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论坛|人文社区|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周宪】技术导向型社会的批判理性建构

 

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技术导向型社会,这个社会及其文化向我们提出了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本文要讨论的是一个比较复杂也颇有争议的问题,即在技术导向型社会中,技术及其装置范式对主体性建构究竟有何影响。

让我先从读过的几个文献说起。前几年因为要编一本书的选文,碰巧读到曾来访南京大学的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的一篇文章,题为《反精神贫困时代的艺术》①。在这篇文章里,斯蒂格勒尖锐地指出,所谓的文化创意产业不但没有导致人们的精神提升,反倒形成了新的“精神贫困”。文中引用了一位美国学者海尔斯的研究成果,提到一篇题为《超级注意力和深度注意力》(2008)的文章②,于是我很好奇地找来这篇文章。此文开头描述的一个场景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一位大二女生坐在安乐椅上聚精会神地读着《傲慢与偏见》,她丝毫没有注意到10岁的弟弟在一旁手握操纵杆在玩“飞车大冒险”的电子游戏。虽然他们两人只相差10岁,但完全是两代人,因为他们所采用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模式。读长篇小说的大二女生所用的是“深度注意力模式”,长时间地关注一个焦点且可以忍耐阅读的单调,而10岁的弟弟则被电玩的技术新装置所吸引,落入了一种全新的“超级(过度)注意力模式”,其特征是迅速变化焦点,热衷于多样化、刺激性的信息。

海尔斯的文章给人很多启发,特别是对我们思考中国当下文化,这使得我又想到了多年以前读过的哲学家伯格曼的成名作《技术与当代生活的特征》(1984)。在这本书里,伯格曼向我们描述了一个有趣的当代生活变迁的问题。他以冬天取暖为例,指出现代社会告别了家人边交流边劳作,砍柴、劈柴、生火、取暖的传统生活方式,转变为花钱买取暖设备和服务,开关一开暖气即来。从传统的取暖方式到现代的暖气装置,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当人们在享用各种各样的设备或装置的便捷服务时,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把伯格曼和海尔斯两人的观点融合起来,就构成了本文要讨论的问题:伯格曼认为技术的进步带来各种各样的装置,而装置范式是当代社会的突出特征;而海尔斯认为,各种电子装置导致了传统的深度注意力不再流行,而一种全新的认知方式——超级注意力——成为当下文化的主导倾向。由此引申出我的问题:在一个技术导向型(或技术依赖型)社会里,由于我们逐渐被各种技术装置所制约,我们的认知方式、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会发生什么样的转变?进一步的问题是,曾经被认为是人类文明重要成果的批判主体性或主体的批判理性,在技术装置范式的全面主宰下,会不会衰落以至消失呢?

技术导向型社会的主体性

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变化的社会,导致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及其装置。电脑、手机、网络、程序、界面……,越来越多的技术发明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整个社会被卷入一个新技术革命的巨大漩涡,于是被分化为两个阵营:一是不断追赶新技术喜爱新装置的青年亚文化,另一个则是不断被这个潮流所淘汰的中老年亚文化。知识、收入、技能、文化取向,甚至年龄,正在与技术共谋将社会重新分层。青年一代作为“数字原住民”,他们生来就与各种数字装置打交道,这些新技术装置早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条件;而中老年人作为“数字移民”,或是不情愿地被卷入这一不可逆转的潮流,或是拒斥它而被淘汰出局;至于老年人群体,他们基本上已经被数字化浪潮所抛弃,无可奈何地成为“数字局外人”。前几年去世的德国著名作家格拉斯,曾在生前的访谈中清晰地表达了对网络、电脑、手机和脸书的冷淡,他坚信虚拟的网络体验是无法代替人的直接经验的。格拉斯仍坚持手写书稿,使用老牌打字机,既不用电脑也不用手机。他坦陈道:“如我需要信息,我就会努力地去寻找。我在书本里、在图书馆里去找。我深知这可能比较慢,现代工具可以做得很快。但是,如果说是文学……当你创作时是不可能做得很快的。假如你那么做,就会以丧失品质为代价。”③看起来格拉斯是个新技术的落伍者,但也许正是因为他站在技术大潮之外,因而提出了一些值得警醒的观察和体验。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而且是年龄越来越小的青年人,热情拥抱新技术所带来的新生活和新文化。“低头一族”或“指尖文化”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技术对生活宰制的生动写照。“数字原住民”正在或已经建构了他们的“数字化习性”,不断推助装置范式对日常生活的支配。

这样看来,今天我们无疑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技术导向型社会,亦可称为技术依赖型社会。这个社会的特征是:新技术所发明的各种装置、手段、规范、思维,已全面深度地侵入我们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量的层面),成为政府社会治理和公民日常生活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质的层面),社会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显著的技术导向(历史层面),这就改变了人与人以及人与技术的关系,人对技术的掌控和技术对人的宰制相互作用(关系层面)。技术的新发展重塑了我们的生活世界,其影响之深刻难以估量。

西方现代性最为重要的标志是启蒙运动,这一运动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反思主体性或主体批判理性的论证和确立。笛卡尔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我思故我在”命题。康德则界定了启蒙精神的实质:“Sapere aide!(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④后来人们发明了一系列更特殊的语汇来指称这一主体性及其文化,比如“批判性的知识分子”以及“批判性的话语文化”(CCDor critical culture of discourse)等。但是,从启蒙运动到现在,两百多年来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已经深刻地改变了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导致了一系列深刻的主体性危机,并引发了很多哲学家、思想家的批判性思考,这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问题域——技术哲学和技术批判理论,也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理论学派。海德格尔指出,技术的本质乃是一种座架(enframing),人在其中变成为一个持存物,因而人不再与自身(即人的本质)照面,这就导致了现代社会千人一面的“常人”出现⑤。奥德嘉惊呼,“大众社会”的到来改变了社会构成和文化游戏的规则⑥。本雅明宣布“机械复制时代”乃是“传统的大崩溃”,这个时代的艺术和群众运动有密切关系⑦。阿多诺对法西斯主义的思考,使他花了很大气力去探讨现代社会权威人格形成的种种条件⑧。理斯曼则发现,当代社会已面目全非,告别了以往的“自我导向”,日益转向“他人导向”⑨。马尔库塞用一个非常传神的概念——“单向度的人”,来描述当代技术导向的社会所催生的新主体,并对此做了深刻批判⑩。麦克卢汉的预言更是传神:工具延伸了人哪一方面的能力,人的那些方面就必然会变得“麻木”(11)。如伦敦对出租车是否应该配备车载GPS定位系统存有争议,后来做了一个实验,结果发现,配有定位系统的司机对伦敦的空间记忆力急剧下降。这个例证很好地说明了技术及其装置范式对人的影响。

(原载《南海学刊》2016年第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