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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同舫】技术可选择还是现代性可选择?——对芬伯格现代性理论前提与内在矛盾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技术批判理论的主要代表——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1943-)自其“技术哲学三部曲”(《技术批判理论》《可选择的现代性》《追问技术》)出版以来,在学界引起了较大关注。芬伯格在现代性理论中首次提出“现代性可选择”的观点,开阔了学界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视野。

一、撇清本质主义而沦陷为技术工具论

现代性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一方面,建立在独特的技术系统扩展基础之上的现代性是由技术决定论支撑的理性主义普世论,以一种合理的“技术文化”侵袭全球;另一方面,现代性以复杂变体的特殊文化伪装成普遍的合理性,被斥责为对极权主义的强迫接受。芬伯格指出,这种悖论式理解仅停留在文化意识形态层面而未能反映现代性真实基础的技术发展。现实表明,“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如此深入地建立在现代技术的基础之上,以至于各种激进的意识形态似乎都难以触及其根本”。(芬伯格,2003年,中文版序言第2)他确认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并深入到各种技术系统内部,希冀以技术的可选择性来破解现代性悖论。他的技术观始于对工具理论和实体理论两种传统技术理论的批判,揭示两种理论中技术殊途同归的本质主义限定,结合社会建构论的理论内核来消解传统技术“天命”。

在工具理论视野中,技术意味着中立性,它仅仅是为使用者服务的纯粹工具,与自身被应用而得以实现的各种目的无关;在实体理论视野中,技术被视为负荷价值的相对独立实体,强调挖掘技术的文化特性和文化内涵。芬伯格拒斥技术的中立性,认为技术的合理性将特殊社会体系的价值及其统治阶级的利益融入了合理的技术设计之中。它既不是自然规律的反映,也不是意识形态的表达,而是处于两者交叉点上的“技术代码”在无形中沉淀了价值和利益,审美标准、道德要求等以不同的文化形式在技术的设计过程发挥作用,技术支持特殊的目的和偏见,是主导的霸权对权力和利益追求的常规化。芬伯格也反对实体理论悲观主义的论调,强调技术的可转化性,指出技术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被历史的社会环境所塑造,只要改变内化于技术之中不合理的价值因素,技术就能生成一种形式与实质相统一、自然规律与社会利益相融合、以多种形态和发展方向服务于人类解放与发展的崭新力量。尽管工具理论和实体理论对技术的定性指向泾渭分明,但两种理论对技术本质主义的认知异曲同工,都秉持技术具有普遍的本质且自身不可转变的观点。芬伯格反对本质主义技术观,认为这种非历史主义的本质主义技术观对技术所采取的全然接受或放弃的态度使得技术俨然是一种“天命”,致使以技术形式展露于世的理性凌驾于人类的干预和修正范畴之上。然而,他的技术批判理论在批判和扬弃两种理论的本质主义弊端中保留了工具论的非决定论内涵及实体论技术形成文化体系进而塑造世界的思想,提出两级工具化和技术代码的理论来解析技术,将技术确定为非中立性的社会历史产物,即在不同历史语境下,技术在设计过程和实践应用中都承载着能够为人类所改变的特定的价值偏好。

芬伯格的技术批判总体上基于自身的工具化理论,他通过初级工具化和次级工具化分析技术,以实现将本质主义批判面向世界的技术倾向与建构主义洞察技术的社会本质相结合。(cf.Feenbergpp.201-202)初级工具化是海德格尔视域中的一种技术的揭示方式,具有面向现实的技术倾向,关注点在于技术的属性和自主化特征;次级工具化是初级工具化在社会情境中得以发挥和实现的保障,它揭示了价值沉淀于技术的倾向,占霸权地位的价值诉求主导技术的发展方向。技术两级工具化中技术功能和社会功能统摄了技术知识与权力、科学与意识不同因素,聚合为技术代码内置于人们的行为和态度中,在压制技术各种潜能的同时使得技术的设计遵从于霸权主体的利益。技术两级工具化体现了技术发展是理性与社会的统一。社会影响因素的不确定性使得技术选择具有待确定性,最终取决于事物“与影响设计过程的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和信仰之间的‘适应性’(fit)(芬伯格,2003年,第4),是次级工具化过程中参与者共同协调的结果。它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阐释了技术实现的程度,确认了技术待确定的本质,为可选择的现代性提供逻辑前提:技术的待确定性意味着可选择性,依据技术在社会各领域的渗透而确定的现代性也取得了可选择的空间,因为现代性本身是经受剧烈变化的各种技术与文化因素的偶然结合。

然而,我们要追问的是,倘若现代性世界如同芬伯格所预设的被赋予主动权而实现选择性的发展走向,技术势必在理性与价值的博弈中以一种凝聚人类主体意志(根本上取决于霸权主体的意志)的文化形式嵌入现代生活。在这种情境下,技术是否能够祛除现代性灾难,在推动人类解放与发展的进程中妥善避免人的物化和工具化?

芬伯格并没有对此给予明确的答案,而将关注点置于技术作为一种充满问题并且能够从内部加以改变的新文化结构以重塑我们周围的世界。受美国实用主义的影响,尤其对杜威实用主义技术观的偏好使得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囿于实用主义,在总体上陷入技术工具理论的陷阱。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观带有功能主义的色彩,其“负责任的技术”是工具与目的相结合并随着需求的出现而改变。(参见希克曼,第260)技术通过“探究”方式发挥其工具性的功能。他拒斥实在论和观念论,正是因为这两种理论不能解释所有工具和媒介在认知中所发挥的功能。

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观如出一辙:厘清本质主义而终结于技术工具主义。不同于杜威从宏观层面发掘解放力量的技术观,芬伯格以谨慎乐观的态度从微观层面把握具体的技术,尝试以新的方式调和工具主义、实体主义和建构主义,形成以两级工具化与技术代码蕴藏着被压制的潜能及其可设计转化的技术理论。被芬伯格视为具有政治合理性、非中性的社会产物的技术,被注入社会经验因素始终以解决社会问题、满足人的需要为自身发展的根源,尽管在设计和使用中都内含社会价值,但实质上并没有摆脱工具化、功能化的本性。芬伯格反本质主义的技术批判沦陷为技术工具论,使得其技术批判理论的建构——以技术为起点、以技术工具论为支架需要被澄清,也必然导致建立于其基础上的可选择现代性的理论前提遭受质疑。技术可选择的有限性、工具性在某种意义上所引致的现代性走向并非必然交融于多元、和谐之中,反而可能面临无法替代的霸权控制。

二、以责任文化推进技术民主的乌托邦遭遇

芬伯格认为,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方式和生活环境遭受贬斥的根源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反民主、反人道价值观的沉淀。技术合理性成为维护和巩固特权阶层的利益、对大多数人发展潜能实施压制的合法工具。现代社会从根本上实现激进改革的可能性在于技术的民主转化,即“通过取消作为阶级社会特征的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不平等来实现社会的激进民主化”(芬伯格,2005年,第186),发挥民主作为一种特殊“生产力”的革新力量,重新构建现代社会的技术基础,以实现技术进步与人文价值兼具的新型理性社会。

芬伯格企图在现实文化环境中寻找推进技术民主的良方,认为“技术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的产物,因此任何给定的技术秩序都是一个朝向不同方向发展的潜在的出发点,但到底向哪个方向发展则要取决于塑造这种技术秩序的文化环境”。(同上,第165)只有在现存文化环境中寻求具体、合理、人道的规约力量并作用于技术体系中技术和人之间的关系,才能保证人在设备和系统中的道德与政治主体的地位,使人具有独立性存在的意义而抽离于技术的控制。芬伯格寄希望于“责任文化”,即一种人们能够自觉将解放于异化技术世界的规约力量内化为对自我要求的责任,使人在解放自身的同时还原生活某种价值和领域的原初意义。这种责任文化是富含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本主义传统的具有普适价值的规范文化,在潜移默化之中将民主、自由、平等注入人们的自觉活动,发掘参与者利益本质上的共通性与一致性,以保证技术朝着良性民主化方向发展。芬伯格赋予文化强大的向导功能和人们崇高的自我觉悟,他尝试在文化环境中以责任自觉调和霸权意志、公众参与者及技术专家之间的关系,将不同主体的利益糅合于技术代码之中转化为技术设计,确认技术的民主化走向,以不同文化底蕴和空间所孕育的技术合理性催生具有可选择性的现代性。然而,芬伯格关于技术民主化的美好设想在现实中却难以实现,因为一旦技术代码无法全然涵盖公众利益和技术理性的需求,责任文化无法形成解放的自觉约束力,必将致使技术的民主化走向陷入乌托邦的幻想之中。

第一,公众作为参与者其权力实现最大限度的普遍化如何可能?一方面,由于“技术设计应当成为将社会价值的外因内在化的选择领域”(古莱特,第20),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特权阶级为极力维护其统治利益而对技术设计施加霸权意志以占据内化于技术的社会价值主导权,这势必对公众实质性参与技术设计的权力造成巨大威胁,争夺技术代码的话语权不可避免地成为一场激烈的纷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普通公众在斗争中要竭力表达自己的利益更为困难,尤其芬伯格所提出要优先考虑“被排斥的价值和表达这些价值的公众”更难受到重视。尽管存在取得成功的少数案例,但社会制度的局限性反映在利益组织和阶层的自我保护终将导致最广大公众被拒于技术设计之外,无法真正接触技术设计的内在结构和真实信息,广泛的民主推广只能是天方夜谭。另一方面,技术民主也不可能反映所有参与者的利益,不仅多样化的公众利益难以达成根本的一致,而且公众自我的利益需求与专家对技术功能的评估考量并非全然统一。尽管芬伯格以一种没有限度的具体化策略的扩展原则来促使技术功能的系统得到统一,但公众的普遍化参与只能是有限的普遍,技术设计方案最终的取舍必然会使得一些公众失望。显然,理论上的技术民主在现实中只可能局部实现,不可能全局推进。

第二,在现代性视域下文化失控的可能危险如何确保文化之于技术的合理导向?芬伯格特别强调技术文化意义及其设计的价值内涵,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陷入文化决定论的困境。文化并非单向度地影响技术的走向,相反,现代工业发展同样引发了文化世界的巨大变革。尼采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表现于对他们的各种冲动的协调控制:哲学控制知识冲动;艺术控制迷狂和形式冲动;阿伽帕控制爱洛斯,等等。”(尼采,第25)一旦相互制衡被打破,知识、理性、艺术等各种冲动无法获得均衡协调的发展,文化诸元素便堕入放任的状态。审视整个现代性的文化境况,现代性表征的科学理性以强力技术在全球范围肆意张扬,不可抵抗的冲击力大大削弱了文化自身固有的控制能力和协调能力,致使现代文化处于急功近利、价值虚无的失控状态,最终在失去平衡中愈加放肆无度。直面业已失控的文化,我们如何能够确保现代文化以价值形式渗透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之中不会面临极端化甚至被扭曲的危险,文化转换为价值内置于技术设计之中所彰显的社会功能对人类自身而言不是潜藏着更大的危机?作为技术民主化的重要载体——技术代码在多元现代文化失控的危险中丧失了应有的规范性引导,终将使得人类及技术自身承担其必然的后果,技术的民主化道路也难免误入歧途。依赖于现代文化对技术做出科学合理的导向以实现技术的使用符合人类长远发展的根本利益终究风险重重,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境遇下文化多元与文化失控仅仅是“一线之差”。

第三,利益驱动下的人性考验与国际赶超竞争中的压力如何避免文化责任免于诘难?芬伯格的文化责任潜在地对技术民主化道路上的一切参与者设定了理想的至高要求——具备“一系列潜能的承担者,这些潜能超越了任何特定功能的实现”。(芬伯格,2005年,第161)“系列潜能”至少包含健全理性、熟知技术信息、具有解放于技术异化的愿望和能力,并能够以符合人本主义精神的规范文化自觉规约自我行为等特性,只有具备这些特性的人才有可能实现科学技术与公众之间的信息转化。芬伯格肯定人的实践能够对技术进行选择,他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至于愚昧无知与功利冷漠的个体仿佛消失于遗忘的世界里,是一种对人性“取其所需”的“完美”规定。我们且不讨论理想人性所呈现出来的抽象虚无本质,而从现实层面上分析,全球化侵袭下人性的社会样态所表征的特性昭示人承担责任文化的无奈。人性在饱受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等重重考验与威胁下,要确保文化责任始终作为人的首要使命并内化于一切行为活动之中发挥其应有的文化导向作用,以完成技术民主化乃至人的解放设想,着实举步维艰。此外,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竞争压力迫使立足自我利益之上的国家、地区在寻求发展的过程中将经济发展置于核心地位,必然阻碍技术、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融合,既难以保障公众社会力量的普遍渗透,也无法保证责任文化有足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能够为技术民主化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显然,芬伯格对责任文化寄予了过高期望,无论是微观上人们所彰显的人性特质还是宏观上国家地区发展的利益追求都将对责任文化解放的自觉约束力造成阻力,并影响技术的民主化走向。

芬伯格以不同的民族文化所凝练的文化责任促使技术民主化,为可选择的现代性奠定根基的理想方案,会遭遇公众参与普遍困难、技术合理性失范、人性考验与国际竞争压力等一系列问题。技术民主化面临乌托邦泡影,更谈何现代性的可选择?

三、现代性可选择演变为可选择权的僭越

芬伯格基于实践向度的技术批判理论,其根本意图并非只是以乐观积极的态度为技术辩护,而是将矛头指向现代性,竭力为现代性寻求可选择替代的实现方式。对现代性概念的确认以及技术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哲学反思构成了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理论的根本前提。然而,可选择的论证由于过分强调文化与技术之于现代性的作用和技术及其待确定的选择权力,陷入以特殊性取代普遍性、忽视现代性的运行规则、缺乏构建选择系统的困境,现代性可选择演变成为可选择权的僭越。

在芬伯格看来,现代性既不是福柯所指认的特定的现代态度,也不是利奥塔揭示现代过程的宏大叙事,更不是詹姆逊所理解的单一的现代性,他更青睐于以建构的视角将现代性视为解决自我矛盾的合理社会方案。现代性是理性化意识形态统摄下的状态,是科学理性和文化交织在一起所塑造的可能的技术世界。技术、文化与现代性天然相连,作为现代性内核的技术在特定的历史范畴中发挥作用。他以两级工具化理论阐释了技术如何将理性所内含的普遍性意义和社会文化价值摄入其中而使得技术具备“待确定”的本性,技术以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实现程度差异构成现代性可选择的逻辑前提。现代性的可选择依赖于理性化意识形态下技术的待确定性,而技术的待确定性取决于文化结构与文化意义的影响力。技术的待确定性一旦被确认,通过技术代码作用于技术设计所产生的技术便折射出多重向度的张力,多重走向的技术最终形成了可选择的现代性。芬伯格进一步强调,可选择技术的形成可维护和巩固多元的文化背景,确保现代性的可选择性,技术与文化之间的悖论得以破解。可替代的现代性实现了被现存社会所忽视和压抑的人的潜能,使技术世界依据人的需要而有意识地构造,以实践的方式解决现代性的矛盾。尽管可选择的现代性理论是基于实践的推断进路,但其看似环环相扣的论证逻辑在现代性境遇下仍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困难,致使其实质上是一种可选择权的僭越。

首先,在是否可选择的问题上,过分强调文化与技术之于现代性的作用,以特殊性覆盖普遍性的论证方法导致以偏概全的逻辑困境。在各种可选择的现代性形成的过程中,芬伯格肯定美学、伦理学等可同科技一起发挥作用,但他在为其理论辩护的论证中却鲜有将美学、伦理学、宗教等作为重要视角进行展开,而仅将核心聚焦于文化、技术与现代性的关系上。以技术为主心骨的当今世界,技术承载着人类的价值与追求,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完全等同于技术,人们在创造技术的同时所产生的宗教、艺术、制度等同样是现代性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仅仅将外显于世的直接表达形式——技术当作现代性的全部与文化偶然结合进行论证,必然导致片面的结果。此外,芬伯格从技术到现代性的跨越推导出可选择的现代性时,采取以日本的现代化为案例,通过研究以西田哲学和川端康成的小说《围棋大师》为代表的日本文化如何将西方技术本土化而实现现代性的植入,表明“不同的文化可以产生出不同类型的合理的社会秩序”(芬伯格,2003年,第206),由此为发展中国家发掘了一条可选择的现代化道路。然而,缺乏以历史眼光对日本现代化进行实证研究,尤其从传统、制度、经济、社会等领域发展的特殊性对现代化可能造成的影响缺乏应有的考察,使得芬伯格以日本现代化为例所推导的可选择的现代性显现出“不必然性”的逻辑障碍。同时,日本现代化将西方科学的合理性成功放置于东方基础的框架中,是基于其特殊背景和自我优势,是一个难以被复制的典型案例。单纯以日本现代性的事实佐证可选择的现代性理论实际上是以个别代替一般、以特殊性覆盖普遍性。

其次,在如何选择的问题上,片面强化技术及其待确定性背后的可选择权力,忽视规则对现代性展开与运行的作用。芬伯格通过达成多重文化的技术政治学,以民主化的方式推进技术走向可选择的现代性,但他并没有明确提出“如何推进”所必须遵循的规定性要求或内在根据,即现代社会的运行规则。现代性的深层构架是以普遍框架的形式、共性的具体样态展示出来的规则,是规定现代社会发展主体之所“是”的有限性、有序性的潜在依据。规则权是主体实现真正意义上相对独特自主发展的基本保障。作为技术与现代性相互关联的中介要素——规则,为技术在应用情境中的使用与发展提供了可依附的运行轨迹和方式,技术只有遵循规则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本质上的独立个性展现出具体样态的多样性使得规则在现代社会中具有可选择性,促使多元的技术导向可选择的现代性成为可能,甚至“可选择现代性的深层本质与核心特点是规则可选择”。(陈忠,第234)在现代社会,技术权力与规则权力相互作用:规则权力为技术权力提供保障,技术权力服从于规则权力。没有规则的可选择,自主的技术必将因为得不到有力的保护而失去可持续的发展。确认规则的可选择性不仅对待确定的技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关乎不同文化主体在对话交流中展现特色并形成多元融合的世界文化问题。技术、宗教、文化等现代性的组成部分都无法超越规则,人们只有在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张力中有效地选择规则,才有可能推动不同民族走向具有民族特色的发展道路。

最后,在选择什么的问题上,缺乏系统的有效构建使得可选择的现代性理论逻辑不严密。现代性的可选择是意指现代性构成要素和全部特征可以人为地任意选择抑或只是部分的选择?芬伯格以不同民族文化特质下人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为技术负荷价值内涵,使不同的现代性适应并彰显民族特性。这种宏观的回答并没有为现代性提供相对的现实标尺,阐明可选择的具体对象和范畴,没有完整建构现代性的选择系统。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是技术时代背景下经济、文化各领域全球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趋势与捍卫国家主权、角逐民族利益的内在要求相互融合的过程,它必然受到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制约,是人类活动以一种具体的、历史的、自在与自为高度凝合的方式所展现的世界现象。现代性特征必然受到人的行为活动的影响,但人们也无法随心所欲地选择现代性。倘若现代性的构成要素和全部特征只是部分被吸收,那么,这种可选择的权利到底可以选择什么,不能选择什么?区分必须绝对接受的现代性根基要素和可以因主体需要而相对取舍的其他要素是现代性选择系统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现代性是民族文化传统在历史境遇中延续的表现形式,正如今天中国现代化所彰显的综合实力和特色传统的现实境况一样。无论现代性是否可选择,甚至有无历史性和未来性,芬伯格关于现代性理论的思考给予我们最深刻的启迪在于,如何在现代性危机四伏的现状中寻找到不同民族与现代性接熔的合理方式,从而抵制技术等一切对人类潜能造成贬黜和压制的可能力量,实现人性在根本意义上的解放。

【参考文献】

[1]陈忠,2008年:《规则论——研究视阈与核心问题》,人民出版社。

[2]芬伯格,2003年:《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3]古莱特,2004年:《靠不住的承诺——技术迁移中的价值冲突》,邾立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尼采,1993年:《哲学与真理》,田立年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5]希克曼,2010年:《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韩连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原载《哲学研究》()201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