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十分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经久不衰的激进主义与19世纪的科学源头之间的张力，而这一问题也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之中。“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①，这一点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亦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因此马克思相较于他在20世纪的后继者们对科学的看法要积极乐观得多②。20世纪，伴随着科学及其功能逐渐失去神圣性，同时为了严格地坚守激进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得不采取一种十分尖锐的立场，来反对保守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中的科学主义，正如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也反对以前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科学主义倾向中对那么明显的自然必然性的强调”③，而这种科学主义不但是政治上保守主义立场的表达，而且也是狭义上正统性思想的附属物。当卢卡奇把正统马克思主义界定为方法论之时，他不得不从马克思的方法中引出对科学的潜在的批判。在此，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阐发哲学与科学关系的思路，揭示他关注现代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并试图克服这一危机，将人从无意义的现代生活中解放出来、并实现真正的人之解放的理想。
一、危机的症候：事实与现实
《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以“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为副标题，这表明辩证法是该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对卢卡奇而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是具体的总体(Die konkrete Tolalität)，而“具体的总体是真正的现实范畴”④，辩证方法的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因此总体性的方法指的是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方法。
然而在那些忘却抑或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人那里，他们“对现实的一切认识均从事实出发”⑤，由此产生的便是只发现事实、并从事实中探寻决定世界结构和规律的科学。可问题在于，科学无法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因为科学与人之存在的意义无关，就如胡塞尔所言，“只见事实的科学造就了只见事实的人。……我们常听到有人说在人生的根本问题上，实证科学对我们什么也没有说。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不幸的时代中，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作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⑥卢卡奇亦认为，科学不能指导我们的行动和行为，它更无法为人们的存在提供意义，“要‘事实’完全正确无误地赞成或反对一定的行动方针，这种情况过去未存在过，现在或将来也不可能存在”。⑦由此他指出，科学之所以无法解决人的存在意义问题，主要是因为科学忽略了作为其依据的事实的历史性质及其不能假定总体性的立场这一事实，故而缺少对历史总体性的批判性理解，总体性的丧失也就意味着历史性的丧失。
因此，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首先对以现实为基点的总体性方法和以事实为基点的自然科学方法进行区分，认为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一，自然科学方法的根本特点是将事实与解释分离开来，认为有先于解释的事实存在，这种方法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结构相一致的，因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观察资本主义的社会现象，把经济从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体系中抽离出来，当做一种孤立的科学事实或事实群加以研究，从而否定了经济现象的历史性质，不能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特有形式。其二，从方法论上，卢卡奇阐发了“事实”与“解释”的具体统一性，认为“不管对‘事实’进行多么简单的列举，丝毫不加说明，这本身就已是一种‘解释’。即使是在这里，事实就已为一种理论、一种方法所把握，就已被从它们原来所处的生活联系中抽出来，放到一种理论中去了”。⑧显然，任何事实都是被解释了的，都是一定社会历史的产物，脱离社会历史的先定事实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是对事实的历史主义的规定。其三，卢卡奇由此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并将历史的事实规定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特征阐发了“具体的总体”即辩证法的具体内容。对他而言，马克思的辩证法绝非任意的抽象，它有着十分具体、特定的内容和形式：一方面，具体的、特定的内容是指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另一方面，具体的、特定的形式则是指在思维的具体上再现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及其规律。这是把资本主义现象上升为现实的认识，其意义在于，将资本主义的实际存在和它的内部核心清楚而准确地区分开来，通过抽象而呈现其内部核心的必然表现形式。这两方面的规定性——对直接存在的同时既承认又扬弃——就构成了辩证的关系。可见，卢卡奇试图以对历史事实的解释，进而说明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规律的开掘，是具体地结合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形成与发展揭示人类历史的规律；换言之，也只有在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真正物质基础(即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对抗性)之时，总体性方法的正确性才能得以清楚呈现。
进而，卢卡奇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量化现象以及支配这种现象的合理化原则。当科学蜕变为技术和一种纯粹的计算，以此控制有意义的人的行为之时，它只是作为由客观规律所统治的特定事实而非一种总体性来接近人的现实。于是科学将我们的生活世界还原为单纯量的关系，质的丧失与特定时间意义的丧失联系在了一起，对现代科学而言，时间成为了另一种空间维度上的东西。⑨由于对数字化、量化的强调把生产活动及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切社会活动都转化为了量的标准，因此“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在这里起作用的原则：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的原则”⑩。该原则意味着，在经济过程的主体和客体两方面同时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为了使劳动过程可被计算、被操控，一方面，在客体方面，它意味着切断人与劳动对象之间的自然关联，劳动对象被日益地细化与专门化；另一方面，在主体方面，它意味着主体与自身相分离，进而被塑造为自动的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部分，即劳动过程的机械化和合理化。与此相应，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切断，人们之间的所有联系都只是根据计算而建立起来的偶然联系。在此基础上，合理化原则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导原则，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工人的命运成为了整个社会的普遍命运。由此可见，第一，合理化原则产生于资本主义对于生产控制的需要，资本主义只有把生产的各个环节都形式化和标准化，变成可计算的东西，才能有效控制生产和市场；第二，“要使资本主义生产完全产生效果的前提成为现实，这种变化过程就必须遍及社会生活的所有表现形式”(11)，合理化原则不仅已是主导着直接的劳动过程的原则，而且也是法律和国家等领域的原则；同时，这一原则已经向着纵深方向发展，渗入到人的灵魂内部，甚至包括人的责任感也成为被计算的对象。于是合理化原则渗进了生活世界的每个角落，渗进了人的肉体和心灵的最深处，成为了支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化现象的根本原则。由此可知，这种物化现象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化过程的结果。
因此，卢卡奇认为，正是理性的片面发展导致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所产生的问题，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的分析，也就与他对科学理性主义的批判紧紧勾连了在一起。
二、危机的溯源：形式与内容
众所周知，科学基于一种错误的理性主义，没有完成关于人性的知识以及方法论这一真正的任务，因此导致了自身的危机。对卢卡奇而言，科学的危机并不只是人的危机，更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其源自于“理性主义文化失败的原因并不在于理性主义自身的本质，而是因为它表面所呈现出来的东西，即与‘自然主义’、‘客观主义’的纠缠”(12)。为了探寻这一危机的原因，进而找到实践的解决办法，卢卡奇追溯了整个欧洲哲学史，认为德国古典哲学试图恢复先验主义哲学中主客体同一性的理论建构，并未完全成功，并且力图对蕴含在其中的辩证法思想进行分析，强调以总体性范畴为核心的辩证法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问题，即人通过对全新内容的创造而成为自由主体的问题。如果具体考察卢卡奇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的分析，我们将会发现，实际上他对德国古典哲学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他是从康德哲学而非黑格尔哲学入手，来理解总体性问题在整个理性主义哲学传统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发掘其现实内涵。
首先，卢卡奇从康德哲学入手探讨了总体性问题的内涵。他认为，总体性问题之所以早在康德哲学那里就被提出、并在此之后一直贯穿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个发展过程，是因为人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基本生存境况。德国古典哲学的对总体性问题的思考，恰恰体现出其伟大之处，这表明它已经自觉意识到了蕴含在现代生活中的深刻危机，并试图彻底地思考、应对和克服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这一最深刻最重要的问题。
在康德哲学中，总体性问题是通过“物自体”的概念被提出来的。对卢卡奇来说，这一概念表明，康德已经认识到了理性的界限，它表明我们必须承认有为理性所无法穿透的非理性的内容。其实，这正是现代人的根本困境，即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生活于物化的困境中：一方面，由于商品是生产的唯一目的，现代人从各种自然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似乎已成为整个现代世界的主体；但另一方面，现代人由于物化实际已下降为社会的自我维持的过程中的一个因素。不仅工人如此，资本家亦如此。因而，作为表面的主体，现代人只能停留于对社会的自我运转过程中的所谓的规律的直观。尽管如此，这个有着完美规律性的世界还不是世界的全部：其一，在对象世界方面有着被商品生产的逻辑所遮蔽的自然本身的内容；其二，在人的方面有着被抽象劳动时间所遮蔽的活生生的生命。在此意义上，我们就实实在在地被“物自体”的黑暗的世界所裹挟，只要我们无力包容这一“物自体”的世界，那么这个人造的理性的世界就永远处于各种非理性的灾难的威胁中，也就是说非理性如影随形地蕴含在了这个高度理性化的现代世界之中。
在卢卡奇看来，这一问题对于整个近代哲学来说是致命的，因为近代哲学的物化思维特征就在于，它以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的规律来说明从自然到社会的一切社会现象，包括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因此它把理性原则视为生活的唯一原则。在此意义上，近代哲学是理性主义的哲学。自笛卡尔以降，理性的原则就被认定为是总体性的，这意味着不仅主体被认为是理性，而且整个客观世界在本质上也是理性的。“如果理性主义要求成为认识整个存在的普遍方法，那么问题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非理性原则的必然相对性的问题就取得了一种决定性的、溶化、瓦解整个体系的意义。这就是近代(资产阶级)理性主义的情况。”(13)所以说，近代理性主义是不允许任何超出理性之外的事物存在或非理性存在，它只有通过活动的原则才能成为可能，这就意味着世界本身被看做是理性的产物。基于此，卢卡奇强调，康德所提出的“哥白尼革命”中活动的原则等同于整个近代理性哲学的原则。然而这种形式的理性主义在昂首前进的道路中却遭遇了自身所无法解决的难题，理性无法通过活动来创造内容，它最终与一种根本上是非理性的世界观相联结，显露出现代科学的整体特征(14)，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
于是，卢卡奇试图从康德的批判哲学这一关节点上去寻求解决危机的途径。他指出，批判哲学中“物自体”的概念具有双重向度，“简言之，所有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的乍看起来是相互完全独立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问题组：首先归结为物质的问题(逻辑和方法论意义上的)，归结为‘我们’借以认识世界和能够认识世界(因为它是我们自己创造的)的那些形式的内容问题；其次可以归结为整体的问题和认识的最终实质问题，归结为认识的那些‘最终’对象问题，对这些对象的把握才使各种部分性体系成为一种总体，成为被完整把握了的世界的体系”。(15)这就表明，除了为人的理性划界，“物自体”概念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暗示着解决这一危机的道路，因为它既是内容的问题，又是总体的问题，二者在根本上是一个问题。因此，解决问题的道路就在于：让形式成为内容的形式，而不只是纯粹的形式，“康德早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就已试图把理论上(直观上)不可克服的局限性看作是从实践上可以克服的”。(16)可见，康德早已明确意识到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够解决这一危机，因为，“实践的本质就在于消除自在之物问题在方法论上所反映的形式对内容的无关紧要性。因此作为哲学原则的实践，只有在这样一种形式概念同时被揭示之后，才能真正被发现，这种形式概念作为它的作用的基础和方法论前提，不再具有这种无任何内容规定的纯洁性的特征，这种纯理性的特征”。(17)在这里，实践唯有保持着对内容的敞开，才能够不断生成关于内容的形式，如此一来，有关非理性的内容的问题就通过实践的道路得以彻底解决。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康德在解决总体性问题的过程中，已经触及解决这一危机的真正道路，即实践的道路；但他最终未能完成这一任务，只是坦率地突出了问题的不可解决，其哲学依旧局限在纯形式的思维中，而解决问题的所有努力，最后成就的是以总体性范畴为核心的黑格尔辩证法，因为“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中——着手自觉地重新把握所有的逻辑问题，着手把它们建立在内容的物质特性之上，也就是逻辑、哲学意义的物质之上。具体概念的崭新的逻辑学，即总体的逻辑学出现了”(18)。
接着，卢卡奇重新厘清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如上所述，卢卡奇将黑格尔的辩证法视为康德哲学的继续，并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所关注的根本问题是内容问题，而恰恰是这一点使之与以往的辩证法根本区别开来。
首先，通过追溯辩证法的历史，卢卡奇指出，尽管辩证法一直以来都关注概念的变化，并企图通过展开概念的变化来超越理性主义的界限，但以往的辩证法却都未真正涉及内容问题；与之不同的是，在黑格尔那里，真正的辩证过程是发生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而不仅仅是概念之间的差异和转化，因此他的辩证法所展开的是主体和客体相互转化的辩证过程，其中“真理不仅被把握为实体，而且被把握为主体”(19)。他进一步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所强调的是主体同时既是辩证过程的创造者又是产物，这意味着真实的东西源自于主体对世界的创造，在这个过程中主体赋予生活以概念和形式，而主体的形式本身也在实现的过程中被改变。这样的辩证法才是真正关于实体的、内容的，同时也是关于主体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在主体和客体相互生成的过程中，彻底超越了我们与对象之间的纯粹的、直观的认识关系，并由此进入了与对象的实践关系。
其次，卢卡奇认为，一个新的实体——历史——开始出现在黑格尔哲学中，“古典哲学也紧紧接近到了这种意义变化的阶段，并突出了新的、第一次出现的实体。即此后应是哲学基础的事物的秩序和联系，那就是历史”。(20)他强调，只有在历史之中，才存在着起源的具体基础，通向解决问题的道路，正是这种起源和历史之间联系的逻辑必然性。若是理性主义体系根本无力解决起源的问题，也无法实现对新的内容的创造，恰恰是因为在那里人们至多只能在封闭的规律体系中对所谓的未来进行预见，但是这些抽象化的、形式化的规律并不能预测新的东西。与之不同，黑格尔坚守的是实际内容的生成、历史的生成。我们在历史的生成中，通过朝向内容的敞开，把对象创造为我们的对象，因为只有历史的生成才能真正打破、消除事物和事物概念之间的独立性及因此而造成的僵硬性，也唯有在此时，概念才将会真正成为关于内容的、有内容的具体概念，“恰恰是由于历史的生成迫使想与这些因素相符合的认识把概念结构建立在内容之上，建立在现象的独一无二的和新的性质上，因此它同时就迫使这种认识不让这种因素坚持其纯粹具体的独特性，而是把它们放到历史世界的具体的总体，放到具体的总的历史过程本身之中去，只有这样，认识才成为可能”。(21)在这里，内容的辩证法和总体性的辩证法合而为一：一方面，如果没有面向对象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我们就没有对内容的把握，更不可能有对总体的把握；另一方面，只有我们将内容置于总体中，将内容理解为历史的总体中的内容，才有可能认识新的内容。在辩证法中，一旦我们实现了内容和总体性这两个向度的统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22)也就真正得以实现，我们是历史的主体，历史可被把握为“我们的行为”。
最后，卢卡奇指出，尽管黑格尔找到了时代的问题的根源，即理性主义的局限性抑或形式知性的独断主义，并隐约触及了解决问题的道路在于历史的生成，但他的哲学并不是实践哲学，因为他始终未能找到真正的历史主体，这是因为：一方面，理性与历史的关系仅仅是偶然的，因为理性实际上并不能把握历史。另一方面，黑格尔在《哲学全书》中以一种抽象的、冥想的讨论方式，仅仅通过从逻辑经过自然再到精神这样一种转换过程的逻辑分析，将历史与其起源分离开来，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历史中的人们并不是主体，“世界精神才是历史的主体”(23)，其哲学已经不可能在历史本身中发现与指认同一的主体—客体，所以它不得不超越历史、并在历史的彼岸建立起了自我发现的理性的王国。所以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最终还是落入了纯粹概念王国的窠臼。如果说德国唯心主义传统的关注点在于通过它的方法指出超越这些局限的道路，那么对卢卡奇而言正确的道路，应该回归到马克思早期所发现的真正的历史主体的观念，通过作为真正历史方法的辩证法，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历史进程，在无产阶级那里获得了主体—客体的统一。基于此，如果要实现总体性的辩证法，关键在于找到实践的真正主体，这对卢卡奇就意味着“把辩证的方法当做历史的方法则要靠那样一个阶级来完成，这个阶级有能力从自己的生活基础出发，在自己身上找到同一的主体—客体，行为的主体，创世的‘我们’。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24)可见，卢卡奇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就是历史的现实的主体。
这样，卢卡奇就通过回溯德国古典哲学对辩证法的理解，来力图拯救黑格尔辩证法中的革命性要素——它不仅是关于内容的、也是必然内在于历史之中——以解决现代生活世界的困境，这种内在于历史的辩证法只有在无产阶级意识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真正的人之解放是无产阶级的实践的行动。换言之，由马克思发现并由马克思主义继续的无产阶级理论，提供了解决德国古典哲学遗留下来而没有解决的问题的办法，它清楚地表明了哲学并没有在黑格尔的体系中终结，相反却在马克思主义改造绝对唯心主义的过程中得到补充并且达到终点，马克思主义完美地延续了哲学。(25)
三、危机的解决：无产阶级意识
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意识才能生成历史的现实的主体?卢卡奇曾明确指出，人类社会在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前一直处在“史前史”的阶段，只有在无产阶级形成之后，我们才进入真正的历史。他尤为强调，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们进行叠加后的总和就是无产阶级，其中必然要经历无产阶级意识这一重要环节。也就是说，只有无产阶级意识才能使得工人上升为无产阶级这一历史的现实的主体，这是因为：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尽管社会存在的客观现实在其直接性上，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并无不同，但二者之间又存在着根本区别，即工人们实际存在中留有的一些尚未被完全物化的他者性的内容构成了无产阶级意识生成的起点；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意识已经上升为自我意识。在自我意识中，无产阶级通过中介范畴实现了对历史总体的把握，上升为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自我意识的无产阶级意识并不只是对客体的被动直观，它意味着客体的结构和运动的改变，它决定着历史的生成。因此，历史与起源就在无产阶级意识中真正达到了一致，内在于历史的辩证法也得到了真正的实现，无产阶级意识就是实践。
在卢卡奇看来，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化体系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处于物化之中，二者作为被打散的个体都呈现为“纯粹的量”，且都对眼前这个“自动的物的合规律的过程”持直观态度，“但这一点并没有阻止这样一种情况：那些使两个阶级能意识到这种直接性，使赤裸的直接现实性对两个阶级说来能成为真正的客观现实性的特殊中介范畴，由于这两个阶级在‘同样的’经济过程中的地位不同，必然是根本不同的”。(26)在这里，卢卡奇提出了与直接性相对的中介范畴，它使得我们将能够从直接现实性上升到客观现实性。这就是说，通过中介范畴，我们将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物化关系重新呈现为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社会关系，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现实。与此同时，这种社会关系也不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抽象的量的关系，它是有着具体内容的关系：它既是我们与对象之间的普遍关系，也是我们与自身的关系。
那么，中介范畴何以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立场?这并不是因为资产阶级思想中没有任何中介，而是因为“每一种中介都必然地要产生一种立场，在这种立场上，由这种中介创造出来的对象性采取直接性的形式。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和(由各种各样中介说明和揭示了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存在的关系。由于不可能看到更多的中介，由于不可能把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和产生把握为那个曾‘创造’了已被把握了的认识总体的同一个主体的产物，资产阶级思想的最终的、决定整个思想的立场就变成为纯直接性的立场”。(27)这就意味着：
其一，中介范畴通过对直接性的否定和超越，将会带来历史与起源的一致，“直接性和中介本身都是辩证过程的因素，存在的每一个阶段和理解它的每一个阶段都具有《现象学》意义上的直接性……超越这种直接性只能是客体的起源(Genesis)，即‘创造’(Erzengung)。但这是以下述条件为前提的，即那些使得有可能超越既定客体存在的直接性的中介形式能被描述为客体本身的结构构造原则和真正的运动倾向，也就是思想的起源和历史的起源在原则上应该是相吻合的”。(28)可见，要从直接现实性转变成为客观现实性，必须在实践中经由我们的中介形式使得客体本身被改变，这本身是一个在实践中进行创造的过程，而这一创造的可能性就存在于起源与历史的一致，因此，能否达到这样的中介就成为我们在历史中进行创造的关键环节。
其二，中介的最终使命是使我们达到历史的总体，成为历史的主体，这是由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历史使命决定的。如上所述，资产阶级思想在最终的意义上并不具备这样的中介形式，是因为：在社会存在上，资产阶级一方面是被物化的客体，而另一方面却能在被物化的处境中获得“表面的主体”地位，因此他们注定会一直对加诸在人身上的抽象的量的规定性持直观的态度。但是，在工人那里依然蕴含着某种未被完全商品化的质的内容：“工人以物化过程和变成为商品，虽然毁灭他，使他的‘灵魂’枯萎和畸变(只要他不是有意识地表示反抗)，然而恰恰又使他的人的灵魂的本质没有变为商品。”(29)在这里，工人是存在着尖锐的内在分裂的：一方面，工人被物化为商品，成为纯粹的量；另一方面，工人依旧守护着他的灵魂。于是“由于阶级利益的推动，这同一个存在使资产阶级被禁锢在这种直接性中，却迫使无产阶级超越这种直接性。这是因为历史过程的辩证特性，以及因此每一个因素的中介性质都更加不可阻挡地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中表现了出来，而每一个因素只有在中介的总体中才能得到自己的真理和真正的对象性。对无产阶级来说，自我意识到自己存在的辩证本质乃是一个生命攸关的问题”(30)，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可以采取资产阶级所无法达到的中介形式。
其三，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也是商品的自我意识。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一旦认识到自己是作为商品而存在，他也就认识了自身，认清了在商品中他自己和资本的关系，进而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存在，这时“他的意识就是商品的自我意识；或者换言之，就是建立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自我揭露”(31)。但这种商品(指工人)的自我意识常常只是一种客观意识，它是对工人的当下处境的被动直观，完全没有超越其社会存在的直接性：“这种商品能够意识到自己就是商品这一点，还远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商品直接意识到的，与它的简单的表现形式相一致，就是抽象的孤立化，就是与那些使商品社会化的因素的纯抽象的外在于意识的关系。”(32)因此，最终能上升为自我意识的商品意识是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斗争中首先生长出来的，它是对物化意识——商品拜物教——的否定和超越。这种否定的实际内容，是以中介范畴否定直接性，揭示出被“物”的关系所遮蔽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从而实现由计量化到质的转变。卢卡奇强调道，无产阶级意识作为中介所实现的不仅是无产阶级行动的出发点，同时它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
其四，无产阶级意识就是实践，“这种意识突出的实践的本质就表现为，相应的正确的意识就意味着它的对象的改变，而且首先是，它自身的改变”。(33)在这里，无产阶级意识的实践的本质在于思维决定性地参与了对象的生成，也就是说，这里的对象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而思维是这一创造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可见，此时思维的真理仍然要切中现实，但是真正的现实总是蕴含在对象中且尚未得到实现的将来，思维的意义就在于它创造着这个正在生成的将来。在这个意义上，以中介范畴作为立场的无产阶级意识，就彻底超越了非辩证思维(物化意识)的框架内思维和存在之间固守不变的对立；与此同时，它也就真正实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起源的纲领——“起源的原则事实上意味着克服了独断主义(特别是它的最伟大的历史形态，柏拉图反映论)。但是，只有具体的(历史的)生成才能起到这样一种起源的作用。而在这种生成中，意识(无产阶级的已经变成实践的阶级意识)就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基本的组成部分。因此，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它们的同一在于它们都是同一个现实的和历史的辩证过程的环节”。(34)如此一来，只有在实践而非任何一种纯粹的认识态度中，思维与存在的这种同一关系才可能实现，因为只有在此过程中，作为实践过程的一个环节的思维才会具有如此的实践本质。于是卢卡奇始终反复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在自己与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之间建立起了这种实践关系，因此只有无产阶级意识才是实践，进而辩证法也就具体地实现以自我意识为内在环节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理论与实践得以统一。
四、小结
卢卡奇通过对科学的激进批判，试图消解哲学与科学的二重性，认为“只有克服了哲学和专门学科的、方法论和事实知识的在方法论上的二重性，才能找到从思想上消除思维和存在的二重性的途径”(35)；唯有如此，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道路才可以成为解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阿基米德点，我们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人之解放。那么，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公开出版90周年之际，我们重新阅读它的意义何在?
毫无疑问，《历史与阶级意识》是20世纪最深刻、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曾被誉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36)，它奠定了卢卡奇在整个20世纪思想史的地位：他不仅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传统(如：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人物就在很大程度上受之影响(37))；而且直接影响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如：由其弟子马尔库什、赫勒与瓦伊达等组成的布达佩斯学派，以及南斯拉夫实践派)。更为重要的是，当代的激进左翼思想家们如齐泽克、伊格尔顿等都将之视为宝贵的思想资源。它之所以有如此大的理论影响力，是因为：第一，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通过物化理论、总体性的辩证法和阶级意识等分别建构起了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对科学与哲学问题的深入探讨以及对革命道路与政党问题等的思考，并实现了三者的有机融合(38)；第二，由于卢卡奇的个人命运之曲折、思想之复杂与所处时代环境之多变等因素，他在后期的思想转折中的自我评价引发了人们的激烈争论。基于此，《历史与阶级意识》已经历了90年不平凡的岁月，它既是对时代危机的进行回应的理论尝试，“当时，一场重大的、世界历史性的转变正在努力寻找一种理论表述。即使一种理论未能说明这场巨大危机的客观本质，它仍旧可以提出一种典型的观点，并因而获得某种历史的合法性”，(39)但更重要的是，它在当下语境中的现实可能性却更值得我们去理解、思考并找寻。
如前所述，卢卡奇从一开始就在苦苦探索一条能够解决时代危机并且能够实际地超越无意义的现代世界的道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思考的焦点是辩证法(在这里，它被特别地理解为我们和这个“幽灵般的”对象性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为此，他尤其强调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真实意义在于它是关于具体内容的辩证法，然而这个关于内容的辩证法将具体地落实在具有普遍性质的无产阶级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之中，即无产阶级的生成问题。对卢卡奇而言，无产阶级的生成离不开无产阶级意识，它是“被赋予的意识”：一方面，它绝不是工人们在生活中能够自动生成的意识，它还要借助于某种他者性的资源；另一方面，它又确实是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的正确认识，因此应当将它归为无产阶级意识。因此，他一方面通过对物化意识的批判洞见了无产阶级意识的超越性，另一方面，则借助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思想来说明无产阶级意识与无产阶级、与整个历史的必然关联性。在此基础上，卢卡奇将黑格尔的辩证法理解为“自我否定”，这就意味着他将人与人之间“物”的关系的瓦解视为一个内在的自我否定的过程：一方面是因为之前的物化是对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自我否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种“物”的关系的瓦解是自我意识的过程，也是一个超越的过程，因为自我意识带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物”的关系的实际瓦解。然而，无论是卢卡奇对时代的诊断，还是他对危机的拯救，在他的同时代人以及后来者们那里都受到了质疑。(40)在这里，具有挑战性的主要有：
其一，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传统深受卢卡奇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卢卡奇毫无批判。其问题主要集中于：其一，无产阶级意识有机形成的可能性与极权主义。例如，他们通过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强调无产阶级已失去了有机地形成无产阶级意识的可能性。在此情形下，卢卡奇将辩证法与无产阶级革命直接联系起来，强调二者之间的必然关联，在政治上采取的是无保留地积极参与的立场，这将只能导致“宰制的社会”(如，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社会)。其二，“总体性的渴求”是过于黑格尔主义化的辩证法。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卢卡奇过于强调辩证法与总体之间的必然关系。在他们看来，辩证法的根本内涵是“有规定的否定”，即是在否定中使新的内容得以呈现，而不是把握那个总体。于是，在批判理论的时代，普遍的革命已经不再是关注的焦点，总体性问题的重要性当然也就灰飞烟灭了。于是，批判理论家们在消解总体性问题的同时，已经开始背离革命、远离政治。
其二，当代激进左翼思想家们则坚守卢卡奇辩证法中超越性的一维，如齐泽克。他要求以历史主义方法阅读《历史与阶级意识》，认为：卢卡奇之所以拒斥实证主义的历史观，是受到十月革命的启发，因此强调我们应抓住时机，介入历史。这是因为，卢卡奇不断强调理论和实践处于辩证的关系中，不同的意识带来不同的对象性形式，自我意识本身能够改变对象，所以我们与历史的关系就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但与此同时，齐泽克指出：在无产阶级意识生成的过程中，尽管卢卡奇强调了工人的自发的工团意识并非阶级意识，但他还是有将二者直接同一的倾向，并由此形成普遍的阶级意识，成为历史的主体，所以说《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精英主义将会导致后来斯大林主义时期的错误意识。
当然，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时至今日也没有得到彻底地解决。然而，卢卡奇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诊断，使得由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引发的危机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同时，这一诊断也必须直面不断生成的社会现实，并成为当下语境中找寻真正人之解放道路的现实可能性的感应器。
【注释】
①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②尽管马克思是从一种不同的科学观出发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尤其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激烈批判，但马克思毫不怀疑科学本身所具有的价值。
③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页。
④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8页。
⑤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52页。
⑥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第5—7页。
⑦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74页。
⑧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52页。
⑨卢卡奇强调我们在直观的态度中使时间空间化，表明他已深入到劳动时间领域批判物化现象。
⑩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49页。
(1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58页。
(12)Edmund G. Husserl,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299.
(13)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81—182页。
(14)Mihály Vajda, Lukács' and Husserl's Critique of Science, trans. by David Parent, Telos 38 Winter, 1978, p. 106.
(15)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82页。
(16)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trans. by Rodney Livingstone, MIT Press, 1971, p. 123.
(17)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97页。
(18)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18—219页。
(19)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19页。
(20)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20页。
(2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22—22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页。
(23)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24页。
(24)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28页。
(25)汤姆·洛克莫尔：《马克思是一个费希特主义者吗?》，张梅译，北京：《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4期，第172页。
(26)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29页。
(27)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37页。
(28)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36页。
(29)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57页。
(30)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47—248页。
(3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52页。
(3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58页。
(33)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92页。
(34)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99页。
(35)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97—298页。
(36)Maurice Merleau-Ponty, 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7.
(37)阿克塞尔·霍耐特：《分裂的社会世界——社会哲学文集》，王晓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译者序言》第2页。
(38)张双利：《内在的超越——卢卡奇论辩证法与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9)，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4页。
(39)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1页。
(40)参见Martin Jay, Marxism and Total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84.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5期。录入编辑：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