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计算机是技术现代性最充分的展现
芬伯格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的社会计算机化快速推进，这是现代性在技术领域最重要的体现。现代性有两种最普遍的理解：一种是技术性理解，即坚持技术决定论，主张技术进步决定了社会发展；二是文化性理解，即坚持现代性就是西方文化传统，尤其是美国的文化传统。既有的现代化过程过于强调技术理性的作用，摧毁了包括欧洲传统在内的各种传统文化，因而导致了诸多社会问题。在计算机化社会中，技术现代性依赖于社会等级制度和计算机技术，主体亦不能游离于技术体系之外，而是受制于计算机的技术体系。
在芬伯格看来，技治主义是启蒙现代性的基本立场，而既有的计算机发展道路主要由技治主义范式所主宰。作为现代性核心的技术决定论包含了两个基本观点：1)技术自主性，即技术有自身、中立和客观的发展逻辑，不受社会的影响；2)技治主义，即社会必须遵照技术律令来组织，适应技术进步。技治主义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标志性特征。芬伯格指出，“资本主义是第一个主要通过技术而不是凭借宗教、礼节和暴力等来抑制属下人口的社会”[1]。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技术的控制和对社会的控制是结合在一起的。现实中的社会计算化与社会的技治主义化是一致的，计算机在资本主义技治主义社会中扮演关键角色。计算机不仅是简单地响应外部控制的机器，而是要完成安装于其核心中的计划程序的自动机械，为实现技治主义所追求的社会自动控制服务。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社会是一种技治主义社会，使“国家和企业的技术统治的目标合法化”[2]186。技治主义观念不仅在政治运行、企业经营、社会管理等宏观层面起着重要作用，还影响到具体的计算机设计。总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计算机是作为总体的理性控制的现代试验的标志而出现的”[3]146。
芬伯格反思了人工智能，深刻剖析了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对当代社会的巨大冲击。他认为，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人类思维，但从本质上完全不同于人类思维。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激发了心理学上将计算机视为人脑的一种模型的观点，这种观点业已成为主导观念，进而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人工智能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运动的基础，这种运动旨在以计算机为模型来重新定义人，即将人视为一种自我编程的存在者。在认知科学领域，把人隐喻为计算机成为核心观念——“如今，人类自我形象的计算机化将主体置于程序化设施和程序设计员的位置上”[3]121。如此一来，编程员/控制者与用户/被控制者的分裂出现，这就蕴涵着将人工智能用于政治控制的技治主义可能。对此，芬伯格是不赞同的，称之为“自动化的神话”。在他看来，专家系统只有结合具体情境才有效，并不能作为实践者智能的替代物。只有在编程员和用户实际的交往和学习中，人工智能才能在执行阶段发挥作用，仅仅是计算机系统是不能完成计划和控制的。总之，人工智能为日常生活创造了一种环境，而不是日常生活本身。
二 通过民众参与计算机设计重构计算机技术
社会的计算机化注定会走向技治主义吗?芬伯格并不如此认为。他反对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发展道路并非是单一的、固定的，文明规划可以改变技术轨迹，技术进步必须要适应社会制度。“计算机将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的位置和计算机系统设计是紧密相连的。”[4]而计算机设计并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并不完全由技术因素所决定，而是受到社会因素的根本性影响，不同的社会因素与技术因素结合可能导致计算机技术发展的不同道路。因此，并不是只有一种计算机技术设计，可以根据整体的文明规划来调整计算机的发展方向。
对于社会的计算机化存在着悲观和乐观两种对立的观点。前者认为，计算机会产生大量的人口失业，导致普遍的社会监控；而后者认为，计算机会消除繁重乏味的工作，将工业社会民主化。芬伯格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建立在计算机技术自主性的观点上，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文明规划影响计算机设计使之走向最适当的新技术体系，而不是纠缠于计算机是否危害民主的争论。因此，必须要在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中深入分析和慎重把握计算机的技术设计过程。
芬伯格主张，要转变计算机的技治主义发展方向，首先在于如何理解计算机的本质。在他看来，计算机具有两重性，即它既可以作为控制机器亦可以作为交往机器。他将计算机技术的两重性可以归纳为两条原理：1)“维护等级制度的原理”，即将计算机用于社会等级制度的维护和复制，强化对社会的技治主义控制；2)“民主的合理化原理”，即将计算机用于破坏现存社会等级制度的基础，实现社会的民主化，增加社会被管理者的权力。前者将计算机视为控制机器，后者将计算机视为交往机器。对于计算机的两种不同理解，最终体现为两种不同的计算机设计过程。而这两种技术设计过程都是可能的，重要的是让哪一种主导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芬伯格极力主张将计算机作为交往机器来设计，使之为社会的民主化服务。在计算机网络中，技术网络和社会网络融合在一起，技术为社会交往服务。“计算机的交往能力可以削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有可能出现新的社交形式，这会成为民主的自组织的一种媒介。”[3]114在计算机网络中，人们打破了地缘分隔，因为趣缘即共同的兴趣或工作发生交往，从而推动了社会交往的发展。这赋予计算机重要的民主潜能。
现实中计算机发展更多的是被技治主义范式所控制。就要突出计算机作为交往机器的作用，就要鼓励民众更多地参与计算机革命。在《可选择的现代性》中，芬伯格用大量篇幅分析了法国可视图文技术发展的经验，指出“他们成功的原因是普通人想让计算机满足个人的目的，而不仅仅是实现专家们所强调的官方功能”[2]148。法国可视图文技术是由政府和专家所发动的，最初的目标是方便各种信息的收集、传输和存储，但由于普通民众参与到其中，逐渐将其主要用于社会交往。芬伯格认为，社会的计算机化催生的网络社会的未来存在三种可能，即1)全面控制的社会，2)无政府状态，3)某种成功的人性化社会。虽然现实发展中控制冲动仍然占据主导位置，但民众参与有可能实现第三种可能。计算机技术发展将是未来社会斗争的关键领域，必须要增加公众参与计算机革命的行动，防止技治主义支配下的社会全面控制的乌托邦的出现。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改变大众参与计算机革命时所处的不利位置。
三 重构计算机以探索现代性的替代形式
实际上，在芬伯格看来，现代性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按照技术批判理论，现代技术可以重新设计，因而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现代性亦是可以替代和选择的。既有的现代性、西方模式的现代化过程并不是现代性唯一的、必然的展开形式，而是历史偶然性的结果。理性本质上是两重性的，既能支持技治主义的秩序，亦能颠覆它，关键取决于理性如何在社会中运动。因此，可以探索现代性的替代形式如后现代性，后现代性意味着对现代性新形式的探索。而探索现代性的替代形式实际意味着重新规划整个现代文明，改变西方既有的现代化模式。如何实现新的现代文明规划?芬伯格暗示了三个方面：一是要重新设计技术，二是要走不同于资本主义和前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三是要广泛借鉴非西方的文化资源和经验。
就重新设计技术而言，计算机技术的设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后现代的引入非常关键。芬伯格指出：“我们将看到，真正的斗争不是在计算机和可替代的低技术之间，而是在计算机自身可能打开的可能性界限之内。”[5]从交往机器的角度看，计算机又具有破坏现代性的潜能，或者说，它正在将现代社会引向后现代社会。芬伯格指出，“正是计算机才促成了后现代性中的‘后’。没有其他的技术像计算机那样如此地主宰着对我们的社会正经历着的变化所进行的讨论，也没有其他的技术根据其承诺和威胁如此地塑造未来的形象。”[2]145当然，他并未将后现代性视为与现代性相对的东西，而是将其视为现代性的替代形式，或者说，另一种现代性。因此，作为现代性标志的计算机促进后现代性，或者说终结现代性，实际上是帮助现代性实现自我突破和再选择。
在芬伯格看来，后现代性是反技治主义的，它让计算机化的社会成为通信时代而非信息时代。在计算机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系统设计师与一般用户的对立，前者遵循技治主义范式，而后者主张自由民主的范式。用户的参与挑战了系统设计师的霸权，改变了计算机的最初发展方向。在法国可视图文技术发展中，通信联系成为最受欢迎的应用，网络从信息提供者被改造为信息媒介。计算机的后现代性设计过程突出用户而非系统设计师的作用，把计算机理解为通信工具和交往机器，而非信息处理器和控制机器。芬伯格认为，网络交往的匿名性催生了新的社会交往规则，在其中，“身份是交流的一种结果而不是前提。”[2]158这种网络交往具有后现代性包含的无中心、反等级的特征。在网络社会中，反技治主义的社会开始出现。它不是信息时代，而是通信时代，在其中人与人的交往而不是信息获取占据主导位置。换言之，网络社会最主要的影响不是知识的分配而是社会交往。
网络交往还逐渐破除了现代性所包含的口语文化与书写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芬伯格区别了可重复的(repeatable)和可检索的(retrievable)对话。他认为，传统的口头互动、文字交流均依赖于“复述”(iteration)维持着对过去的回忆，而网络互动是围绕可检索性组织起来的，计算机成为一种社会交往的存储器，因而打破了口语与书写之间的分离，实现了面对面交往的可检索性，而这意味着不同于现代性的未来。在芬伯格看来，计算机通信是书写文化的延续，但这种新的书写文化融合了口语文化，同时又由于其可检索性改造了传统的口语文化，最终将消解二者的传播差别，对社会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
四 谨慎选择教育计算机化的正确方向
在计算机作为交往工具的观点的基础上，芬伯格讨论了教育计算机化的问题。他主要围绕在线教育应该采取何种模式、是否还需要教师和课堂展开论述。在他看来，不同的教育模式实质上意味着对现代性的不同选择，因此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是不同现代性竞争的最重要场所，而他主张教育的民主化。[6]
计算机技术对当代教育的巨大冲击是有目共睹的。芬伯格认为，在线教育在不同的技术设计中服务于不同的战略，而实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模式选择：工厂模式和城市模式。教育的工厂模式以生产为导向，以效率和控制为目标，训练服从的劳动力；而教育的城市模式以交往为导向，以自由和对话为目标，促进社会交往、互动和融合。从根本上说，两种模式的差异涉及对知识的两种不同理解：教育的工厂模式把知识当作纯粹的数据，将知识活动等同于数据处理；教育的城市模式把知识当作事物演变、人类交往的生动过程中的知识。因此，工厂模式把教育视为数据传输过程，主张教育自动化，而城市模式把教育视为人与人之间的实际交往过程，主张教育信息化。主张自动化教育的根本理由是节约成本，它把信息内容与获取信息过程分开，把教育视为把已知信息内容灌输给受教育者。教育的工厂模式有利于专家和资本家的，而教育的城市模式是有利于公众的。芬伯格赞成后者：“一种以人类互动为中心的更为传统的教育观念在因特网上的普遍化将有利于受教育不足人群的参与，并且可以普遍提高人口的文化水平。”[3]144
自动化教育认为，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可以不需要面授，因而传统的教师、课堂和校园逐渐成为多余的，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学习软件等可以取而代之。芬伯格将计算机视为交往机器，因而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是教育的核心环节，自动化教育试图取消这一环节，因而完全走上了歧途；教育技术应该为教育服务，而不是取代教育，否则教育将丧失人性。推动教育的是教师而不是机器，教育不能脱离师生交往、同学交往的校园环节。不管采用什么媒介，与教授的互动将继续是教育的中心环节。教育不是信息复制，更重要的是创新以及文化精神的传承。教育活动在创新中塑造新的未来社会，教育选择意味着对未来的选择。课堂教育中言谈极具重要性，不能被自动化教育主张的纯粹书面交流取代。没有教师的机器学习社会，将是不断复制而无法创新的社会。因此，教育技术问题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涉及职业模式、社会生活、文化创新、管理方式等一系列根本性社会问题。但是，目前教育的工厂模式日益盛行，传统教师地位不断加速下降，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在芬伯格看来，教育的两种模式之争实际意味着当代社会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的争论。这两种方向意味着对现代性的两种不同理解，一种将现代性理解为不可替代的技治主义，另一种将现代性理解为可替代的，可以在交往中选择非技治主义的现代性。可以通过不同的文明规划改变技术设计，教育技术只是一种教育环境，可以让教育技术为教育服务。因此，“抵制教育的自动化趋势不是简单地沉溺于怀旧的契普斯先生的伤感中。相反，这是一个在不同制度基础上的不同文明规划的问题，传统的教育观念必须被保存，这不是出于对过去的不加批判的崇拜，而是为了未来。”[3]163
五 简要评论：信息哲学视野中的芬伯格
在21世纪之交，对信息与通信技术(ICT)的哲学反思成为最受关注的应用哲学研究领域之一。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仍然没有统一的称谓，信息哲学、计算机哲学、网络哲学、人工智能哲学、虚拟哲学、计算机科学哲学、信息技术哲学、数字哲学等名称都在一定范围被使用，其中“信息哲学”可能是使用最广泛的术语。
从研究内容上看，信息哲学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可以大致概括为三大块。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1)对信息本质及其原理的研究；2)信息理论和计算方法论在哲学上的应用；[7]近年来3)信息与通信技术发展产生的价值论、伦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问题如计算机伦理、人工智能伦理、信息伦理、超媒体理论、文本理论、媒介理论、网络政治学等，日益被信息哲学所关注。
从基本取向上看，信息哲学逐渐形成了建设与批判两种不同的研究传统。建设传统坚持工程的视角，着力解决ICT领域科学研究本身不断提出的哲学问题，如信息本质、人工智能本质的问题，以及新近受到关注的量子信息的哲学问题等。建设传统主要关注上述的1、2两方面研究内容。而现象学科技哲学、社会批判理论、社会认识论、文化研究和应用伦理学等领域的信息研究，以人文视角反思ICT对社会的冲击，尤其可能出现的社会风险。人文传统更多地关注上述的问题3。
芬伯格是马尔库塞的学生，属于法兰克福学派的余脉，他的计算机批判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计算机发展产生的伦理和价值问题，因而可以划归到信息哲学人文传统之中。在他看来，重要的问题不是如何提高计算机的效率，而是计算机对人意味着什么，人应当如何应对社会的计算机化。也就是说，如何让ICT改善人类的生存境遇，是芬伯格思考的出发点。总体上看，他对计算机技术持怀疑的态度，主张对计算机与当代人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批判性反思。
和同一领域的其他研究相比，芬伯格的批判有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首先，他从现代性的深度审视计算机，把计算机推到本体论的高度，而类似的研究大多从计算机发展产生的具体问题层面进行反思。他甚至认为，计算机最终实现了海德格尔所说的“座架”这一技术本质。[3]111海德格尔的“座架”理论认为，技术是现代社会中存在得以显现的解蔽方式，“座架”是技术的本质，支配着主体、存在者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其次，他反对计算机技术决定论，因而走出了极端立场。传统的对计算机单纯的悲观或乐观的立场——计算机必然为极权统治服务，或计算机天然是民主力量，都主张计算机技术发展的自主性，认为极端结果不可避免，而计算机批判理论强调计算机的发展道路并不是唯一的，因而为超越极端立场提供了新的思路。最后，他把教育问题与计算机发展结合起来，指出了通过民众参与计算机革命找到一条计算机人性化发展的可操作性道路。芬伯格无论是讨论教育民众参与，还是研究如何改善教育的计算机化，都把教育作为计算机技术重构的关键措施来对待。
然而，芬伯格主张的所谓“非决定论”始终是含混的。在技术规划与文明规划之间的关系上，有时他强调技术设计对于文明设计的重要性乃至决定性，有时他则表示在同样的技术要素基础上文明规划改变可以通过技术代码而重构技术。这是因为芬伯格反对技术的工具论，强调不同的技术设计不等于不同的技术工具，技术在技术代码中与社会因素结合对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大到什么程度?技术设计是否决定文明规划，还是相反?他无法给出明确的答复。如果计算机设计决定了文明发展，那么计算机批判理论就走向了技术决定论。反过来，如果文明规划可以改变计算机设计，那么计算机批判理论就走向了技术工具论。在计算机与人的关系上，芬伯格的矛盾立场变得更明显：一方面，他认为计算机重塑了主体；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能规划计算机。显然，上述含混立场也削弱了芬伯格提出的用教育来重构计算机发展的计算机设计理念。此时，问题表现为：作为文明的一部分，教育可能改变计算机的发展道路吗?也许，教育被计算机的发展彻底改造。总之，芬伯格在计算机的工具论与实体论之间进行简单的调和，不可避免地陷入模棱两可之中，难以给整个理论体系提供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芬伯格.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历史的灾难与救赎[M].文伟成，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102.
[2]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M].陆俊，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M].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Feenberg A.Post-Industrial Discourse[J].Theory and Society,1990(6):730.
[5]Feenberg A.Questioning Technology[M].London:Routledge,1999:191.
[6]Feenberg A.Reflections on "Literary Education and Democracy"[J].Comparative Literature,1972(7):977～980.
（原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