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道主义与技术的含义

技术的本质是技术现在真实存在的样态, 而技术现在真实存在的样态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 亦即人道主义与技术具有同一性。从原始人类制造最简单的生活工具开始, 技术范畴的属人性便得以确立并不断发展, 由之人的自由价值的类属性亦得以彰显。进而言之, 应该从人类史的诞生与发展的视角来把握人道主义和技术的内涵。

手工业的历史与人类本身的历史一样古老, 它直接起源于原始人类制造工具的活动。当原始人类发明和运用天然石块和木棒以及打制石器等原始技术时, 人类的生活“阶梯”即已开始搭建。因为至少从人类智力的进化来看, 这些不断涌现的原始技术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由晚期猿人向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的转化, 比如仅用火和取火的技术就使猿人在生活质量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改善, 这对早期人类来说是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进步。在早期技术带来生产和生活条件进步的同时, 人类自身的生存和生活观念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关于家庭和部族的组织形式及生活方式有了明显的改变, 最原初的人类社会关系悄然发生了变革, 人类对自我的认知亦开始有了某种价值定位。随着语言的出现,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 因为作为一种特殊技术, 语言不但推动了大脑的进化, 还使得人类劳动范围得以扩大、社会交往层次得以提升;语言本身也在人类劳动和社会交往活动中获得新的发展, 催生了文字的出现。文字技术对人的社会活动和人类文明的影响不言而喻, 因为有了文字, 人们就可以把一些劳动生产经验和科学技术的发明及应用的相关知识记载下来, 从而避免这些知识在人类世代更替的历史过程中被遗忘或丧失。此外, 随着制作木乃伊等人体解剖与封存活动的展开, 古代医学逐渐兴盛, 作为一种非纯科学的技术, 古代医学在推进人类身心演化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所以在亚历山大时代和古罗马时代, 古代医学都非常盛行。即便在随后的各个动荡时期, 医学作为一种与人的生命价值息息相关的技术, 其持久性和影响力始终是独树一帜的。

当探析技术的具体实践形态时, 我们可以较清晰地看到人的自由发展的历史脉络。然而很多时候, 技术还会通过深嵌于某些社会意识形态之中而间接地影响和映射着人类自我发展的面貌, 比如哲学。古代哲学可谓人们探索古代文化的重要源头, 它通常与物理学、数学技术相关联, 而试图探索自然现象的因果关系和事物的终极原因;近代哲学很多时候则与实验科学相融通, 借助一定的科学仪器观察事物怎样运行, 追寻事物运行的直接物理原因, 并通过数学形式等表达出来, 这在对宇宙进行探索的道路上开创了新的方法, 从而推动了人类技术的发展, 拓宽了人对自我生存世界的认知及探知路径。伽利略在1623年出版的《论金者》一书中曾说过, 哲学被写在宇宙这部永远在我们眼前打开着的大书上, 我们只有学会并熟悉它的书写语言和符号以后, 才能读懂这本书;它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 字母是三角形、圆以及其他几何图形;没有这些, 人类连一个字也读不懂。

从科学技术的发展史看, 欧亚大陆和北非的古代科学技术是人类技术史上无比珍贵的宝藏, 这或可看作当代科学技术的直接源头:其发展轨迹展现了人类演变的痕迹, 直接推动着人类自身发展中自由度的提升, 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人道主义同技术之间内在联系的历史演变。

什么是真实的人道主义呢?在海德格尔看来, 人道主义即沉思和关注人何以是人而不是“非人”, 因为“非人”意指在他的本质之外。但是, 人的人性何在呢?海德格尔认为, 它在人的本质之中———人的最高本质就在于人的存在。人的“非人”状态就是人与自己的本质分离, 当人的本质与人自身分离, 人就被关在人道主义之外了。所以, 真实的人道主义首先在于人的本质的真实存在。那么, 人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它是人的真实存在状态, 这种真实的存在状态亦可谓一种技术的存在———人借由技术而不断地追求自由自觉的活动。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 技术是人存在的根本属性, 是人的思维、智力等的物化, 是人自我发展的价值展现。在弗洛姆看来,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其目的是发挥人的各种潜能, 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活动。抛开弗洛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 我们看到, 马克思主义倡导一种基于唯物历史观的、科学的人道主义, 而不是某种意识形态下的抽象的人道主义。马克思说:“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批判。” (1)

在马克思看来,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种共产主义, 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 等于人道主义, 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 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2) 在这里, 马克思将人的本质或人性视为人道主义, 认为它是建立在人作用于自然活动基础上的人化的自然主义, 因而也是人的技术化的自然主义。这种技术化的活动从一开始便成为使自然史和人类史互通的桥梁, 是人“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的必然所在, “因此, 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 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 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3) 也就是说, 真正的人道主义实际上就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 而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是人通过技术活动所呈现的“异化和扬弃异化相交替”的人化自然的客观历史面貌, 它是“人的自我价值的复归”同“技术的不断发展”之内在统一的外在表现。马克思曾指出:“正像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 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要求归还真正人的生命即人的财产, 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或者说, 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 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 (1) 马克思在这里揭示了人道主义即现实的人的生命和生活的本质, 它体现于扬弃宗教、私有财产等异化现象的活动之中, 以复归真正的人的生命价值为根本宗旨。因此, 真正的人道主义应该伴随人类的诞生与发展而不断呈现出新的内容, 其与技术之间是相融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要想维持其肉体的生存 (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 就必须通过劳动不断地创造劳动资料, 不断地发明新的技术, 使劳动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水平不断提升, 使生产工具的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和发展, 直至今日所显现的各种高新科技。所以, 要想客观而合理地定位人道主义和技术的关系, 就必须从人类历史演变规律的原生样态而非意识形态的主观视角来理解两者的本质。

马克思在谈到异化问题时, 曾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的几个层面, 包括人的劳动的异化、劳动产品的异化及人与他人关系的异化等, 从本质上来说, 这些都是在特定的私有制生产关系下所不可避免的现象, 而绝非由于技术的发明所带来的机器和机器生产等的更新换代所致。事实上, 人类异化的最初表现并非是由资本或资本家的存在导致的, 而是诸如神灵之类的外在“对象”使然———它使得人与人的本质相分离。技术的更新换代确实带来了人的异化程度的加深, 但其本身并不具有自发的异化的特性, 只是在人应用它并对历史活动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呈现出不为人所能掌控的特征。技术不等于技术的现象, 技术在本质上即技术当下真实存在的样态, 它本身不带任何意识形态色彩;而人道主义从根本上体现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演变或价值复归的根本属性, 它内在于人的生存及发展之中, 是人存在的基本方面。在人道主义思潮兴起以前, 人道主义早已现实地存在着, 它不是某一种意识形态下的专属范畴, 而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演变得以逐渐突显的人类本性, 它倡导人与他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 是人的本质的价值取向。当今世界各民族趋向和谐共处的各种社会活动, 是人道主义发展到当下历史阶段的一种外在体现, 反映的是人发明和运用高新技术的类本质的价值取向。

二人道主义与技术的关系

摩尔根曾在《古代社会》中指出:“人类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出发, 向高级阶段上升, 这一重要事实, 由顺序相承的各种人类生存技术上可以看得非常明显。人类能不能征服地球, 完全取决于他们生存技术之巧拙。” (2) 这就是说, 保障人类生存的技术和人类文明之间从起点上是一致的, 从人类的诞生与生存的生物学、社会学角度来看, 两者之间具有同一性与不可分离性。

人的自我价值的认知与发展是在技术演进的基础之上生成的, 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 技术的发展以不同的方式呈现于世或在不同领域突显。例如, “在早期哲学家所提出的问题 (关于世界的本质和运动规律) 及对它们的解答中, 自然的人格化所占的地位越来越不显著, 神从他们随自然现象的解释中逐渐消失了。他们眼中的这个有序的、可理解的、可预言的世界的指称语是‘宇宙’。这些引入新的思维方式的哲学家被亚里士多德称为‘自然哲学家’。” (3) 这些“自然哲学家”的思维或理论往往基于一定的技术创作或技术认知。但早期的人类技术在人的价值复归中所起的作用是比较隐性和缓慢的, 往往更多地表现为对世界的某种理性认知思维的确立, 即逐渐祛除笼罩于人及其所生活的外在世界的神秘面纱, 而理性地感受人的肉体的存在及其意义。例如, 进入中世纪以后的欧洲形成了一系列民族国家, 与罗马帝国兴盛时期相比, 其在技术上相对倒退, 基督教文化却普遍兴盛起来。于是, 在一段漫长的岁月里, 被一种黑暗文化所笼罩的人性的认知或觉醒成为一种奢侈, 技术发明上的萧条直接影响了人们的人文精神面貌。到了近代, 科学的最大特点是用数学语言描述自然, 或通过实验手段研究自然, 这是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 (即技术理论化时期) 人类与自然对话的特殊方式。

从人类演化的角度来说, 人的自我发展与技术之间是一种相融相长的关系。客观而言, 技术之最初形态是属人且为人的, 人道主义与技术本身并不对立, 除非由于技术的发展所推动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升华或人的本质的复归同人的现实存在之间存在非同步性。所以, 抛开意识形态的解读, 人道主义与技术之间并不存在对立关系。就此而言, 可对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异化和异化的消除走的是同一条道路”给予进一步的解读, 即技术的升华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升华是同一过程。如果没有技术的发展, 就根本谈不上人的发展, 所以对于两者之间的相融性关系不应该从某种形而上学的角度去把握。事实上, 两者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它们的结合在与自然界相处过程中是否科学,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历史性的、事实性的存在。在人类历史的很多阶段, 由于某些“外来因素” (这些“外来因素”包含很多方面, 是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共同作用而导致的) 的介入, 使得人的本质特征或人道主义的呈现逐渐扭曲, 其与技术的内在同一性亦被逐渐割裂。例如, 在分工的发展最终导致私有制的产生并最后呈现出阶级的对立这一过程中, 随着社会不平等的一步步加深, 使得技术的发明与应用被特定时期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认知体系所影响, 从而逐渐呈现出一种与人的生存发展相异的状态。从根本上说, 这一方面是由于分工等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异化, 另一方面则是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等掩盖了人道主义与技术之间的内在关系。

事实上, 技术本身的产生与发展只具有人的属性, 而不具有异化的特性。在此, 我们需要对人类史稍作分析。根据相关考古学的发现和古文明的遗迹研究来看, 尽管人类还没有完全了解自身起源及进化的全部细节, 但已有研究成果表明:“远古人类依靠原始技术使自己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 并依靠发展技术给自然界打上越来越多人的烙印, 增强了人类在自然界的自主性, 从而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文明;几乎同时, 人类最初的科学知识也给这一文明增添了理性的成分, 而这种理性又为文明的发展指出了一种方向。” (1) 从技术史的演化来看, 17、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推动了人类基本生产活动方式的转变, 分散的手工工场逐渐转向社会化的大工业, 机器的使用日益规模化, 并在很多场合取代了人力。同时, 技术理论化即自然科学的发展促进了市场经济和世界贸易的兴盛, 而机器大工业的出现, 更是直接把人类社会带入了工业文明时代, 人类自由发展的步伐也由此增速。人类历史不仅逐渐进入了工业化的时代, 更进入了一种技术化的时代。自19世纪以来, 以机器生产技术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浪潮逐渐席卷欧洲大陆、北美乃至全世界的市场:铁路交通、海上航运技术及世界性贸易市场的形成逐渐打破了各地区之间在经济、技术和文化等方面的闭塞和隔绝状态;物理学方面出现了有线电和无线电通信技术;电力技术能源被广泛地应用到工业中;工业生产领域亦广泛地采用新兴的化学科技。总之, 这一时期技术的最大特点是逐渐地融于科学之中, 尤其到了20世纪, 科学和技术这两个在过去曾长期处于相对分离状态的领域开始相融相长, 使得社会文化的呈现与延伸逐渐以“科学技术”为轴线, 从而促使人的自我价值的提升与估量逐渐“科学技术化”, 人道主义的科技标杆逐渐确立。

纵观历史演变, 我们看到, 技术的出现并非出于科学的需要, 它是随着人最初的自我发展的需要而兴起并不断发展的。所以, 人的本质的升华同技术之间具有同一性。问题在于, 人的本质的升华与科学之间却存在非完全同一性。因为, 技术源于人的需要, 而科学往往是对人的需要的各种外在表现的确认, 内含着一定的评价因素。

总之, 人类技术史促成和促进了人类文明史的诞生与发展, 从而推动了人的自我发展的历史。马克思曾指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 改造无机界, 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 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 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 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 (1) 这里的“实践”是以技术的生产与再生产为基础的, 它推动着扩大的社会物质生产、人的精神再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的进程。可以说, 以技术为基础的人类劳动是人的价值生成并使人获得自我认识的基础, “正是在改造世界中, 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 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 (2) 而这种生产最初是以使用天然石块和木棒以及打制石器等技术为基础的, 人的劳动的存在、人的自由发展同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在本质上是同一的。然而, 当人们看到“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时, 他们往往也相应地把支撑劳动的技术看作一种手段, 并将其与人的本质相对立, 从而遮蔽了在不同程度上让人的活动更加自主和自由的技术的根本属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 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 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 (3) 也就是说, 工业史的发展和人类史的发展在本质上是统一的, 工业的发展展现了人的自由发展及追求自由的本性, 而它同时所展现的亦是技术的发展所推动的人的自由的发展, 因为“工业是自然界对人, 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 (4) , 且“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 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 (5) 技术是推动工业发展的杠杆, 是人展开自由活动的依托, 由技术的发明、发展所推动的工业革命曾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推动了人的自由自主活动的发展, 从而将人对现代文明、对自由的追求直接地呈现在日常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之中。

三人道主义与技术的现实发展

在欧洲中世纪, 为宗教神学服务的经院哲学一度成为了思想主流。这一时期, 由于对科学的无知, 束缚了人的自由发展, 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 就是人道主义的发展被遮蔽起来。正是之后由技术所推动的科学的发展 (亦或由科学所推动的技术的革新) , 树立起了人道主义发展的“风帆”, 并使之成为一种内在的无法抗拒的力量。通过科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发展的主旋律一直是沿着古代毕达哥拉斯、阿基米德等人开创的方向前进的, 这便是探索复杂的自然现象中所蕴含的简单性与和谐性, 并力求将这种简单性、和谐性以人的直观容易把握的数学形式或语言表述出来。” (6) 20世纪以来, 文明的车轮飞速前行, 科学技术成为文明的主加速器。可以说, 技术进而科学的发明和发展代表和决定了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水平, 技术的人文理念和人的技术品质从来都是融合在一起的, 共同体现和推动着人的自由价值的演进;科学技术本身是最具人性的, 人追求自由自觉的活动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初动力, 技术的合理性取决于人的价值理念的合理性。然而, 长期以来,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离造成了人类的精神危机、生态危机及社会危机。这需要我们重新认识技术与人道主义的同一性, 进而摆脱人类面临的各种危机与挑战。

如上所述, 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同人类的诞生与发展密切相关, 有其历史必然性, 只是到了近现代才使其同一性特征更加突显, 人与技术之间相互作用的效应更加突出。然而, 应当看到, 这种效应在不同时期带给人们生活以及认知的影响是纷繁复杂的, 诸如反技术的人道主义之风的兴起, 它给技术的发明、发展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一个惯常的现象是:人们往往从自然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来判断一种技术的好坏, 这样必然会割裂技术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从而导致一种非科学的评判。人类历史越往前追溯, 技术的自然属性及其对人的发展的自然属性或自然价值性的影响似乎更加强烈;而从现代技术产生之后来看, 似乎技术对人的影响的社会属性或社会价值性更加凸显。这往往给人们带来一种错误的认知, 即技术越往后发展, 其与人的价值本质越背离, 因为它似乎越发脱离了作为一种自然物种的人的自然属性的合理性发展。这或许是缘于人们的一种惯性思维模式———事物的自然演化是无可厚非、无需抑制的;社会演化则是由人的意志左右的, 取决于人的认知或意志。这无疑是一种割裂事物联系的认知方式。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 人的发展或价值的提升即人道主义特征的展示, 其同技术的产生与发展之间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和谐性, 这大概也是人们经常缅怀过去的重要因素之一。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文主义思想曾经使人们开启了重新认识人自身的文明之门, 并将科学从神学的黑暗之门中解救出来, 为自然科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19世纪之后人类在生物学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发现与迅速发展, 是以自由思想指导下的技术发明和理性实验为前提的, 这种内在关联的特性在20世纪尤其是21世纪的高新科技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20世纪的物理学革命将人类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它与生物学和信息论一起开拓了人类技术发明的广阔视野, 推动了人类历史由地域性向世界性扩展:人类认识自然界的能力大大提高, 自然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亦使人们的生产生活迅速步入了现代化轨道。生物基因技术、电子信息技术、航天航海技术、核能源技术等当代高新技术无不大大改善了人类生命体的存在与延续、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在这一过程中, 科学不断地技术化, 技术亦不断地科学化。人的生、老、病、死越来越远离上帝的“庇护”, 越发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与此同时, 人们对于自我价值的肯定与推崇愈益突显, 对自由的追求或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复归也愈益成为社会发展的内在轴线, 并在21世纪高新技术发展的今天成为了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标尺。

在欧洲盛传一种说法:光荣归于希腊, 伟大归于罗马。在人类史上, 古希腊以其璀璨的文化、文明之光令世人敬仰至今, 在这种“光芒”中, 散发的是一种求知与和谐的人性。古罗马人则用象征先进技术的“铁骑”摧毁了古希腊式平和状态下的人的自由天空, 代之以战火、杀戮及强大的政权统治;但它打破了民族地域的局限而将世界历史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用一种野蛮而暴力的方式开启了人们对人性的重新认识, 以及对社会历史演化的重新审视, 这明显地表现于经历了近一千年黑暗时期的中世纪文化动荡后的文艺复兴运动之中。可以说, 这前后一两千年的历史演进印证了人的自由价值发展的辩证法。对此, 马克思也曾说过:“野蛮的征服者, 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 (1) 比如, 罗马人曾以其所向披靡的军事威力征服了希腊人, 但在文化上罗马人反过来被希腊文化的“魔力”所征服。这就是说, 在文化的发展进步过程中, 通常会由于技术的发展引发固有文化形态的动荡, 而技术在一定时期所引发的负效应往往可以通过某一时期的文化积累来修补。在一较长时期内, 人道主义同技术的发展表现为相融相长、彼此推进, 从而勾画出了历史发展的曲线。

恩格斯曾说:“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 不过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 (2) 在恩格斯看来,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状态, 同生物界中的生存斗争是有着根本区别的。原因在于, 人道主义的存在是人的根本属性, 是人的自我发展的辩证法, 是促进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升华的根本所在, 它同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及分配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据史料记载, 受基督教会所控制的“宗教裁判所”曾杀害了数十万科学家和自由思想者, 古希腊文明的光辉因此黯然失色, 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几乎无所建树。可见, 在历史的长河中, 人道主义和技术的同一性不仅表现于两者发展的平衡性, 也表现于两者消退的平衡性。所以, 我们还需要站在人类历史长河的某一端点上来审视人的自由价值的复归。

在当代, 试图禁止某些备受争议的高新科技是不可能的,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中添加更多人道主义价值因素才是关键所在。如何科学而合理地把握两者内在的同一性才是推动人的自由发展的根本。纵观人类历史, 我们看到, 在持久的自由之战中, 人一次次地挣脱束缚自己的力量, 尽管历经挫折, 但最终自由还是获得了胜利, 人类的生产活动也从根本上一步步地靠近人的自由本质的复归。同时我们还应看到, 人的真正解放是世界范围内的解放, 真正的人道主义绝非狭隘地域性的人的自由发展, 它与技术的同一性规律造就了并将继续造就人类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交融并进。“在欧洲的文化沙漠时代, 阿拉伯人却继承了古希腊的科学遗产, 保存了这可贵的科学火种。中国人早期的四大发明曾经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准备了条件。这些都与同时期欧洲的漫漫长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简言之, 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 通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即当某一地域处于科技与文化萧退状态时, 世界其他地域则通常处于科技与文化的繁荣期。正是缘于这种交错性发展, 科技与文化之火种才得以在世界范围内熠熠发光;而科技与文化发展的交错性又反过来表明, 人的自由价值的复归具有世界历史性, 只有普及于世界历史范围内的人道主义, 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注释】

1 (2)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 2002, 第220页;第297页;第30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第331页。

3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 杨东莼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第14页。

4 韩锋:《自然科学的历程》,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第16页。

5 王鸿生:《科学技术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第5页。

6 (2) (3) (4)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第273页;第274页;第306页;第307页;第307页。

7 王鸿生:《科学技术史》, 第306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 人民出版社, 1998, 第246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622页。

10 韩锋:《自然科学的历程》, 第41页。

（原载《哲学动态》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