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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国军】蒯因与库恩:静态整体论与动态整体论的张力

 

19世纪末20世纪初爆发的整体论对机械论或还原论的革命使西方哲学在方法论上实现格式塔的转换,整体论哲学因此蔚然成风。其中,以蒯因为代表的静态整体论阵营与以库恩为代表的动态整体论阵营之间就科学知识增长模式等问题引发的激烈论争格外引人注目。蒯因的静态整体论把科学的发展或进步视为纯粹的知识的累积,即新知识对旧知识空白的填补,因此把科学视为静态的知识实体。但是,科学发展或进步的真实过程表现为“新理论抛弃并取代了与之不相容的旧理论的革命过程”。(库恩,2004年,第263)所以,科学哲学正当的使命在于“对历史所提供的视角的回应”,(库恩,1988年,第17)必须论述科学之动态的发展过程,而这种论述是实至名归的整体论。蒯因的静态整体论中潜存着库恩的动态整体论中的动态元素,即库恩意义上的范式转换乃至局部不可通约命题的意蕴,而且这种动态元素构成了两种整体论最重要的契合;而库恩的动态整体论也绝不会像蒯因等人所认为的那样导致认识论虚无主义或文化相对主义。不仅如此,库恩的动态整体论较之蒯因的静态整体论对科学知识的增长模式与科学理论的演变过程等重要的认识论问题的解答更具合理性。

蒯因静态整体论中的动态元素

蒯因的静态整体论中潜存的库恩动态整体论的元素,蒯因应该期望通过自己的理智贡献实现科学的统一,建构一种科学发展的线性模式,实现全部知识的静态累积。所以,第一,从意义整体论的角度讲,蒯因主张“具有经验意义的单位是整个科学”。(《蒯因著作集》第四卷,第46)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蒯因此处所谓的科学完全是他自己理解的科学,有时他也称之为“自然科学”,它是囊括人类全部理智结晶或学科范畴的知识总汇。因此,第二,从知识整体论的角度讲,蒯因认为整个的知识体系,包括从地理和历史的最偶然的事件到原子物理学甚至纯数学和逻辑的最深刻的规律乃至认识论和本体论,是一个人为的构造物;它只是沿着边缘同经验紧密接触,但是接受经验检验的却不仅是处于构造物边缘或距离边缘较近的那些陈述,而且包括距离经验遥远的那些陈述(逻辑与数学的陈述,以及形而上学原理)。因为“全部科学,数理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是同样地但更极端地被经验所不完全决定的”。(蒯因,1987年,第42)

蒯因渴望凭借自己创造的科学概念完成人类全部知识静态累积的这种心境曾在他的自传中表达如是:“在沿着一条陌生的道路走回家时的紧张心情,相同于在理论科学中盼望做出某种发现的紧张心情:把陌生之物还原为熟悉之物。”(《蒯因著作集》第一卷,第4)蒯因的这种心境完全是他严格继承被他尊为伟大导师的卡尔纳普领军的维也纳学派“统一科学”纲领的产物。维也纳学派认为,问题不在于证明科学何以可能,因为科学的存在足以为科学的可能性辩护,因此诸如“科学的可能性取决于宇宙中的秩序这个事实”这样的命题是没有意义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统一科学。维也纳学派的任务不是研究认识活动的心理起源或社会条件,他们是在“辩护(justification)的范围内”而不是在“发现的范围内”(克拉夫特,第194)来分析知识要求的。换言之,他们崇尚或遵循的是证明的逻辑,而不是发现的逻辑。证明的逻辑作为维也纳学派即逻辑经验主义(也即逻辑实证主义)传统的主流,把知识的逻辑结构、逻辑方法和规则等当作理解科学的主要视角。正是维也纳学派所崇尚并深刻影响了蒯因的这种证明的逻辑决定了静态性成为蒯因整体论的显性的总体特征,但问题在于,静态整体论能否令人信服地解答关于科学知识的增长模式这个重要的问题。对此,我们尝试通过比较分析欧氏几何、黎氏几何与罗氏几何三者之间的差异予以评定。

三种形态的几何学,同为几何学理论,从定义上讲都是研究空间区域关系的数学分支,但是三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假如我们把“三角形的内角和都永远小于180度”作为一个命题摘取出来,根据上述三种几何学形态间的差异,这个命题对于欧氏几何和黎氏几何而言显然是无用命题或错误命题;再假如这个命题恰好出现在欧氏几何或黎氏几何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并且有人建议保留这个命题,那么显而易见,保留这个命题的结果就是欧氏几何或黎氏几何体系的内在一致性遭到破坏,并因此会有新的几何体系(即罗氏几何)及其一致性的确立。用库恩的术语讲,保留这个命题就会有新的范式因此产生,并引发科学革命。概言之,三种几何形态中每一者的三角形内角和定理对于另外两者都会产生与前述同样的情形。也就是说,这个例示带给我们的启示是,知识的静态累积或科学的线性发展不太可能。因此,从蒯因整体论显性的静态总体特征而言,它难以令人满意地解答科学知识是如何增长的这个重要论题,因为它遮蔽了由历时性与共时性交汇而成的科学发展坐标系的历时性纵轴。当然,尽管如此,不可否认,被我们揭示出来的潜存于蒯因静态整体论中的动态元素,作为蒯因整体论隐性的动态的局部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科学知识的增长模式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解释的张力毕竟是有限的,更何况还遭到了蒯因本人学术旨趣的压抑。尽管蒯因后期一改自己当初激进的论调,承认“有关的科学陈述集合实际上决不是整个科学;这里有一个等级层次的区别”,(《蒯因著作集》第四卷,第47)即承认整体论只能是温和的或相对的。不过,蒯因在将自己的整体论温和化的同时丝毫没有改变坚守静态的知识累积观的初衷,从而依然使自己整体论中的动态要素处于潜存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蒯因的静态整体论在解释科学知识发展模式上的缺憾。这种缺憾在客观上对更富解释张力的理论模式提出了诉求。因此,库恩的动态整体论应运而生。

动态整体论:科学增长模式更趋合理的解释

库恩在解答科学知识增长模式这个问题时与蒯因的最大不同在于,他着眼于科学史,自觉追求因范式转换所催生的知识增长的动态模式,以期实现对“那种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传统”的革命,因为“这个传统所说的科学,一点也不像科学家的实际活动,因而它对科学家的产品所作的结论也大成问题”。(库恩,1988年,第16)革命之后,一种崭新的科学哲学风格得以开创,“新科学哲学主要区别于旧科学哲学之处,与其说是对历史事实的回应,还不如说是对历史所提供的视角的回应”。旧科学哲学传统仅仅把科学视为“静态的知识实体,我们却必须论述动态的发展过程”。(同上,第16-17)动态的发展过程在库恩那里主要表现为革命过程,而他所谓的科学革命就是指科学发展过程中的非累积性事件,其中旧范式全部或部分地为一个与其完全不能并立的崭新范式所替代。每一次革命都既会迫使科学共同体抛弃盛极一时的科学理论,转而赞成另一种与之针锋相对的理论,也会导致科学所探讨的问题的转移,科学家用以判定什么是可接受的问题或什么可算作是合理的解决问题的标准也会相应地发生转变,更会引发科学的思维方式的改变,甚至科学家在其中进行科学研究的世界也会发生改变。因此,“历史如果不被我们看成是轶事或年表的堆栈的话,那么,它就能对我们现在所深信不疑的科学形象产生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库恩,2003年,第1)这样的转变是一种格式塔的转换,它意味着对既往的科学活动乃至即将发生的科学活动的一种全新的理解。

根据科学革命引发的科学理论之格式塔转换这一结果,我们可以判定库恩界定的科学革命具有整体论的意味。因为,第一,科学革命具有结构性特征,科学革命结构中的要素不是彼此孤立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第二,科学革命使一个旧的理论结构/范式转变为新的理论结构/范式时,这种转变通常是一次性整个地实现的格式塔式的转变,而不是其中的单个要素逐次地发生转变,或者旧的理论结构无限分割成微小的成分而逐步转变;第三,从更广阔的视角看,科学革命虽然主要表现为科学理论/范式的变革,但附带着也会使与旧理论/范式直接或间接有关联的事物,诸如实验规程与操作、科学家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等等同时发生改变。正是基于库恩的科学革命的这些特征,我们说它具有整体论的意蕴。而且,库恩的动态整体论是温和的或相对性的,而绝非蒯因式的激进的,因为它是一种“局部的整体论”。(库恩,1984年,第7)

稍有科学常识的人差不多都能够知道,一个假说被证伪,因此一个新假说、新问题或新思想的产生,这在我们看来都属于科学发展的常态表现。否则,科学发展过程中始终不会有异常情况发生,那么,科学发展史就将呈现出与我们实际上熟知的科学史截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了。但科学研究的事实表明,异常情况的出现在所难免。比如,一个有时在特定科学共同体看来应该一如既往用已知规则和程序加以解决的常规问题,但最终导致这个科学共同体中最杰出的科学家们经反复研究后仍无法解决。又如在其他情况下,为常规研究而设计制造的实验仪器无法按预期的方式运行,虽经科学家们一再努力,但仍然无法满足科学共同体成员的预期。在诸如此类的情形下,反常就出现了。到了这个时候,既定的科学实践传统就会遭受挑战,科学活动就会由库恩所谓的常规时期进入到革命时期。“科学革命是打破传统的活动,它们是对受传统束缚的常规科学活动的补充。”(库恩,2003年,第5)不过,“补充”在库恩那里更主要的意谓是否定、批判或创新;而不可能是静态的机械的累积。库恩的科学哲学以“范式”、“科学革命”、“不可通约性”等范畴描绘的图像是对科学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真实反映,它不会造成科学的不可理解,更不会导致认识论的虚无主义。恰恰相反,库恩的动态整体论不仅不会导致认识论的虚无,还使认识论变得愈加异彩纷呈。

比较而言,库恩的动态整体论为科学知识如何实现增长给出更加令人信服的说明。不仅如此,库恩的动态性的局部整体论的提出,还会引发意义整体论和真理整体论的革新。在意义整体论方面,一则现在有资格成为意义单位的充其量只能是特定的理论体系,而不可能是囊括全部具体科学的科学整体;二则单个的概念甚或命题无法脱离某个特定的理论体系而独立地获得意义。在真理整体论即融贯论层面,一则现在能够彼此融贯的只能是有限的陈述或命题,而不可能是所有的或任何陈述或命题;二则单个命题的真只能依托它与特定的有限陈述或命题的集合中的其他陈述或命题的一致性来判定。这一切从更加广阔的维度彰显出库恩动态整体论的革新意义。

相对的确定性:静态整体论对动态整体论的又一重要契合

根据上述蒯因的知识整体论,经验证据对于理论整体的决定是不充分的,这应该是相互冲突的命题在同一个理论体系中共生的根本原因。由于蒯因主张相互冲突的命题均可通过对理论体系的适当调整而予以保留,所以类似范式转换这样的动态元素在蒯因的整体论中得以孕育,并且蒯因的整体论在回答确定性的寻求这个古老的问题时就只能得出相对的确定性这样的结论。相对的确定性应该也是库恩局部整体论的应有之义,既然根据库恩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在科学共同体的研究过程中意外情况难免会出现,科学革命终究会爆发,范式转换迟早会发生,因此异质的假设及其所在的理论体系之间就是不可通约的。所以,每一种理论体系确立的确定性也只能是相对的。这样,相对的确定性构成了蒯因的静态整体论与库恩的动态整体论之间的一个契合点。这一契合点应该有助于蒯因阵营与库恩之间从一定程度上冰释前嫌。事实上,库恩的确在后期有意改善对蒯因整体论的态度,不过这是不是确因库恩发觉了蒯因的静态整体论对他的动态整体论的这个契合点,我们还不得而知。库恩在早期曾以一个“响亮的否”为自己对静态科学哲学的诘问——“这个传统真能完全说明得了科学知识吗?”——作答,但到其晚期库恩还是承认,“现在回想起来这声音可能过于刺耳一些”。(库恩,1988年,第16)当然,从根本上讲,相对的确定性概念之能够成为蒯因静态整体论与库恩动态整体论间的又一重要契合点,是由潜存于蒯因静态整体论而显在于库恩动态整体论中的动态元素使然。诚然,相比之下,相对的确定性概念是蒯因与库恩整体论间次要的或派生性的契合点,但它却具有丝毫不容小觑的重要意义,因为它能够创设一个考察蒯因的整体论与库恩的动态整体论为人类理智发展所做出的一致贡献的理想视角。

相对的确定性概念打破了两千多年来迷求绝对确定性的神话。如果从库恩的动态整体论的立场看,静止的、普遍的、唯一的、牢不可破的知识的阿基米德点更是虚无缥缈之物;不过,库恩承认,可以有运动的、特殊的、多元的、可转换的“历史定位的阿基米德平台”(库恩,2012年,第89)存在。在真实的科学活动中,科学家们不否认既有信念对后续科学研究的前提意义,毕竟没有信念的科学研究是不可想象的;但是,科学家们绝不会轻易把既有的信念视为知识的牢不可破的阿基米德点,因为或者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或者科学研究的结果里常常会出现异常情况,这些异常情况会对既有的信念构成矛盾关系,从而颠覆与既有信念融贯的科学理论体系。因此,对历史学家或者像库恩这样的科学哲学家而言,科学研究不可能存在什么静止的、普遍的、唯一的、牢不可破的知识的阿基米德点,只能有运动的、特殊的、多元的、可转换的“历史定位的阿基米德平台”,也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科学理论由以建构的参照系。然而,基础主义的哲学家们却对静止的、普遍的、唯一的、牢不可破的知识的阿基米德点的寻求孜孜不倦,矢志不渝,他们在科学共同体及科学发展史以外“假设了一个阿基米德讲台,谁都可以站到上面去进行理性评价。但是从这样一个讲台所提供的神的眼光来看,历史取向态度就没有必要了”。(库恩,1988年,第21)不过,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库恩似乎没有十分真切地看到蒯因的静态整体论在否定静止的、普遍的、唯一的、牢不可破的知识的阿基米德点上与他的动态整体论所持有的一致主张,尽管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所以库恩不加分辨也将蒯因完全视同为基础主义者而予以批判,尤其是在他的早期。从对基础主义批判的结果上讲,库恩本人坚信,“这样的结果迄今为止已经被相当普遍地接受:我已经几乎看不到一个基础主义者”。(库恩,2012年,第88)

迷求绝对确定性的神话被打破之后,蒯因的静态整体论(在较弱的意义上)和库恩的动态整体论(在较强的意义上)一方面宣告了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真理符合论的终结,另一方面革新了科学评价的标准。蒯因把“康德和罗素的话结合起来说……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是如何可能的?(蒯因,1999年,第16)这个源远流长的认识论问题通过语义上溯策略转化成探究观察语句和理论语句间关系的问题,也可为内化为一种语义学问题。这一则成为蒯因把观察句仅仅视为科学入口而非坚实基础的重要原因,二则成为蒯因主张我们只能寻求到相对的确定性的重要依据。站在库恩的立场,真理符合论对科学规律或科学理论如何为真的判定标准——它们是否与一个外在的、独立于思维的世界相符——更是不可接受的,以至于他心生厌恶地表示,真理符合论这个概念,“不论以绝对的还是概率的形式,都必须与基础主义一起消失。代替它的仍将需要一个强大的真理概念,但不是(除了在无关紧要的意义上)符合论的真理”。(库恩,2012年,第89)

相对的确定性概念引发了科学评价理论的革命。静态的科学哲学传统(主要指马赫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传统)在评价科学理论时推崇的是数学模型和演绎方法,以致这样的哲学较之更原始的哲学形态越来越技术化、专门化,结果有待评价的认识主张就必然被聚敛于一组无时间性的陈述之中。这样,科学知识就成为一种命题或陈述的集合,就是说,其真伪不依赖于时间、条件及其所用语言。在这种前提下,哲学家在进行评价时所能做的只是详细解释理性的方法,以决定集合之中哪些命题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他们的答案也只能相应地采取关涉逻辑关系的形式。并且,与他们的评价标准相契合的是绝对的确定性。但是,这种绝对的确定性遇到蒯因的静态整体论与库恩的动态整体论各自生成的相对的确定性概念的挑战。

相对的确定性概念意味着对可错论的呼唤,无论对于蒯因的静态整体论还是库恩的动态整体论而言,这一点都说得通。在蒯因那里,由于作为科学入口的观察句是因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而真或假的场合句,而不是真值恒定的恒久句,所以察句是可错的,从而是可以修正的。因此,可错论在蒯因的静态整体论中得以生成。不过,假如站在库恩笃信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即动态的整体论的立场,较之我们,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家对待蒯因意义上的可错论的态度很有可能是批判多于赞赏。根据我们对库恩论著的解读,他应该会把蒯因的可错论视为静态科学哲学传统“苟延残喘”的存留物,即他称之为辩护主义(justificationalism)或者“粗率地称之为命题主义”(propositionalism)的东西,它们“在许多循环论证不再坚持方法必然产生于一定理论之后而幸存下来”。(库恩,1988年,第19)因为静态的科学哲学家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严酷事实:不管一种定律或理论经受了多少次检验,仍然可能在遇到下一次检验时失败,无论多么理想的数学模型能够提供如何令人满意的检验准则,它们也只能使一种理论成为概然的,而不能成为绝对确定的。注意到库恩等人的批判后,静态科学哲学传统的哲学家应对挑战毕其功于一役,试图为评价理论开发概率论方法以期自救。但不无遗憾的是,这个传统崇尚数学模型的初始情怀未改,故而静态性一如既往仍然构成它的重要特征。如是批判送给蒯因的静态整体论是恰当公允的,在上文我们已清晰地认知,蒯因崇尚数学模型的情结遮蔽了、压抑了他静态整体论中潜蕴的动态元素。

蒯因静态整体论中被压抑的动态元素在库恩的动态整体论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它们构成库恩相对的确定性概念进而可错论的动力因,因此后者也就成为前者的结果。这种因果关系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逻辑结构的应有之义。他的科学革命的逻辑结构可以解释如下:在一般意义上,总是存在诸多可供选择的概念图式可以使任意指定的一系列观察现象秩序化,但是这些概念图式对尚未对它们显现的现象的预测是不尽相同的。而在特殊意义上,任一个特定的科学家在特定的时段都只对自己特定的概念图式(它是总图示中的一元)坚信不疑,并把它视为探索未知事物的富有成效的指南。由于科学家们固执己见或者他们信念上的异质性,总的不同的可供选择的图式内部便起了冲突,甚至是激烈的冲突。事实上,总的图示中仅有一个能够可信地表达实在,探索新领域的科学家必须确信他已经选择了这个可信的图式或者现有的各种近似图式中最接近它的一个。即便如此,科学家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他可能会犯错误。因为,只要有一个观测现象与他选择的图示不相容就会证明他一直使用的是错误的理论,结果他的概念图式就要被抛弃和取代。理论与观察的不相容性是科学革命爆发的根源。“但历史上,革命的过程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像逻辑概要所说的那么简单。正如我们已经开始发现的,观察从不会与一个概念图式绝对地相容。”(库恩,2003年,第73)既然如此,可错论就在所难免了。比较而言,我们认为,库恩的动态整体论生发的可错论所描绘的科学图像更贴近科学发展的真相。爱因斯坦的可错论堪称蒯因、库恩相关理论的思想先导,并备受波普尔的青睐。以波普尔之见,可错论彰显出这样一种令人赞赏的科学态度,即批判的态度,“这种态度并不寻求证实,而是去寻找判决性的检验;这些检验能够反驳被检验的理论,虽然这些检验决不能证实它”。(波普尔,第36)

【参考文献】

[1]波普尔,1983年,《无穷的探索》,邱仁宗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

[2]库恩,1988年:《科学知识作为历史的产品》,纪树立译,载《自然辩证法通讯》第5期。

2003年,《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必要的张力》,范岱年、纪树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结构之后的路》,邱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哥白尼革命》,吴国盛、张东林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3]蒯因,1999年,《真之追求》,王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原载《哲学研究》2016年第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