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资本逻辑在现代世界的生成以及其在全球不遗余力的演绎和深入拓展而导致的经济全球化，因“经济原则”对生活世界的不断强制和无度吞噬而导致的社会经济化，使得现时代的人被挟制于“经济帝国”及其意识形态之中，从而“经济原则”被提升为生命的至上逻辑，经济世界观也因此成了人们热衷拥抱的行动指南。正是在如此这般的存在情势中，有关经济正义的话语或作为无批判的意识形态之遮蔽，或作为不甘堕落的思想之努力，成为今日学界的热点话题之一。然而，经济正义何以在现代世界凸显？经济正义的本质为何？经济正义在当今的价值何在？对这些问题的检讨，不仅有助于揭示上述问题，而且在根本上有助于检审现代人自身的经济方式和存在方式并由此谋划超越之路。本文企图从经济哲学的视阈对以上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和应答。
一、“经济时代”及其殖民后果：现代经济正义话语凸显的存在境遇
就一般而言，关于经济正义问题的思考和有关经济正义的话语早已有之。远在古希腊几百年前的古希伯来，就已经出现了关于经济正义的思想萌芽，那时人们就把对原始土地均分后设立的“界石”之遵守视为正义的重要标志。在古希腊，思想家们对经济正义的思考和探讨就更为明显了，而这突出地表现在亚里士多德对分配正义、交换正义和矫正正义的讨论中。然而，我们想指出的是，尽管对经济正义问题的思考早已存在，但严格说来，经济正义作为一个时代性的课题和普遍性的话语凸显出来，乃是与人类历史上“经济时代”的降临、“市场社会”的生成和“资本逻辑”的建构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紧密相关的。
“经济时代”的生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对于其起源、演变、运行机制及其特质等问题，不少思想家给予了深入的思考和揭示。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历史由前“经济时代”向“经济时代”的演进，在根本上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之结果，它是以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交往关系的不断扩大、世界市场的不断生成和商品货币关系的不断强化为基础的，且伴随着诸如“原始积累”之血与火的辛酸历史而逐渐完成的社会历史过程。所以马克思指出：“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1］。然而这是通过“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1］（268），因此这一“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1］（261）。
卡尔· 波兰尼则用“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来描述由前“经济时代”向“经济时代”（或市场社会）的转变。他认为在前“经济时代”，“人类的经济是浸没（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他的行为动机并不在于维护占有物质财富的个人的利益；而在于维护他的社会地位，他的社会权利，他的社会资产。只有当物质财富能服务于这些目的时，人们才会珍视它”［2］。易言之，在“经济时代”以前，经济生活并没有成为社会生活的轴心，经济财富本身并不具有自主性，它只不过是社会生活的手段性组成部分。因此，经济活动是从属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其并没有成为目的本身。在那时，人们的经济生产是为自己的用途而生产，生产的动机和储存的原则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团体成员的需要。所以，卡尔·波兰尼指出：“宽泛而言，我们已知的、直到西欧封建主义终结之时的所有经济体系的组织原则要么是互惠，要么是再分配，要么是家计，或者是三者之间的某种组合。这些原则在特定社会组织结构的帮助下得到制度化，这些组织结构的模式包括对称、辐辏和自给自足（ａｕｔａｒｃｈｙ）。在这个框架中，财物的有序生产和分配是由通过普遍的行为准则规训过的各种个人动机来保证的，在这些动机中，逐利动机并不突出。习俗和法规、巫术与宗教相互协作，共同引导个体遵从一般的行为准则，正是这种行为准则最终保证他在经济体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2］（47）如此可见，在前“经济时代”，社会的经济或市场还是处于较为孤立的、属于被调节的状态。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经济交往的不断扩大和深入，原来孤立的市场连接起来变为市场体系，原先被调节的市场变成自我调节的市场。这“意味着要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与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经济因素对社会存续所具有的生死攸关的重要性排除了任何其他的可能结果”［3］。如此一来，人类经济行为的动机便完全托付于实现最大金钱收益为导向的利润经济或资本经济。而当一个以资本增值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唯一指归，以市场自我调节为经济运行的根本方式，且整个社会围绕经济旋转的时代开始之时，“经济时代”就降临了。
加拿大著名的文化学者Ｄ．保罗·谢弗在对“经济时代”的起源作了细致的考察分析后认为，追溯“经济时代”的最初起源时间，那么非1776年莫属，因为那一年发生了对未来人类生存状况意义深远的三件大事：其一是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由此改变了人民、国家和世界对政府、统治行为、自由、民主、政治和政治程序的观点；其二是在英国詹姆斯·瓦特蒸汽机的应用，由此引发了技术革命的浪潮；其三是亚当·斯密《国富论》一书的问世，它开启了人们从新的视角和思路来认识和把握财富［4］。正是它们的相互结合以及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为“经济时代”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经济时代”的特质在于，它是一个经济关系主宰社会关系、经济生活统治社会生活的时代，一个经济增值成为时代轴心和生活世界核心主题的时代，一个资本逻辑成为社会内在运行机制、利润成为衡量万物存在尺度的时代，一个充斥着浓厚的资本主义、“物质主义”、“发展主义”和“利己主义”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时代。对于“经济时代”，人们曾经有过热情的欢呼和乐观的期待，认为随着“经济时代”的到来，人类的自由、平等、博爱和美好生活将如期而至。然而，伴随着“经济时代”的巩固和市场社会对人类的不断增长的钳制，社会进入了一个由“资本”和“市场”主导的历史流变之中，并内在地遭遇了诸如贫富分化、阶级对立、经济危机、生态恶化等关乎人类生死命运的重大现实难题和社会灾难。正是在如此的存在困境和殖民化生活世界中，经济正义话语作为对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时代”之哲学反思和价值检审而出场。
在“经济时代”的生成过程中，较早对经济正义进行批判性思考努力的当属空想社会主义者，当他们看到“经济时代”带给人们的不幸和痛苦之现实后，对“经济时代”的经济之正义性问题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虽具有“空想性质”却不乏尖锐批判性的思考，其致思理路是反对财产私有、主张财产公有制，从而确立了以财产公有为核心价值的经济正义视野。然而，诚如恩格斯所言，“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5］，经济正义作为人们对自身居于其中的经济生活世界的价值评判和伦理诉求，“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5］（435）。所以伴随着“经济时代”的逐渐生成和资本逻辑的全面确立、巩固和拓展，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近现代西方经济正义思想也随之产生和演变，譬如，近代西方就产生了以霍布斯、洛克、休谟和亚当·斯密等为代表的契约论经济正义思想，以边沁、穆勒和葛德文等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经济正义思想等，而在当代则有以罗尔斯、诺齐克和哈耶克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正义思想等。尽管这些经济正义思想内部有某种程度的差异和不同的侧重点，但其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基本的立足点乃是一致的，即维护和论证私有制及其基础上的自由市场制度之合理性与合法性，并以此规定经济正义的阐释方向。总之，随着“经济时代”的生成及其内在引发的诸多灾难性后果的不断呈现，以及人们对此问题的求解之思想自觉，构成了现代经济正义话语凸显的生存论基础。
二、经济正义：一个经济哲学的批判性阐释和划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在不断深入，其间也出现了诸如贫富差距过大、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差别扩大、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等一些切实关乎民生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致使国内学界对经济正义问题的探讨和思考逐渐升温。但是由于学科的深度专业化和专家的狭隘专业视野，也由于经济正义课题本身的复杂性和艰深性，使得对经济正义的探讨存在不尽一致乃至意见相左的景象。在有关经济正义的探讨中，如下两种话语颇为典型。
其一是立足于国民经济学（增加国民财富之科学）立场规约经济正义的话语。在这种话语看来，所谓“经济”，就是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大产出的人类活动，其本质在于利润，从而经济与正义价值无涉，因此所谓的经济正义是一个纯粹的“伪问题”。即使承诺了经济正义的实存性，那么经济正义的根据和真理仍在于效率和利润，即经济效率和经济利润才是经济正义的核心规定。这实质上就是用经济利润吞没正义价值。由此出发，将经济正义价值无批判地诉诸“自由市场竞争”来规范，以至于将市场的“优胜劣汰”作为经济正义的基本原则，大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经济逻辑，从而将生命的冷暖交由市场无情裁决，正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
其二是立足于先验的伦理学浪漫主义立场确立经济正义的话语。这往往以先验的形而上的“应当”作为逻辑基点，通过诉诸抽象的逻辑演绎规定经济正义在于经济起点、经济过程、经济结果公平，从而实现“至善”。但是由于它缺少相应的理论前提之澄清，以及其逻辑上具有的思辨形而上学性质，结果却稳当地落入了无批判的先验伦理浪漫主义窠臼，从而无力触动坚硬的现实问题，甚至由于经济正义存在论基础的晦暗不明，由于排山倒海般的资本霸权，由于“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强势话语，先验伦理浪漫主义的经济正义话语被淹没于经济学话语的大潮中，导致对经济正义的思考自觉或不自觉地倒退到经济学的思维原则和价值立场，从而有关经济正义的伦理学话语宿命般地成为资本的注脚。
如此可见，关于经济正义的经济学话语和先验的伦理浪漫主义话语，虽有某种程度的进路差异，然而二者在根本上却是以对资本经济的无批判承诺为前提的，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落入资本的意识形态怀抱中。如此一来，经济正义所应具有的对现实经济生活世界的批判性反思和革命性超越维度就黯然失落了。因此，问题的重要性就在于我们在何种理路以及在何种视野中确立对经济正义的原则规定和批判划界。在此，我们试图立足于经济哲学的基本立场展开对经济正义的批判性思考。经济哲学，作为哲学对经济生活世界的理性追问和哲学批判，乃是结合哲学和经济学的学科优势，对经济生活中遭遇的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经济问题及其意识形态进行深度的哲学追问和现实的革命改造，因而内在地包含着对人类基础性存在方式的经济活动之哲学检审，以捍卫社会经济生活中人的存在价值和生命尊严，承载起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和人之自由提升的哲学使命，从而为人类提供一个更具牵引力的经济生活世界图景，超越欠缺的现实社会经济生活，营建诗意的人类居所。
从经济哲学维度阐释经济正义，首要地涉及对“经济”和“正义”的理解。对于何谓“经济”？有不少流行的观点，如“经济是增加国民财富的活动”、“经济是通过对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使它们得到最大的满足，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效果”。虽然这样的说法道出了经济的部分属性，但并未能从根本上揭示出经济的实质。对此，卡尔·波兰尼作了细致的分辨和解析，他指出，在涉及人类行为时，“经济”这一术语包含实质含义和形式含义，其实质含义源于人的生活离不开自然和他的同伴，是指人与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互换。而形式含义则源于手段─目的（ｍｅａｎｓ－ｅｎｄｓ）关系的逻辑特性，它指的是这样一个确定的选择状态，即因为手段不足而造成要在手段的不同使用之间进行选择。因此，经济的两个含义是完全不同的，实质含义源于事实，形式含义则源于逻辑，而只有借助经济的实质含义才能对历史地经历的经济体作出科学的分析。然而，现实中经济概念的实质含义和形式含义却被无知地混淆起来了［3］（33－34），结果导致对经济的狭隘化理解，并因此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经济方式和生存方式。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对经济本质作了深入的揭示，认为经济活动并非简单地就是增加国民财富的活动，也非抽象地就是投入和产出的函数关系。马克思曾指出：“人们的生活自古以来就建立在生产上面，建立在这种或那种社会生产上面，这种社会生产的关系，我们恰恰就称之为经济关系”［6］，“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7］。恩格斯则指出：“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8］这就是说，经济现象作为人类特有的社会活动和生命存在方式，既包含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的交换活动，也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因此，从生存论的层面看，经济是人类始源性的生命存在方式和人类成就自我的基础存在方式，其根本则是人与人的社会存在关系。至于对“正义”，也存在不同的解读和阐释。本文是从哲学的原则高度确立正义的阐释定向的，在哲学的视阈中，正义乃是人特有的对自身存在方式、存在意义所进行的理性反思和价值审视，本质地关涉到合理性和合目的性的价值统一，因此折射了对存在的终极人文关怀和意义诉求。
结合对“经济”的生存论理解和对“正义”的哲学把握，并基于经济哲学的基本立场，所谓经济正义，是对人类经济方式所进行的正义与否的价值评价和哲学审视，是对经济生活世界的正义追问和理性反思。它是经济领域中的正义问题，是社会正义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形式。因此，经济正义不仅包含着对形而下的“效率”之追求，更注重经济生活中的形而上的终极价值之承诺，即经济正义在根本上把经济的正义性规定为经济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发展、人的自由之确证和提升，倡导正义价值对于经济利润的优先性和根本性。同时，由于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既存在着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活动，又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因此经济正义又必然地牵涉到经济的目的和手段的统一、效率和公平的统一、自然和人类的统一、当代人和后来人的利益统一，由此追问我们在社会生活中“经济什么”、“如何经济”、“为谁经济”等至关本质的本体论问题。这是经济正义所蕴含的内在精神和所要探讨的核心主题。当然，由于人类社会是一个历史的生成过程，其存在和展开都受制于特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因而经济正义的观念形态和价值原则也是历史而具体的。但是经济正义作为对经济生活世界的哲学反思和意义追问，乃是一个批判和反思的范畴，它表达了人类对当下经济生活世界的忧虑和不满，从而要求超越现实经济状况的价值主张和要求。事实上，人类正是在对经济正义的价值追求和自觉反思中，不断完善和超越现有的经济理念和经济方式，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自觉把握经济的意义维度，求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态平衡，在诉求经济的合理性和合目的性的辩证张力中建构富有意义的经济生活世界，以促进人的自由存在之本质。
经济正义的论域是十分丰富的，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观念形态的经济正义，即经济正义的价值理念和思想样态。其意义在于为人类经济行为提供具有深度牵引力的生命远景和思想指引。第二，经济制度正义。它是从哲学伦理的价值层面对经济制度和体制所进行的正义检审和理性追问，是基于对人和人类生活意义的基本理解而作出的制度合法性审视。第三，经济活动正义。它是对经济行为主体在从事经济交往过程中的行为是否具有正义性的价值拷问，是以正义的价值观和正义的社会制度、体制作为自身的依据和原则。如果我们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个方面规定经济活动，那么在经济活动中，经济正义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生产正义、交换正义、分配正义和消费正义。第四，全球经济正义、代际经济正义以及种际正义。若将经济正义的追问由一国范围而扩展到世界范围，那么就会衍生出全球经济正义问题；而一旦把经济正义的价值考量观照到当代人和未来人之间的经济关系，那么就会呈现出代际经济正义的问题；如若把经济正义的价值关切深入到生态关系，则会引导出环境正义和种际正义问题。总之，经济正义是正义的价值理念在经济世界中的关照，并通过现实的富有正义价值理念的经济制度来牵引和约束人类的经济行为及其交往关系，从而规导经济生活中利益和意义、经济和道德、手段和目的的和谐统一，使之趋于人类自由的正义之善，以确保人之为人的存在之真理。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德性一样，经济正义是经济生活世界的首要价值，它力求超越狭隘的利己主义和资本经济的眼界，关心人类绝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关注自然生态价值，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性完善，指向一个充满社会凝聚力和价值关怀的意义世界，诉求人的自由自觉之存在本质，使人拥有人的世界、人的社会关系和人自己。
三、经济正义：超越“经济时代”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和价值支撑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经济时代”的生成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并且在客观上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由于“经济时代”是奠定在牟利动机基础之上的，因此如何千方百计地提高效率以获取最大利润便成为其核心主题，由此在追求经济增值的过程中，其不自觉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极大地提升了世界生产率，拓展了世界性的交往关系。对此，若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它“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7］（277）
然而，我们又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尽管“经济时代”的力量以各种形式表明了人类进步和发展的巨大成就，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值得尊重的益处和机会，但由于“经济时代”是以理智形而上学作为自己观念世界的哲学基础，以资本原则作为其世俗社会的运行机制的，因此它把更高的优先权分配给了利润、市场、资本积累而不是人和人类的幸福。在经济社会里，一切事物都在经济大缸里被染上了它的色彩，从而人们以经济的和资本的观点看待所有事物，对生活世界采取了抽象的资本格式化和理智形而上学的抽象强制。如此的结果是，人不再享有人的和主体的地位，而是被当作商品和客体来对待，资本和货币成为衡量人的存在合法性的根本依据，“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一句话，“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7］（275）。如此一来，“经济时代”导致了自身无法消弭的殖民化后果，对此我们可以标志性地概括为：富裕世界中难以堪忧的贫困，核武器对峙下胆战心惊的脆弱和平，现代科技威逼下“盖娅”母亲早孕早产导致的生境破碎，不断生成的经济动物背后人之为人本质维度的无奈脱落，在无畏地建立通往虚无太空的航道之际却迷失了回家的路，等等。显而易见，如果“经济时代”一意孤行地运转下去，那么环境危机就没有解决之日，生态灾难将无以避免；如果“经济时代”不反思自己的世界观而执意采取资本原则的疯狂逻辑，那么贫困、饥饿、不平等将是人类的命运，也因此将给世界和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暴力、冲突和恐怖主义；如果“经济时代”还是抱着经济主义的信条而阔步前行，那么我们当下世界体系的更加混乱和动荡的后果将会如期而至。事实上，人类正处在一个丧失了理性秩序和意义维度的殖民化生活世界，我们正担负着沉重的人地危机之恶果、人际冲突之危害、人心失衡之焦虑和意义丧失之虚无。因此，扬弃并超越“经济时代”，开创更加优越的社会时代，成为我们时代的思想主题和现代人的历史担当。历史的经验深刻地启示我们：思想革命往往是社会革命的先导，比强大的军队更能推动历史前进步伐的是一种引导时代的思想。因此，要引导并实现“经济时代”的成功转身，就需要全新的思想创造和全新的价值支撑。而经济正义作为对经济生活世界的意义追问，作为对现代人经济存在方式的理性审视和哲学批判，以及对当下狭隘的资本经济的超越性思想努力和价值牵引，现实地构成了扬弃和超越“经济时代”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和价值支撑。
由于经济正义的思想理念和价值原则是以经济哲学的基本立场为前提和基础的，它以形而下的经济基础视阈和形而上的正义价值维度的有机结合作为自己的价值审视坐标，因此，经济正义不赞成把人的价值实现置放到远离经济基础的抽象正义价值世界内，空疏地诉求人之本质的实现和人性的解放，因为若脱离了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不仅人类改善生活和不断提升生命质量的希望会落空，而且人类社会中潜在的矛盾冲突和暴力对抗也会不断地发生。同样，经济正义也拒绝把人降格为经济的附庸和“资本”的抽象物料，因为人类若丧失了超越现实经济存在方式的正义价值诉求，用资本来定义人的本质，那么人类开启可能世界的通道和人的自由解放道路将被彻底封锁，人类及其历史也因此将在虚无中“终结”。质言之，经济正义反对以经济价值吞没正义价值，也反对用正义的名义拒斥经济意义，主张以整体性、根本性、历史性和批判性的哲学立场来确立经济正义的基本价值视野，确立一种更加广泛、持久、深刻且具有根本意义的对待生命、对待生活、对待他人、对待社会和对待自然的方式。从人之生命存在的终极价值意义上，把经济的根本合法性依据导回到对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的守护上，从而把人性美德置于更强大的地位，以追求经济和社会文明发展的合理性和合目的性。在人与社会的关系层面上，经济正义主张通过构建合理的社会经济关系确保每个人基本的经济需求和公平的经济关系，并进一步实现平衡、和谐与平等的人际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经济正义主张以“有机的世界和宇宙观”为方法论基础，从人类生命的存续和自然生态的良好运行的整体视角和长远考量出发，尊重自然、关怀大地，构建和谐的人地关系。总之，扬弃“经济时代”是历史的诉求，也是现实的呼唤，在此过程中，经济正义现实地构成了超越“经济时代”的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和价值支撑。
（原载：《道德与文明》2011年第5期。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