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清代咸同时期理学名臣，他的思想对晚清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是程朱理学的信仰者，但他的理学观念与传统程朱的一套又有很大不同。他的学术以理学为核心，广泛吸收百家杂学，甚至博杂到不太象是理学了。清末一位正统的理学家夏震武批评说：“湘乡（指曾国藩）训诂、经济、词章皆可不朽，独于理学则徒以其名而附之……儒者学孔孟程朱之道，当独守孔孟程朱，不必混合儒墨，并包容为大也。”他还痛斥曾国藩“讥程朱之隘”是“乡愿之见”，说曾氏学术“以杂为博，以约为陋，以正为党，博学多能，自命通人，足以致高位、取大名于时而已，不当施之于讲学。”① 也就是说，曾国藩根本不配称是一个理学家。如果站在纯粹的程朱理学立场上，夏氏的批评不为无见。但这也恰恰从反面说明，曾国藩没有教条主义地对待理学，他的学术能与时俱进，对传统有继承，更有创新。他在继承理学基本观念的同时，广泛吸收当时的显学汉学以及杂学，甚至是西学，增强了理学的经世功能，使晚清理学从僵死衰落中重新焕发出生机，并使咸同时期一度出现了理学复兴的局面。然而吊诡的是，由于曾国藩理学体系的博杂，也为晚清理学的终结埋下了伏笔。
一、曾国藩对理学的反思
自乾嘉以至道光初年，理学的处境非常狼狈，从民间到官方都弥漫着一股反理学思潮。学界甚至出现了“不骂程朱，不得谓之通人”的局面。所谓宋五子周、程、张、朱的书无人读，书店中理学书也卖不出去。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官方暗中支持汉学是分不开的，乾隆帝钦定的《五经》注疏尽废宋儒义解，全采汉说。可见对宋学的鄙视是一种普遍的学术风气。理学的困境到了嘉道之际仍很严重。曾国藩回忆说：“嘉道之际，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有宋诸儒周、程、张、朱之书，为世大诟。间有涉于其说者，则举世笑讥唾辱。”② 曾国藩的理学老师唐鉴道光年间在京师传授理学，竟要顶着“犯万众之嘲”、“骂讥唾辱”的学术压力。曾氏向唐鉴学习理学是要有点“特立独行，诟讥而不悔”的勇气的。③
乾嘉以来，理学受到学者的大肆抨击，并逐渐被汉学所取代，当然有其内在的理路和历史的合理性依据。清初以来，不少学者鉴于明亡的教训，纷纷批评理学的空疏无用，主张以汉唐的经学取代宋学；同时理学的严苛的理欲之辨，也因其不近人情导致如戴震等学者的反感。其后的汉学家无不讥讽理学。概括起来，汉学家认为理学之弊有三：一是理学杂糅释老，造成或不近人情，或遁入玄虚不能致用；二是理学家解经多臆断，学问空疏，背离了经学的原意；三是理学家内部相互争吵，或是朱非陆，或是陆非朱，莫衷一是。汉学家阮元说：“两汉经学所以当尊行者，为其去圣贤最近，而二氏之说尚未起也。”④ 他认为两汉经学不杂释老，最合圣人的原意。汉学家江藩认为：
汉兴，儒生攟摭群籍于火烬之馀，传遗经于既绝之后，厥功伟哉！东京
在这里，江藩表彰了汉学，认为只有汉学才是真正的修齐治平之学，而理学家学问空疏，愚腐无用，不仅攻击汉儒，而且同室操戈，程朱陆王各派相互吵架，甚是可笑。
汉学对理学的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汉学在乾嘉时期取代理学成为学术潮流也有其学术和历史的必然性。但世变时移，学术风气也在变化。道光时期，社会矛盾进一步加深，士大夫及大小官吏道德堕落，贪贿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面对帝国的危机，一些救世心切的学者企图重新复兴理学以唤起士人的道德感。如曾国藩的理学老师唐鉴说：
天下之患莫大于不顾防检，不敦节，不修礼义廉耻，不遵规矩准绳。破廉隅而趋异偄，弃闲范而就奔驰，容悦以为恭，媕婀以为敬，揣摩以为智，迁就以为才，委蛇以为识时务，和同以为近人情，饰巧诈以固恩权，假声华以固名誉，扬扬自得而不以为可恧，赫赫凌人而不以为可悲。……丧其所固有，而亡其所本来，审若是也，道几不绝乎？⑥
唐鉴认为，学术正则士风正，士风正则政术正，政术正则人心定、风俗正。他主张研习程朱理学以端正士风，作为拯世救时之要务。程朱理学讲存天理、灭人欲，唐鉴认为，如果士人和官员能以理学要求自己，就会遏止人欲横流的社会风气，从而维护清王朝的长治久安。虽然“理欲之辨”对于统治者来说多是对人不对己，更多地转嫁到他人或百姓头上，成为以理杀人的“伪道学”，但也不可否认，无论在朝在野，确实也有不少人在真诚地信仰理学，实践理学。所以道、咸之际，在士风堕落、道德滑坡、贪贿公行的大背景下，在汉学的冲击下一度消沉的理学有渐渐抬头和复兴的趋势，这有其历史的原因和必然性。因此当理学家唐鉴团结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的士人于道光年间在北京组成理学小团体时，曾国藩就被吸引住了，最后成为其中的中坚人物。
当然仅仅从拯世救时的角度来说明曾国藩接受理学和实践理学的原因是不够的，因为拿理学作手段治人与作为信仰律己毕竟是
尽管曾国藩成了唐鉴虔诚的弟子，他对程朱的信仰也终其一生，但他与唐鉴的学术不尽相同。唐鉴是一个纯粹的程朱派学者，门户之见颇深，他的著作《清学案小识》对陆王心学以及当时显学汉学的攻击不遗余力。但渴望能经世致用的曾国藩毕竟不是拘守门户之见的腐儒。他学识渊博，对学术史的流变也十分熟悉。他有奇偶互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认为学术史的发展也是“变一说则生一蔽”⑦，对各家各派的利弊可以说了然于心。尽管他推尊宋学，但来自对立面汉学家对理学的批评却不能不引起他的重视，他注意从反面吸取教训，吸收各家各派之长，以期给陷入僵化、陈腐的理学振衰起弊，试图重新焕发其生机和活力。具体做法是：一是将汉学家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纳入朱子的思想体系，吸取汉学家训诂之长，以补理学空疏之病；二是重视史学，旁采百家，强化理学的经世功能，以救理学家愚腐无用之弊；三是会通理、礼，为汉学家的“礼学”寻找宋学根据；四是以濂、洛、关、闽所谓宋五子书为宗尚，同时不废陆、王等其他各派之长，消融理学家内部的门户之争。上述几点，是曾国藩鉴于清初以来理学不断遭受批评并被学界主流所唾弃而作出深刻反思的结果。他试图重新整合思想资源，恢复并张大理学所固有的通经、修德和致用功能。前几个方面我们将其放在后面论述，这里先讨论曾国藩对理学门户之见的反思。
曾国藩在《汉
在理学内部程朱派与陆王派的门户分争中，曾国藩是程朱派的信徒，他并不赞成陆王心学。他认为程朱派的即物穷理是孔孟之正轨，而陆、王信任本心和良知的修行方式，则容易使后学荡闲防检，以欲望为本心，最后逸出礼法规矩。⑨ 这种看法其实是明末以来程朱派理学家之通识，并无新鲜之处。由此观念出发，曾国藩推尊清代程朱派或接近程朱派的学者为学术正统。他认为；“平湖陆子（陇其），桐乡张子（履祥），辟詖辞而反经，确乎其不可拔。陆桴亭（世仪）、顾亭林（炎武）之徒，博大精微，体用兼该。其他巨公硕学，项领相望，二百年来，大小醇疵，区以别矣。”⑩ 陆陇其、张履祥是坚定的程朱派理学家，陆世仪与顾炎武学术不以方隅自囿，但比较倾向于程朱。所以曾国藩对这些人物十分肯定。总起来说他以程朱为学术正宗的理念直到其晚年并未改变。例如，同治三年（1864）
然而为什么曾国藩又说“程朱指示之语，或失则隘”。那么这个“失”与“隘”表现在哪些地方呢？检索《曾国藩全集》，曾氏不满程朱的地方，除了不完全同意程朱对文、道关系的看法外（13），再一个就是认为程朱门户太严，对儒门人物持论过苛。二程讥苏轼、王安石等人，朱熹讥韩愈、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陆象山、永嘉学派诸人，这在曾国藩看来，似乎缺乏一种包容与涵浑的气量。如他在给刘蓉的信中说：
国藩窃维（谓）道与文之轻重，纷纷无有定说久矣。朱子《读唐志》谓欧阳公但知政事与礼乐不可不合而为一，而不知道德与文章尤不可分而为二，其讥韩、欧裂道与文以为两物，措辞甚峻。……奚病之若是哉？（14）
这段话的意思其实是不满朱子讥评古文家。曾国藩对唐宋古文八大家甚是推崇，认为他们并非是如朱子所讥见道浅的人。曾氏平定太平天国后，有人将他与黄庭坚相比，他回信作答说：
承惠书以鄙人与涪翁（黄庭坚）相提并论，此何敢当？宋代文人如欧、苏、曾、黄诸公，皆以大儒之学术，兼名世之襟度，岂区区所能攀跻？若谓下走遭逢际会，得与平寇之役，则彼数君子者特未遇其时，得一藉手耳。假令秉斧钺之任，成李郭之勋，在数君子视之，固当如蚊虻鹳雀之过乎前，曾不置有无于胸中。弟无数君子之学识，而颇愿师其襟怀。（15）
这恐怕不仅仅出于曾国藩的谦虚，类似的言论还有许多。曾氏认为欧、苏、曾、黄诸人道德蕴蓄甚深，是知大本大原有识见的人物，只不过未遇其时，仅以文名传耳。因此我们认为，曾国藩评价说“程朱指示之语，或失则隘”并非是指其哲学思想体系，而是指程朱论学过于严苛，致使后学拘守者容易四处招怨，动成龃龉，不利于求同存异和团结儒门大多数，因为这对于经世来说毕竟是不利的。
曾国藩通过对理学的反思，对理学内部势同水火的门户纷争提出了批评。最突出的表现是作于同治元年（1862）的《复
孔孟之学，至宋大明。然诸儒互有异同，不能屏绝门户之见。朱子五十九岁与陆子论无极不和，遂成冰炭，诋陆子为顿悟，陆子亦诋朱子为支离。其实无极矛盾，在字句毫厘之间，可以勿辨。两先生全书具在，朱子主道问学，何尝不洞达本原？陆子主尊德性，何尝不实征践履？姚江宗陆，当湖（陆陇其）宗朱。而当湖排击姚江，不遗馀力，凡泾阳（顾宪成）、景逸（高攀龙）、黎洲（黄宗羲）、苏门（孙奇逢）
这段话乍看起来与江藩讽刺理学人物内部相互争吵极为相似，但其实本质是不同的。这段话有几层意思：一是推尊当湖学派“极正”，“当湖”是指陆陇其，他是个极端固守程朱门户的理学家，推尊陆陇其就等于推尊程朱；二是认为王学不免有流弊，因此其门徒“洮洋放肆，殃及师门”也是有原因的；三是说陆王也是孔门大儒，不应对其否定，陆王后学也有或建功立业、或忠节清修之人；四是批评朱、陆互诋，认为朱、陆关于“无极”看法的分歧，可以存异，勿须争执不休。陆陇其不遗余力地抨击王学并且抨击顾宪成、高攀龙、黄宗羲、孙奇逢等接近王学的学者。对这种偏激的卫道做法，曾国藩也并不以为然。综上述四点，便知曾国藩的意见是，学者尽管可以坚守自己崇尚的程朱理学，但不一定要去指责别人，只要对方还在孔门之内，就要从大处着眼，看人家的长处，反对门户争执和对立。这仍是他以程朱理学为核心但不废其他派别之长的一贯思想。
曾国藩在对待王学的态度上表现了与其师唐鉴的较大差异。唐氏批评姚江不遗余力，认为王学比汉学的危害性更大。他在《学案小识》中的《叙》及《提要》中花了较大的篇幅抨击王学，并将“心宗学案”列至全书的最后。曾国藩显然很清楚理学内部的纷争是招致汉学家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他也并不同意王学的说法，但他认为可以存异勿论，勿须强辨。对于阳明的事功他是持充分肯定态度的。他说：
大率明代论学，每尚空谈，惟阳明能发为事功，乃为后儒掊击，不遗馀力。阳明与朱子指趣本异，乃取朱子语之相近者，攀附以为与己同符，指为晚年定论。整庵（罗钦顺）、高林杨园（张履祥）、白田（王懋竑）诸公尽发其覆，诚亦不无可议，乃并其功业而亦议之，且谓明季流寇祸始于王学之淫诐，岂其然哉！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天下之无定论久矣。（17）
曾国藩认为，论者把明朝的覆亡归罪于王学，这有些言过其实。这个见解不仅不同于清代一般程朱派的说法，而且与清初诸大儒的说法也不尽相同。这个观点是否持平，姑且不论，但至少说明曾国藩的学术气量的确颇为宏阔。虽然他是一个宗程朱的人，但他认为无论心学也好，汉学也罢，只要功、德、言与圣门无碍，皆可以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曾国藩知人论世，往往能跨越学派门户，综合名实，将对人的评价与其学术主张区别开来。道光二十三年（1843）
二、曾国藩对理学的再造及影响
这里所说的“再造”并不是指曾国藩对理学的一些基本观念如理、气、性、道等范畴的新发明、新创造，而是指曾国藩以理学的基本价值观念统帅百家杂学，从而形成一个大的理学学术谱系，这样的谱系本文称之为“新理学”，它的目的是为增强理学的经世功能。
正统的理学对汉学（训诂考证之学）、词章之学（文学）、百家杂学多持否定的态度。程颢说：“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23） 二程看不起文学，说“作文害道”，溺于文学容易“纵欲导悲”。他们还批评汉唐以来纠缠于文字的训诂章句之学并不能见道，对于儒学以外的其他学问更是视为异端。朱熹也有同样的思想，他视汉唐以来的“俗儒记诵词章之习”为“无用”，并把“权谋术数”、“百家众技”之学看成是“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24）。甚至对于历史学，朱熹也不太看得起，说“史什么学，只是见得浅”。正是有这样的思想，朱熹与主张功利之学的陈亮、叶适发生了学术冲突。
理学门户过严，持论过高，这一点也正是后世学者批评理学的一个藉口。曾国藩通过对理学的反思，认为理学如果要重新赢得学者，必须张大门户，广泛吸纳汉学、文学、史学、百家杂学，才能避免空疏狭隘之讥，使理学真正成为有体有用的内圣外王之学。
《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集中体现了曾国藩以理学为核心、以汉学为补充、以辞章为手段、以经世为旨归的学术观。其文曰：
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凡人身所自具者，有耳、目、口、体、心思；日接于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妇；稍远者，有君臣、有朋友。为义理之学者，盖将使耳、目、口、体、心思，各敬其职，而五伦各尽其分，又将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无憾于伦纪。夫使举世皆无憾于伦纪，虽唐虞之盛有不能逮，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曷尝舍末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观其雅言，推阐反复而不厌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25）
曾国藩将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种学术全归于孔门，四种学术该内圣外王全体大用。表面看来似乎学分四途，无所偏倚，其实是有侧重的。曾氏将义理之学（宋学）置于首要和最核心的位置，因为在他看来，程朱得孔孟之道之大者，通宋学即可以该领其他学术。考据是程朱所说的即物穷理之事，辞章（文学）是表达义理、宣传义理的载体，经济是使义理落实到实处。曾氏认为程朱理学原本提倡本末兼该、功夫与本体并重，既讲明德又重新民。不过他也认识到理学详于体而略于用，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思想理论总是有务虚的特点，与技术层面的操作是两回事。所以曾国藩在强调“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的同时，又特强调典礼、政书与当世掌故等技术层面的经济之学。四种学问集于一身，“其事始于修身，终于济世”，各种学问在“义理之学”的统帅下，“百川异派，同达于海”，最终达到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最高境界。
基于这样的学术思考，曾国藩对清中叶以来的汉宋之争进行了重新审视。他不象方东树、姚鼐、唐鉴那样从传统理学的立场对汉学破口大骂，而是充分吸收汉学之长。他鲜明地提出“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26） 也就是说，他以义理之学（宋学）为根本，以汉学为补充。
在他看来，德性既尊、洞达天人、知大本大源后，虽著述万卷于我无加焉，虽一卷不著于我无损焉。因为读经、做学问的目的最终在于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是道德实践的学问。但他并不因此而忽视汉学之长。他认为汉学的实事求是乃即朱子所谓格物致知，所谓一物不知，即是吾性之未尽，道问学乃程朱应有之义。故此他又十分重视考据学，用功甚勤，翻检《曾国藩日记》我们可知他对清初以来汉学家的著作可谓是书无所不窥。咸丰九年（1859），他指导儿子读书时说：“学问之途，自汉至唐，风气略同；自宋至明，风气略同；国朝又自成一种风气，此尤著者，不过顾、阎（若璩）、戴（东原）、江（慎修）、钱（辛楣）、秦（味经）、段（懋堂）、王（怀祖）数人，而风会所扇，群彦云兴。尔有志读书，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窥数君子之门径。”（27） 此即是说要熟悉汉学家治学之门径，而不必别标汉学名目，陷入门户分争中去。他对考据学中的一些公案也颇为熟悉，认为这是考据学的常识，不可不知。他在家书中说：“我朝儒者，如阎百诗、姚姬传诸公皆辨别古文《尚书》之伪。孔安国之传，亦伪作也……至东晋梅赜始献古文《尚书》并孔安国传，自六朝唐宋以来承之，即今通行之本也。自吴才老及朱子、梅鼎祚、归震川，皆疑其为伪。至阎百诗遂专著一书以痛辨之，名曰《疏证》。自是辨之者数十家，人人皆称伪古文、伪孔氏也。《日知录》中略有其原委。王西庄、孙渊如、江艮庭三家皆详言之（《皇清经解》中皆有江书，不足观）。此《六经》中一大案，不可不知也。”（28） 其中特别提到朱子、姚鼐也辨古文《尚书》之伪，也就是说，无论汉学、宋学，考据、训诂、辨伪的功夫都是不可少的。
曾国藩重视汉学，除了从哲学的观点认为道问学乃儒者应有之义外，还基于如下考虑：
其一、明小学是读周汉古书的津梁。曾国藩说：“欲读周汉古书，非明于小学无可问津。”（29） 基于这种认识，他充分肯定清代汉学家的稽核之长：“惟校雠之学，我朝独为卓绝。乾嘉间巨儒辈出，讲求音声故训校勘，疑误冰解的破，度越前世矣。”（30） 清代小学家的著作汗牛充栋，曾国藩举其要者认为：“小学凡三大宗。言字形者，以《说文》为宗。古书惟大小徐二本，至本朝而段氏特开生面，而钱坫、王筠、桂馥之作亦可参观。言训诂者，以《尔雅》为宗。古书惟郭注邢疏，至本朝而邵二云之《尔雅正义》、王怀祖之《广雅疏证》、郝兰皋之《尔雅义疏》，皆称不朽之作。言音韵者，以《唐韵》为宗，古书惟《广韵》、《集韵》，至本朝而顾氏《音学五书》乃为不刊之典，而江（慎修）、戴（东原）、段（茂堂）、王（怀祖）、孔（巽轩）、江（晋三）诸作，亦可参观。”（31）
汉学家治经如吴派惠氏认为凡汉皆好，力辟宋人注疏。曾国藩显然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认：“凡汉人传注，唐人之疏，其恶处在确守故训，失之穿凿；其好处在确守故训，不参私见。”（32） 即是说专守汉唐注疏，好处在于确守故训，不参私见；坏处也在于确守故训，易失之穿凿和扞格不通。而对于宋人解经，曾国藩认为好处是发挥义理，使人涵泳体味，得其神髓，但也可能失去原意。所以他主张读经以通义理为主，倾向于宋学，但也知道宋儒说经的空疏之弊。
其二，明训诂考据是作好古文的前提。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余观汉人词章，未有不精于小学训诂者，如相如、子云、孟坚于小学皆专著一书，《文选》于此三人之文著录最多。余于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马迁、韩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于小学训诂，不妄下一字也。……自宋以后能文章者不通小学，国朝诸儒通小学者又不能文章。”（33）
其实汉学诸儒通小学训诂的目的是为了通经，并不一定意在作文章。但是曾国藩却试图利用他们的长处，以汉学家的训诂本事为基本功，去做有先秦汉魏文字风格的文章。做文章的目的是什么呢？“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34） 也就是说，以汉学家的小学训诂功夫，去作发挥理学义理的文章，这最终又回到理学上来。曾国藩此种见识渊源于桐城派。桐城鼻祖方苞作文讲求义法，他主张语言雅洁，反对在文章中出现小说语、语录语、俳语、隽语，讲究语言的雅饬，姚鼐也很重视文字的考据功夫。桐城派的共同特点是以唐宋八大家文作为文章的语言典范。桐城诸人试图以八大家的语言风格来表达理学的义理，以纠正理学家语录体的鄙陋不文之病。曾国藩在方、姚的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一步，他认为学八大家的语言风格，也不免冗长疲沓，稍显气弱，他试图学习先秦、两汉散文、辞赋的语言风格，骈散结合，语言苍雅整饬，以增进文章的雄直之气。一个学汉魏，一个学唐宋，这便是曾国藩的湘乡派与桐城派的区别。但是尽管他们文字风格不同，却有一点是一致的，目的都是为了用古文表达理学的伦常义理。所以说，曾国藩文章风格的形成，实与他重视学习汉学家的训诂考据分不开的。相对于德性来说，文章是第二义，并不重要，然而立功、立德、立言也是圣贤的应有之义。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并不象一般的理学家那样瞧不起文学，他学习训诂考据，目的是做一手好文章，通过文章表达理学的道德伦常观念，最终目的仍是服务于理学。
其三，重视汉学家言是经世所必须。曾国藩认为，汉学是承宋学之弊而兴起的学术思潮，汉学的宗旨同样也是标榜通经致用，曾国藩显然很清楚这一点。汉学家除了治经之外，还将其科学求是的研究法扩大到对方舆、历史、典章制度、百家诸子、自然科学等多领域的研究。清儒对天文历算探研极深，初衷当然不是为了科学发明，而是在解经过程中遇到此类问题，然后穷研不已，遂使此学度越前古，蔚为大观。这些学问从经世的角度来说，显然对于增长人的才干是必需的，也足以纠理学家空疏不能致用之病。基于这种认识，曾国藩对于汉学中知识类的内容也相当重视。曾氏自称：“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一耻也。”（35） 他将不懂天文算学视为一耻。不过他大概也不是完全不懂，他的日记中曾多次记载夜间登楼教人观星的事。（36） 他在家书中指导儿子学习天文：“尔看天文，认得恒星数十座，甚慰甚慰。前信言《五礼通考》中观象授时二十卷内恒星图最为明晰，曾翻阅否？国朝大儒于天文历算之学，讲求精熟，度越前古。自梅定九、王寅旭以至江、戴诸老，皆称绝学，然不讲占验，但讲推步。占验者，观星象云气以卜吉凶，《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是也。推步者，测七政行度，以定授时，《史记·律书》、《汉书·律历志》是也。
曾国藩虽然认为汉学家的学问于圣门同样有功，但是他反对汉学家的哲学，尤其反对汉学家攻击程朱。他说：
乾嘉间，经学昌炽，千载一时。阮仪征、王高邮、钱嘉定、朱大兴诸公倡于上，戴东原、程瑶田、段玉裁、焦理堂十馀公和于下，群贤辐辏，经明行修。……天下相尚以伪久矣。陈建之《学蔀通辨》，阿私执政；张烈之《王学质疑》，附和大儒，反不如东原、玉裁辈卓然自立，不失为儒林传中人物。惟东原《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排斥先贤，独伸已说，诚不可以不辨。姚惜抱尝论毛大可、李刚主、戴东原、程绵庄率皆诋毁程、朱身灭嗣绝，持论似又太过。无程、朱之文章道德，腾其口舌欲与争名，诚学者大病。若博核考辨，大儒或不暇及，苟有纠正，足以羽翼传注，当亦程、朱所心许。若西河驳斥谩骂，则真说经中之洪水猛兽矣。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38）
这段话是说，陈建、张烈诸人抨击王学，推尊程朱，并非出于真心，是为了巴结执政、附合大儒，有要名要誉的私心在内。这些人物还不如东原、玉裁有功圣门，起码戴、段的考据训诂之学足以羽翼传注，能给大儒拾遗补缺，即使是程朱复起，也为他们心许。姚鼐不看其长，对他们肆口大骂，持论未免失之太过。在这里，曾国藩肯定了汉学家的小学，却否定了他们的哲学，对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更是予以彻底否定。他认为汉学家并无程朱的道德文章，却想和程朱争名立异，实是学者之病。至于毛奇龄对程朱驳斥谩骂，曾氏认为简直是洪水猛兽了。总之，曾国藩对汉学虽然有所肯定，但前提是与理学的核心观念不能有冲突，在关键的地方，曾国藩还是站稳了理学立场。
不仅是对于汉学，对于百家杂学，曾国藩也表现了较为融通的学术态度。最能体现他以理学为核心，以考据、辞章为辅助，以经世为目的进行学术重建意图的是他那篇《圣哲画像记》。他从中国学术史又选取32人，为之画像立赞。这32人分别是：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左丘明、庄子、班固、司马迁、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二程、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惠田、姚鼐、王念孙。曾国藩将这三十二人从学术上大致分类，他说：
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
曾氏认为这32人都有圣贤气象：“古之君子，盖无日不忧，无日不乐。道之不明，己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懈，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俯不作，乐也。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无所于祈，何所为报？己则自晦，何有于名？惟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人者，伤悼不遇，怨悱形于简册，其于圣贤自得之乐，稍违异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无实而汲汲时名者比也。苟汲汲于名，则去三十二子也远矣。”（39）
这32人是否就完全代表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精髓？这个问题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选家的思想信仰和学术理念不同，所选对象可能就差别很大，故选本往往是学术批评的一个重要形式，通过选本往往能发现选家的学术思想。曾国藩所选32人即是意图取众家之长，将义理、考据、词章、经济统一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构建他“内圣外王”的学术谱系。传统上理学家对庄周、司马迁、柳宗元颇为讥贬，曾氏也承认他们稍异于“圣贤自得之乐”，但是曾国藩肯定他们的不世之才。他认为庄周说近荒唐，但是“庄子《外篇》多后人伪托，《内篇》文字，看似放荡无拘检，细察内行，岌岌若天地不可瞬息。钱珩石给谏曰：‘尧、舜、巢、许皆治乱之圣人，有尧、舜而后能养天下之欲，有巢、许而后能息天下之求。’诚至论也。”（40） 也就是说，庄子的学说能息天下之欲，与圣人养天下之欲正好可以相辅相成。从经世的角度肯定庄学的价值，曾氏的确比那些排释道如仇雠的理学家在学术气量上更为宏阔。至于所选的八个文学家，理学家不免对其中有些人多所讥贬，如程朱对苏轼的蜀学就很排斥，但曾国藩肯定其文学才能。至于以杜、马、顾、秦尽管同属考据，但他们的学术领域开阔，而且意在经世，与单纯的文字训诂家不同，可以补许、郑之偏；将他们同归考据，对于汉学来说可谓别具只眼，意味深长。为什么将姚鼐归于考据呢？在曾国藩看来，考据是一种科学求是的研究法，不仅囿于经学一途，凡可经世的学问皆可考而求之。至于濂洛关闽所谓宋五子之学，曾氏认为“上接孔孟之传”，其重要性自然不在话下。
总之，曾国藩的学术观本质在于通经致用、内圣外王。他说：“读书在通经术、谙世务。经术通，则义理入而内心有主，世务谙，则闻见博而应事不穷。胡安定在湖学，分经义治事二斋，当时取为大学之法。”（41） 他推崇北宋理学家胡瑗的胡学，即是欣赏其治经与治事并重的学风。又说：“夫所谓见道多寡之分数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赞《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当，可谓深矣。孔子之门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国，问礼于柱史，论乐于鲁伶，九流之说，皆悉其源，可谓博矣。深则能研万事微芒之几，博则能究万事之情状而不穷于用。”（42） 在曾国藩看来，以理学之深，辅之以百家之博，便能既可成圣，亦可外王。用句通俗的话来说即是德才兼备，有德无才，终于无用。晚明理学家“平时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即是无才的表现；有才无德，终是粗才，甚至还会因个人私心把其才用到蠹国害民上。所以曾国藩从中国学术史选取32人，广采众长，自有其深刻的含义在。他自称“于汉宋间折衷一是，以江海量翕受群言。”（43） 实质上正如
曾国藩以理学为核心，以致用为旨归，吸纳众流、不废众家之长，显示了颇为博大雄浑的学术气象。钱穆对此评价极高。他说：“涤生之所成就，不仅戡平大难，足以震烁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闳博实，有清二百馀年，固亦少见其匹矣。”（45） 曾国藩站在前人的肩上，洞察学术流变的利弊，使儒家内部分裂的学术最终统一在理学的周围。他的学术并非杂而无要，而是以理学为核心，以汉学为补充，以辞章为手段，以经世为旨归，其中的轻重主次是显然的。曾氏学术固然不可拿传统意义上的理学衡量之，但说他是对传统理学的发展与开新也自无不可。曾氏理学固然使传统理学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但也为最终埋葬和解构理学播下了种子。这也是思想自身包含否定性因素的辩证法则。曾氏理学不仅吸收理学之外的儒门各派学术，他出于经世的目的，还广泛援引百家杂学，并尤为重视从史学中获取政治智慧。各种学说只要于大局有利，便可拿来实践。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引盗入室”，因为某些学说在本质上与理学是根本对立的。例如历史上的理学家尽管援引佛老，但又无不公开抨击二氏，曾国藩出于经世的意图，除肯定老庄外，对佛教也并不歧视，他说佛教的“轮回因果之说”，“可以驱民于醇朴而稍遏其无等之欲”，“警世之功与吾儒略同，亦未可厚贬而概以不然屏之者也。”（46） 他甚至对天主教的看法也比较闳通：“天主教本系劝人为善，……即仁慈堂之设，其初意亦与育婴堂、养济院略同，专以收恤穷民为主。”（47） 这与一般的理学家纠缠于华夷之辨而力主排外不同。历史上的理学家动称三代，主张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取天下不为，而曾国藩治乱世采取重典，治政、治军颇用申韩之术。曾氏在军中时，曾经以“老、庄、淮南、管、商、申、韩”为题测试幕僚（48），看来他是将其作为有效的治术对待的。他甚至公然主张“以王者之心，行伯（霸）者之政。”（49） 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再度出山治军之后，处世风格大为变化，一改理学家“论是非不论利害”、动辄与权贵为仇的习气，因为这样做，掣肘太多，根本不能成事。他在官场上更多地采取黄老之术，知其雄，守其雌，一以柔道行之，变得日趋柔滑圆通。晚年甚至还指点友人说：“世途险巇，宦海风波，诚非意计所能逆料，其中悉有命焉主之。惟阁下天真烂漫，一切居官处事，往往径行直遂，未能化去圭角，以是颇多龃龉。如能和光同尘，处事缜密，出言必谨，则获上信友，必当重履亨衢。尊意以为然否？”（50） 这些话颇有黄老权术的味道，与其早年高蹈卓立、疾恶如仇的风格大相径庭。曾国藩的朋友欧阳兆熊曾经认为，曾氏一生为学有三变：“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为申韩。”后来又变为黄老，一以柔道行之。（51） 其实在本文看来，曾国藩的学术并没有变，无论黄老也罢，申韩也好，都不过是治术，是权宜之计，而且这样做也不是为了谋取身家之私利，仍是为三纲五常这个大目而服务的。他的理学核心思想并没有改变；他一生的立身大节，依然合乎理学家的基本原则，也没有改变。
曾国藩再造理学对晚清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努力一方面使理学在咸同时期得以复兴，同时也为后来理学的终结播下了种子。他以理学号召士人，以权变经营军务，最终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军和捻军起义，挽大清江山于危倾。作为近代军阀的鼻祖，曾国藩的政治遗产又为他的传人李鸿章、袁世凯所继承，但他们只继承了曾学中经世和权变的一面，其核心思想——理学却传承乏人了。
（原载《中国哲学史》2007年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