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黑格尔》(1938)是卢卡奇致力于研究青年黑格尔从前耶拿时期到耶拿时期(1793—1807)辩证法思想1发展历程的代表作。在该书中,卢卡奇将这一辩证法发展史概念化为“实证性(Positivitat)”阶段(前耶拿时期)和“外化(Entausserung)”阶段(耶拿时期),认为前一个阶段是后一个阶段的准备和“雏形”。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倾向于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模式,体现在将实证性视为僵死的、与主体截然对立的或异己的客体性;后者则从前者的绝对否定中摆脱出来,更倾向于一种更具体、更历史的扬弃模式,表现为既肯定又否定,进而达至主客体之间的真正统一2。卢卡奇认为,虽然“外化”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1805—1806年讲稿中3,但后一种模式的确立正是在《精神现象学》(1807)中完成的;卢卡奇把该模式称为“辩证逻辑”,以期与“形式逻辑”相区别。当然,与其说他把“形式逻辑”视为早期的“实证性”模式,毋宁说他更愿意将之作为标签贴在康德式主观唯心主义者(如费希特)身上。这里拟将卢卡奇所说的《精神现象学》中的辩证逻辑称之为外化逻辑。
总体而言,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中的重要贡献就在于:一方面,把这一外化逻辑视为《精神现象学》的总框架,并以此来确定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正式形成以及黑格尔时代的来临(特别是与谢林的决裂);另一方面,确立了外化逻辑这一总框架在哲学和社会历史中的应用与意义。正是在《青年黑格尔》这里,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卢卡奇在叙事方法上的如下特征:其一,在对待青年黑格尔思想时,采用的是“回溯法”,即用较晚期的著述来比对较早期的著述,最有代表性的是用《百科全书》中的绝对精神逻辑来比对分析《精神现象学》的逻辑结构4;其二,在对待马克思和黑格尔,特别是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思想关系时,采取的是“往返穿梭式”叙事法,即一方面借助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5中的异化概念来指认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外化概念的不足,另一方面又没有忘记提醒读者,黑格尔的辩证法尽管是唯心主义的,但却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先驱6。换句话说,无论对于在卢卡奇看来是非理性主义的黑格尔思想解读者,还是对于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说,卢卡奇都太过于强调黑格尔辩证法的重要意义,以至于认为即便其身着唯心主义(宗教/精神)“外衣”也不能阻挡它的“光辉”。正是这样的倾向,使得我们看到,在《青年黑格尔》甚至包括稍后的《青年马克思》中,卢卡奇在往返穿梭于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时,虽然在结论上表现为始终引述马克思的话来批判黑格尔,但在论证过程中却一直在强调黑格尔辩证法之于马克思的重要性。也正因此,他虽然指出了外化与异化之间的区别,但正如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67年版“序言”中所交代的,在自己的行文中并没有将两者真正区别开来。因此,当他这一次“直面”马克思时,依然带有黑格尔的气息——虽然没有《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那么浓厚。
一
《青年黑格尔》认为,外化逻辑是在《精神现象学》中系统确立的。也就是说,虽然外化概念在1805—1806年讲稿中就已提出,但它的系统完成,也即将之作为结构和方法、特别是作为分析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框架,却是在《精神现象学》中实现的。这样,卢卡奇就确认了《精神现象学》的基本逻辑是辩证逻辑,它可以被概念化为“外化”。
那么,《精神现象学》中外化逻辑确立的标志是什么呢?卢卡奇认为,青年黑格尔与谢林半截子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正式决裂,同时也是与康德主观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形式逻辑的分道扬镳,这便是外化逻辑确立的标志。因此,如前文所述,寻找主客体之间的真正统一,就成为这一决裂是否成功和彻底的决定性因素。《青年黑格尔》告诉我们,这一决裂对于黑格尔来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即经历了从前耶拿时期到耶拿时期分别与费希特和谢林的论战,并因此从一个带有主观主义印迹的理性主义者逐渐过渡为一个彻底的客观主义的理性主义者。卢卡奇将此种客观主义的理性主义称为客观唯心主义。为了捍卫青年黑格尔的客观唯心论身份,他曾着重墨捍卫青年黑格尔宗教观中的反非理性主义倾向。在这一过程中,黑格尔先是在前耶拿时期和谢林并肩作战,以不同的姿态共同反对费希特式的主观唯心论;然后又在耶拿时期与谢林彻底决裂。所以我们会看到,直到耶拿早期,黑格尔还借用谢林的术语(如“理智直觉”等)来表达对主客体统一的认同;然而,到了耶拿后期,黑格尔则认为谢林的“理智直觉”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绝对的主客体同一。至此,对于黑格尔来说,主客体之间的对立同一,是既同一又非同一;也就是说,发展中的环节和部分并没有在同一中消解,而是被扬弃为更高的阶段。这样,前耶拿时期表达主客体关系的“实证性”概念所带有的“否定”含义,就被更为辩证和历史的“扬弃”所代替。同时,与谢林将主客体关系理解为“或肯定或否定”这一截然对立的方式不同,黑格尔则将作为存在的主客体关系转换为行动,即认为人的存在是人自身活动的结果7。这样,真正的科学的认知(绝对知识或真理)就不再是放弃对象、客体及中介,而是扬弃对象、客体及中介;同时,这一扬弃还是一个过程,它显然不是谢林式的直接的一站式的“理智直觉”,而是要经过概念等一系列中介的一个持续的历史的具体的“总体”。于是,此时的黑格尔借助于刚刚启用的“外化”概念来表述这一不断经过中介的扬弃过程,这里的“外化”概念是对尚具有形式逻辑之嫌的“实证性”概念的升级。
外化逻辑的引入及其作为《精神现象学》的方法和结构,被卢卡奇视为分析社会历史的总框架。这在卢卡奇看来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意味着真正的“黑格尔哲学时代”的来临,黑格尔的辩证法也因此构成了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辩证法的思想先驱7。因为在这里,作为扬弃对象性过程中的“具体的总体”,被概念化为“精神”,由此卢卡奇指出,《精神现象学》中所使用的方法即是对系统的和历史的方法的一种综合。黑格尔正是借助于将哲学历史化(卢卡奇称其为“历史主义”,即认为只有作为整体的“精神”才具有现实的历史,文学、艺术、美学等具体意识形态形式都不过是人的活动的产物),成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先驱”。虽然这一点被后来的大部分资产阶级学者所忽略,但在卢卡奇看来,却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相关论述具有十分“相似”的“同向”性。8因此,卢卡奇指出,这种系统与历史相综合的“历史主义”也决定了《精神现象学》的“方法与结构”7:它使得黑格尔一方面区别于历史相对主义;另一方面聚焦于作为类存在的个人。而艺术、宗教和哲学则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三大主要工具,通过它们,人们得以认识和理解意识和客观现实之间的辩证运动——而主客体关系就隐藏在这一意识的构型运动之中,即“外化”之中。于是,从回溯法原则出发,卢卡奇以《百科全书》中的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的逻辑线索来对应《精神现象学》中的相关章节,认为在后者之中,个体(个人)意识作为与客观现实相对的东西,它在历经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的升级过程中(同时也是其获取自身确定性的过程),不断地将实体予以主体化。卢卡奇认为,正是这个唯心论的外衣包裹着极其唯物论的内容,即“意识的发展和有效性取决于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能力”9。这就是黑格尔的历史的客观主义倾向的体现,卢卡奇则差不多将之等同于历史的唯物主义。
因此,如果说“精神现象学”就是“意识的构型学”,那么人们一般会聚焦于这一构型的起点,即“精神”的唯心主义色彩;但卢卡奇反其道而行之,更多看到的是这一构型过程中的唯物主义倾向,即作为形式逻辑起点的意识(或自我意识和精神)也是被构成的、被生成的,而不是先验的,否则就无法理解黑格尔的客观主义和历史主义。所以卢卡奇援引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相关论述后指出,在黑格尔那里,对象性的否定本身也是积极的或肯定的,“意识的发展并非仅是精神自身自为与自觉的现实运动,而是基于精神自身本质基础之上的必然的现象形式”10;当个体意识尚未认识到客观现实的社会与历史性时,客观现实就作为“未知的、固定的或异化的”东西而存在,此时的意识的现实化运动就必然包含着“虚假意识”(即对社会历史性的忽视)的成分;但这种虚假意识终究会变成真实意识,因为“个人会逐渐意识到其活动的社会性以及社会作为他们活动的总体产物”9这一事实。这样,在卢卡奇看来,黑格尔就把人的存在(作为主客体关系)视为自身活动的产物了。
卢卡奇指出,正是黑格尔的这种客观主义即“通过坚持现实存在的无止境活动的客体性”,使“黑格尔克服了康德和费希特的主观唯心论”;而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即“借助于对个体和个人意识的至关重要性的强调”,又让“他克服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论的机械的类的观念”。因为在黑格尔的客观的历史主义这里,“没有纯粹自在的统一,所有的统一都是总‘外化’过程的一个阶段”,随着意识的不断升级式发展,它会逐渐意识到客观现实正是其自身外化活动的产物。9换言之,人类个体(和类)都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社会历史过程的产物;个体意识的“外化及其对外化现实的意识,作为个体的活动领域,既是异在的,又是与个体存在的基础、内容和确定性不可分割的”,且这一外化因为人对“物象本身(Sacheselbst)”的关注和投入(劳动)而得以完成。在这些“关注”中,“我们所考虑的,不仅是外部世界(经劳动转换)的对象,还有社会利益和个体诉求的要点,正是在这里,主体被转换为客体”9。而个体诉求及其对“物象本身”的关注则包含两个方面,即“作为物的自然对象性和作为商品的社会对象性”,这些关注对象对于个体来说,既是目的又是手段。由此,“劳动、社会活动辩证法和一般社会实践就被整合入商品辩证法之中”。可见,对于黑格尔的“外化的对象性形式辩证法”来说,“人的活动、人与他人、人与自己的活动对象以及这些对象满足自己需要”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有机矛盾体,而“社会化的对象世界的基础是外化”11。
当然,黑格尔“外化”之最原初和抽象的形式,体现在从古代社会经中世纪向现代市民社会的演进过程中:主体不断外化,并不断通过劳动获得新的更丰富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主客体同一性得以不断完善,个体对这一同一关系的认同不断加深。卢卡奇认为,这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提供了一种哲学方法的“完美样本”,即实体主体化。所以,我们需要认真对待黑格尔“外化”神秘“外衣”下的合理内核。也就是说,黑格尔在这里不再把自然视为精神的外化(或以宗教的名义),而是深入到主体自身,肯认主体和客体同样参与了外化历史的过程——其中,人类主体的外化史即人自身的社会活动过程,这同时也是人创造客体世界的过程,即“作为外化扬弃的对象性扬弃”。换言之,“正是通过彻底异化自身,主体才能在理论和实践中认识到与实体的同一”12。卢卡奇就此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哲学方法,黑格尔才能相对合理地聚焦于现代市民社会的起源与发展——虽然他只是以法国为个案,即从封建主义转向资产阶级化的绝对君主制。实际上,如前文所述,黑格尔的这一“外化”概念,也是在对现代市民社会的经济问题、特别是劳动概念进行具体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在那里,外化逻辑具体表现为劳动辩证法。所以,在卢卡奇看来,虽然同是反对康德式主观唯心主义的斗士,但谢林与黑格尔之间的最大不同就在于,谢林根本不理解现代市民社会及其经济问题,而这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却是至关重要的东西。
至此,外化逻辑成为《精神现象学》分析社会历史的“总框架”。在这个总框架里,“人类社会中的所有直接联系纽带都被消解了”,它们都丧失了自身的自然自洽性和“直接自足性”,被裹挟进“本质是‘外化’的资本主义兴起”运动之中。当然,外化并不是一个外在地强加于主体的过程,它起初是无意识的,以后又被有意识地理解为“外在的、无法把握的命运”,其最高形式体现在“分离意识”之中。12而自法兰克福时期以来,“外化”概念对于黑格尔来说,其哲学意义就在于,它本身就是“辩证法的特殊形式”,辩证法则是“社会与个人生活异化,也即自我意识只能达到自身并只能将自身视为这一异化中的客观现实的一部分的结果”13。可见,辩证法本身也不是纯粹哲学思辨的结果,而是社会历史意识的产物,是对外部世界的外化逻辑式的客观历史性把握——它可以被概念化为“具体的历史总体”或“绝对精神”。
基于此,卢卡奇反对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视为纯粹的神秘化的东西,认为这是庸俗社会学的做派。因为在他看来,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既非反历史、也非超历史”,而是“半体系化、半历史的”12。卢卡奇援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的相关论述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为认知客观性提供了辩证方法论基础,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概念正是“走向这一客观性”的重要一步,因为它克服了17—18世纪哲学“将认知的客观性与人类思维和直觉的历史起源对立起来”的弊端。黑格尔的贡献还在于引入了一种“真正的历史主义”:黑格尔一方面承认“客观精神的历史构型受制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另一方面其彻底的历史主义不允许他仅仅停留在单向度的神秘化的绝对精神之中,相反,绝对精神也是人们在历史活动中创造出来的,人们用自己的活动构成了绝对精神。14这样,卢卡奇就借助于对外化概念和外化逻辑的界定与澄清,把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当作一种客观的历史主义的方法与结构性框架来对待了。
二
基于对青年黑格尔“外化”概念重要性的上述体认,卢卡奇梳理了这一表征黑格尔辩证法核心思想的概念的由来与发展,及其与马克思“异化”概念之间的异同关系。
卢卡奇认为,前耶拿时期的实证性概念是外化概念的雏形。也就是说,早在实证性概念中,“外化”概念所代表的辩证逻辑就已得到了萌芽式的、不自觉的关注——这个“实证性”概念一方面代表的是一种与人的主观性(即自由)相对的僵死的、异己的客体性;另一方面,与这个概念相对应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实证性社会,它本质上是与古代社会相对的现代基督教社会,所以它也是一个标识现代市民社会特征的术语。其中,基督教精神被指认为其意识形态,对实证性的拒斥代表了黑格尔的“革命希望”,即“他希望在法国革命里理想的古代得以再现”15。因此,在前耶拿时期的早期即伯尔尼时期,黑格尔基本上还是采取二元论的方式来看待作为基督教精神代表的现代市民社会。然而,由于法兰克福时期的思想危机,使得黑格尔对实证性概念的理解更为辩证,他开始更加关注现代社会产生的历史具体性。比如,他通过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探讨,阐明现代社会是如何变得具有实证性。这样,实证性概念就日益被黑格尔限定在有限的语境中,比如在法学和神学领域,而不是一般的哲学领域;且其内涵上的双重性含义也日益明显,直至在1805—1806年讲稿中被“外化”概念所替代。
卢卡奇认为,正是在向“外化”概念的过渡中,“实证性”概念的绝对否定内涵日益被“扬弃”内涵所取代,即趋向指谓“人的社会实践跟他自己所创造的东西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就是说,法兰克福时期以后,拥有双重性内涵的实证性概念已经内在地包含了外化的所有含义,即“在人的社会实践里,原始的直接的东西、天然的东西被克服掉并且必然被克服掉,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人的实践通过他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来的一系列产品所代替;而这种劳动不仅创造这些社会客体,并且也创造人的主体,因为它也扬弃主体里原始的直接的东西,从而主体就异化了自己”16。可见,这个以实证性概念表现出来的最初的外化,既是一种通过劳动(实践)中介的对象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并因这种扬弃而出现了异化。这样,“实证性”“外化”“劳动”“对象(性)”“扬弃”“主体”和“客体”等概念就共同组成了与辩证法相关的概念群。正是随着对社会对象性形式的关注,特别是对劳动、分工、财产占有等经济活动的关注,“中介”“反映”等概念逐渐“取得了黑格尔式的专门含义”,黑格尔也借此形成了日渐成熟的“矛盾扬弃”学说,正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外化’或‘异化’这一名词就逐渐取得了黑格尔思想体系的中心地位”17。显然,卢卡奇这里明确把实证性概念视为外化概念的雏形,并将两者之间的区别等同于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式的否定概念,即一种类形式逻辑的东西与以扬弃为代表的辩证逻辑之间的区别。此外,卢卡奇还把前耶拿时期后期(即法兰克福时期)和耶拿时期早期视为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不仅“外化”概念脱颖而出,而且还讨论了很多被当作日后完整意义上的“外化”问题来处理的社会和哲学问题——虽然对这个概念系统的具体界定和澄清还是在《精神现象学》之中。
为了进一步说明“外化”概念何以高于“实证性”概念,何以成为辩证法思想正式形成的概念表述,卢卡奇还追溯了外化概念的语义学源起。在他看来,无论是外化还是异化,都不是什么新名词,它们只不过是对英国经济学中的表示“货物出售”的“alienation”的“德文翻译”,“alienation”同时也在社会契约论里表示“原始自由的丧失”。在哲学上,费希特已经使用过外化概念,用它来指代“客体的建立是一种主体的外化”和“客体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外化了的’理性”。18也即是说,外化是一种让渡、一种出走(走向他物即客体)。我们一般会把“alienation”翻译成“异化”,因此,卢卡奇这里实际上是在德语词“Entausserung(外化)”和“Entfremdung(异化)”之间建立了共同的语义学基础。所以,他在《青年黑格尔》中多次将异化与外化相提并论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在他看来,它们本来就是同源词。当然,他更关心的是《精神现象学》中外化概念的具体含义。他认为在《精神现象学》中,外化概念要比当初在耶拿早期刚提出的时候具有更高的哲学概括性。他进一步将外化概念在青年黑格尔思想中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含义是指与人的一切劳动、一切经济和社会活动结合着的那种复杂的主客关系”,这就产生了社会的客观性和人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思想,并把主观性与客观性连接了起来——换言之,外化是链接复杂的主客体关系之环节;“第二阶段的‘外化’是指马克思后来称之为拜物教的那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外化’”,可惜黑格尔的唯心论限制了他在这一层面的视界——也就是说,作为现代性问题的外化概念;“第三阶段是这个概念的一种广阔的哲学概括”,“此时‘外化’与‘物性’或‘对象性’具有相同的意义”,“就是用以哲学地表述对象性或客观性发生史的那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下,表明客观性是通过主客同一体的‘外化’而返回其自身的那种辩证环节”19。可见,外化首先是主客体辩证关系的环节,其次是一种标识着拜物教的现代范畴,最后还指代一切对象性活动。
上述三个阶段均显现了外化的过程性。也就是说,精神只有将自己变成他物、变成它自己的对象,才能扬弃这个他物,返回到自身;且这个最终的自身(绝对或主客同一体,也即绝对精神)只是过程的结果,而没有添加任何新的东西。如前文所述,黑格尔的这一外化观,曾被卢卡奇当作一种具有客观主义和历史主义特征的理性主义来加以捍卫,其所代表的辩证逻辑也被视为黑格尔时代来临的标志,甚至成为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先驱。但正是在这同一个文本中,卢卡奇又指出了黑格尔这一外化逻辑的唯心主义缺陷——当然,他是借助于大量引述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的相关批判来完成这一任务的。
卢卡奇认为,黑格尔的外化观在自然与历史之间作了错误的区分,即认为“自然是精神的一种永久外化,因而自然运动只是一种虚假的运动,即只是主体的一种运动。所以在黑格尔那里,自然没有真正的历史”;“与此相反,人类社会实践里的、历史里的‘外化’,则是精神在时间上的一种‘外化’”,因此它是“真正的实现、真正的变化、真正的历史”19。黑格尔这种对自然外化(也即自然辩证法)的忽视,也极大地影响到卢卡奇本人,特别表现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之中。不过,他也分析指出,由于对自然外化的忽视,导致忽略了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实际的相互作用”,这很大程度上使黑格尔的辩证法问题更加“神秘化”,从而导致黑格尔的所有外化都是彻底虚假的外化——即精神自身的外化,也即包含在起点中的自在。19这种以哲学唯心主义或类宗教神学形式表征的神秘化,在卢卡奇看来,虽然可以在不承认自然外化的基础上深刻地洞见历史外化的具体过程,但唯心主义无疑会最终伤害黑格尔所推崇的客观主义和历史主义。至于何以造成了此种伤害,卢卡奇一再借助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相关论述(即对黑格尔外化观的批判)来作为批判的工具。
因为在卢卡奇看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外化当作精神现象学和整个唯心主义辩证法的中心概念进行了批判”,且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是以他对经济事实本身更深刻更正确的见解作为出发点的”,即“必须首先对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提出一种社会主义的批判”,并“从经济学上给异化事实作了说明”20。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在这里“已经把外化与对象性本身、与劳动的对象化作了最严格的区分”,即后者(即对象性、劳动对象化)是“一般劳动的一种特征”,前者(外化)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因分工而产生的特殊现象。21根据卢卡奇的理解,马克思承认黑格尔在古典经济学研究中的伟大成就,以及其辩证法思想的巨大贡献,但马克思也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思想(外化概念)的缺陷,即没有把作为一般对象性形式的外化与作为具体的对象性形式的异化区分开来。而之所以没有做到这一点,乃是因为黑格尔对经济事实本身缺乏深刻的认识,比如只看到了劳动的积极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的一面;还因为没有能够对作为一种具体的外化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进行社会主义的批判,也即彻底革命性的批判。所以,黑格尔这种“无批判的唯心主义”势必会错误地理解社会生活的外化,即“在主观方面,将人与自我意识相等同;在客观方面,将异化与对象性相等同”;而“马克思在对经济学问题的考察里,通过实际生活的事实,已严格区分了‘劳动本身的对象化’与‘资本主义形式下劳动力主体和客体的异化’”21。可见,在卢卡奇看来,青年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区别了外化一般(对象化)和外化具体(异化)——马克思是用唯物主义扬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对象性学说”21。因此卢卡奇认为,“马克思的批判的深刻处在于,它是从现实生活的具体问题上升到黑格尔辩证法的抽象问题上来的,它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把问题最后地哲学地解决了的,而它却又从这里出发立刻跟生活里的现实问题直接关联起来”20。换言之,马克思外化观主张一种真正历史具体的扬弃观,而不是黑格尔式的抽象的精神的扬弃观,即认为“‘外化’就是意识的一种‘外化’,所以它只可以在意识以内完全由意识来加以扬弃”20。黑格尔的扬弃观必然会导致所谓“体系与方法之间的矛盾”。最终,我们看到了卢卡奇依然是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别中安置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区别。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卢卡奇这里借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相关评述来展开自己对黑格尔外化概念的评析,并指出了外化与异化概念间的一般与特殊之别何以在黑格尔那里被忽视,以及黑格尔何以忽视自然辩证法等缺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即便如此,卢卡奇本人也没有真正克服和超越黑格尔的这些缺陷或局限,这或许正是所有和卢卡奇一样的黑格尔主义者所不可避免地陷入的理论误区。
【注释】
1 卢卡奇关于辩证法思想的研究,从《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就已经开始,但《青年黑格尔》更加重视经济学与辩证法的关系,也即更倾向于经济学研究对于青年黑格尔乃至整个德国辩证法思想发展的重大作用,并以此来确认黑格尔辩证法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先驱意义。当然,从《历史与阶级意识》到《青年黑格尔》的这一转变,也与1932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初次公开发表有关。
2 在理性主义者看来,主客体的统一,是人与自然、人与心灵、人与社会历经种种中介环节(特别是人类知识和劳动活动本身),从而克服矛盾以实现自由的诉求和目标。
3 早在法兰克福时期,黑格尔就已经意识到了“实证性”概念在辩证法思想形成中的“障碍”,并尝试以“生命”“爱”等概念来替换。
4 当然,也体现在用《精神现象学》中的外化逻辑来比照耶拿早期和前耶拿时期的“实证性”模式的做法上。
5 当然不仅限于这一个文献。实际上,卢卡奇在分析中还引述了马克思的其他文献,以及恩格斯和列宁的诸多文献和观点。
6 后一个任务,是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就已经意识到的,并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来说,这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重要工作。
7 GeorgeLukacs,DerjungeHegelunddieProblemederkapitalistischenGesellschaft,Aufbau-Verlag,BerlinundWeimar,1986,S.497,S.511,S.534.
8 Cf.GeorgeLukacs,DerjungeHegelunddieProblemederkapitalistischenGesellschaft,S.532—534.《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这段话为:“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5页)
9 GeorgeLukacs,DerjungeHegelunddieProblemederkapitalistischenGesellschaft,S.541,S.542,S.545,S.552.
10 GeorgeLukacs,DerjungeHegelunddieProblemederkapitalistischenGesellschaft,S.541.这段论述为:“因此,最初属于自我意识的只是有关实体的各个抽象的环节;但是,由于这些环节是作为纯粹的运动而继续推进自己,所以自我意识就愈益丰富其自身,一直到它从意识那里夺取了整个的实体,把实体的各个本质性的整个结构吸收到自身之内,而且——因为对待对象性的这种否定的态度同样是肯定的,是一种设定,——把实体从自身中产生出来,并从而为意识重新建立起实体。因此,在知道自己是概念的概念中,各个环节先于实现了的全体而出现,而那些环节的运动就是这个全体的形成过程。”(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303页)
11 GeorgeLukacs,DerjungeHegelunddieProblemederkapitalistischenGesellschaft,S.557.
12 GeorgeLukacs,DerjungeHegelunddieProblemederkapitalistischenGesellschaft,S.561—562,S.565,S.582—583.
13 Cf.GeorgeLukacs,DerjungeHegelunddieProblemederkapitalistischenGesellschaft,S.566,S.568.所以,外化不仅指“人的社会活动”,也指“所有的对象性活动”(S.591)。
14 GeorgeLukacs,DerjungeHegelunddieProblemederkapitalistischenGesellschaft,S.584—585.黑格尔对待绝对精神的态度,在卢卡奇看来,也适用于他的宗教观,即都是反对非理性主义的——虽然毫无疑问是唯心主义的,并因为这种理性主义立场而带有客观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色彩。后者才是卢卡奇想真正强调的。
15 卢卡奇:《青年黑格尔》(选译),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63,第100页。
16 卢卡奇:《青年黑格尔》(选译),第101页。译文稍有改动。德文原文请参见:GeorgeLukacs,DerjungeHegelunddieProblemederkapitalistischenGesellschaft,S.612.
17 参见卢卡奇:《青年黑格尔》(选译),第101—102页。
18 卢卡奇:《青年黑格尔》(选译),第102页。卢卡奇说谢林的Bedingen概念也有类似功效。
19 卢卡奇:《青年黑格尔》(选译),第103—106页;第107页;第108页。
20 卢卡奇:《青年黑格尔》(选译),第116—117页;第127—128页;第129页。
21 GeorgeLukacs,DerjungeHegelunddieProblemederkapitalistischenGesellschaft,S.625—626,S.628,S.629.
（原载《哲学动态》2019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