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科技的异化包含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科学的善恶问题与科技的应用后果问题。这两个层次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不可混为一谈。
当今，人们在欢呼和歌颂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及其造福人类的丰功伟绩时，也在纷纷议论着科学技术异化的问题。人们不无忧虑地数落着科学技术的种种负面作用，似乎现代科技已经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状态。不少论者根据事物发展的常理，喜次用“双刃剑”来比喻科学技术的发展既造福人类又威胁人类这两种相反相成的作用。确实，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已经和正在对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产生越来越多的负面作用，诸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人口膨胀、人际关系的疏远和隔膜、伦理道德的畸变、人文精神的丧失等。然而这一切是否可以一股脑儿归罪于科学技术呢？其实，这里有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首先是科学技术本身的善恶问题，其次是技术应用的后果问题。讲科技异化，不能把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搅在一起。
什么是科学？按照英国著名科学史家丹皮尔的说法，“科学（指自然科学——引者注）可以说是关于自然现象的有条理的知识，可以说是关于表达自然现象的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的理性研究”（注：丹皮尔：《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页。）。 这一定义大体代表了本世纪上半叶以前人们对自然科学含义的认识。这里强调科学是“理性的研究”，是“有条理的知识”，说明科学内在地包含着理性，科学和理性原是一体。本世纪下半叶，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人们对科学的含义有了新的理解，但上述含义仍被作为基本内涵而保留下来。以此作为我们今天讨论科学功过问题的基本依据，无疑是恰当的。
科学就其本性来说，具有真善美的品格。真，是因为它与客观规律相符合；善，是因为它能推动人类道德理想的实现，与人道精神相一致；美，是因为它简明而深刻地揭示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提供了自然与人的真实图景。科学社会学创始人默顿曾指出：“基础的科学知识是一种自我包含的善”（注：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页。）。他的导师、著名科学史家萨尔顿在《科学史和新人道主义》一文中对科学与人道的关系作了如下论述：“不论科学变得多么抽象，它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本质上都是同人道有关的，……人类通过自身努力所揭示出来的宇宙的几乎无法想象的宏大性，除了在纯粹物质的意义上以外，并没有使人类变得渺小，反而使人类的生活和思想具有更深刻的意义。每当我们对世界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我们也就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并不存在着同人文科学相对立的自然科学；科学和学术的每一门类都是既同自然有关，又同人道有关”（注：转引自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 商务印馆1985年版，第39页。）。显然，科学本身不存在恶的问题，科学是善，它对科技异化所引发的恶无须负任何责任。科学的历史表明，它愈深入到自然界的堂奥，就愈与人类接近，愈富有人性。
科学虽然性本善，但科学对人类的福祉，却必须通过技术的应用才能实现。而科学的技术应用却可以产生好的和坏的后果，这就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了。通常所说的“双刃剑”效应，其源盖出于此。爱因斯坦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注：《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 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6页。）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认为，技术的发展“对善和恶都带来无限的可能性”，“新工业革命是一把双刃刀，可以用来为人类造福，……新工业革命也可以毁灭人类，如果我们不去理智地利用它就有可能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注：维纳：《人有人的用处》，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32页。）
技术作为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手段、方法、经验和工艺的整体，从一开始就具有反自然的性质。人类应用技术改善自身的生存状态，为人类谋福利，但如果不能理性地加以控制，即所谓滥用，事情就会走向反面，技术的反自然性就会恶性膨胀，导致始料所不及的后果。前面提到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危机、人际关系的疏远与隔阂、道德的畸形化、心理变态与疾患等，就是属于这种情形。至于一些人如战争狂人利用科学技术去实现其反人道的罪恶目的，那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不是科技异化题中应有之义。总之，所谓科技异化，主要是科学的技术应用问题，与科学本身无关。
科学“性本善”，技术“习相远”。明乎此，人类在利用技术为自身造福的同时，也应当利用人的道德理想和理性的力量去驾驭技术的应用，把科学异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之内。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已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注：《马恩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79页。 ）马克思这里讲的当然主要是指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情形，但其基本精神至今仍未过时。首先，由于当代科学向技术的传化周期日益缩短，科技评估难于一一预测技术的应用所产生的各种后果，科技的异化仍在所难免。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居于经济利益的竞争仍相当激烈，人的价值观、人生观扭曲的现象仍普遍存在。滥用科技谋取私利危害公共利益的个人和集团还会不断产生。而且，在依靠科技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科学技术的经济功能将越来越得到强化，以致误导人们把科技仅仅看成是发展经济获取利润的手段，而忽视了科学的其他方面功能的发挥。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注意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积极、有效而又理性地发展科学技术，使它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发挥最大的作用。
关于科技进步与科技异化问题，近二十年来国际上曾有过激烈的争论，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大派，即所谓技术悲观派和技术乐观派。随后又出现了所谓“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观。探讨一下这些流派理论上的得失，对于我们辩证地对待科技进步和科技异化的关系，是大有助益的。
技术悲观派的主要代表是罗马俱乐部。罗马俱乐部自1968年成立以来，发表了许多研究报告，着重讨论了人口、工业化资金、不可再生资源、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等全球性问题，认为富裕中的贫困、环境的变化、对各种制度失去信心、杂乱的城市扩展、职业无保障、青年的异心、通贷膨胀等现象在各种社会中都存在，并且互相影响。他们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持一种悲观的观点，因而这个组织被当成人类研究未来的悲观派代表。它在预测人类社会未来状况时，对科学技术的作用持消极否定态度。例如，该俱乐部的主要发起人贝切伊断言滥用科学技术是当前全球危机深化的主要根源。他指责那些相信科技进步可以克服全球危机的人们是“一种集体的湖涂”。他写道：“由于成果辉煌，使得科学处于顶峰，并使科学本身获得发展的推动力，激励着研究、发展与实际应用的新循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朋友把这种推动力称作科学技术革命，并在他们所鼓吹的新社会的创建中赋予科技革命以首要的作用。许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把解决人类所有问题——至少是其中绝大多数的希望寄托于科学。我感到在这一切中间，存在着一种集体的湖涂。现代社会自己制造了科学神秘权威，给科学披上高贵的外衣，却不知有多少卑劣的想法是以此作掩护的。”（注：贝切伊：《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公司1985年版，第61页。）他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极大发展并不是为了优先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而是为了满足发达国家的利益，特别是那些特权阶层的利益。他认为，监用科学技术的错误应归咎于社会及其统治阶层、领导人和专家治国论者，但科技工作者并非完全无辜。“我们经不起惊人的新技术的引诱，正丧失着生活观念。我认为，生活观念除了由日常劳动、工作伦理、额上的汗水、手上的老茧、创造、参与和做有益的人的自豪感组成以外，还有思想与行动的统一、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和谅解、大自然和物质世界的一致以及对一切存在事物的尊重等方面组成。丧失这一切而投身于科学，只期待它廉价地确保我们的解放和幸福，这是一种疯狂、轻率的表现，也是一种从根本上说极不道德的浮士德式的交易。”（注：贝切伊：《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公司1985年版，第65页。）
技术乐观派的主要代表是美国赫德森研究所的康恩和西蒙。康恩先后出版了《2000年》、《今后二百年》、《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即将来临的繁荣》等著作，坚决反对限制增长的办法，主张用发展新技术和保持经济不断增长的方法使当前的“失调性问题”得到控制。西蒙著《最后的资源》，认为新技术和市场调节完全可以解决资源和能源问题。该派通过社会未来预测研究，也承认出现人口过多、污染、能源危机等全球问题，但认为人类所面临的前景不值得悲观，人类面前还存在无数大有作为的生长点，如地球深处的矿藏、海洋资源的开发、太空的利用等，所以人类能够克服种种危机提出的挑战。未来的人类社会将与现在有很大不同，但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都将是更为先进和进步的。自赫德森研究所长康恩的《2000年》一书出版以来，他个人或与同事合著了六本书，不厌其烦地介绍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和改造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认为：“一切都很好，一切将会更好”。
上述两种观点能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呢？
悲观派的忧患意识在唤起国际社会对全球性重大问题的关注上起了主要作用。他们正确地指出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某些不良倾向，如重视满足富国、富人需要的技术和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等，同时也批评了把科技进步当作医治各种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和赋予人类美好未来的万能法宝的错误观点。然而，悲观派并没有找出滥用科学技术造成全球问题的根本原因。它把症结说成是社会及其统治阶层的“无知、自私”，把问题归结为人与自然、穷国与富国的关系，这显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
乐观派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和对人的能动作用的评价是正确的。但它忽视了主动地有计划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同被动地受资本边际利润率的驱使去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有区别的，从长远看，两者对人类福利的后果是大不相同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潜力的发挥，人的能动作用的实现是受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价值观念的制约的。盲目地赞美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福利，看不到其负面作用，显然不是全面的客观的态度。
显然，对于经济、文化和科学还比较落后的国家来说，既不能盲目附和乐观派见利忘弊的科技观，只顾科技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不顾科技的应用给自己的国家所带来的苦果；更不能引悲观派为同调，以反对科学主义为已任，搞所谓“零增长”（“零增长”对落后国家不过是“灭亡”的代名词）。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有自己的国情和优势。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同时运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科技应用的负面效应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原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06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