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生物学哲学学科性质的界定
为了将生物学哲学的研究放在整个科学技术哲学之中进行定位，首先我得交代一下，对科学技术哲学可以从极不相同的视角进行研究。
2000年上半年，教育部科学技术哲学基地所在地山西大学召开专家组碰头会。在热烈的讨论过程中，我忽然领悟到，我国的科学技术哲学队伍(在场的人)按照不同的价值取向与研究方式可分为几个学术圈：（1）中山大学学术圈强调“狭义的科学哲学”，以张华夏、张志林教授为代表，以追求精细而高超的语义分析技巧为特色，紧扣核心问题；（2）人民大学刘大椿教授的“科学哲学”，属于广义的科学哲学范畴，实质上更多关注科学活动的社会背景等边缘问题，与科学社会学、科学伦理学交界；（3）清华大学曾国屏教授比广义的科学哲学走得更远，他的口号是“STS”（科学技术与社会），在他口中重复频率最高的关键词是“技术、技术”、“社会、社会”；（4）大连方面以思绪活跃的元老陈昌曙先生为代表，在技术哲学上独树一帜；（5）北京大学任定成教授由师承关系表明了，他所继承的是“自然辩证法传统”（他重提于光远老先生“自然辩证法要重振雄风”的话），不过他本人却对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更感兴趣；南京大学林德宏教授也属于自然辩证法传统，他的《科学思想史》在学术界极有影响；（6）东道主山西大学则顺着“狭义的科学哲学”、“语言学转向”往前走，走到了“后现代”；（7）我们武汉大学有“江天骥传统”，强调把握西方“狭义的科学哲学”的脉络要保持客观、中肯、不失真。（当时范岱年、邱仁宗教授等元老不在场，因研究批判学派闻名的李醒民教授也不在场。）
在会上我提出，以上每个学术圈都各有特色，不宜相互否定，大家可以在自己的地盘上“各行其是”，Anything goes，大家分工协作，取长补短。我的意见得到东道主的赞许。
若要问我个人的独特视角与研究特色是什么？回答是，我自己的基本纲领是“分科化的科学哲学”，这是从江天骥传统中引伸出来的。我主张将“狭义的科学哲学”所提供的通用原理，分别应用于生物学、物理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等等，与科学史以及诸学科的经验内容密切结合起来做，想依次做出生物学哲学、物理学哲学、经济学方法论和计算科学哲学来。这是我的理想目标，我带领自己的博士生，正是试着这样一步一个脚步印地向前走的。
我把生物学哲学的研究纳入“分科化的科学哲学”的范畴，作为狭义的科学哲学的具体应用和表现。为此，我和傅静、任晓明合写的那本书称作《生物科学的哲学》。[1] 这本书之所以命名为“生物科学的哲学”，的确是为了强调它的科学哲学性质。
大家都看到
国际上研究生物学哲学的开拓者们，都喜欢强调自己领域的特异性，似有与一般的科学哲学（连同物理学哲学）分庭抗礼之势。无论D·赫尔，还是E·迈尔都是这样。我想，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哲学走着“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的之字路。因为20世纪科学哲学家，是借助于对物理学理论的哲学思考，抽象出科学哲学一般原理，有了这一般原理，随后再推广到其他分支去。在这种背景下，率先发展起来当然是物理学哲学，相比之下，生物学哲学及社会科学哲学都显得远不如那样重要了。理由在于，在20世纪头两个十年内，物理学（相对论与量子理论）革命毕竟提出了一些根本上性的哲学问题，也向有关科学本性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
当然，现在大家都已醒悟过来，过分强调科学理论的公理化结构，把热力学、量子力学的逻辑特性当作一般 科学理论的普遍特征，是有失公正的。事情曾经发展到这样极端的程度：其他科学领域如果不具备理论物理学那样的严格公理化的性质，就被看作不完备、不充分，对于“严密自然科学理论”的称号来说就是不够格的。这样苛刻的判据对生物学来说，显得太不恰当、太不公正了，生物学家能不感到委屈吗？
话说回来，好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生命科学一直是一个极其活跃的研究领域。而且实际上，这是
一个相当成熟、极为成功的领域。从DNA双螺旋的发现，到克隆羊的诞生和人类基因图谱的解读，生物学解开了生命许多复杂问题的奥秘，给出富有成果的答案。毫无疑问，生物学的科学解释（例如目的论解释）的标准，生物学理论的检验方式，毕竟与物理学中的标准模式都有极大的差别。物种分类与基本粒子的分类模式也决不是一回事。这些都是生物学哲学为自己的生存权利辩护的理由。因此，是到该发展独立的生物学哲学的时候了。是时候了！
二、生物学哲学研究的切入点
我对生物学哲学的关心，以新目的论为切入点，这是与对系统科学的哲学的了解分不开的。记得1986年，
我在受迈尔与赫尔这两位大师启示后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基本思想是，实质上应该将生物学哲学与系统科学的哲学联系起来做。我写过一篇《关于目的论自然哲学论纲》[4]（1994）。该文中不仅采用了赫尔对生物目的性的控制论解释，又汲取了另一位生物学哲学的重要人物E·迈尔对“程序目的性”的信息论解释，而且还向系统科学其他分支扩展。对我自己而言，学科交叉的过程是这样地展开的：从1987年开始，我为本科生、研究生、进修生讲过十几轮的“系统科学与哲学”课。90年代初，我招收了两位有生物学专业背景的考生，攻读科学哲学硕士。正巧E·迈尔的《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5] 的两个中译本都出版了，于是我立即为硕士生开设“生物学哲学”课程。那时我急切地期待着E·迈尔《生物学哲学》[6] 中译本的出台，1993年5月终于读到该书，读后却大失所望。只怪自己，原先在科学哲学方面期望值过高。觉得与他的《生物学史》相比，哲学上似乎并没有增加多少新东西，单纯从哲学角度看似乎太零散，不系统，没有D·赫尔1974年的书那样有鲜明的科学哲学色彩和基本构架。然而，冷静一想，也许我自己有问题。开始我想，迈尔凭什么把自己的书称作“哲学”，称作生物学的“哲学”呢？他似乎只是在分析进化生物学的一个个具体问题，在澄清进化生物学的一个又一个基本概念（或范畴），如自然选择、适应、物种、进化等等。可是，反过来再一想，凭什么这不算是哲学呢？分析派哲学家不正是以逻辑分析与语义分析为己任吗？他们不是把20世纪称作“分析的时代”吗？
既然如此，对于生物学哲学家而言，特别是对于像迈尔那样的亲自参与过综合进化论的创建工作的元老而言，当然要以进化生物学基础概念精致的语义分析为已任了。这不正好是顺理成章的事吗？仔细读来，迈尔的书还确实有价值又有味道。他对达尔文思想革命的历程以及达尔文纲领的多要素构成方式的分析特别深刻细致，真不愧为进化生物学的元老，这方面谁的体会都不及他深。他对反模式物种概念（强调个体特异性）的精辟分析，与赫尔相比是另有特色的，因为他特别清楚地表明了它对理解和发现自然选择与物种进化的关键性作用。这非但不妨碍我们坚持狭义科学哲学基本原理的普适性观点，相反使我们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更好地搞清达尔文纲领的核心假说、辅助假说与本体论预设究竟是什么，更好地理解达尔文纲领与拉马克纲领的根本区别及其发生在达尔文思想中的“范式转换”与科学革命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另外，迈尔在对亚里士多德“程序目的性”思想以及与DNA的关系的理解上取得了突破，这方面在深度上也超过了赫尔。这就为我们更好地解读内在目的论创造了条件。
再有，迈尔关于进化生物学（研究远因）与功能生物学（研究近因）的互补关系的精辟分析，对生物学哲学研究者来说，也是富有教益的。总起来可以说，本书从迈尔那里（特别是在有关进化生物学的基本哲学内涵方面）得到了值得无穷回味的启示。
三、生物学哲学研究的方法论
当然，赫尔所提出的基本科学哲学构架仍是我们更基本的参照系，因为它毕竟更为系统。问题在于，赫尔作为生物学哲学新学科的奠基者，在开拓新领域时必然会首先较多顾及特异性的方面，例如（1）“理论还原”只是一种过分理想化的“逻辑重构”手段，在生物学中不如物理学中适用；（2）“目的论”说明在生物学说明占有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3）科学定律在生物学中带有局域性，普遍性被削弱。赫尔作为新领域的开拓者，在对付他的首要问题时必定不得不暂时放弃对科学哲学普遍原理的关注，比如看看它应当如何在生物学中合理运用等。这就是所谓“矫枉过正”。我认为，能认识到这一点十分重要。这说明我们正好找到了自己的“自由空间”或在赫尔的视野之外的“研究领地”，在“科学哲学普遍原理的生物学应用”方面，我们将可能大有用武之地。
我们在《生物科学的哲学》一书，确实采取了一些对付“矫枉过正”的措施，在生物学领域重新肯定
了科学哲学通用原理的普遍有效性。在这本书的第一章“生物学哲学中的纲领方法论”中，所要做的正是这类工作，也就是看看孟德尔与摩尔根纲领的硬核、辅助假说是什么？看看正面启发法如何用法？碰到反常时保护带如何变形？科学共同体怎样开展活动？在第二章“达尔文革命”中，我们通过对迈尔工作的再分析，说明库恩科学革命论以及拉卡托斯纲领方法论的合理内核。这些分析，对于那些以为有了“特异性”就得取消“普遍原理”的读者，或许会有所启示。我们提请读者注意，在研究生物学哲学时，一刻也不要忘记，要处理好科学哲学中的特殊与一般、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并在继承传统与超越传统的两极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是把库恩《必要的张力》的思想运用到生物学哲学来。确实有许多人喜欢走极端，
或者只强调科学哲学普遍原理，从而取消了生物学哲学；或者反过来只强调生物学哲学的特异性，从而取消了普遍的科学哲学。我想，真理应当在两极之间，而不在任何一个极端上。我很希望能将生物学哲学中的百家之言中的一个个局部真理整合起来，最终形成一个完全真理。也许这样才算是辩证地看问题。
我们正是朝这个方向积极尝试着做的。我们这本书将赫尔的生物学哲学思想，与传统科学哲学观点以
及迈尔、索伯、鲁斯、胡文耕等国内外著名的生物学哲学家的观点相比较，从而透过赫尔的生物学哲学思想映照出整个生物学哲学内容的特异性。虽然赫尔采用控制论成功地解释了目的论、解释了自然选择的机制，但是，他并没有将系统科学贯彻到底。本书作者推广并深化了生物学的系统科学解释的思想。若把这一观点推向极致，就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实际上，整个生物学哲学的奥秘就在于系统科学，系统科学可以看作是生物学理论背后的元理论。[7] 这是本书中重要的理论观点之一。应当进一步引进自组织理论的反馈机制，包括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的，特别是用艾根的超循环理论的选择机制，来揭示自然选择的深层逻辑基础。[8] 同时，将N·玻尔的互补思想加以推广，应用到生物学哲学中一系列相互竞争的具体研究纲领的整合。我们发现，这种互补性的策略是进化论总纲领在调整保护带，消解反常时最有效的程序性提示。换句话说，互补性的策略程序是最好的正面启发法。这是本书中又一重要的理论观点。我认为，这种互补性策略是很有点辩证的意味，可以举些例子来说明。
举例说，在“自然选择”假说外围的保护带上，实际存在着一些偏激的、片面的辅助假说（每一辅助假说，局部地看，就是一个子纲领）。第一个辅助假说，叫做“生存竞争”。后来生态学家发现了很多合作现象，原来光搞“斗争哲学”不行，应当像协同学那样“既竞争又合作”，又应当像博弈论那样采取“双赢”对策作为生存之道。实际上，对生物进化对策的研究，证实了自然选择符合博弈原理（本课题组另一成员刘鹤玲在《生存策略、科学方法与文化问题》[9]一书中对此作了系统分析）。一句话，要采取玻尔的互补性策略，把相互竞争的假说整合起来，“自然选择”这一核心假说才可免遭侵害。
又例如绝对的“渐变”或“骤变”都是片面的假说，而“间断平衡”理论，则采用互补性策略把两者整合起来，就平息了事端。其余例子可举一反三。
也许有人能用“反例”来诘难，以为竞争假说的整合未必总是可能的，比如中性说与自然选择两者怎
能整合？
我的回答是，从根本上说中性说的矛头未必针对自然选择（核心假说），而只是针对有害基因与无害基因间界线截然分明的预设（辅助假说）。其实即使“中性”也是相对的，某个基因在此时此地因保持“中性”而未受淘汰，到彼时彼地在新环境中却可能凸显为优势基因。从辩证观点看，中性基因=面对选择压力更有韧性与耐力的潜在的优势基因。谁敢说，暂时保持“中性”就与自然选择无关？说穿了，“中性”策略就是韬光养晦，是用以保存实力、潜力的一种生物进化对策。基因的“中性论”是一种必要的手段，用来维持基因库的丰富性，相应地保证生物体的复杂多样性。因此，从长远观点看，“中性”突变只是因选择而导致进化的必要的中间环节与辅助手段。
上面提到了“自然选择”本身的深层根据。我们可以用系统科学作进一步说明。
按照超循环理论，生命起源于分子无序，生化反应的循环和催化超循环过程把选择价值高的突变体过滤放大，从而形成功能性组织，后者经过自我选择并优化，再向更高水平进化。由艾根的“选择进化方程”，从理论上可以导出达尔文选择原理。这就最有说明力地表明，系统科学正是生物学理论背后的元理论。同时也是对所谓“同语反复”的有力驳斥。赫尔在为进化生物学的统计特征作辩护时有一个最得意的论据是，小群体移植过程的所谓建立者效应，被认为是物种形成中主要的随机因素，它与地理上、生态上或者生殖上的隔离有关。按照我们的看法，这仍可以用自组织理论来解释。这是开放系统处在远离平衡态的分岔点附近时，随机涨落的非线性放大现象。它再次表明，系统科学作为生物学背后元理论的解释力。
上面我所讲的很多内容都包含着突破科学哲学传统的倾向。现在，我想系统地明确概括一下，我们从赫尔的生物学哲学中究竟继承了些什么？
（1）在理论还原问题上，我们支持赫尔的看法，即逻辑经验主义的理论还原模型在孟德尔遗传学向分子遗传学的还原中是行不通的。不过我们要补充说，即使在物理学上（像热力学向统计力学或牛顿力学还原的实例中），理论还原本来就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的抽象，从来没有严格做到过，实际情况更多是理论代替与革命。生物学更是这样。
（2）关于生物学只有弱定律，我们支持赫尔。在赫尔基础上，我们概括总结出了生物学定律的定性化、历史性过程性和网络性等特点。
（3）关于生物学的说明，在赫尔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运用系统科学的知识得出，在生物学目的性说明比单纯的因果说明有更强的说明力和预测力，只有目的性说明和传统的覆盖律模型的互补才能达到对生命现象完善的科学说明。另外，还得补充一句，目的论说明与因果说明的界限不是绝对的。例如，控制论的因果反馈网络的解释模式，岂不是因果性与目的性两者兼而有之吗？
（4）关于赫尔的“物种作为个体”论题，[10] 我想，赫尔是汲取了唯名论的思想成分，强调个体才有实在性。我们主张“个体”是用于不可分割的整体之意，改用“系统”也许更为妥当。
关于其他方面，在物种分类上，我们采用了较有灵活性的认识论的多元主义立场，并借用了经
我们对生物学中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及其与之相关的决定论与非决定论[11]、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等关系问题与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作者的基本立场是，不仅反对严格决定论、而且也反对完全偶然论，主张非完全决定论。同时，作者指出了进化生物学在定律、科学说明和预言等方面的特异性，从而揭示了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局限性。
最后我们讨论了“人工生命”这一新课题，援引了不少新资料。我们相信，对生命而言，功能比物质材料或具体结构更为重要。这种理解对突破旧框框、重新认识生命的本性，将带来新的启示。
(原载《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录入编辑：哲学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