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关注我们对自我和他人的判断、理解和评价。历史上，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哲学讨论主要有：类比论证(密尔、罗素)、行为主义论证(赖尔)、符号语言论证(维特根斯坦、马尔科姆)、归纳论证(艾尔、施莱辛格)、假说-演绎证明与“云室痕迹”类比(福多、丘奇兰德)等。基于传统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以及经典的他心理论假设，绝大多数社会认知研究将表征-计算假设视为其哲学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核心，聚焦社会认知概念的表征和对他人理解机制的可计算性，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了“理论论”(福多)和“模拟论”(戈德曼)两大主流社会认知理论。学术界似乎已经达成了一种广泛的共识：一种令人满意的对社会认知的阐释，只能在理论论、模拟论或两者的混合物之间作出选择，除此之外，别无他选。然而，近年来，这一传统研究范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传统社会认知学家基于表征-计算的哲学假设和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导致了自我与他人心灵之间无法消弭的非对称性和不可通达性，从而无法对社会认知的“交互性”本质给予充分的重视。他们一方面积极吸纳并进一步发展现象学传统中有关社会认知本质的敏锐洞见，这其中的宝贵资源不仅包括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和梅洛-庞蒂对“交互主体性”的重要论述，还包括斯特恩(E.Stein)、格维奇(A.Gurwitsch)、舍勒(M.Scheler)和舒茨(A.Schutz)对作为指向他人体验意向性的“同感”的考察；另一方面受益于心理学、神经科学、生物学的科学研究中关于社会认知具身效应的重要发现：如关于态度的具身研究、社会知觉的具身研究以及情绪的具身研究等经验研究成果，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社会认知理论成果。其中，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理论范式正在迅速崛起——生成认知理论(enactivism)。按照生成认知观，社会性的理解不是个体基于理论推理或模拟程序的结果，从本质上说，是从主体与他人的实时交互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这种实时的交互过程，包括了主体与他人之间的情绪感染、情感共鸣以及身体姿势、面部表情和语音语调等方面的协调。具体的交互过程不但影响了主体与他人的关系，而且影响了我们(我-你)理解世界的方式。德亚戈(H.De Jaegher)和蒂保罗(A.Di Paolo)将这样的交互过程叫作“参与式的意义建构”①。
本文主要对生成认知视角下“主体间性”的哲学基础、理论内涵及其科学实践进行考察。对生成主体间性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哲学讨论，不仅能够深化我们对主体间性本质(作为主体、他人和世界共同建构和转化意义的过程)的认识，而且能够为理解当代现象学对传统社会认知进路(认知与身体的分离以及“他心”不直接可知)的批判带来新的启示，为社会认知和主体间性哲学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动力系统理论和现象学视角的整合、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视角的整合以及科学方法与经验研究的整合)。
一 生成进路对传统社会认知研究范式的批判
传统社会认知研究范式主要表现为两种理论形式：理论论和模拟论。理论论主张：主体基于那些关于“他人通常是如何采取行动的”以及“我们的心智状态是如何引起自身行为的”这样的先天理论，对他人的心智状态进行推理。这些先天理论一旦形成就是主体理解他人首要的、最有效的途径。而模拟论则认为，主体对他人的理解并非依赖于理论推理，而是因为主体先天地就能够通过自身的心智模型对他人的信念和意图进行模拟。
理论论和模拟论在许多重要的方面存在着差异，但却共享了一些基本的哲学预设②：(1)“内部世界”假设：心智是一个隐匿着的内部世界。自我与他人心灵之间存在着无法消弭的非对称性，主体由于无法直接感知他人的心智状态，而不得不诉诸于理论推理或模拟程序才能够理解他人的内心世界。(2)身体仅作为模拟或推论展开的界面：理论论和模拟论关注交互的心灵而非交互的身体。从本质上说，主体对他人的理解过程就是两个笛卡尔式的心智之间的表征投射、转译和接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身体仅仅起到了生理性的中介作用。(3)“离线”的认知模式：为了达到理解他人的目的，主体作为“观察者”，从第三人称的视角对他人的行为及情绪进行理论推理或模拟。由于主体自身具有一套先天的理论和模拟原型，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推论或模拟过程并不依赖于主体所处的具体情境。(4)个体大脑的机制决定社会认知能力的发展：理论论和模拟论共同预设了个体“读心”能力的发展取决于个体大脑神经机制的发育。主体的推理能力或模拟机制的发育是发生在个体大脑内的过程，相对独立于主体后天与他人的交往经验。
然而，这种以符号表征为前提，通过个体的大脑机制(或特殊模型)来解释社会认知现象的范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批判和挑战。首先，按照这种范式，我们很难真实再现作为社会交往最主要和最核心组成部分的人类面对面(face to face)交流过程。在大多数日常的交往过程中，主体往往能够在他人表述性的面部表情和姿势中或情境性的运动中直接感知他人的意图和情感③。例如，当看到一名父亲因为痛失爱子而黯然落泪的时候，我们无需经过复杂的计算，也无需通过自身模型或理论推论，就能切身感受到他内心巨大的悲痛。当然，在一些复杂情形中，我们的确可能需要运用模拟或理论来达到理解他人的目的，但是却不构成我们理解他人的首要方式。其次，社会交往的本质是动态交互的。在主体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主体并不是作为一个被动的观察者，设身处地地按照“自身”或“他人”可能具有的信念对他人的行为进行解释；相反，主体作为一名积极的参与者，在共同所处的情境中，与他人和环境进行直接交互。这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性理解是在主体之间的实时交互中涌现出来并不断相互建构的过程，那种孤立的个体的心智能力或者静止的大脑机制无法对这个过程进行充分的描述。最后，理论论和模拟论试图运用神经科学中关于“镜像神经元”的发现或“社会脑”的研究来为自己的理论进行辩护，但是正如加拉格尔指出的④，个体水平上的概念无法被合法地运用于亚个体水平的过程。特别是对于模拟论而言，如果我们将自身的心智模型作为理解他人的模型，那会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了两种模型之间的高度相似性。这是一个个体水平上的模拟过程，但是，作为亚个体水平上的镜像神经元能够同时在自身运动或观察他人运动的时候被激活。换句话说，这些神经元本身无法对他人的意图进行“模拟”或“换位思考”，它们对不同的行动者“毫无偏见”⑤。因此，模拟论者运用亚个体层面神经科学证据来为个体层面的模拟机制提供辩护，这种策略是无效的。
尽管理论论和模拟论在不同程度上都将“有机体-环境之间的交互”纳入了各自的理论模型，但却并不赋予交互过程以核心地位。在传统的社会认知进路中，社会化的环境和他人是预先被给予的；而社会认知本质上就是主体对他人的意向和行动进行内部映射或建模，并由此为他人的行为提供解释。但是，在生成认知者看来，主体间性不是一种基于大脑内部机制的推论或模拟过程，而是一个以主体间实时的交互为基础的过程。在这个交互过程中，他人的行动持续地对认知者的认知内容和方式产生影响，反之亦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社会情境中，主体对他人的理解“以一种动力学方式与他人的行为和回应密切相连”⑥——通过与他人在姿势、表情、行为等方面的交互，主体不但不自觉地体验到了他人的情感和意图，而且这种体验是以直接的方式展开的，无需诉诸间接的理论化或模拟化的信息转化。
二 生成的主体间性：身体间性与参与式的意义建构
生成认知进路对传统社会认知进路的批判成功地消解了他心和主体间性的“神秘性”，这一消解为我们理解主体间性问题的交互性本质提供了可能；进而，我们要说明在现象学和动力系统理论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生成的主体间性思想，很好地解决了社会认知中的认识论问题；最后，我们将表明生成的主体间性理论不但比传统的社会认知理论具有更优越的认识论地位，而且得到了经验科学的证据支持。
在生成的认知观看来，社会理解不仅仅是发生在个体层面的过程，更涉及主体间的动态交互。具体地说，主体间性与具身性密切相关，主体对他人的理解是动力地嵌入到主体和他人的身体运动中去的；他人的意图并不隐匿，而是在他人的行动中得到表达，因而是能够被感知的；他人的意图不是预先给予的、也不是静止的，而是能够在第二人称的动态交互过程中生成和传递的。“我”能够体会到“你”的感受，同样“你”也能够体会到“我”的感受——我们共同参与了一个主体间的视角。简而言之，我们在熟练的(skillful)具身社会交互过程中理解他人。在这里，有三个概念至关重要：身体间性(intercorporality)、协调(coordination with)与参与式的意义建构(participatory sense-making)。
1.身体间性：行动者们与环境之间的身体对话
梅洛-庞蒂试图打破身体与心灵、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严格界限，提出了“身体间性”的概念，并将它作为主体间性讨论的基础。梅洛-庞蒂认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首先应当是一种原初的身体知觉关系。一个主体在自身的身体知觉中意识到另一主体的存在，而另一主体也在其身体知觉中意识到这个主体的存在。主体的意识并非孤立地“在场”，它只有和身体结合才能够在场。也就是说，世界中的主体不是作为一个单纯的思考者存在，而是作为一个具身的主体而存在。梅洛-庞蒂主张，在社会交往情境中，我们也应该“既不将他人置于自在之中，也不在自为之中”⑦，而置于身体间的共生关系之中。通过将“身体的灵性化和心灵的肉身化双重进程看作整个世界的实质”⑧，梅洛-庞蒂主张：身体间性沿着社会文化和自然两条线索展开。前者表明，主体和他人在社会文化的情境中共同生存、共同发展。主体通过对他人行为的意义的理解而与他人进行交互，因为他人行为的意义不仅仅是他人思考方式的表达，更重要的在于，它揭示他人的生存方式以及主体间共生、共存的必然性。自然世界中的身体间性则表明世界与身体的同质性构成了身体间的基础。主体与自然世界的共生为主体间的共生提供了本体论的基础。
由此，在梅洛-庞蒂看来，主体间性问题不是意识问题，而是身体问题。沿着梅洛-庞蒂的思路，生成主义者认为，“身体”不是心灵与世界的中介，而是心灵与世界的结合点与表达场所。主体对他人意图和行为的理解，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由身体知觉-引导的行动。一方面，这种知觉-引导的行动并非建立在普遍的、脱离情境的世界模型之上，而是建立在主体具体的情境中，因与他人相遇而生成的相关的知觉结构能力之上。因此，这种对他人进行认知的行动不等同于反射性的运动或本能的行动，而是作为一种熟练的身体活动，主体对情境中的他人所进行的回应。另一方面，这种知觉一引导的行动具有基本的认识作用。主体以在行动中得到表达的意向为前提，通过与他人知觉运动的耦合而生成对他人的理解。
由此可见，社会性的交往过程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而是具身行动者间动态的身体对话过程。例如，在双人舞蹈中，舞者之间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身身体运动的表达以及身体与身体之间“无声的对话”。一名舞者通过对另一名舞者由身体传递过来的力量的感知，判定自己在下一个动作中应该用多大的推力。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能够直接感知到他人紧绷的面部表情所传递的紧张情绪或紧蹙的双眉所表达的忧虑，并作出回应。因此，在交往过程中，行动者之间的理解体现了彼此相关并耦合的身体间知觉关系。
2.协调：行动者之间的动力耦合过程
德亚戈和蒂保罗将“协调”定义为“两个或多个系统之间非偶然的持续耦合”⑨。例如，墙上的两个以不同方向摇摆的钟摆会慢慢变得同向摇摆；一群萤火虫往往会以同样的频率发光；等等。福克斯(T.Fuchs)德蒂亚戈进一步对两种不同形式的协调进行了区分：“对……的协调”(coordination to)和“与……相协调”(coordiantion with)⑩。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单向的协调，是一个系统调节自身的速度或频率来与另一个系统相匹配或一个系统随着另一个系统的变化而变化。而后者是双向的协调，这意味着两个系统之间相互定义、相互规范并基于动态的交互而达到某种一致性。例如，两个伐木工人用一把锯子伐倒了大树。理论论和模拟论由于采用了第三人称以及“主体-对象”的单向视角而导致了贫瘠的社会理解；而主体间性的本质恰恰在于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调节。但是，这种基于相互的调节而获得的一致，并不意味着主体间行为的绝对同步。相反，实际情况是，主体和主体往往会在不同步、相异性甚至碰撞中寻求共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差异的存在恰恰是主体间理解的前提，绝对的同一只能导致主体与主体之间知觉状态的重合。
这种主体间协调的另一个特征在于，尽管主体双方都积极地参与到交互的反馈和前反馈环路中，并起到对对象主体的引导和调节作用，但是任何一方的主体却无法对由两个主体共同构成的整体的交互过程进行掌控。这意味着，一方面，主体能够感知到交互过程的节奏和模式，但却无法精准地对交互的结果进行预见。另一方面，主体间的理解过程无法被还原到个体的思维过程或行动，而是由两个具身的行动者共同建构的、更高层面的自治系统。由此，主体间的交互系统因为具有自治性而获得了生命力。这种交互系统作为一种可识别的模式而具有自身的结构。失败的协调经历或者出现的不协调可能会促使交互的主体双方更好地对已有的交互模式进行维护或重启。而这样的体验极大地塑造了主体(作为参与者)的交往技能，或者用发展心理学的术语来说，主体获得了某种默会的“关系型知识”(relational knowledge)(11)。如果说一种成功主体间协调是以流畅性为特征的话，那么熟练的社交主体就是以这种灵活的交往技能或默会的关系型知识为特征的。
不难发现，尽管生成的主体间性思想关注主体间交互的动力耦合过程，但却不将身体间的交互视为纯粹的生理性或物理性的过程。这是因为主体的行动不但基于身体间知觉的引导，更是一种有意向性、有目标导向并富有情感的行动。例如，一些简单的抓、指、挪动等基本的行动就已经体现了主体的意向性。这些基于个体意向性行动的意义不但构成了整个交互模式所具有的意义，而且构成了社会性的理解和情感上的共鸣。
3.参与式的意义建构：涌现与默会的关系型知识
正如我们所见，通过将现象学的视角与动力系统的视角相结合，生成进路的主体间性思想为我们呈现了社会交互过程的两个层面。沿着现象学的思路，生成进路采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相结合的方法，运用现象学的术语对主体共同参与的主体体验进行描述；沿着动力系统理论的思路，生成进路将主体间的交互过程看作一个具有意向性的、具身行动者之间的协调过程。由此，行动不仅仅是主体意向性的表现形式，而且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令两个交互主体间的知觉一运动环路相连并实现耦合。
在生成进路看来，两个主体(或行动者)之间的动力耦合过程生成了意义。换句话说，意义的建构无法被还原到单个的主体，它需要两个主体的共同参与。我们不妨以儿童为例。大约在婴儿9个月大的时候，他们学会了通过用手指向某个物体，来表达自己想要获得这个物体的意图(12)。从发展学上说，“用手指指向某物”本质上属于一种简单且不完整的抓握运动。但是，当婴儿这么做却无法实际抓到某物的时候，他的行为往往引发了婴儿照顾者(如，母亲或保姆)的帮助行为。这使得“用手指指向某物”获得了新的意义——由个体失败的抓握行动而引发的他人行动，或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引发了与他人和世界进行交互的新的可能性。这种交往的图式以一种过程的形式(而非内容的形式)投射在婴儿潜在的记忆中。慢慢地，婴儿就学会了如何使用这种富有意义的行动——作为一种自身意图的表达性行动。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行动的意义并不源于个体婴儿的心智过程，而是在婴儿与他人持续的社会交往中涌现和建构出来的。因此，在交互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意义并不是个体心智活动的特征或结果，而是一种分布式的现象。
但是正如前文所述，两个高度灵活的主体通过持续的协调行为而产生了作为更高层次的交互系统的可识别模式。这些交互模式慢慢在记忆中沉淀下来，并最终形成了主体默会的关系型知识。这种关系型知识就是主体关于如何在一些特定的情境中与他人进行交往的前反射的经验性知识，如，如何引起他人的注意、如何避免与他人的冲突并重建联系、如何分享他人的快乐，等等(13)。这种关系性知识往往是默会的，它往往很难被明述或处于意识的中心；但却嵌入在主体实际的交互活动中，与主体交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共情、协调等能力密切相关。因此，关系型的知识也是能够对主体间的交往质量进行塑造的身体间的知识。尽管随着年龄的增长，婴儿表现出来的前语言的交往图式会被后来发展出来的语言所取代，但是这种随着社会经验的积累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关系型知识仍然作为主体社会参与和理解的基础而存在。
通过将现象学的视角与动力系统的视角相结合，生成进路在运用现象学的术语对社会交互过程中主体的体验进行描述以及运用动力系统的概念对主体身体间的协调过程进行说明的基础上，对主体间性进行了刻画。按照这种观点，社会性的理解不是个体基于理论推理或模拟程序的结果，而是从主体与他人的实时交互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这种实时的交互过程，包括两个身体间的情绪感染、情感共鸣以及身体姿势、面部表情和语音语调等方面的耦合。例如，当主体A生气的时候，就不自觉地以具身的方式体现出来：涨红的面庞、尖厉的声音或僵硬的身体姿势，等等。而处于同一情境中的主体B通过A的身体表现察觉到了A的愤怒，并产生了相应的回应性情绪(紧张、害怕或震惊等)。也就是说，B通过自己的身体直接感知到了A的情绪，并进一步对A的情绪施加了影响。这种身体间循环往复的表达和回应改变了(尽管可能以一种极其微妙的方式)双方主体的身体状态；并且这个紧密交织着的、涉及主体的知觉—运动和情感体验的系统具有高度的自治性，以至于既无法被还原到单个的身体，也无法被单个主体完全掌控。在这种意义上，身体间的动态耦合过程将主体A的身体延展到了主体B，反之亦然。
作为具身的行动者，儿童早期的社会交往的经验和模式能够在儿童的身体记忆中沉淀并构成某种默会的关系型知识。这种关于我们如何与他人交往的实用性知识使儿童与他人的交往成为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通过情境更为复杂的社会性实践，儿童慢慢开始学会理解他人更为长远、更为复杂的意图。而个体的模拟机制或者心智化的社会理解方式正是从这种基本的交互主体间性中派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在复杂情形中，主体试图从交互状态中脱离出来，从第三人称的或观察者的视角对他人的意图进行推论或模拟。但是，这些复杂情形并不构成社会认知的核心，社会理解的基础仍然在于主体通过身体间的协调而共同生成的意义建构过程。
就研究现状来看，生成的主体间性思想体现的还仅仅是当代社会认知研究范式转换的“序曲”而非“华章”。因为，要想进一步推进生成主体间性问题的研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来厘清，例如，身体间性在高级社会认知中如何发挥作用?分布在不同时空中的主体如何达至主体间性?在高度数字化的智能与境中，新一代新媒体交往方式与老一代“面对面”交往方式之间是否存在本质差异?具身社会认知是否能够应对来自这种“无身”交往方式的挑战?以及在实证研究中，“共同生成”的方法论如何能够有效地取代个人主义的方法论?这些问题对生成主体间性思想的整体发展来说至关重要，亟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注释】
①⑨H.De Jaegher & E.Di Paolo,“Participatory Sense-making”,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6(4),2007,pp.485～507.
②⑩T.Fuchs & H.De Jaegher,“Participatory Sense-making and Mutual Incorporation”,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8,2009,pp.465～586.
③D.Zahavi,“You,Me and We:The Sharing of Emotional Experiences”,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22,2015,pp.84～101.
④S.Gallagher,“In Your Face:Transcendence in Embodied Interaction”,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8,2014,p.495.
⑤S.Gallagher,“The Socially Extended Mind”,Cognitive Systems Research,25,2013,pp.4～12.
⑥G.Colombetti,“Enactive Affectivity,Extended”,Topoi,2015,pp.1～11.
⑦⑧杨大春：《意识哲学解体的身体间性之维——梅洛-庞蒂对胡塞尔他人意识问题的创造性解读与展开》，《哲学研究》2003年第11期。
(11)K.Lyons-Ruth,N.Bruschweiler-Stern,A.M.Harrison,A.C.Morgan,J.P.Nahum,L.Sander,D.N.Stern,& E.Z.Tronick,“Implicit Relational Knowing:Its Role in Development and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Infant Mental Health Journal,19,1998,pp.282～289.
(12)The Shared Mind:Perspectives on Intersubjectivity,J.Zlatev,T.P.Racine,C.Sinha & E.Itkonen (eds),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8.
(13)T.Fuchs,“The Phenomenology of Body Memory”,Body Memory,Metaphor and Movement,S.C.Koch,T.Fuchs,M.Summa,& C.Mailer (eds),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10,pp.9～22.
（原载《哲学动态》201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