意义是具体的, 是和当时的活动情景一起提供出来的。所以在萨满教里,鹰神既是生育神, 又是氏族守护神、萨满巫祖神, 它既能高飞蓝天传播太阳火, 又能潜水入地为萨满开辟冥界之路。而蛇神在萨满医疗法术上等同于所有能致病和治病的动物精灵——色翁。鄂温克人一直认为蛇神一怒, 人就生病, 由于怕它才供奉。蛇神偶像同色翁偶像一样是萨满用于驱赶造成人生病的恶灵替代品。萨满事先做好一些动物草偶、木偶, 在治疗中不断拿出这些偶像来探问是不是它的恶灵在病人体内, 如果判断是某个动物作祟, 就鞭打、烧毁、扔掉那个动物的代替物——色翁像。蛇神在萨满医术中的作用也很突出。人们利用蛇治病, 让蛇先在病人周围爬来爬去, 算是给他诊断病情; 如果蛇认为它能够帮病人的忙, 它便缠在病人身上, 要是不能帮忙, 它便再爬回。于是蛇成了萨满。在一些民族里, 蛇和萨满是相通的。萨满就是蛇的化身, 他是蛇和人之间的中介。祭祀蛇神, 可以治疗妇女经血症, 求祈生子。民间认为蛇性淫, 相传蛇不仅同蛇相交, 蛇甚至与龟交配, 俗称“龟蛇雾”, 而且可连续性交。在萨满教祭祀中蛇神可治疗男子阳具不举, 治疗女子不孕等等。与蛇有关的另一古老观念是生育信仰, 祭蛇有祈祷生育求子的性质。在满族的雪祭中, 萨满带领众人在族祭的雪坛前致祭两个生殖神像, 一个是象征女子性器的椭圆环形冰雕, 上栖一只小鸟, 代表童子魂。这个偶像叫佛赫母。另有一个冰雕圆柱, 如直立的男子阳具, 上缠一蛇, 蛇首朝上。这个偶像叫楚楚阔。族人礼拜这两位生殖神后, 新婚夫妇和不孕者进行求子仪式, 萨满给他们吃生殖器下的小冰人, 吃下它可以早生孩子。蛇还是沟通陆海天各界的大神, 身连上中下三界, 是萨满用来与自身以外别的世界进行沟通的向导。满族那姓的宇宙大神为一椭圆柱形桦皮盒。盒底正中有一圆形孔洞, 此桦皮盒只为宇宙的一层, 各层之间上下相同, 以相通的孔洞相互联系。此宇宙洞口的沟通任务非蛇莫属。蛇无孔不入, 深邃莫测的洞窟、树洞、石缝、石穴中的任何奥秘, 都不能挡住他的躯体或避过蛇的眼睛。人们把蛇看成另外世界信息的传播者和宇宙秘密的洞视者。它是萨满灵魂游历到另一世界的重要领神和守护神。满族许多姓氏的野神祭中, 萨满服饰上要有蟒皮, 萨满的神帽上要坠有蛇骨串成的骨穗数条, 表示在暗夜中可以见到道路和光明。天上太阳的光线照射大地, 它也是天地相连的纽带, 阳光像蛇一样连天接地, 绵长不断。满族徐姓萨满文本记载: 蛇是太阳的光, 一条一条的光线照在地上。满族尼玛查、那木都鲁等族姓的人, 如在林中偶然猎得粗大而雄劲的巨蟒, 便用几匹快马运进屯寨里。巨蟒, 满语称“扎布珊”, 人们认为它是太阳的使者, 特别是蟒身上的七彩花纹, 被认为是虹的化身。蟒吐出的红舌, 是火光的化身。大人、小孩都要学乌鸦“嘎- - 嘎”的叫声, 还要手舞足蹈才可敬请神蟒伏降, 求它真心诚意把光和热送给人间。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生活范围的扩大, 人类实践活动方式也在更新, 认识水平在实践基础上也发生了进步。人类技术、经济、社会和智力的进步使传统的某些集体表象在经验世界中不断碰壁, 在与现实实践的矛盾与冲突中, 原始思维的虚妄、幻想、谬误及随意, 被不断克服, 迫使人类认识向经验的方向转变。认识的这种进步反映在萨满神话和萨满教祭祀中就表现为现实经验的因素逐渐加强和娱乐色彩的加强, 自由竞技和团圆和睦的内容逐渐占领了严肃的充满禁忌限制的传统祭祀。

满族一则神话说, 在到处都是白色的冰, 生灵灭绝之时, 天神的脑袋上长出了一个“其其旦” (小肉疣) , 发出了火的颜色。太阳神就住在这天神脑袋的“其其旦”里。拉哈女神私盗天神头上的神火, 下凡到冰厚齐天、无法育子的大地。她为大地和人类送来了火种, 招来了春天, 而她自己却在运神火中被烧成虎目虎耳、豹头豹须、獾身鹰爪、猞猁尾的一只怪兽。她变成赐予人类火种的大神, 四爪蹬火云, 巨口喷烈焰, 驱冰雪, 逐寒霜, 驰如电闪,光照群山。人们叫她拖亚拉哈, 或叫拖亚妈妈、托亚姑姑。祭祀盗火女神拖亚拉哈的仪式发现于20 世纪80 年代初在珲春一带满族中搜集的清光绪十六年(1890 ) 《库伦七姓满洲火祭神书》中。在这项火祭中, 女萨满拖亚拉哈女神的形象是一只口喷圣火的火豹。当它附到女萨满的身体后, 女萨满跃上火堆前面的一块高地, 咆哮喷火, 作出各种刚劲野蛮的舞姿。女萨满的祭神舞蹈象征女神盗取太阳天火的壮举。拖亚拉哈成功地从天神那里盗取火种, 是人们极为敬羡的榜样和效仿的目标。我们不单在火祭中看到与盗火英雄相类似的“取火行为”, 还看到拖亚拉哈是现实使用“火术”技术的指导者, 是一位文化英雄。显然这种祭礼中, 带有传播生产生活技艺的功能。

原始思维是一种表象思维, 它的概念仅表示某个特殊具体的事物, 因而是一种表象的概念, 具有实指性。这种思维的直观具体性限制了思维的范围, 它的抽象和概括能力十分有限。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 人们的精神创造能力中出现了一个表象概念逐步向抽象概念的过渡, 这类概念作为初步的自觉分析能力和综合能力及初步的自觉抽象能力和概括能力在人类思维中产生了, 它标志着人类开始有了抽象的概念。这种思维发展表现在萨满教中, 就出现了具体神向抽象神的发展,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善恶二元神论。萨满教神灵世界的二元观念存在于许多民族之中, 因而是萨满教的典型观念形式。从各民族的信仰状况来看, 二元观念常常是通过光明与黑暗、东与西、上与下、生与死、善与恶的对立中表达出来的。西伯利亚那些历史上开化最早的民族, 其大神形象始具较为清晰的轮廓, 在崇拜仪礼中也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例如, 雅库特人的信仰中, 已有完备的、由善恶两类神 组成的神统。至尊善神艾厄- 托伊翁(或称“阿尔- 托伊翁”) , 为众光明神之首, 但全然不过问人间之事;邪恶的地下老人(阿拉拉- 奥戈尼奥尔, 亦即阿尔桑- 杜奥莱) , 则统摄众黑暗之神。阿尔泰人所信的至高光明神为乌尔根, 邪恶主神为艾尔利克。西部布里亚特人的信仰中, 已有众天神(“腾格里”) 组成的完备神统: 光明之神(西方神) 五十五, 黑暗之神(东方神) 四十四。光明之神与黑暗之神势不两立, 争斗不息。在蒙古族神话中, 虽然人类和万物的起源是九十九个天神共同创造的, 但它们却分成两个营垒: 西方五十五善天神, 它们为世间除灾降魔, 送给人类幸福吉祥; 而东方四十四天神却是恶神, 施放天灾病疫, 兴妖作怪。天上的斗争常常引起地上的战争, 天地之间展开的是宇宙大战。二元论的萨满教世界打破了由互渗所产生的神秘感觉来确定神性和宗教行为的文化模式, 神性的作用已从互渗式的纯感受性转向对宇宙的某种理想状态的规范和限定。这显然是人类思维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它借助于一些曾经作用于心理范畴的, 并在典型的萨满仪式或信仰表象中独立出来的, 被集体认可的文化符号, 对宇宙秩序进行新的划分和整合。如关于东方或西方的神圣性通常是源于人们对方位的特别牢固的宗教感情基础, 人们或对它有特殊的畏惧, 或对它特别敬仰。因此方位具有明显的宗教功能。空间上的这种特殊的感情取向, 在二元神论里, 成为区分宇宙不同空间善恶的基础。在借助萨满教的感性对象构成的宇宙秩序中, 二元论的神灵结构与其说是指明了特定神灵的性质, 不如说是指明一种特定的理想关系。在这里, 个别神的观念被神的一般概念所代替, 个别神的作用被两类不同的神群所概括。二元神论无疑是诸神的杂多性走向神性统一的一种特殊形式。

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 人们对传统的具体神灵在形式、结构、功能上越发不满足,要求创造更加完备、丰富、有效的崇拜对象, 这就导致了由独立的神向系统的神灵组织和高位神的演变。例如随着社会发展和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 萨满教的精灵世界被逐渐规范化,其中以上中下三界精灵为萨满辅助神的观念成为代表性的萨满教世界观, 作为三界象征的萨满辅助精灵群也逐渐明确。比如在通古斯语族中被认为是上界辅助神的常常有熊、狼、虎、猞猁、驼鹿、马鹿、鹿等, 在鸟类当中有鹰、雕、鹅、天鹅、潜鸟、鸭、布谷鸟、啄木鸟等。归为下界萨满助手的则是猛犸、蛇、青蛙、蜥蜴、鱼等。晚期原始社会结构的分化和社会生活秩序和阶级的分化, 在神灵世界里得到生动的反映。在神话中, 天神之中有了等级,创世主有了侍者和臣属, 它越来越像社会的首领或王朝的君王, 是民众遵从、尊敬、畏怖、爱慕、祈求的对象。神性观念的这种发展不仅给神话带来了新的活力, 也使萨满教祭礼更加重视礼仪的作用, 更加正规化、规范化和细密化。在萨满教的祭祀活动中, 虽然对创世主的祭祀所见不多, 但与这种观念相似的至上神信仰却很明显。各民族的天神祭祀常常成为最主要、规模最大的周期性的祭礼, 其中天神的佑护功能也越加全面、强大。在这种萨满教礼仪中, 古老的对精灵的恐惧表现变为对神的敬仰, 弥漫性的巫术变为规范化的宗教祭祀, 人神交流的巫术意识也向人天和社会秩序方面的政治、道德、经济意识转化。

万物有灵论认为万物都有生命、有活力、有灵魂、有神性, 灵魂活力内涵于万物之中,给予万物以生机和灵性, 并使之具有超自然的属性。万物有灵论是内在神论的原始形式。由于万物内在灵魂的主导作用, 万物有灵, 各有神性, 人们便把对自然物的崇拜变成了对精灵的崇拜, 把对自然力的敬畏变成了对自然神灵的信仰。从这种形式的内在神论看神和世界,世界万物彼此之间是分散的独立的。神是多元的, 世界也是多元的。随着人们社会交往的扩大和实践能力的提高, 人们越来越希望从整体上、系统上来把握事物的内在统一性。在萨满教神话中, 水神、气神、火神、石神等自然神几乎都是宇宙中最早生成的, “第一个”成了神圣力量的象征, 它们因此而被认为是众神之首, 是超越一般神性的初始力量和最大力量。它既表明了神灵的创始地位和能力限度——各种自然力像母亲一样都是生育之源, 而且是生命力不衰的永恒母体, 有着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 也规定了自然界的限度和它的神秘统一性——自然神或利用自身的神秘能量或用自己身体的各部分生出世界。它们是宇宙的基原。宇宙的始基在这里被称为各种自然神, 自然的起源变成了诸神的降生, 而神灵降生的过程也就成了宇宙起源的过程。各种自然神作为宇宙第一生命, 是万物的主宰者和创造者, 宇宙间的一切, 无论有无形体, 都是经由它们的神秘力量派生的。代表某些自然物质的神灵这时被作为第一宇宙神, 并作为宇宙统一的生命力内涵于万物之中, 它所代表的自然物质因此具有超自然生命力量的意义, 万物成了这个宇宙神灵生命力的一部分。世界因此变成了统一的、一元的。通过神话的直观描绘, 我们发现, 萨满教已经重视自然界的普遍联系, 能够在多样性中看到统一, 在有限之上追求无限, 在变化之间发现恒常。自然神及它们所代表的物质力量是组织自然界整体化和宇宙统一性的力量形式。萨满教诸神神性的这种发展就到了从神话思维向理性思维转变的接轨处, 其中包含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和自然哲学的理性萌芽, 代表了萨满教哲学精神的肇始。

【参考文献】
[1 ] 金顺福, 汪馥郁. 辩证思维论[M].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6.46 - 48.
[2 ] [] 约·阿·克雷维列夫著. 宗教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原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