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杜尔宾 (Paul T.Durbin, 1933—) , 美国当代知名技术哲学家, 国际技术哲学学会 (The Society for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SPT) 的倡导者和SPT发展的重要参与者。自20世纪70年代初至21世纪初, 杜尔宾活跃于国际技术哲学界近40年。2006年, 奥尔森 (Olsen, J.K.B.) 和赛林格 (Selinger, E.) 在其访谈性著作《技术哲学:五个问题》[1]中, 采访了24位当代著名技术哲学家, 杜尔宾就是其中之一。杜尔宾终身任教于美国特拉华大学 (Delaware) , 至今仍致力于技术哲学的学科建构。

一 国内学者对杜尔宾学术思想的关注

从目前可见文本来看, 国内已有部分学者引述杜尔宾的学术观点。这些观点主要聚焦于: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和未来走向、技术与哲学的关系、工程哲学、实用主义路径的技术哲学等。比如, 《当代欧美技术哲学研究回顾及未来趋向分析》 (郭冲辰等, 2002) 、《西方技术哲学研究中的路径及其演变》 (盛国荣, 2007) 、《技术设计:技术哲学研究的新论域》 (乔瑞金、张秀武等, 2008) 、《从Techné特刊看现代西方技术哲学的转向》 (张卫等, 2011) 等文章, 引证了杜尔宾的观点阐述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和未来走向;《关于技术哲学的五个问题》 (陈昌曙、王前, 2010) 、《工程哲学的兴起及当前发展》 (余道游, 2005) 、《中外工程哲学研究之比较》 (陈凡等, 2009) 、《欧美工程风险伦理评价研究述评》 (朱勤、王前, 2010) 等文章, 依据杜尔宾对技术哲学的认知, 进一步阐明了技术与哲学的关系;《试论欧美技术哲学的特点及经验转向》 (陈凡、朱春燕等, 2004) 等文章, 引证了杜尔宾的工程哲学思想, 阐述经验转向背景下的工程哲学进路;《从传统行动学到现代行动学》 (王楠, 2010) 等文章, 引述了杜尔宾的实用主义路径, 论证作为“行动学”的技术哲学。然而到目前, 国内尚无学者对杜尔宾学术思想进行系统研究。

几年前, 笔者论证“技术哲学荷兰学派”时, 援引杜尔宾的《技术哲学:话语体系的寻求》 (下文简称《技术哲学》,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In Search of Discourse Synthesis, 2006) 中荷兰学派群 (The Dutch Schools) [2]177-190的观点。随后, 梳理SPT发展史时, 发现杜尔宾对当代技术哲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是一位不可忽视的技术哲学家。与米切姆 (C.Mitcham) 、芬伯格 (A.Feenberg) 、伊德 (D.Ihde) 、温纳 (L.Winner) 等技术哲学家相比, 杜尔宾与中国技术哲学界的交互少见, 国内学者对他的关注也相对较少。

本文的研究资料主要源于特拉华大学杜尔宾的个人网站。杜尔宾将自己的主要著作、论文整理为四部分:《行动主义者的技术哲学I:1989—1999》 (Activist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Essays 1989—1999, 下文简称《1989—1999》) 、《行动主义者的技术哲学II:1909—2009》 (Activist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I:Essays 1999—2009, 下文简称《1999—2009》) 、《哲学、可持续性和全球化》 (Philosophy, Sustainability, and Globalization) 、《技术哲学》。与大多数知名学者不同, 这些著作的系统编撰是由杜尔宾自己完成, 如他所言, 这项工作是“去世前的自我回顾和整理”。[3]2

二 学术历程:从科学哲学、应用科学到技术哲学与社会行动

2006年杜尔宾对话奥尔森和赛林格 (技术哲学:五个问题) , 这是一次总结性回顾 (梳理了杜尔宾几十年的学术历程) 。对话中, 杜尔宾将自己的研究历程归结为:[4]67从科学到应用科学, 从应用科学到技术。

1968年, 杜尔宾的博士学位论文“科学的发现过程” (The Discovery Process in Science) , 以《逻辑与科学探索》 (Logic and Scientific Inquiry, 1968) 的名称刊出。在此阶段, 杜尔宾使用“合情推理” (plausible reasoning) 来理解科学发现过程。撰写博士论文时, 杜尔宾开始关注科学发现过程中的社会要素, 与此同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米德 (G.H.Mead) 的思想给他以重要启示。米德在《科学方法与个体思想家》 (Scientific Method and Individual Thinker, 1964) 中认为, “科学家和科研组织之间存在动态地相互作用……任何认识论说明, 如果没有反映出认知者创造力背后的社会群体, 这注定是失败的事实。”[4]67也就是说, 科学家的创造力, 源于交互, 源于社会。杜尔宾还认为, “不拘泥于认识论的问题, 才能自由地追求重要的发现, 这些发现可能属于纯科学领域、任务导向的科学 (应用科学) 领域亦或是工程、技术领域。”[4]67这些经历或观点, 非常自然地将杜尔宾的研究对象从科学转向技术。与此同时,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 美国爆发了全面反对越战的运动, 一批学者开始批判 (军事) 技术。例如, 约翰·麦克德莫特 (J.Mc Dermott) 的文章, “技术:知识分子的鸦片”。[4]67技术在人们生活中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我们又该如何对待技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促使杜尔宾开始关注技术哲学问题。

从70年代初至今, 杜尔宾全身心投入到哲学与技术相关书籍的编辑整理。及至1992年, 出版第一部学术专著《科学、技术和医学中的社会责任》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 [5]下文简称《社会责任》。在《社会责任》中, 杜尔宾认可杜威 (J.Dewey) 和米德的观点:当哲学家涉足社会问题时, 哲学家不能扮演哲学王的角色, 也不能告知他人如何解决他们面对的问题。从科学家、工程师到社会科学家、政府官员、各类专家, 以及普通公民在内的所有人需要平等的参与到 (技术-社会) 问题的解决中来。[4]68与此同时, 杜尔宾也意识到, 采取这种方法来解决问题的哲学家非常少见, 他呼吁“更多的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 [4]68,[5]包括技术的教育工作者、医学院的改革者、媒体与通信专家、生物工程与生物技术专家、计算机专家、核专家和生态学家等。在《1989—1999》中, 杜尔宾也倡议哲学家, 尤其是技术哲学家和环境哲学家做同样的工作。

杜尔宾还认为, 包括工程伦理学家、生命伦理学家或环境伦理学家等在内的“应用伦理学家”, 应该将他们的学术旨趣从文献学术转向现实世界的行动主义, 进而提升工程学会的政策制定、使高科技医疗更人性化、让环境伦理学理论帮助改善环境。[4]68另外, 杜尔宾以身作则, 将自己的理论付诸现实, 曾多次到哥斯达黎加, 参与物种多样性的保护工作。

三 技术哲学:一门真正务实的学科

20世纪90年代中期, 伊德在回顾技术哲学发展历程时, 认为存在四大技术哲学流派:马克思学派、杜威学派、海德格尔学派和埃吕尔学派。[6]从杜尔宾的学术著作来看, 他推崇杜威的实用主义, 认为技术哲学是一门“真正务实的学科”。[3]3从杜尔宾的学术历程来看,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米德促使他转向技术哲学研究。[4]67因此, 如果依照伊德的划分, 杜尔宾属于典型的杜威学派。

从学科建构来看, 技术哲学与科学技术研究、环境哲学等学科有很大的重叠。一方面, 技术哲学的研究为人类活动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另一方面, 这些可能性又大都没有实现。[4]1为了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 杜尔宾在撰写《社会责任》时邀请了包括技术教育者、医学院的改革者、媒体专业人士、生物技术专家和工程师、计算机专业人士、核专家、环保人士以及具有示范性的职业、社会工作者和“辅助性职业”[4]1等相关人士参与到他的计划中来。因此, 杜尔宾认为, 技术哲学理应是一门真正务实的学科。另外, 从论文集的命名可以发现, 杜尔宾的学术旨趣主要聚焦于:技术与社会、技术伦理学、技术与自然环境。这些方面都是围绕“务实”的技术哲学展开, 需要作为“行动者”意义上的技术哲学家 (技术工作者) 来完成的。

杜尔宾推崇技术哲学的公共利益行动主义 (Public-Interest-Activism) 方法, 这种方法导源于社会伦理学家米德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许多应用伦理学家致力于公共问题的商讨, 比如核废料处理、更宽泛毒品的监管、广义上的环境伦理学等问题, 但是对相关社会问题的实际解决而言, 几乎没有什么意义。[3]8为了回避这种窘境, 杜尔宾开始参与实际改革, 比如, 对生命伦理学和工程伦理学等问题的商讨和实际参与, [3]8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术哲学家试图解决社会问题的困境。

从技术哲学的社会“务实”向度看。杜尔宾认为, 跨学科的哲学工作者 (技术哲学工作者) , 可以在人生困惑、职业导向、走向社会等方面帮助在校的大学生。有鉴于此, 1978年、1995年杜尔宾先后两次编撰《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 并在大学中推行。另外, 哲学工作者也可以加入伦理委员会、技术评估委员会等相关组织, 参与到新技术的伦理风险评估。因此, 在杜尔宾看来, “当代哲学家对当代世界的贡献, 如同‘世俗的牧师’成为社会、政治、文化等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愿景。”[3]9

早在1975年, 杜尔宾在特拉华大学着手成立SPT时, 就主张将实用主义方法应用于这个开放的潜在的领域。[3]3这个领域是技术哲学, 它是一门关于哲学、技术和技术文化的学科。基于这样一种实用主义情结, 杜尔宾花费近20年撰写《社会责任》。随后, 又在米切姆和瓦克斯 (Waks L.) 主编的《技术与哲学研究》的技术与社会行动栏目上刊发“社会行动的技术哲学的辩护” (In Defense of a SocialWork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从1975年至2009年杜尔宾的学术历程来看, “技术哲学的最佳方法是行动主义者的方法, ”[3]3即主体参与的实用主义方法。

杜尔宾认为, 真正务实的技术哲学还包括“职业伦理学”, 它兴起并存在于学术界的某些领域或某些职业协会, 已成为一种主流活动。包括米切姆和瓦克斯等人在内的学者也意识到“技术通常服从伦理学 (指传统的伦理学) 而非改变伦理学”[3]4。真正务实的技术哲学还必须以现实和紧迫的“技术-社会”问题为中心。他呼吁, 技术哲学研究者“解决或大或小、地方、国家、国际等紧迫性的技术社会问题”[3]11。他也期望相关专业人士更加开放和包容。

四 问题导向:以技术社会问题为内核

不管将技术界定为“新工具、装置、进程, 或称其为技科学”, 在当前社会, 现代技术和技术系统理应处于中心位置。进一步说, 在技术社会中, 在伦理和法律体系中, 技术应该有重要的位置, 即“技术哲学家/伦理学家所关注的现实世界的问题为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3]4因此, 杜尔宾倡导学术界的技术哲学家/伦理学家要关注技术社会 (technosocial) 问题, 敦促他们以积极的方式参与这些问题的解答。对于技术社会问题的解决, 杜尔宾借鉴实用主义思想中的“从思想到行动”的方法, 将自己的方法界定为“社会行动的技术哲学” (social work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4]68, 行动主义是构成哲学家生活和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杜威风格的实用主义对学术作用的重构, 学术的作用开始从理论层面扩展到“服务”社会的组件, 这种服务是个人学术职业必备的基质, 或者至少在口头上学术应对社会做出贡献。[4]68

从关注的具体“技术-社会”问题来看。杜尔宾主要聚焦于:全球变暖、物种多样性的消失、医疗科技、更人性化的工程设计、职业伦理问题、广义上的环境伦理学、发展中国家遭遇经济全球化等问题, 这些问题不是学术哲学可以解答的, 而是在实际行动中完成的。

受杜威的影响, 杜尔宾反对一切二元论, 包括将哲学从生活中分离出来。在杜尔宾看来, “我们都参与技术决策:专家直接参与, 公民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决策……”[3]4, 哲学家、伦理学家也应致力于解决技术社会问题。一个包容社会的公民有权期望:技术专家, 包括哲学家, 都致力于解决这些技术社会问题。他在《社会责任》中提到“尽量争取生物技术专家和工程师同生态学家一道参与到行动中来”[4]69。值得一提的是, 杜尔宾倡导的共同参与不是一种道德/社会/政治责任或义务, 他试图通过技术培训等方式, 使得哲学家、其他学者, 和那些已经在工作的公民一起行动, 从而解决手头最迫切的问题。[4]69他倡导的共同参与是一种不成文的社会契约, 这种契约存在于专家和社会之间, 或者说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工作和所得职业报酬间。[4]69杜尔宾认为, 不论是哲学思想家还是应用伦理学家都可以为社会做出一定的贡献。哲学思想家们至少可以提供“清晰的思维能力”, 可以将他们获取的知识进行存储和传承。

在新技术的职业伦理问题上, 杜尔宾认为“生活在信息化社会中的人们迫切需要反思、更新传统的隐私保护。”[4]15在信息技术时代, 在电子处理和信息系统中, 每个人都是柏拉图洞穴里的虚拟的影子。[4]14为了进一步阐释信息化时代隐私问题的迫切性, 杜尔宾转引美国知名计算机隐私方面的法学家劳伦斯·莱格斯 (L.Lessig) 关于隐私的三个概念:其一, 效用概念, 旨在减少入侵。人们不想被麻烦和打扰。其二, 追踪尊严的概念。搜索他人所拥有的就是冒犯他人尊严。其三, 隐私作为一种限制国家权力的规范。[4]15-16最有效的解决新技术伦理的方式是根植于美国实用主义的伦理学, 它能够处理相互冲突的伦理道德秩序 (新或旧之间) 。在每一项“新技术”的案例中, 纯粹的哲学思维, 即仅依靠“职业道德”专家, 不能解决伦理或社会问题, 只有行动主义的方法才有机会解决这些问题。[4]15在关注新技术伦理的同时, 杜尔宾认为, 未来我们需要进一步关注“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医疗科技”“更人性化的工程设计”等技术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仅限于空谈, 而需要深入研究和实践。

五 学科拓展:工程伦理学与社会责任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 杜尔宾开始关注工程哲学与工程伦理学, 他的工程伦理学依附于工程技术的社会责任研究。比如, 核扩散、全球生态崩溃、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等工程伦理学[3]8。1991年, 由杜尔宾编写的《非学术科学与工程的批判视角》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Nonacdemic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7]1-6可视为工程哲学出场的重要著作。除此之外, 在《技术哲学》中有3章直接商讨工程哲学:[2]3-4第15章, 工程哲学 (总体上历史的谈工程哲学) ;第20章, 工程伦理学与计算机技术 (计算机工程伦理学) ;第22章, 生物技术 (生物工程) 。杜尔宾主要从工程哲学的演变和工程教育两个向度阐述工程哲学。

尽管许多技术哲学家认为工程哲学如同技术哲学一样, 存在“到底能做什么”的缺点, 但是杜尔宾认为, “工程哲学是哲学缺失的一个重要部分”[2]141,[7]5。例如, 功利主义的技术工程专家们对技术风险的考量仅限于“成本与收益” (costs and benefits) 的比较与平衡。[2]233他们更在意技术工程的经济效益, 而忽视甚至忽略技术风险。这些问题的解决恰好是工程哲学的使命。

然而, 从近十年杜尔宾在工程哲学上的论述看, 与其说他倡导工程哲学不如说他更推崇工程伦理。在《1999—2009》收录的文章《哲学与工程的多方面》 (Multiple Facets of Philosophy and Engineering) 中, 开篇杜尔宾就指出“存在一门工程哲学?我的答案是否定的……”[4]41。他从五个向度分析了工程与哲学及其关系:[4]41-45工程师眼中的工程结构、工程学与价值观、美国实用主义语境下的工程学与哲学、工程学批判和工程协会及工程教育。杜尔宾认为, 尽管工程与哲学研究在很多方面还很欠缺, 但是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例如, 针对工科学生的专业特点和知识背景, 推行“工程道德准则的引导”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

六 立足当代技术哲学发展史: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与伊德 (1993) 、米切姆 (1994) 对技术哲学发展史的概述不同, 杜尔宾主要关注了技术哲学的实用向度发展史和SPT成立以来 (1976—2006) 的技术哲学新进展和技术哲学家在诸多重要问题上的争议。

杜尔宾的《技术哲学》, 描述的正是SPT30年间的主要的争议, 他以历史的视角梳理当代技术哲学。当然其他学者也在做类似的工作, 比如, 荷兰学者汉斯·阿特胡斯 (H.Achterhuis) 的《美国技术哲学:经验转向》。[8]从杜尔宾描述的美国技术哲学的发展来看, 美国技术哲学首先经历了欧陆技术哲学经典著作的译介。具体来看:[3]12-131964年, 埃吕尔的《技术社会》在美国翻译并出版, 技术问题的社会研究得到重视, 技术取代自然成为当代社会的“新环境” (new milieu) , 技术自主发展问题引起相关学者的极大关注。比如, 温纳 (L.Winner) 受埃吕尔《自组织技术》的影响和启发, 提出技术的政治。随着海德格尔著作在美国的翻译出版, 包括杜尔宾在内的美国技术哲学家在海德格尔著作中看到“对技术社会的担忧”。及至20世纪70年代, 马尔库塞 (H.Marcuse) 的思想开始流行, 尤其是《单向度的人》, 呈现出技术悲观主义。有鉴于此,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第一代美国技术哲学家, 试图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解决技术社会问题, 这些方案或左, 或右, 或中规中矩。比如, 丹尼尔·贝尔 (D.Bell) 在《后工业社会》中认为, 技术专家是技术社会问题解决的希望。及至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 情况变得更复杂, 但是政治光谱 (political spectrum) (1) , 对“崭露头角”的技术哲学来说, 仍旧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视角。

从1976年SPT成立以来, 技术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 但也存在着诸多争议。在《技术哲学》中杜尔宾描述到, “从SPT 35年的发展历程看:它经历了‘脱胎于科学哲学’‘研究视阈的拓展’以及‘试图建立一门学科’”[2]三个阶段。杜尔宾认为包括米切姆、米卡洛斯 (A.Michalos) 、施雷德-弗莱切特 (K.Shrader-Frechette) 和托夫斯基 (M.Wartofsky) 在内的前四任SPT学会主席, 以及邦吉 (M.Bunge) 、马格里斯 (J.Margolison) 、阿加西 (J.Agassi) 、伯恩 (E.Byrne) 等技术哲学家促使技术哲学从科学哲学中分离出来。[2]11皮特 (J.Pitt) 、伊德、温纳、芬博格 (A.Feenberg) 、希克曼 (L.Hickman) 、费雷 (F.Ferre) 和杜尔宾等技术哲学家拓展了技术哲学的问题域。[2]11伯格曼 (A.Borgmann) 、约翰逊 (D.Johnson) 、莱特 (A.Light) 、克里姆斯基 (S.Krimsky) 、汤普森 (P.Thompson) 等学者以及整个荷兰学派共同完成着第三个阶段, [2]12即技术哲学的学科建设。

言及技术哲学的未来, 杜尔宾认为, 与其他学科相比, 技术哲学发展迟缓, 以至于在《技术哲学的进展?比较的视角》中写道“技术哲学取得的进展是有限的”。[9]在《技术哲学》的最后, 杜尔宾列举了SPT发展历程中, 关涉技术哲学的12个争议性问题, 这些问题关于学术哲学发展, 或关于社会进步。在此将12个争议性问题简述为:[2]281-287第一, 将分析哲学中的认识论争论置于实用主义情境下商讨。第二, 在当前文化技术化的语境中, 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考仍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第三, 批判传统的技术哲学的延续。第四, 分析技术哲学和现象学技术哲学在争议中并驾齐驱。第五, 革命性思维 (激进的批判) 将伴随技术社会的发展持存下去。第六, 超越学术服务维度, 哲学应该为生活世界做出实际的改善。第七, 哲学家、工程师、科学家及相关职业协会应超越其学术职业工作, 同社会活动家、普通个人共同参与社会服务。第八, 工程哲学是技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九, 环境伦理问题亟待解决。第十, 关注日常 (常规) 技术。第十一, 后现代主义与技术社会建构论。第十二, 关注德国、荷兰和西班牙等国技术哲学的新进展。以上12个争议性问题是杜尔宾依附于SPT发展史, 对未来技术哲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进路、研究问题和学科体系的思考与展望。

伊德在《技术哲学》[10]中认为, 人类与技术的关系构成观念历史的论断, 杜尔宾认可这种说法。早期传统历史学家和社会、文化人类学家, 试图将社会进化和人类社会所使用工具的变化联系起来, 甚至将这种联系上溯至前原始社会。这种方法现在看有些过时, 但它仍旧是人类回望历史的视角。因为, 各种类型的发明改变了人类社会, 改善了人类的生活。

七 价值旨趣:更好的技术共创美好未来

杜尔宾一直在强调, 哲学家 (特别是技术哲学家) , 应如科学家们所做的那样, 应该信奉同一个目标:服务于人类。科学家和哲学家共处“技术时代”, 共同面对无数的社会问题。[3]77因此, 杜尔宾认为“技术哲学必须接受跨学科研究的挑战”, “技术问题的解决需要哲学社会学家和通晓数门专业知识的学者进行多学科间的合作。”[9]从SPT创立之初就存在技术与哲学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和技术的哲学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的争论[11]18, 如果从不同学科合作的向度分析, 技术与哲学更符合技术哲学的共同参与精神。

现代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包括许多思想家在内的人们开始恐惧技术, 甚至反对技术。例如, 秉持工具起源的史学家通常举的例子:技术是发动战争的技术。[4]71在杜尔宾看来, 技术在更大意义上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提出“行动主义者的技术哲学方法”, 呼吁技术哲学家应该对未来的技术世界充满信心。虽然技术哲学家拥有批判技术的精神和责任, 但是不能制造“启发式恐惧” (heuristics of fear) 。

从未来技术哲学家应具备的素养看。杜尔宾认为, 技术哲学家 (哲学工作者) 必须熟悉迅猛发展的现代科技, 当然对绝大多数人来讲熟悉全部科技发展是不可能做到的, 但是至少要熟悉一个领域, 持续关注这个领域的专家在做什么。[4]4比如, “虚拟现实技术”“生态学科学”“工程设计”“医学科技进展”等领域。因此, 杜尔宾多次强调:[4]5下一代技术哲学家, 属于特定技术的哲学家, 他们必定是特定专业知识领域内的专家。

宇宙的秩序是现实生活的道德秩序, 它已成为人类社会成员的自觉遵从的方法[以包容、公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们的世界, 来自过去的拥有和现在的控制。通过发现和发明, 我们拥有和控制世界。如果我们起亟应对它, 这将是一个精彩的冒险。[4]7古希腊先哲诉求哲学王, 在当下包括温纳在内的技术哲学家认为, 通过哲学家 (或更普遍意义上的思想家) 来解决问题。[4]72技术哲学家应承担起应有的社会担当, 追随行动主义者, 与志趣相投的各领域专业人士共同面对技术问题, 这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展望新世界, 必将是更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OLSEN J K B, SELINGER E.Philosophy of technology:5questions[M].New York:Automatic Press Publishing, 2007:1-3.

[2]DURBIN P T.Philosophy of technology:in search of discourse synthesis[J].Techné: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2006, 10 (2) .

[3]DURBIN P T.Activist essays i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1989-1999[DB/OL]. (2009-10-20) [2015-4-23].http:∥www.udel.edu/Philosophy/sites/pd/files/acivist 1.pdf.

[4]DURBIN P T.Activist essays i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1999-2009[DB/OL]. (2009-10-20) [2015-4-23].http:∥www.udel.edu/Philosophy/sites/pd/files/acivist1.pdf.

[5]DURBIN P T.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M].Bethlehem:Lehigh University Press, 1992:1-230.

[6]IHDE D.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1975-1995[J].Techne, 1995, 1 (1-2) :8-12.

[7]DURBIN P T.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nonacdemic science and engineering[M].Bothlehem:Lehigh University Press, 1991.

[8]ACHTERHUIS H.America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the empirical turn[M].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6.

[9]DURBIN P T.Advances i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comparative perspectives[J].Techne, 1998, 4 (1) :4-15.

[10]IHDE D.Philosophy of technology[C]∥KEMP P.Philosophical problems today.Dordrecht:Springer, 2005:91-108.

[11]DURBIN P T.SPT and social progress[J].Techné: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winter, 2010, 14 (1) :18.

【注释】

1 政治光谱 (Political Spectrum) 是一种通过把它们放置在一个或更多的几何坐标 (geometric axes) 上, 以对比或形象化不同政治立场的方式。

（原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