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这既是各国人民的期待, 也是所有理论工作者应有的责任担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重新审视马克思理论的当代价值, 充分发挥其对人类文明的引领功能, 引导世界朝着更为和谐、公正、健康的方向发展, 这既是今天我们对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最好的纪念, 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
一、引领人类文明发展需要马克思
伴随全球化深入发展, 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1) 。英国文学家狄更斯当年对工业革命后世界的描述和评价, 同样适用于今天的世界。当代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 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 变革创新的步伐不断加快, 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 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 各个国家、民族发展的机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 人类文明确实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与此同时, 人类也处于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全球经济复苏步履缓慢, 金融危机阴云不散, 发展鸿沟日渐加深, 地区冲突与战乱时有发生, 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 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等共同威胁更加紧迫, 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诸多问题持续蔓延, 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依然刺眼。这就是时代发展的现实。
面对这样的时代现实, 好多人既寄予期待, 又感到困惑, 同时对“人类何去何从”的问题深感忧虑。为此, 各种观点和主张应运而生:有的把世界乱象归咎于全球化, 认为全球化这样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 就会给世界带来灾难, 由此产生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思潮, 如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有的把世界乱象归结为文明的冲突, 认为世界上的各种矛盾、冲突都是文化和文明的冲突引起的, 因而强力推行西方的价值、文化, 力求为维持原有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扫平思想道路;还有的是从冷战思维出发来思考问题, 试图用扼制、对抗的办法来解决当代世界发展的矛盾与冲突, 如对我国的各种“威胁论”“危机论”“捧杀论”“棒杀论”就是如此。事实表明, 这些观点和主张并不是对世界乱象客观、准确的诊断, 所开出的“药方”也不会有什么成效, 或者说是根本行不通的。用这些思想观点来引领人类社会, 不仅不会使其走向光明的未来, 反而只能使其走向更为严重的危机。靠抵制全球化、靠推行西方意识形态、靠冷战思维, 绝不是医治世界“顽疾”的良方, 人类文明需要新的思想引领。什么样的思想可用来引领?这需要根据新的实践进行新的理论探索, 以集中智慧、凝聚共识, 形成合理而富有成效的理论、观念。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 就是要重新审视马克思, 重新重视马克思的思想引领作用。这并不是一种单纯主观的选择, 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需要。因为当代文明的“病理”诊断需要马克思, 当代文明危机的克服和解决同样需要马克思。马克思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 之所以能够担此重任, 这是由其所面对的时代与问题决定的, 由其自身的理论性质与特点决定的。
就时代来看, 马克思所面对的时代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首先, 时代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自马克思去世后, 资本主义历经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国家垄断, 现在已经发展到国际垄断阶段, 世界局势确实发生重大变化。但是, 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时代的性质发生根本改变。不论是自由竞争, 还是私人垄断抑或国家垄断、国际垄断, 只不过反映的是资本主义具体形式的变化, 而非资本主义实质的变化。只要时代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那么, 产生于这一时代并直接用于分析这一时代的马克思理论就没有过时。对此, 美国学者凯尔纳明确地指出:“我们仍然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 并且, 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 那么马克思主义将仍然是合乎时宜的。”[1](p.35)其次, 时代存在的主要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马克思当时所着重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各种主要表现, 在今天依然存在, 并以新的方式得以表现和产生影响。各种数据表明, 贫富分化的问题、资本积累的问题、社会不平等的问题等不是在弱化, 而是在加剧。正如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伊藤诚所说:“资本主义现代全球化的发展、第三世界各国日益深刻和严重的贫困和饥饿问题、发达国家再次出现经济生活显著不稳定和不平等扩大, 等等, 这些现象反而说明《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的认识, 对于现代世界的诸多方面仍具有现实的适用性。它对促进我们重新探讨关于当代世界的认识框架, 富有启发性。”[1](p.154)最后, 时代发展的内在逻辑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伴随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的兴起, 当代社会生活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以至现在的社会被称为信息社会、网络社会、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等。信息与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 这些作用再大, 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 即资本逻辑。就总体而言, 现代社会依然是按照资本的逻辑行进着, 各种社会现象仍是受资本的逻辑支配和制约的。既然时代性质、时代问题、时代逻辑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那么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分析仍适用于今天的时代。
就其理论的性质与特点来看, 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理解和把握有其独特的价值。这种独特的价值或引领力量主要来自这些方面:一是来自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揭示。马克思的一大理论贡献是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与思辨哲学、“历史编纂学”不同, 不是用观念来解释历史, 而是从现实生产和生活出发来研究历史, 因而其分析完全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 是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揭示和科学把握。诚如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说:“马克思的天才, 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 正是他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 制造出真正的社会模式……马克思主义是上个世纪中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分析;它只能在长时段中恢复和焕发青春。”[0]二是来自考察社会历史所具有的批判意识和批判精神。马克思的理论总是和“批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凡是前人看作事实存在的地方, 马克思都通过批判性的反思看到问题的存在。正是借助各种各样的批判, 马克思使各种社会问题得到深刻的分析和说明, 同时给以提示性的解决。马克思不但具有批判精神, 而且具有自我批判精神。对此, 雅克·德里达曾经给以高度评价:“要想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汲取灵感, 就必须忠实于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地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 那就是随时准备进行自我批判的步骤。这种批判在原则上显然是自愿接受它自身的变革、价值重估和自我再解释的。”[3](p.124)三是来自研究社会历史的科学方法。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走向历史深处又“报晓”未来, 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严谨态度和科学方法, 尤其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正由于这种辩证法是革命的、批判的, 因而它有其极强的理论穿透力和洞察力, 思维能够雄踞人类思想高峰。对此, 卢卡奇颇为看重, 认为:“掌握马克思的方法和成果的方式和程度决定着他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4](p.215)换言之, 不掌握马克思的方法, 就不能理解他的理论, 不能理解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与影响。
无论是时代的需要, 还是马克思理论自身的性质与特点, 都使马克思重新受到高度关注。特别是前几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马克思受关注的程度越来越高。不论是学界, 还是政界、商界, 都不敢轻易否定马克思。正由于马克思的理论深刻地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 因而它产生于19世纪而又超越19世纪, 产生于德国而又超越德国, 源于资本主义而又超越资本主义。英国学者乔纳森·沃尔夫在《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中说过:“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方面来看, 马克思的影响都是无法估量的, 没有至少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粗线条的评价, 我们将根本无法把握当今世界, 以及当今思想界的很多方面。光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应当对马克思的思想予以密切关注。”[5](p.73)应当说, 沃尔夫的评论是中肯而确切的。只要不持偏见的话, 把握当今世界不能没有马克思的“出场”。
二、马克思关于人类文明的基本立场、观点
一种学说的价值和作用主要取决于它所包含的真理性力量和所提供的智慧与方法。马克思的理论之所以能够引领人类文明发展, 就在于科学地把握世界进步大势, 提出许多有关人类文明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观点, 贡献了特有的文明智慧。就与今天人类文明发展的关系来说, 马克思有关文明的这样一些立场、观点是值得我们认真领悟并付诸实施的。
一是关于文明本身的理解。马克思研究文明, 有着特定的语境。在马克思的视野中, “文明”并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层次或文化领域的概念, 而是一个综合的社会概念, 文明是和“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文明就意味着进步。因而马克思视域中的文明, 就等于社会进步。作为一种进步, 文明是与野蛮相对的。马克思就是在此意义上谈论问题的。如在对近代以来印度社会的考察和评价中, 马克思既对印度社会遭受英国殖民侵略深表同情, 又从现实出发, 认为印度是一个“半野蛮半文明”的社会, 因为“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10年, 无论印度过去在政治上变化多么大, 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6](p.763), 整个社会生活没有表现出任何进步的气息。正因为如此, 印度社会要走向文明, 必须有“一个根本的革命”。在这里, 马克思并不是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上看待印度社会, 而只是依据事实和发展程度所做出的一种认定和评价。在马克思的讨论和考察中, 文明往往是和现代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凡是提到文明的时候, 常常使用“现代文明”“资产阶级文明”, 以及“现代资产阶级文明”表述, 以区别于传统社会的古老文明。
对于社会进步, 马克思始终是用唯物史观来看待的。在马克思看来, 社会发展总的趋势是一个不断走向进步的历史过程。随着实践的发展, 人类总会不断创造和增添新的文明, 将历史推向进步。正是由于生产, 以及整个社会内在矛盾运动的推动, 社会发展呈现出为一个辩证否定即“扬弃”的过程, 这种过程也就是进步的过程。然而, 肯定社会进步的历史趋势, 并不意味着社会进步就是一种直线上升运动。实际上, 社会的发展进步并不总是直线的, 而是曲折的, 甚至是包含某些停滞和倒退因素在内的, 社会进步就是在这种曲折过程中实现的。因此, “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7](p.27)。尽管历史发展是曲折的, 停滞和倒退也是常有的, 但其历史进步的趋势是不可改变的。这也是我们看待文明进步的基本依据和信心所在。
二是文明追求的目标。马克思研究人类文明, 其价值指向和追求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 这就是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与马克思的理论主题是一致的。马克思的理论主题和社会理想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主题和理想贯穿于马克思整个思想探索的始终, 其理论体系就是在探讨、论证这一主题过程中展开并为其服务的。早期, 马克思的各种文本尽管谈论的问题、针对的对象不同, 但其中心始终是紧紧围绕实现人类解放、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即自由问题来展开的。从博士论文中“自我意识”表征的精神自由, 到《莱茵报》和《德法年鉴》时期所关注的政治自由, 再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探讨的经济自由, 以至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全面自由, 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和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中期, 马克思的主要精力用于《资本论》的创作, 其目的恰好是要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内在矛盾的研究, 揭示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 探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方向和道路。晚年, 马克思侧重于研究古代社会和非西方社会, 但马克思的研究既不是出于思古之幽情, 也不是要创立一门不同于前人的人类学和民族学, 而是通过对古代社会、非西方社会以及俄国公社的考察和研究, 发展和深化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时代问题和时代任务的认识, 引导社会发展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苦难”和“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实现人的正常生存发展。
马克思研究人类文明, 就是按照这样的价值指向和社会理想来展开的。由这样的理想追求所决定, 马克思对人类文明的研究必然要从现实的人出发, 对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及其发展予以特别关注。探讨现实世界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 实际上就是在寻求人的解放的途径。在马克思看来, 人之所以要改变现实世界, 促进社会文明, 为的是改变人的现有生存状况, 使自己的本质力量得以充分发展和实现;社会文明进步也就体现在它能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有利的社会条件, 保障人的价值能够得到正常实现, 促进人的发展。人的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是交融在一起的。由于人的发展的需要是多方面的, 因而为满足需要的社会文明进步也必然是多方面的, 不仅是物质文明的发展, 还是经济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的全面发展。
强调文明发展的价值指向与理想追求, 事实上就是要突出“以人民为中心”。这就要求在文明发展与建设上, 出发点是为了人民, 依靠力量是人民, 文明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各项文明建设, 都要以人民为中心, 都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旨归。离开这样的宗旨与目标, 文明建设也就失去任何意义。这也正是马克思对于当代人类文明建设最为重要的思想指引。
三是实现文明的历史进程与必然要求。马克思认为, 文明进步是一个过程, 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且文明发展的程度是和人的发展程度一致的, 社会文明的每一进步, 对人来说都有解放、发展的意义。在人类历史早期阶段, 人的依赖关系占据社会统治地位, 社会文明基础就是水平低下的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孤立封闭的社会环境。近代以来,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取代了人的依赖关系, 成为人的发展的第二大形态或阶段, 这一阶段尽管处于异化的状态, 但社会文明基础则是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 全面的关系, 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8](p.104)。第三个阶段是“自由个性”阶段, 这一阶段的社会文明基础就是“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在马克思看来, 要实现“自由个性”的文明状态, 必须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因为只有在一定的共同体中, 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个人才能的条件和可能。但是, 并非任何形式的共同体都可以实现个人自由, 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才有助于实现个人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那种以代表“普遍利益”为幌子的“虚假的共同体”中, 个人自由只属于统治阶级范围内的个人。对于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 这个共同体完全是作为某种异己的东西而与之对立的。而在真实的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中, 由于消除了阶级对立、阶级差别, 因而个人与共同体之间这种异化和对立的关系也随之消除;而且实现个人自由发展的各种条件置于全社会的控制之下, 每个人都可以在联合体中获得完全发展其才能的手段, 从而实现其自由。因此, 建立“自由人联合体”, 这是实现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虽然实现这一目标是艰难的, 但其追求和努力不能放弃。
文明进步在其发展过程中, 向来不是一帆风顺的, 而是在矛盾和对抗中发展起来的。当年, 卢梭就曾经对近代以来的文明质疑, 认为它既是一种进步, 又是一种退步。继卢梭之后, 康德、黑格尔又对历史发展中的对抗性和“恶”的问题做过深入的阐述, 揭示了文明发展的内在矛盾及其动力。马克思对文明进步有着更为深刻的分析, 认为:“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 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 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9](p.104)揭露矛盾、对抗, 目的是消除矛盾、对抗, 以使文明进步得以更好实现。今天, 在世界发展进程中, 各个国家、民族因其各种原因固然有其摩擦、矛盾, 但在全球化条件下, 各个国家、民族有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追求, 命运与共, 休戚相关。因此, 面对新时代、新问题, 必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合作共赢, 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
四是文明进步的条件与环境。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关键是要具备相应的条件。唯此, 人类文明进步才能落到实处。正像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一样, 马克思的理论也是关于人类文明进步条件的条件的学说。马克思在对社会历史的一般分析中, 以及东西方社会的探讨中, 都针对不同对象、围绕不同问题阐述了有关文明进步条件的具体观点, 提出许多深邃的意见。由于文明发展涉及的条件很多, 既有社会条件, 又有自然条件;既有国内条件, 又有国际条件;既有历史条件, 又有现实条件, 等等, 因而马克思关于文明条件的论述非常广泛, 阐述的思想也非常丰富。如在经济条件下, 如同未来共产主义的实现一样, 人类文明的充分实现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 “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 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 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 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6](p.86)。可以想见, 在这样的情况下, 确实无法谈及文明。在政治条件上, 最为重要的是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调整不合理的社会关系, 克服各种社会异化现象, 使其制度安排和社会环境能够切实保障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 必须推翻资本的统治, 使人的活动和人的发展有更大的自由, 从而切实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创造。在文化条件上, 必须给现代社会发展和现代文明进步以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无论是文化传统, 还是现实的思想观念, 以至宗教、道德、习俗等, 都要适应现代文明的发展, 有助于社会进步。因而新的文明呼唤新的思想、新的文化, 诚如恩格斯在评价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文化状况时所说:“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进步的变革, 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 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0]。
值得指出的是, 除了这些一般性的分析以外, 马克思关于一些国家社会发展的个案分析, 尤其是对印度、中国的分析, 阐发了不少有关文明进步条件的思想。如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初谈论印度社会为什么长期发展缓慢时, 就从印度的社会构成、土地所有制形式、社会运作方式、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宗教观念、自然环境等方面阐述了发展的条件问题, 认为印度社会之所以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10年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始终处于“半野蛮半文明”状态, 其原因就在于没有形成社会快速发展所需要的环境与条件。因此, 印度社会要想发展, 就必须有外来的推动, 有一场“社会革命”, 以此创造条件加快发展进程。马克思诸如此类的条件论述, 对于我们今天看待和处理文明进步条件也是非常重要的。
五是文明发展的规律与道路。马克思在其一生中, 既注意文明规律的揭示, 又关注文明道路的探讨。由唯物史观所决定, 马克思无疑不同于那种文明的实证主义研究, 而是突出对文明的历史性把握, 突出文明的规律性探索。他非常厌恶有些人将自己的历史理论解释成一般“历史哲学”, 因而一直重视道路问题的探讨。其思想主要是在探讨不同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阐发的。总体来看, 马克思根据研究的需要, 主要探讨三类文明发展道路:第一类是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在迈向现代文明过程中所走过的道路;第二类是亚细亚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独特发展道路;第三类是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研究的结果表明, 相同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 因而在各国的表现形式或形成的道路也往往不同。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虽然不同, 但其又不是外在于规律或违背规律, 而是规律在各个国家的具体实现方式。有什么样的实现方式, 就形成什么样的道路。因而坚持文明发展规律的统一性, 并不排斥文明道路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有鉴于此, 每个国家都应当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世界历史的总体联系中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样的观点和方法对于全球化条件下文明道路的探索颇具启示意义。
与文明发展的道路密切相关, 文明发展的方式也是多样的。每个国家在其不同历史时期、历史条件下, 因其面对的实际情况不同, 因而采取的发展方式也各不相同。对此, 也要正确地回到马克思。如在传统的理解中, 马克思的理论常常被看作只主张革命、只主张阶级斗争的理论, 相应的, 关于文明发展的方式也被简单化地归结为一种革命或阶级斗争的方式。其实, 马克思绝对没有把发展的方式固定化, 而是不断深化和发展原有的认识。如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改造社会的方式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在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6](p.307)而到了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 革命进入低潮时期, 马克思则提出, 夺取政权究竟采取何种形式, 要依具体情况而定, “有些国家, 像美国、英国……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而“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 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10](p.179)。情况不同, 手段也不同, 不应当无条件地坚守某种固定模式, 而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灵活地采取暴力的或和平的两种形式, 诚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 不加抵抗即行死亡, 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 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9](p.216)马克思虽然直接讲的是革命与和平方式问题, 但对文明发展方式的思考与探索都是有益的。
六是文明的交流与传播。在文明问题上, 马克思一向用世界历史的眼光予以看待。特别是在研究现代文明时, 总是和“世界历史”密切联系在一起。因为没有世界历史的形成, 没有普遍交往的发展, 就没有现代文明的孕育和产生。正是在交往普遍发展的条件下,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 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 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6](p.276)。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实际上反映了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客观规律。因为不同民族的文明、文化尽管千差万别, 但总是包含某些关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认知、理解以及价值追求, 因而具有共通性。不论哪个民族的文明和文化, 作为人类所特有的把握世界的方式, 都要遵循同样的规律, 因而具有普遍性。这些共通性和普遍性就体现了文明和文化的共性, 即世界性。这种世界性主要源于社会实践的普遍性品格。人类社会实践中所包含的矛盾及其解决方式往往具有普遍性, 这就使得不同国家、民族可以相互交流、相互理解。文明、文化的共通性和普遍性就是在解决实践中这些共同的矛盾的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 民族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发展是并行不悖的。
文明的交往与传播对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就提出交往对生产力, 以及物质文明传承和发展重要影响的观点, 认为“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 特别严重是文明, 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 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 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另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 例如蛮族的入侵, 甚至是通常的战争, 都要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 只有当一切民族都要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 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0]。从其文明的发展来看, 总是先进文明战胜落后文明、较高的文明战胜较低的文明, 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6](p.768)。正因为文明是在交往、传播中推进和发展的, 是按照这样的规律发展的, 因而加强文明的交流和相互学习借鉴是必需和必然的。为此,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提出:“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11](p.11)。在今天全球化的条件下, 加强文明的对话、交流尤为迫切、尤为重要。要推动人类文明健康发展, 应当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这应是我们确立的文明理念。
三、在理论和实践中把握马克思理论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关于文明的理论资源无疑是丰富的, 但其当代价值并不是自然呈现出来的, 而是需要人们的自觉把握, 并通过价值作用的充分发挥, 使其真正实现对人类文明的引领功能。
如何把握和发挥马克思理论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当代价值?这是一个大课题, 需要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 但就其一般原则说来, 重要的是在理论与实践中通过如下方式来予以实现。
其一, 从问题出发来看待马克思理论的当代价值。马克思的理论是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实践需要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其当代价值也在于能够分析和回答重大现实问题, 满足实践的需要, 引导当代人类文明健康发展。从问题出发来寻求马克思的合理解释, 进而用以指导问题的有效解决, 正是把握和实现马克思理论当代价值的重要途径。可以说, 马克思理论的当代价值就体现在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点上。这就自然要求突出问题导向。增强问题导向, 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强化提出问题、发现问题的能力。当年马克思就是这样看待“问题”的, 认为问题就是那种“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的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 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2](p.289)。正是问题的提出和发现, 给研究提出新的课题、展现了新的视域, 同时使原有的理论获得新的生机活力。提出问题、发现问题并非易事, 而是需要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深邃的理论眼光。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深刻地揭露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就在于“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 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13](p.21);而之所以能够看到“问题所在”, 恰恰在于马克思理论的强大批判功能, 这种批判功能具体表现为理论上的反思功能、穿透功能、祛弊功能等。就是借助于这些功能, 马克思揭开了资本主义的面纱, 找到了各种问题及根源, 从而做出深刻而准确的“病理诊断”。当今世界的发展, 同样需要发挥这种批判功能, 唤起世人的危机意识, 以寻求文明更好的发展。
要增强问题导向, 还必须强化探索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并不是一般性地强调问题意识、问题导向, 而是要确实通过对当代人类社会发展中各种重大问题的探索、研究, 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 引导社会健康发展。因而我们所讲的问题导向和问题研究, 又不能仅仅局限于问题的提出和发现, 应该将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 并最终落脚到问题的解决上。现在,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各种问题与危机日渐凸显:合作与冲突、竞争与垄断、机遇与挑战、共赢与博弈、和谐与霸权、安全与恐怖、生态文明与资源争夺、文化交流与价值冲突、贸易自由与贸易保护等, 光怪陆离, 错综复杂。这些问题虽然产生于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 但都直接危及人类文明的正常发展。尤其是在文化价值观上的不同理解和分歧, 往往导致各种问题的出现和不同解决方式的产生。显然, 要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必须自觉关注和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而要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 客观上需要马克思“出场”。当然, 对于这些问题, 不是要从马克思的著述中寻求现成答案, 而是要用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对问题加以具体分析研究, 以形成新的认识和新的解决思路与办法。这种分析探索的过程, 既是指导实践的过程, 也是提升马克思理论当代价值的过程。
其二, 从发展的经验教训来看待马克思理论的当代价值。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最能测度和反映理论的价值。发展的成败得失, 往往可以看出一种理论的实际价值。马克思的理论之所以还具有生命力、影响力, 就是在各个国家发展的一次次经验教训中体现出来的, 特别是在危机降临之时, 人们更多地关注马克思。远的不说, 就从前几年开始从美国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来看, 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 充分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 这是危机爆发的总根源。只要这一根源存在, 危机就难以避免。正是面对这样一种现实,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许多西方学者开始总结发展的经验教训, 重新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论》, 借以反思危机的根源、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与此同时, 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也在国际学术界引发广泛讨论。该书用大量的数据和事实证明, 西方主要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点, 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贫富分化, 而且这种趋势还将延续下去。作者的分析尽管与马克思分析的重点和方法不同, 但提出的问题和得出的某些结论与马克思是一致的。也正因此, 该书出版后, 重新引发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讨论, 《资本论》研究也由此成为学界研究的一大热点。
就当代世界的总体发展而言, 伴随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推进, 人类文明进步的程度明显提高, 现代化的步伐明显加快。但是, 在文明辉煌的背后, 也潜藏着许多矛盾和问题, 直接威胁到发展与文明进步, 如世界性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南北对立、数字鸿沟、生态危机、发展失衡等, 就是危机的突出表现。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中, 虽然起步较早, 但由于盲目照搬某些西方模式, 缺乏自主发展, 因而发展并不顺利, 刚刚摆脱了老殖民主义, 又陷入新殖民主义。而且由于不能恰当地处理各种关系, 不能合理地解决公平正义问题, 因而相继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发展颇为艰难。这些国家的经验教训是非常深刻的。能否妥善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 对于发展至关重要。面对这样的严峻现实, 好多国家都在反思, 重新审视原有的理论与实践。在其反思的过程中, 马克思的理论逐渐受到关注。因为马克思的理论在有关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问题上有其独到的思考、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 特别是在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分析方面, 在以人为本、克服异化、避免两极分化、注意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 有着重要的思想观点, 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消化、吸收。这种研究和消化、吸收, 既有助矛盾和问题的解决, 又激活了马克思的理论, 使其更富有当代意义。
其三, 从不同发展理论的比较中来看待马克思理论的当代价值。马克思理论的当代价值并不是随意认定的, 而是在同其他发展理论的比较中得以彰显的。正像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科林伍德在其《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所说:“对某种学说进行激烈的论战, 乃是争论中的学说在作者的环境中形象高大、甚至对他本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一种确实无误的标志。”[14](p.24)马克思当年研究的问题与现在人们关注的问题和谈论的话题虽然不尽相同, 但其思想还是被卷入今天的研究和讨论中。在人类文明发展这样大的时代问题上, 无论是赞成马克思, 还是反对马克思, 最终不会绕过马克思。马克思的理论之所以在世界上重新受到青睐与重视, 恰恰是在与其他理论的比较中“胜出”的。为什么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人们普遍关注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不是外力推动的, 而是在同西方长期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的比较中自然形成的。正是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更有解释力和理论穿透力, 因而人们更信马克思, 更觉得马克思的理论有价值。
伴随当代世界发展各种新情况、新变化的出现, 有关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发展的研究也呈繁荣的局面, 各种理论不断涌现。应当说, 各种理论都从一定的领域、一定的视角做了深入的探索, 大大拓宽了研究的视野, 同时也深化了原有的认识。如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不同方面的具体研究, 西方政治学中关于政治发展、政治文明的探讨, 西方社会学中关于现代化和文明的发育与传播的考察, 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和批判等, 都从一定方面做出有益的探索, 提出许多值得借鉴的意见和思想。但从总体来看, 并没有超过马克思理论的思想高度, 也不可能替代马克思理论。只要进行比较, 就不难发现和把握马克思理论的独特价值。当然, 马克思理论也是发展的, 吸收、借鉴相关研究成果也是必要的。西方一些理论所提出的某些结论我们不一定接受, 但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所阐述的一些观点、所运用的一些方法, 则值得我们重视。重视不等于依赖, 不能仰仗西方理论来阐释和说明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复杂问题, 必须克服“路径依赖”。在理论的选择上, 没有别的标准, 就看哪种理论能够成功解释、应对面临的问题并引导人类社会趋向文明进步。马克思理论的真理性就是在实践中被证明的。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引下, 我国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引导中国不断走向新的发展飞跃, 逐渐成为现代化强国。我们的理论自信就是源于这样的成功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继承马克思, 发展马克思, 建立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 这应是我们理论工作的努力方向和重大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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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英]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注释】
1 见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
(原载《北方论丛》2018年第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