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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寿铁】“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乌托邦”

  

  人是什么,这首先是一个人类学的命题。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认为,人是来自自然的“乌托邦的生物”①。布洛赫恰恰用《希望的原理》把握住了乌托邦概念:“我们完全可以用乌托邦这个外来语代替和翻译希望这个词。”②当乌托邦被标明是“人的特征”,而对人来说,预先推定是“我们的力量以及诸如此类的命运”时,乌托邦就被提高为人类学的基本原理③。在此意义上,乌托邦是人类对未来更美好世界的预先推定,也是人类改造现实的能动原则和人类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柱和希望之源。 

  一、蜗牛与乌托邦 

  人活着,总是预先推定一个更美好未来的现实图像。因此,只要人类梦想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就存在希望。与此相反,蜗牛只知道自身所属的那层躯壳,而全然不知道外在于这层躯壳的世界。但是,人不是生活在自身躯壳中的蜗牛,对于人来说,不仅世界是敞开的,未来也是敞开的。因此,在《向乌托邦告别吗?》一文中,布洛赫指出,“对更美好生活的梦的放弃态度仅仅适用于蜗牛。这种动物现在并不持有乌托邦、将来也不会持有乌托邦。”就像柏拉图“国家”(Politeia)中的洞穴奴隶们一样,蜗牛只是抽象地接受外部世界,根本不想从自身躯壳中“向外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蜗牛日记》(1972)④中,德国当代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 )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对布洛赫乌托邦的精神和希望的原理提出了质疑和批判。《蜗牛日记》为一部纪实体的文学作品,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有意识地将负面人物奥特的家安排在“离布洛赫教授不远”的地方。这与格拉斯对布洛赫《乌托邦精神》和《希望的原理》的批判态度是一脉相承的,他在以后问世的《比目鱼》(1977)、《母鼠》(1986)等作品中也不时地对布洛赫旁敲侧击,呼吁世人告别乌托邦。 

  在《蜗牛日记》里,格拉斯援引所谓“蜗牛原则”勾画自画像,可谓惟妙惟肖、鞭辟入里。例如,“试图将我定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蜗牛原则压根就不包含确定性和连贯性;他极度怀疑理想主义、唯一真理要求等“冥思苦想者的骗局”,特别“害怕那些想劝我皈依的人”,因为蜗牛原则从来不吃这一套;他强烈拒斥“绝对性以及诸如类似的紧箍咒”,坚决反对不给个体留下任何空间的极权主义思维以及憧憬某种或许自己也说不出所以然的第三者,因为蜗牛原则根本不信这一套。 

  诚然,字义上,德文Utopie表示“乌有之乡”,也可解读为“空中楼阁”,即表示“不切实际、好高骛远、不符合客观现实可能性的空想”。但是,“乌托邦”也可在“现实性”、“可能性”、“趋势-潜势”等概念意义上使用。在布洛赫那里,“乌托邦”正是指这种人类的普遍意向,即对“尚未存在的”更美好世界的希望和期待。在布洛赫看来,世界是一个尚未完成的、向未来的各种可能性永远开放的过程,而人类总是期望达到更完美的状况。他认为,世界是造梦、追梦、圆梦的“世界梦”,即一个没有贫困、剥削、压迫和异化的社会制度,因此,他的“乌托邦的精神”、“希望的原理”与空中楼阁正相反对。 

  但在格拉斯笔下,布洛赫这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名字却成了一个简单的代码,它代表了一种空想的“乌托邦主义”哲学,一种无视人的历史责任感的盲目乐观情绪,一种对与日俱增的忧郁现象视而不见的天堂般的承诺。格拉斯笔下的蜗牛害怕“天堂”这个字眼,深信自己的人生经验,认定在所有的天堂承诺那里所期待的只能是大灾难。⑤因此,面对世人不断提出的“有望还是无望”的问题,格拉斯总是表态说“无”,总是“对终极目标的幸福状态的追求”表示严重质疑,从而他恰恰扮演了布洛赫笔下又臭又硬的“蜗牛”形象,即“现在不拥有乌托邦、将来也不会拥有乌托邦”的动物。 

  在《向乌托邦告别吗?》一文中,布洛赫对格拉斯笔下的这一套蜗牛原则做出了无情揭露和批判:“现在,我认为,向乌托邦告别其实只适合于从未持有,将来也不会持有乌托邦的蜗牛;是的,有个小有名气的作家[格拉斯]著有《一只蜗牛的日记》。但是,对于蜗牛,不可以期待乌托邦。对于蜗牛,也不可期待乌托邦和自然法所分担的主要内容,即直路和直路的矫形外科手术。在我看来,如果有人现在把蜗牛之路接受为是典范,那么他就完全放弃了人性,这本书也只能为通晓这方面的蜗牛阅读了。”⑥ 

  但意味深长的是,布洛赫用“向乌托邦告别吗”这一问句单刀直入,直接击中了20世纪70年代西欧历史哲学中风行一时的反乌托邦的怀疑主义以及所谓“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批判”的软肋。实际上,“向乌托邦告别吗”这一问句不啻是针对现代所有左翼知识分子,即对马克思主义感到幻灭的人们敲响的警钟。按照布洛赫的观点,那些借口前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旋即抛弃自身的批判世界观的人们无异于迄今仍然寓居在自身躯壳中的蜗牛。如果这些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理论与实践的差异,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人从一开始就承认理论变化与实际变化之间的差异,那么他们当初就决不会对马克思主义如醉如狂,而且现在也决不会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绝望的幻灭感。 

  二、布洛赫乌托邦概念特征 

  那么,布洛赫又是怎样把“预先推定的意识”(das antizipierende bewusstsein)解释成“乌托邦”的呢?就基本前提而论,布洛赫的乌托邦概念与迄今有关研究大同小异,但是就基本取向而论,他的乌托邦概念与迄今有关研究却存在明显差异。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布洛赫最终没有径直用“乌托邦”一词标明自己的哲学思想。鉴于50年代东欧各国对乌托邦概念的偏见和误解,布洛赫有意识地把这个概念与其他类似概念混合使用,例如,他常用“希望”、“可能性”、“趋势-潜势”等用语追踪历史中频繁出现的乌托邦理念的踪影。归纳起来,布洛赫的乌托邦概念具有如下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他的乌托邦概念强调“意识的预先推定”,使其充当改变现实的“酵素”或改革意志的“催化剂”;第二,他从风格史和效应史入手,利用“国家小说”等乌托邦类型扩大了乌托邦概念;第三,他的乌托邦概念积极吸纳文艺复兴时代以前的犹太教、基督教末世论的未来指向性;第四;他的乌托邦概念甚至包含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批判,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宏观的、显现的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 

  第一特征:布洛赫的乌托邦概念强调意识的预先推定的作用,本身承载着现实变化乃至改革意志的酵素。如前所述,人的意志追求更美好的未来世界,但是,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一定距离,人的变革意志未必历史地、完全地得到实现。霍克海默尔时常把乌托邦解释成与现实完全无涉的一种超前意识,其理由是:“由于错误的实践(或由于邪恶的人的实践),一种理想着魔似地发生变质并出现在历史之中。”⑦然而,布洛赫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即使现实的变化状态与过去梦寐以求的乌托邦理念不相一致,也不能说乌托邦概念与现实的变化完全无涉。因为乌托邦理念至少与尚未发生变化的但应当发生变化的现实状况相关联。 

  作为一种革命酵素,乌托邦加速现实的变化过程,促进其新陈代谢,加快结构调整步伐,但是,在以后的社会境况及其变化中,乌托邦并不能完整无缺、不折不扣地实现自身的初始意图,而且,一旦乌托邦履行这种催化作用,它的预先推定功能也就消耗殆尽。不过,就像永不满足的人的欲望一样,在业已发生变化的社会现实中,乌托邦重又作为新的理想社会的理念萌发、滋长,并在自身的意义方向上充实“客观的内容”,在自身的意义形态上充实“现实的暗码”。“因为世界过程本身就是某种乌托邦的功能,而且世界过程与作为实体的客观可能性的物质是结合在一起的。在此,人们有意识的计划和变化这一乌托邦的功能只不过是曙光女神的具体体现而已。就像显现世界的曙光女神一样,在一切真正的暗码之中,乌托邦的功能显示最向前的、最积极的位置。”⑧ 

  布洛赫用专门术语“趋势”(Tendenz)、“潜势”(Latenz)来标明了乌托邦的这种潜移默化的萌芽性质。如果“趋势”是指某个特定时间中业已内在于事物的可认识的实现可能性,那么“潜势”就是指业已内在于全世界变化中的客观现实的变化可能性。在布洛赫的《希望的原理》中,这两个概念与“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das Noch-Nicht-Bewusste)和“尚未成功的东西”(das Noch-Nichit-Gewordene)密切相关。在历史过程中,“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与“尚未成功的东西”相互趋向、相互渗透,从而为乌托邦理念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概言之,历史上的各种乌托邦理念使乌托邦更加表面化了。从历史上看,与其说乌托邦理念与业已变化的当下现实相联系,毋宁说它与尚未发生变化的未来的现实状况相联系。乌托邦理念并不直面现实的难点和困境,现实的变化也很少体现乌托邦理念。尽管如此,作为预先推定的意识,乌托邦理念既能“超乎其外”,又能“入乎其内”,本身拥有解决乃至克服现实难点的意志。因此,布洛赫认为,乌托邦乃是一种强大的酵素和催化剂,它不仅有助于加速当下现实的变化过程(潜势),也有助于加速更美好的世界的进程(趋势) 

  第二特征:布洛赫从风格史和效应史入手,利用“国家小说”等乌托邦类型扩大了乌托邦概念。在领悟乌托邦理念方面,布洛赫不仅积极吸纳了自托马斯·莫尔以后“国家小说”(Staatsroman)中理想社会的构想,也积极吸纳了人类全部生活领域里的乌托邦因素,例如,白日梦,艺术中的幻想等。 

  按照W.福斯卡姆的划分,乌托邦的类型可以划分为“场所”(Ort)乌托邦与“时间”(Zeit)乌托邦两大类。⑨所谓“场所”乌托邦是指从托马斯·莫尔到C.M.维兰德的文学乌托邦,他继承柏拉图的理想国的传统,致力于用文学形式表现人类社会的梦想和憧憬。在文学作品中,人类改变世界的愿望主要通过“孤岛”和“半岛”等空间领域而被形象化。在孤岛或半岛上,理想社会的核心价值是某种抽象的秩序原则或至高的价值理想。例如,在J.G.施纳贝尔的《弗尔逊堡孤岛》中,场所乌托邦就被凝缩为某个理想社会的至高秩序。在此,作为完备的社会组织形式,这种理想社会的最高秩序总是与既定现实相区别、相对立。 

  1770年,即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场所乌托邦转变为具有预先推定的意识的时间乌托邦。这种转变有其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作为市民革命的精神遗产,场所乌托邦的社会构想对同时代人产生了巨大影响。换言之,通过天翻地覆的革命风暴,人们试图加快建设此岸世界的理想社会。此时,人们不再仰望天空,整日沉湎于“子虚乌有的理想之岛”。 

  第二,19世纪初,人们意识到地球上已不再存在未知的新大陆。因此,时间乌托邦就开始承载人的革命态度,力图把最后的时间世俗化为当下的现实社会。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卢梭关于“自由人”的假想国⑩中,表现在L.S.梅西耶的未来幻想作品《2440年:一个似有若无的梦》中,表现在维兰德的国家小说《金镜》中。于是,在风格史和效应史上,理想社会的“完善性”(perfectio)就为理想社会的“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é)所代替。 

  但是,上述从场所乌托邦到时间乌托邦的范例转变表明,乌托邦理念并非源自肯定社会的构想,而是源自否定社会的构想,两者各有其局限性:第一,场所乌托邦仅仅探究文献史上的理想社会,以致完全排除了时常浮现在人的意识中乌托邦因素;第二,时间乌托邦仅仅与“终末”(Eschaton)相结合,以致完全排除了文艺复兴以前时常萦绕于怀的犹太教、基督教的末世论。有鉴于此,布洛赫并未在上述意义上将场所乌托邦与时间乌托邦区分开来,而是把这两种乌托邦概念的功能一并视为乌托邦理念的“部分”要素。这就是说,从作为文学风格概念的乌托邦出发,他把文学所特有的艺术功能本身视为乌托邦的要素。 

  第三特征:古往今来人类一直渴望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布洛赫把这种古老而常新的人类渴望理解为孕育乌托邦的直接动因。从古希腊人到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无一例外地憧憬“黄金时代”,归根结底,这种强烈的憧憬恰恰根源于人类永无止息的渴望——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就此而言,乌托邦与“末世论”(Eschatologie)大同小异,二者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重要的是,两者都设定一种理想社会的目标:否定既定国家,废除私有财产,四海之内皆兄弟,实现人类大同。 

  布洛赫《自由与秩序》一书表明,乌托邦理念的根本特征首先是否定现存国家制度,废除阶级差别和私有财产。例如,布洛赫不是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而是从《伊安布劳斯》(Iambulos)这部乌托邦旅行小说所描画的“乌托邦岛”中寻求乌托邦理念,因为在后者的“乌托邦岛”上,没有阶级差别,一切产品都共同分配。不仅如此,布洛赫把罗马时代的斯多亚学派的学说理解为一种追求世界主义和世界国家的意志。斯多亚学派的学说的实质是消除各民族之间的冲突,建立四海为一的世界国家。 

  在《自由与秩序》中,布洛赫另辟蹊径,从无神论和马克思主义视角重新解释了耶稣其人其说。在此,他把耶稣的思想视为一种共产主义思想。耶稣是一个穷人,有人想把他推上权力的宝座,可是他拒绝了。耶稣期待社会改革,他想要建立一个爱的基础上的人人平等的社会。但是,使徒保罗背离了耶稣的初衷,淡化了他的现实革新意志,一味强调来世重生和人的内在忏悔。(11)保罗生怕当权者妨碍他的教会的发展,因而没有如实地传达耶稣的革命造反精神。他粗暴地阉割了耶稣的革命反抗精神,把他的思想曲解为一种“仅仅期待来世轮回的忏悔方式”,从而酿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现实危害。 

  但是,如果把耶稣的教诲理解为一种“爱的共产主义”,那么这种共产主义是否与马克思所倡导的共产主义格格不入?难道可以把耶稣的思想与无神论者马克思的思想相提并论吗?的确,马克思对基督教的批判数不胜数,人人皆知。然而,从教会史上看,马克思之所以尖锐批判基督教,是为了无情揭露权力阶层的基督徒以基督教的名义犯下的滔天罪行。在后来发表的《基督教中的无神论》(1968)中,布洛赫令人信服地阐明了原始基督教所追求的革命反抗精神的意义和价值,由此进一步指出耶稣的“爱的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的“无阶级共同体社会”绝非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有谁把显现于末世论中的未来现实图像确定为一种固定不变的永恒图像,那么这种图像就与乌托邦的本真特性背道而驰。由于这个缘故,布洛赫始终反对任何一种具体地形象化的独一无二的乌托邦图像。 

  第四特征:乌托邦是20世纪一个重要的哲学-马克思主义范畴。在《乌托邦是我们时代的哲学范畴》一文中,布洛赫这样写道:“‘乌托邦’一词远不是突然冒出的概念,相反,它是我们这个世纪的哲学范畴。乌托邦并没有被限定在社会领域里;它也存在于艺术中,特别是存在于受表现主义影响的诗人和画家中,例如,围绕青骑士创作的F.马尔克、康定斯基、克赖斯(Kreis)等作家中。在乌托邦中,重新发现革命、启示录和死亡。这同时是与自身相遇、与这个世界之路相遇。乌托邦借助诗歌出现,但它还是某种重要的逻辑图景。此外,这也不是任何新的理念:它在法国大革命中,在巴黎公社中起到过某种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今天它现存于青年人之中,他们为构筑另一种世界,为改变生活而斗争。乌托邦不是一种神话,相反,如果它关涉我谈过的这一具体乌托邦,那么它就表明是一种客观而现实的可能性。它是一种斗争原理。它暗示新事物的未发现状态。如果历史地考察,它是某种社会力量,甚至在它本身很少被认识时,它也起某种作用。”(12) 

  简言之,更美好生活的乌托邦不仅照亮未来,也照亮当下。因此,布洛赫有意识地把乌托邦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具体的乌托邦的实践”。而对马克思主义而言,“具体的乌托邦是一种斗争原理、是一支社会力量,它预示着政治上的未来远见与新事物的未发现状态。”(13)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将成为明天的良心,代表了未来的党性,拥有着未来的知识”。(14)在讨论乌托邦的这一特征之前,我们不妨先简要回顾一下,前东欧各国对乌托邦理念的理解。 

  三、乌托邦与马克思主义 

  然而,由于历史背景和社会体制的缘故,在前东欧各国中,“乌托邦”字眼时常带有贬义,而乌托邦理念通常被归结为一种“陈腐不堪的、过时的理念”。遗憾的是,这种对乌托邦的批判视角可上溯至恩格斯的有关见解。众所周知,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5)中,为了倡导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批判地分析了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形态即“空想社会主义”。在此,他实事求是,功过分明,没有一概否定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乌托邦精神,而是将他们的思想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和理论来源。不过,在恩格斯看来,尽管早期社会主义者致力于人类解放事业,但他们的社会改革方案很不成熟,并没有提出废除私有制,建立新社会的具体途径。即使从当时的社会条件上看,他们的社会改革方案也十分幼稚可笑,从未超出纯粹空想的范围。 

  但是,上述恩格斯的见解有两点值得商榷:第一,恩格斯把乌托邦仅仅“局限”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念上。换言之,他不是把自托马斯·莫尔以来的社会矛盾及其现实变化视为对更美好社会图像的普遍反映,而是仅仅视为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第二,恩格斯抛开早期社会主义者的世界观的微妙差异,对他们进行总括的、单方面的描述。一方面,他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天真无邪”不以为然;另一方面,他力主把社会主义奠基在“科学的社会分析”基础之上。由此可见,布洛赫的乌托邦概念与恩格斯以及前东欧各国所通用的乌托邦概念存在一定差异。 

  众所周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早期社会主义者无一例外地标榜共同的政治理想,即“建设一个人人幸福的和谐社会”,以纠正19世纪初市民革命后被玷污了的社会图像。鉴于时代背景,恩格斯的上述乌托邦批判有其历史原因,情有可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东德,所谓“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家们原封不动地接受诸如此类的观点,并将其发挥到极致。例如,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辞典》中,G.克劳斯、M.布尔这样写道:“科学社会主义意味着乌托邦的终结。并且,在现代社会主义中,乌托邦已丧失其原来固有的向度。因此,现在乌托邦概念不仅被任意使用,而且19世纪初文学作品中的乌托邦具有完全外在于历史的意义。”(16)诸如此类观点的错谬在于,肆意抹煞乌托邦概念丰富的思想内涵,把人类世世代代对更美好世界的期望归结为历史长河中偶然的、一次性的理念类型,即压缩为空想社会主义或德国浪漫主义。这样,乌托邦就被淹没在滚滚历史洪流中,而在目光短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如今乌托邦概念确实成了“无价值的、多余的东西”。 

  那么,前东欧各国为何如此武断地否定乌托邦概念呢?这是因为:第一,东欧正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倾向于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一种“决定论”,进而把现存社会美化成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阶段。与此相对照,布洛赫的乌托邦概念指向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王国”,从而正视现存社会体制中的各种矛盾,并积极寻求解决这些矛盾的具体方案。恰恰由于这个缘故,东德哲学界把布洛赫哲学的乌托邦精神诋毁为“无政府主义的修正主义”。(17)第二,东欧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想当然地认为,“因为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实现过去人们梦寐以求的更美好的生活,所以今天乌托邦已经是陈腐不堪的、过时的概念。”然而,所有乌托邦“过时论”、“陈旧论”、“终结论”的要害在于,偷梁换柱、暗度陈仓,用作为“实在的东西”(Topie)的意识形态替代作为“非实在的东西”(U-Topie)的乌托邦,以致阉割“预先推定”这一乌托邦的功能,使乌托邦变成一种闭塞、保守、狭隘的概念。 

  由上所见,布洛赫的乌托邦概念甚至包含对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批判,从而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宏观的、显现的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那么,布洛赫的乌托邦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期望更美好生活是人类永恒之梦。只要人类存在,就存在对更美好生活的梦想,就存在对更美好世界的希望。人类的希望和梦想开始于儿童时代,尤其是青春期,例如性与梦想、情与梦想:“我希望成为什么,我究竟期待什么?什么东西在等待我们?”与此相适应的是,期望范畴、梦想范畴、社会乌托邦范畴、庞大的技术乌托邦总店、地理乌托邦、对某一国度的发现之旅等。哥伦布驶向无边无际的海洋,为的是重新发现应该位于印度的那个失去的天堂;因此,他毕生寻求通向印度的航道,进而将他所发现的陆地上的原始居民称作“印度人”。印度是梦之国。通道把我们割断,但是永恒的江河依旧从天堂一泻千里,并且导向金银财宝和点金石。按照哥伦布的书信往来,这点金石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 

  在布洛赫看来,马克思主义正是将这种人类永恒之梦加以具体化的思想。基于这一人类之梦,马克思主义强调两个核心事项:其一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详尽分析既定现实经济条件;其二是,在文学-哲学意义上预先推定平等基础上的“自由王国”。前者是对既定现实的严密而冷静的分析,后者是对更美好生活的执著追求。布洛赫将前者命名为人类的近期目标或“寒流”,将后者命名为人类的长远目标或“暖流”。布洛赫之所以强调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历史开放性和动态性也是出于这个缘故。根据布洛赫的观点,在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里,较之前者,后者总是受到忽略或冷落,以至于在此马克思主义被用作维护现存体制合法性的意识形态。 

  “具体的乌托邦”即“现实的乌托邦”与“抽象的乌托邦”相对立。通过把马克思主义规定为“具体的乌托邦”,布洛赫肯定了人类终将实现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的可能性。但是,作为“希望”(Hoffnung)的外来语,乌托邦并不是“确信”。用他的话来说,乌托邦笼罩在“危险”之中,乌托邦恰恰是对这种危险的意识。20世纪出现的各种否定的社会图像乃至扭曲的社会主义图像正是这种危险的真实写照,但是,这个世纪的否定图像或扭曲图像并不能泯灭总体乌托邦实践中人类对更美好生活的梦,更不能阻挡人类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奋斗。作为“具体的乌托邦”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内容指向“自由的王国”(Reich der Freiheit)。用马克思的话,布洛赫把这一目标内容进一步规定为一种社会变革的必然性:“推翻一切使人受侮辱、受奴役、受遗弃、受蔑视的关系。”(18) 

  布洛赫把马克思主义规定为“具体的乌托邦”,并且肯定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中最恰当的思想。在他看来,作为具体的乌托邦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不仅是诊断现代社会各种异化(总体异化、社会异化、自我异化等)的有效手段,也是克服现代社会各种社会矛盾的最佳良药:第一,凭借马克思主义的导航,人类能够最正确、最客观地分析时代精神境况,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和异化,消除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要素。他借用气象学术语把这个要素称作马克思主义的“寒流”(der )。第二,凭借马克思主义的导航,人类以指向未来的个人意志为前提,自由地激活自己的人性潜能,最终达到主体的自我实现、自我确证。他借用气象学术语把这个要素称作马克思主义的“暖流”(der Wàrmestrom)(19) 

  在布洛赫看来,“马克思主义并非不是乌托邦,而是具体的乌托邦的新东西。”(20)这样,“具体的乌托邦”(konkrete Utopie)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作为具体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承载着人类走向更美好未来的意向,包含有朝着“尚未存在的东西”努力的意味,因此,从一开始布洛赫的“具体的乌托邦”即“现实的乌托邦”就与“抽象的乌托邦”相对立。按照他的观点,“乌托邦是破坏和打碎现有社会或准备打碎他的那些集团的想法,并梦想一个更美好的世界。”(21)按照这种观点,“具体的乌托邦”不是奇谈怪论,而是“同趋势和潜势的一致,但是,趋势在这里是领先的,相对地被实现着,并辩证地得以贯彻。”(22) 

  在哲学史上,“可能性”()范畴曾经是一个最受冷遇的范畴。布洛赫的具体乌托邦方案恰恰把马克思主义的希望原理与“可能性”范畴结合起来,揭示了人类历史的普遍趋势和潜势。“因此,我们将善于同可能性打交道,努力领悟可能性,从而它不仅仅是一个或多或少空洞的希望或本身可与恶的乌托邦相混淆的东西,而是可以成为指明基本事实的范畴,例如能够成为一种智力参谋部,变我们的现实为一个公正的、美好的、人道的现实,由此得以建设一个人可以忍受的、最终适于人的社会。因此,具体的乌托邦永不满足。”(23)于是,作为具体乌托邦,马克思主义与世界过程的趋势-潜势相一致,对更美好世界的乌托邦理念也具有辩证的动态特征。 

  由于这个缘故,布洛赫在《希望的原理》等一系列后期作品中一再重申:“社会主义乃是具体的乌托邦的实践。所有非幻想的希望图像,所有‘现实的可能性’(Real-)都通向马克思。”(24)总之,在这个变幻无常的世界的前线上,具体的乌托邦是一种客观的、现实的可能性的尺度,它与“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这一“尚未的存在”(Noch-Nicht-Sein)具有同样的意义。因为“现实的可能性符合于精确的预先推定,符合于作为客观的、现实的关系的具体的乌托邦”。(25)在叙述乌托邦波澜壮阔的历史时,布洛赫把“绝对虚无”与“全有”之间比作非此即彼的二者择一。基于马克思主义“趋势-潜势学”,基于现实的“可能性”概念,他注视历史中“一切事物之末的最佳效果”(Bonum-Optimum),即通向更美好的生活的梦,亦即幸福的形成问题。 

  然而,只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才能从“新哲学”出发,解答人类如何通向幸福的彼岸问题,从而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世界变革提供一条新的通道。“如果我们走上废除普遍的贫困,我们就能到达和接近较低的至善。在通向这条路以前,我们的财宝首先受到铁锈和蛀虫的侵蚀,然后我们才能通向‘停留一下吧’这一锦绣前程。这条道路乃是社会主义,我们都停留在这条道路上。社会主义乃是具体的乌托邦的实践。”(26)“具体的乌托邦”永不满足,因为建立在“民主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人道主义”,即第七日尚未到来。在《希望的原理》一书的最后部分中,布洛赫启用“家乡”这一用语。家乡意味着某种和谐美满的“人类共同体”,即“只在童年时代出现而尚无人到达过的地方”。(27) 

  四、“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乌托邦的新事物” 

  一般而论,可以把布洛赫哲学称作一种“乌托邦哲学”,因为在20世纪西方哲学史上,布洛赫第一个把“乌托邦”概念重新导入哲学史中,使之成为像“国家小说”一样蕴含理想社会构图的社会乌托邦概念。这是一个旨在创造更美好生活的乌托邦概念,其中蕴涵着人的意志、白日梦以及客观-现实的可能性。 

  “乌托邦”(Utopie)原意为“乌有之乡”,但是,在布洛赫那里,乌托邦一词是特指“希望”(Hoffnung)一词的外来语。在他那里,乌托邦一词的本质规定在于,乌托邦并非不能实现的空想,而是尚未实现而又能够实现的希望。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布洛赫的理论贡献在于,把乌托邦与“现实的可能性”、“趋势与潜势”紧密结合起来,赋予其一种新的内涵:“预先推定的意识”。在“预先推定的意识”意义上,乌托邦是“家乡”的象征,即“尚未有人到达过,但有朝一日能够到达的地方”。(28)所谓“家乡”(Heimat)泛指“至善”(hoechsten Gut)的实现,确切地说是马克思意义上“自由王国”的实现。至此,可以用等式表达布洛赫哲学中“乌托邦”一词的确切内涵:乌托邦(有待实现的希望)=家乡(一个没有异化和自我异化的国度)=自由王国(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29) 

  因此,对布洛赫来说,乌托邦是一个尚未兑现但又能够实现的目标范畴,在一个世界家乡意义上,乌托邦包括了“人化自然和自然化人”的一切社会乌托邦。作为未来定位范畴,乌托邦与某一具体场所无关,而是标志着动员所有现存社会力量,以积极的行动,即用我们的双手把世界变革为一个更美好的、有人类尊严的世界家乡。他把这一独创性乌托邦方案命名为“具体的乌托邦”(konkrete Utopie),以区别于所有抽象的新老“乌托邦主义”(Utopiesmus)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与实践、长远目标(自由王国)与近期目标(社会主义)的辩证统一。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乌托邦,但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体的乌托邦,亦即一种悖论,一种“木制的铁”。“因此,马克思主义并非不是一种乌托邦,而是一种具体的乌托邦的新事物。”然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即前苏东“正统马克思主义”囿于一成不变的教条主义僵化思维模式,永远都不能理解“具体的乌托邦”这一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方案。难怪,在前东德莱比锡大学执教期间,每当布洛赫提起这一方案,那些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就会哄堂大笑、嗤之以鼻。(30)究其本质,在这些抱残守缺、冥顽不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那里,乌托邦只能是抽象的,而不能是具体的;梦只能是向后的,而不能是向前的;希望只能是空虚的,而不能是充实的;如此等等。 

  有鉴于此,在1974年德国南部广播电台的演讲《向乌托邦告别吗?》中,布洛赫有意识地澄清和拒斥了对乌托邦概念的三种曲解或诋毁:第一,小市民关于乌托邦一词的废话,即把乌托邦仅仅当作纯粹的空话和闲话:“是的,这很美,也很好,我亲爱的,但这纯粹是乌托邦。”其结果,乌托邦一词等同于诸如“空中楼阁”、“海市蜃楼”一类最廉价的幻境;第二,“无家可归的左翼”对乌托邦一词的谩骂和取笑:乌托邦是“一阵风、一把秕糠”,其结果,放弃理想,放弃人性,放弃“直路”(Aufrechter Gang)和“直路的矫形外科”,直至把所谓“蜗牛之路”宣布为社会变革的典范;第三,右翼对乌托邦一词的蔑视和攻击,即把乌托邦与“集权主义”(Totalitarismus)相提并论,认为乌托邦一开始就包含了一种未来的“集权主义”和暴政,其结果,把20世纪苏东现实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破灭归咎于乌托邦概念本身,进而鼓吹所谓“社会主义终结论”,描绘“一幅资本主义在全球凯旋的图景”(31) 

  然而,对马克思主义而言,乌托邦并非一种神话,并非空中楼阁。如果乌托邦关涉具体的乌托邦,它就是一种客观而现实的可能性。如果历史地加以考察,乌托邦乃是某种社会力量,它暗示新事物的尚未发现状态,甚至在它本身很少被认识时,它也起某种孕育作用。具体的乌托邦是一种斗争原理,它同时在两条战线上战斗,一方面拒斥来自右边的虚无主义;另一方面反对来自左边的乌托邦主义。一方面,“具体的乌托邦”方案反对历史上五花八门的“乌托邦主义者”(Utopisten)的抽象的“乌托邦设想”;另一方面,“具体的乌托邦”方案反对现代形形色色的“乌托邦主义者”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戴着黑纱的乐观主义”,具体的乌托邦意识到了自由王国的漫漫途程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曲折,但作为一种有根据的、“已知的希望”(docta spes)原理,作为尺度本身,具体的乌托邦绝不会悲观绝望。 

  布洛赫的“乌托邦”哲学命题,确切地说,他的“具体的乌托邦”方案不仅是他全部哲学创作的轴心,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创新所在。显而易见,作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作为现实与理想的统一,“具体的乌托邦”方案是建立在可能性-现实性基础上并用马克思的未来哲学概念(32)加以阐明的方案。所以,攻击他的方案是“没有理性的信仰”,说他是当代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布洛赫精确地把“乌托邦思想”与“乌托邦的功能”加以区别开来。(33)对于他来说,人类历史中的乌托邦思想乃是人们可以从中选择乌托邦功能的模式并进一步加以确定的材料,而乌托邦的功能则是乌托邦思想的核心,是其存在论的实际内容。 

  在《世界的实验》(1975)这部最后作品中,布洛赫重申了从《乌托邦的精神》到《希望的原理》一以贯之的具体的乌托邦方案:“马克思主义并非不是乌托邦,而是具体的乌托邦的新事物。迄今为止,与其说人纠正了历史不如说使其更加糟糕。因此,历史不只是一成不变地从将来向我们走近的命运。相反,它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乌托邦性质,呈现为一个积极突破和不断变化的框架。在考察这一框架中生成的结果时,不应忘记这种结果的促成者以及他们略显陌生的诉求,它被称为主观上的幸福和客观上的自我异化。”(34) 

  【注释】 

  Ernst Bloch,Abschied von der Utopie? In:Ernst Bloch:Abschied vonder Utopie? Hanna Gekle(Hrsg.),Frankfurt /Main 1980.S.79. 

  Ernst Bloch,Tendenz-Latenz-Utopie,Frankfurt /Main 1978.S.318. 

  ③试比较:马克思关于“人”的具体内涵的表述:“人是一种自然存在/人的劳动能力是一种自然能力/通过人的劳动,自然进一步推动其创造过程/共产主义是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相统一。”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893页。 

  Vgl.G.Grass,Aus dem Tagebuch einer Schnecke,Neuwied,Darmstadt:Luchterhand,1972. 

  ⑤参见魏育青《在忧郁与乌托邦之间徘徊——论格拉斯的〈蜗牛日记〉》,《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Ernst Bloch,Abschied von der Utopie? In:Ernst Bloch:Abschied vonder Utopie? Hanna Gekle(Hrsg.),S.77. 

  Vgl.M.Horkheimer, der bürgerliche Geschichtsphilosophie,Stuttgart 1930.SS.77-94. 

  Ernst Bloch,Das Prinzip Hoffnung,Frankfurt/Main 1959.S.203. 

  Vgl.W.Voβkamp,Utopieforschung.Interdisziplinare Studien zur neuzeitlichen Utopie,3Bde.,Metzler,Stuttgart 1982. 

  ⑩参见[]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11)Vgl.Ernst Bloch,Freihei und Ordnung,Frankfurt/Main 1985.SS.44ff. 

  (12)Ernst Bloch,"Die Utopie ist eine philosophische Kategorie unseres Zeitalters"(1970),In:Arno Münster(Hrsg.): vom aufrechten Gang,Sechs Interviews mit Ernst Bloch,Frankfurt/Main 1977.SS.122-123. 

  (13)Ernst Bloch,Abschied von der Utopie? In:Ernst Bloch:Abschied vonder Utopie? Hanna Gekle(Hrsg.),Frankfurt /Main 1980.S.79. 

  (14)Ernst Bloch,Das Prinzip Hoffnung,Frankfurt/Main 1959.S.5. 

  (15)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16)Vgl.G.Klaus und M.Buhr(Hrsg.):Marxistisch-Leninistisches  der Philosophie,Vol.3,Reinbek 1972.S.1113.此外,下述两篇论文同样把乌托邦概念宣布为“不必要的、业已过时的概念”。Vgl.W.Harich:Zur Kritik der  Ungeld,In:Kursbuch,19/1969.SS.71-113; W.Krauss:Geist und Widergeist der Utopie,In:Sinn und Form,14/1962.SS.769-799. 

  (17)W.Forste,Das  des Marxismus zur Philosophie Ernst Blochs,In:J.H.Hom(Hrsg.):Ernst Blochs Revision des Marxismus,Berlin 1957.SS.199-220. 

  (18)Ernst Bloch,Das Prinzip Hoffnung,Frankfurt/Main 1959.S.1604. 

  (19)Ernst Bloch:Karl Marx und die Menschlichkeit,In:Utopiache Phantasie und ,Reinberk 1969.S.144ff. 

  (20)Ernst Bloch,Abschied von der Utopie? In:Ernst Bloch:Abschied vonder Utopie? Hanna Gekle(Hrsg.),S.79. 

  (21)Ebd.,S.70. 

  (22)Ernst Bloch,Abschied von der Utopie? S.110. 

  (23)Ernst Bloch,Abschied von der Utopie? S.82. 

  (24)Ernst Bloch,Das Prinzip Hoffnung,Frankfurt /Main 1959.S.16. 

  (25)Ernst Bloch,Das Prinzip Hoffnung,Frankfurt /Main 1959.S.235. 

  (26)Ernst Bloch,Das Prinzip Hoffnung,Frankfurt /Main 1959.S.16. 

  (27)Ernst Bloch,Das Prinzip Hoffnung,Frankfurt/Main 1959.S.1628. 

  (28)Ernst Bloch,Das Prinzip Hoffnung(1959)3Bd.,Frankfurt/Main 1973.S.1628. 

  (29)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30)Ernst Bloch,Die Welt bis zur Keentlichkeit (1974),In:Arno Münster(Hrsg.), vom aufrechten Gang,Sechs Interviews mit Ernst Bloch,Frankfurt/Main 1977.S.72. 

  (31)Cf.F.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No.16(Summer),1989.pp.3-18. 

  (32)“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种一旦认识便能真正掌握的东西了。那时就可以看出,问题并不在于给过去和未来之间划下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在于实现过去的思想。而且人们最后发现,人们不是在开始一件新的工作,而是在自觉地从事自己的旧工作。”马克思:《致卢格》,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8页。 

  (33)Ernst Bloch,Das Prinzip Hoffnung(1959)3Bd.,Frankfurt/Main 1973.S.161. 

  (34)E.Bloch,Experimentum Mundi.Frage,Kategorien des Herausburingens,Praxis..Frankfurt/Main 1975.S.188. 

  (原载《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