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該篇補充了魯國歷史資料
《魯邦大旱》記載的是魯國大旱，其中所記是哀公與孔子的對話，則事情一定在孔子周遊列國歸魯後的數年之內。但此次魯國的旱災並不見於傳世文獻，《春秋》經傳中也找不到相關聯的直接記載。
魯國此次旱災發生的時間，學者們推測魯國此次大旱應在魯哀公十五年，即西元前四七八年。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二冊《魯邦大旱》篇的《說明》中，馬承源先生也說《魯邦大旱》“紀載魯哀公十五年時發生大旱”[2]。在拙文《上海博物館竹書〈魯邦大旱〉管見》中，筆者認為這個判斷有些過於坐實，雖然魯哀公十五年發生旱災的可能性較大，但還不好據此肯定孔子與哀公對話所指的“魯邦大旱”一定發生在這一年。
認為哀公十五年魯國發生了旱災，乃是根據《春秋》經文“秋，八月，大雩”的記錄。筆者斟酌這類記載，認為《春秋》經記魯國實行雩祭並不一定意味著發生了旱災。雩祭是一種祈雨求穀的祭祀，《春秋》經的記事方式或者記事原則有明顯的個性，傳中關於雩祭的記載雖然不少，卻遠非全部的雩祭。《春秋》記載魯國“大雩”的著眼點在於《左傳》所說的“不時”。《春秋》“常事不書”，這樣，魯國不少正常的雩祭便不見於記載。魯國“大雩”都是祈雨之祭，與旱象相互聯繫，但未必一定是發生了“大旱”。相反，《春秋》經傳沒有記載魯國大旱，並不一定沒有旱災。《公羊傳》認為經言“大雩”在於“記災”，後世《公羊》學者更進而言大雩就意味著大旱，實有不當。所以筆者仍然以為，如果要落實此次“魯邦大旱”的時間，還是以發生在魯哀公十一年到魯哀公十六年（前四八四—前四七九年）的六年之內更好一些。
二、該篇所反映的孔子思想
在沒有看到《魯邦大旱》全文時，我們綜合現存傳世相關的材料，認為“對待旱災，孔子著眼於人間的政治，宣導以積極的態度對待自然災害，而不是借助天象思考人世間的事情”，“上博楚竹書中的《魯邦大旱》篇，其中所記孔子評論魯國大旱是其當政者‘刑’與‘德’的措置問題可能與上述思想一致”，現在看來，這種推測不誤。
綜合學界的研究成果[3]，《魯邦大旱》可以重新隸定、標點如下：
魯邦大旱，哀公謂孔子：“子不為我圖之？”孔子對曰：“邦大旱，毋乃失諸刑與德乎？唯……”（第一簡）
……之何哉？”孔子曰：“庶民知說之事,畏也，不知刑與德，如毋瘞圭璧幣帛於山川，政刑與（德）……”（第二簡）
出，遇子贛，曰：“賜，爾聞巷路之言，毋乃謂丘之對非歟？”子贛曰：“否。”“繄吾子如重名其歟？”“如夫政刑與德，以事上天，此是哉！如夫毋瘞圭璧（第三簡）幣帛于山川，毋乃不可？”“夫山，石以為膚，木以為民，如天不雨，石將焦，木將死，其欲雨又甚於我，又必待吾命乎？夫川，水以為膚，魚以（第四簡）為民，如天不雨，水將涸，魚將死，其欲雨又甚於我，又必待吾命乎？”
孔子曰：“於乎……”（第五簡）
……公豈不飽粱食肉哉？繄無如庶民何？（第六簡）
從文中看，孔子與哀公、子貢討論應對天災的問題，主要涉及如何對待祈雨之祭，如何處理祭祀山川神靈和進行社會刑德政治的關係問題。這是當時人們觀念中的重要問題。
自西周以來，人文理念逐漸升騰，人的因素在社會政治中越來越重要。但是，按照《禮記·表記》的說法，周人雖然“尊禮”，卻依舊“事鬼敬神”，到春秋時期，對“人”地位的認可程度，對天人關係的處理方式，標誌著觀念上的保守與進步。《禮記》稱夏商周文化特點不同，認為“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禮”，三代所尊有別。孔穎達《禮記正義》曰：“案《元命包》云：‘三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變。夏人之立教以忠，其失野，故救野莫若敬。殷人之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莫若文。周人之立教以文，其失蕩，故救蕩莫若忠。’如此迴圈，周則複始，窮則相承，此亦三王之道，故三代不同也。”三代文化未必“周則複始”，但“立教以文”確是周人進步于夏、商二代之處。
春秋以來，關於重人還是重天的爭論不斷出現。孔子以前、以後，魯國以內、以外，都有這種典型的事例。我們曾經舉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天的例子，那時，魯國同樣出現了大旱，僖公要燒死巫人和尫者以禮天。魯大夫臧文仲認為燒死他們並不是防備旱災的辦法，說：“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臧文仲認為焚巫、尫並不是防備旱災的辦法，認為應在民艱於食的情況下修理城郭，稍給民食，這才不失為救荒之策。同時，還要注意貶損飲食，節省開支，勸人施捨，並致力於農事，使旱不舍農，以補救災荒。而巫、尫之人能做什麼呢？他們如臧文仲所說：“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臧文仲明白迷信鬼神無用，應當重“人事”而輕天、輕鬼神。
在《魯邦大旱》中，孔子說“庶民知說之事，畏也，不知刑與德”，可見到春秋末期，人們的觀念中仍有十分濃重的“重視鬼神”思想。孔子看到這種情形，主張不宜一味致力於“瘞圭璧幣帛於山川”，他還具體分析，指出旱災發生時不必祈求於山川之神，因為如果他們有神性，應該像人們一樣期望下雨，甚至“其欲雨又甚於我”。這與臧文仲“若能為旱，焚之滋甚”的說法如出一轍。《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孔子“數稱臧文仲”，他的思想與臧文仲的這一重要相似之處，說明孔子與春秋以來的進步思想是一致的。
類似的事情在魯國戰國時魯穆公時也曾發生，《禮記·檀弓下》就記載了穆公在天旱時欲焚巫、尫的事情。正因為春秋以後人文理念已經佔據了主導地位，所以魯國僖公、穆公的做法都被制止。
與孔子時間差不多，齊國的名相晏嬰也諫止過齊景公的不當做法，《晏子春秋·內篇諫上·景公欲祠靈山河伯以禱雨晏子諫》和《說苑·辨物》都有記載。《晏子春秋》記曰：“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我使人蔔，雲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發，天久不雨，發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鱉為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將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晏嬰的論說與孔子如出一轍，頗耐尋味。
但孔子與晏嬰不同，晏嬰雖然認為靈山、河伯祠之無益，但他又勸說景公避宮庭曝露三日，據景公說這是為了“右德”，即佑天地之德。孔子當然更重德。但晏嬰讓景公如此修德，似比孔子不及。
孔子也談“天命”，但他對所謂“天”的認識比一般人更加理性。據《孔子家語·本姓》，有人說孔子的“文德”是“天將欲與”，說他是先聖之嗣，為“天所祚”，孔子則說：“自吾志也，天何與焉。”他認為自己所作的事情都是自己的志向，上天哪里能給予什麼？上博竹簡《魯邦大旱》中，孔子為哀公謀劃應對旱災的策略，始終著眼於社會政治問題，表現了他思想的時代進步性。
三、該篇的文獻學價值
《魯邦大旱》有思想史的價值，也有文獻學上的價值。作為戰國中期的竹簡，《魯邦大旱》與相關文獻的比較，對於我們認識傳世文獻有重要意義。
我們試將《魯邦大旱》與相關文獻進行對比討論：
首先，孔子常常談論刑德問題，刑德問題也是孔門師徒常常討論的問題，它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重要話題。這一點，《魯邦大旱》與許多文獻是相通的。
《魯邦大旱》短短二百余字，“刑”與“德”的概念出現多次：“邦大旱，毋乃失諸刑與德乎”；“庶民知說之事鬼也，不知刑與德”；“如毋瘞圭璧幣帛於山川，政刑與（德）……”；“如夫政刑與德，以事上天”。
我們說過，在“刑”與“德”的關係上，孔子強調“德治”，強調“德主刑輔”。《魯邦大旱》的幾枝竹簡斷斷續續，但將各簡放在一起，如最後的一枝與前面各簡參互對照，再結合前引《晏子春秋》、《說苑》的記載，也可看出該篇中本來也會有孔子主張注意修德的內容。
孔子關於刑、德關係的話語，除了其他的零散記載，比較集中的有《孔叢子·刑論》，該卷專門收集了孔子這方面的論說；《孔子家語》的《五刑》、《刑政》也是孔子論述刑政和刑、德問題的專篇。此外，《孔子家語》的其他不少篇章所記孔子言論也涉及到這個話題，如《執轡》、《始誅》等篇；《大戴禮記》中的《盛德》篇的相關記述也很典型。
新出竹書也與傳世文獻相互發明。郭店楚墓竹書《成之聞之》篇曰：“民可敬道（導）也，而不可弇（掩）也；可馯（馭）也，而不可敺（驅）也。”與《大戴禮記·禮察》所說“或導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完全一致，同樣是關於如何處理德、刑關係的高論。
《孔子家語》、《孔叢子》、《大戴禮記》是儒家文獻，對於他們的價值，人們有種種看法，有學者將上海博物館竹書中的孔子資料與《大戴禮記》、《孔子家語》、《孔叢子》等同樣看待，認為這是基本可靠的孔子研究資料。[4]應該沒有什麼問題的。
與《魯邦大旱》最為相近的資料見於《孔子家語·曲禮子貢問》。其中記載了齊國大旱時孔子與齊國景公的問對。其文為：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祈以幣玉，祭禮不懸，祀禮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相近的記載也見於《禮記》，該書的兩段記載可能與《孔子家語》有關。《曲禮下》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懸；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雜記下》曰：“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孔子家語》是孔子對齊君的答問，同是旱災，又同是國君向孔子詢問對策，與《魯邦大旱》相近。《魯邦大旱》有“公豈不飽粱食肉哉？繄無如庶民何？”整理者馬承源先生說：“‘豈不’是公行為的確定語氣”，如此，這句話意思應該是：“國君飽食糧肉，惟庶民無可奈何。”其實，《魯邦大旱》與《孔子家語》所表達的孔子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這樣的比較研究，對於我們認識《家語》的價值會有幫助。
（原载《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2004年。录入编辑：之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