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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卡莱茨基和社会主义策略

 

    对影响美国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经济停滞的历史展望要求我们追溯到19741975年间的严重经济衰退,这一时期标志着二战后经济繁荣的终结。对20世纪70年代经济衰退的主流解释是,早期凯恩斯主义时代的充分就业因为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关系的加强而产生的危机铺垫了基础。正如一些著名左翼经济学家(他们的看法与主流观点相一致)所指出的,问题就出在资本家阶级“太弱”,而工人阶级“太强”。从经验上来说,这次衰退普遍被认为是工资在所得中的比重上升,利润由此被挤压。这就是所谓的“利润压缩”危机理论。

    《每月评论》在推介美国出版物中“充分就业压缩利润”这一观点的激烈变体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瑞福特·博迪(Raford Boddy)和詹姆斯·克罗蒂(James Crotty)197410月号《每月评论》上发表了颇有影响力的文章“阶级冲突、凯恩斯主义政策以及商业周期”。该文章强调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工资和单位劳动成本在商业周期接近顶峰时的提高,也就标志着繁荣的崩溃。但作者继而指出,充分就业时工资份额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随后的重大经济衰退。他们写道:“资本家超直觉地知道持续的充分就业显然是不可能的。利益最大化使得避免持续充分就业成为必要。”他们同时还将自己的观点与伟大的波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以及约瑟夫·斯坦德尔(Josef Steindl)和霍华德·谢尔曼(Howard Sherman)的观点做了对比。

    卡莱茨基认为,劳动者增加货币工资的力量——尽管在现在的经济回升中只有较小的作用——并不构成对资本的主要经济威胁,即使在充足就业条件下也大多只是对公司定价权产生威胁。因此,如果系统一贯忽视以政府开支来推动充分就业,那么这本身就不成其为经济原因,而宁可说是政治威胁——永久的充足就业带给资本家阶级的政治威胁。由于“解雇”不再有效,资本家阶级的整体社会力量就会减弱。他注意到:“因工人议价能力增强而上升的工资率相比价格上涨并不太可能压缩利润,相反只会影响食利者的利益。但‘工厂纪律’和‘政治稳定’比‘利益’更受商界领袖的欢迎。阶级本能告诉他们,持续的充分就业是不现实的。”对此他提出了著名的“政治经济周期”概念,也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会据此在促进充分就业与平衡预算紧缩之间来回变化,产生一种“受控的不充分就业”。

    与卡莱茨基的论点形成鲜明对比,博迪和克罗蒂声称,经济接近充分就业时会提高工资的份额,有力威胁资本家的利润,并导致结构性经济危机。他们强调“商业周期的经济影响”有助于“强化卡莱茨基所强调的社会政治方面”。对两位作者而言,也是对大多数经济分析家而言,70年代中期经济衰退的主因是工资引发的利润压缩。随着经济接近充分就业而产生利益压缩这一说法因此就成了一种较流行的经济危机甚至停滞理论。

    70年代末及80年代见证了货币主义、供给经济学以及其他自由市场保守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胜利。主流经济学回复到了凯恩斯主义之前的紧缩观点,恢复了荒谬的萨伊市场定律,也就是供给创造需求——最先遭到凯恩斯的怀疑(之前遭到了马克思的驳斥)。按照萨伊定律的看法,资本积累过程本身不会止步不前,只会是工会或政府外部干涉的结果。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资本家阶级基本经济思想的复辟。威廉·普尔特尼(William Pulteney)爵士早在1732年就在英国下议院公然宣布:“现在全国已然形成公认,那就是向工人提供的高额工资是造成我们贸易和制造业衰退的主要原因;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设法让工人为低于目前的工资而工作。”这样的观点在商业和金融界是根深蒂固的,以至于一位颇有影响力的金融战略家、道明证券汇率与外汇全球研究主管埃里克·格林(Eric Green)居然在2012年——当时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复苏缓慢和收入差距正在拉大——主张美国公司正在受到“劳动成本对利润率的挤压”,这将“放缓未来就业增长”。

    如果说信奉利润受挤压说的理所当然应该是右翼,而对左翼就很难说是真实的,但仍有一些著名的激进理论家坚持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自由主义抑制工资的战略在振兴长期积累上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不能“被完全排除”。2009年发表在《金钱与理智》上的一篇试图解释大萧条的历史经济根源的文章认为,里根时期用资本推翻“‘充分就业挤压利润’在经济上是绝对有必要的……就像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里根时代为一套相对稳定的框架体系奠定了基础。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社会积累结构尽管荒谬,却成了近30年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框架”。

    然而,一些左翼经济分析家从一开始就否认利润受挤压说。尽管《每月评论》编辑哈里·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和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通过发表博迪和克罗蒂的文章来介绍了这一观点,但他们和卡莱茨基与斯坦德尔都属于同一的广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对于这些思想家来说,二战后期垄断资本主义积累的主要经济冲突更被认为来自需求而非供应,表现为生产能力被完全利用的趋势以及这一特定剩余被系统吸收的问题。这种观点认为,垄断资本制度下生产所产生的大量实际及潜在经济剩余(剩余价值)远远超过了资本家的消费和投资。其结果就是出现了以发展放缓、失业剧增和生产能力过剩为形式的经济停滞趋势。在这里,问题与利润受挤压说所认为的恰恰相反:资本太强大,劳动力太弱小。

    在这一观点看来,二战后的繁荣是一段暂时的、有违停滞正常状态的历史,表现为垄断资本主义的积累。50年代至60年代这段所谓的黄金时期可以归因为一系列特殊的历史,包括:(1)战时形成的巨大消费者流动性;(2)对被毁的欧洲和日本经济的战后重建;(3)冷战军费开支(包括两次亚洲地区战争)(4)美国经济发生第二波汽车化浪潮;(5)大幅度的降价努力。但到了60年代末,这些历史刺激大部分消失了。没有诸如蒸汽机、铁路以及汽车这样的新的划时代创新,也没有形成私人积累上的新支柱,于是经济在长期缓慢增长之下逐渐走入困境。

    如果说垄断资本主义通过治理避免了80年代和90年代的深度停滞,这不是因为里根时期形成了新的稳定的“资本主义积累框架”,而是因为当时资本家借助手中庞大的经济剩余促成了金融扩张。斯威齐所谓的“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由此对经济增长——也因增加军费开支而增长——构成了补充性影响。但正如马格多夫和斯威齐所观察到的,金融化所造成的债务积压终将大到足以压倒国家作为最后贷款人进行有效干涉的能力。泡沫终将破裂,深度停滞也必将出现。

    这两种观点——利润受挤压理论及“过度积累”和停滞理论——代表了对19741975年经济危机的不同评价以及美国经济可能的长期轨道。但结果是实证趋势并不支持利润受挤压说。最后40年的深度经济停滞不仅使收入中的劳动份额不升反降,而且也让人有理由怀疑那些年中工资份额的递增甚至直接引发了19741975年的经济危机。60年代末70年代初所看到的劳动在收入中的比重大幅上扬(不是小幅提升)无非就是经济中政府就业份额简单扩张的结果。私人部门的利润在这些年中并没有太多挤压工资。被认为是大山的结果却是小丘——或更小。

    利润受挤压说的实证弱点在更大的背景下则被认为它与马克思的积累理论完全不相符。这一点可以从马克思和卡莱茨基对利润受挤压说的批判上看出来,所以他们就能够形成更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战略观。马克思危机理论的主要矛头始终是指向利润受挤压说的,因为它倾向于打击工人阶级的愿望。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比资本家阶级的政治经济强得多。

    马克思与卡莱茨基

    1865年,马克思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就货币工资普涨的影响开展辩论,他驳斥了这样的观点——由当时的一些工人阶级代表提出——工资增加会引发经济危机和更高失业率。在与总委员会的谈话(就是现如今的《价值、价格和利润》)中,马克思通过将消费品区分为两部分来解释该问题。(这含蓄地介绍了再生产的三部门模式——部门Ⅰ是投资商品,部门Ⅱ是工资商品,部门Ⅲ是奢侈品或资本家消费品。)按照工人将工资仅仅在工资品或必需品(部门Ⅱ)的假设,马克思用更高工资会引起需求从非工资商品(部门Ⅰ和Ⅲ)转向工资商品(部门Ⅱ)来解释货币工资普涨的瞬即影响,它不会改变经济中的总产量和就业,但会降低总利润。

    马克思指出,尽管货币工资水平普遍上扬会导致利润份额的减少,但由于资本家会通过“增加需求”来提高价格,所以对经济只会有很小的影响。确实,工人一般只有在采取防卫行动来回应资本家之前设计的经济变化时才会要求提高工资。因此,工资要求一般意在恢复之前的平衡——否则平均工资就会低于劳动力价值。此外,增加工资只会刺激资本家通过提高生产力和改良生产工具,抬高剥削率和利润率,同时削减多余劳动力来进一步降低单位劳动力成本。所有这些从长期来看都会对工资份额的下降造成影响。马克思指出,“产业竞争战争”的特点是“招募比解雇工人大军更有可能失败。于是资本家竞相看谁能解雇最多的工业士兵”。

    因此,马克思认为只有在极端异常的条件下,比如19世纪早期的铁路大繁荣,才会出现工资挤压利润的短暂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积累过程会导致“有偿劳动的意外增加”,致使平均工资超过劳动力价值,减少了剥削率。但他又认为资本主义的一般趋势是“向剩余价值率趋于上升,也就是对劳动力的剥削水平趋于上升”。马克思强调,即使采用更短的每天10小时工作制,也不会在实质上提高就业与工资份额。

    诚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积累的普遍规律”这章的第一节中就否认利润挤压工资可能是快速积累和劳动力不足的结果。但这仅仅是马克思在论证其限制性假设时采用的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列为节的标题——技术变革(资本的有机构成)是永恒的。即便如此,工资水平确实仍然取决于积累率——而不是相反。因此,他写道,对劳动力“最有利的情况”是无酬劳动或剩余价值相对份额的减少,也就是剥削率的降低,“但却不会降低到威胁自身系统的地步”。商业周期顶峰期工资份额的增加对马克思来说不过是“危机的前兆”,而不是原因。

    一旦无技术变革的人为假设被去除(该章的随后一节),生产工具不断进步所引起失业预备大军的逐渐扩充似乎就从系统内部压制了工资和工人阶级的愿望。所有这一切确保剥削率的提高仍是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正常趋势(或普遍规律)。在谈到有关工资、生产和就业的斗争时,马克思则呼吁:“这种普遍政治行动的特有必要性证明资本在纯粹经济行动中是强有力的一方。”

    卡莱茨基在《阶级斗争与国民收入分配》一文中就沿用了马克思论证的一般形式,该文在卡莱茨基死后的1971年发表。卡莱茨基根据三部门模型认为,完全竞争或自由竞争下的工资普涨并不会对短期内的生产量或就业量造成影响。但卡莱茨基在逻辑上支持了马克思,证明——基于“资本家的投资和消费数量取决于基于短期考虑所做出的决定,并不受当时工资上涨的影响”这一假设——工资普遍上涨的结果并不会引发“从利润到工资的绝对转移”。工资成本增加引起的资本家消费品和投资品部门的损失将被工资商品部门的利润增加所完全弥补。

    卡莱茨基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则有所不同,其特点是垄断定价和产能过剩。定价较高的垄断行业的工会有可能为提高工资讨价还价,从而使得收入中的工资份额稍有增加。而产能过剩则可能增加而不是减少整个有效需求和就业。此外从长期看,随着经济接近充分就业,更大的需求和更高的总利润会促成利润预期,足以抵消任何由工资份额增加所致的投资下降。

    这种情况下的工资增长确实可能引发通货膨胀。但卡莱茨基认为,通过压缩大企业的提价空间,打破其设置的准入垄断壁垒,并引入其他行业的竞争,最终还是能抑制通胀的。公司也不可能将所增加的工资成本全部转移给消费者的——这对整个经济是有积极影响的。正如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所言:“卡莱茨基认为通胀是阶级斗争的一个表现。”他认为螺旋形通胀的主要受害者不是工人或资本家,而是食利者。据此,他预言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滞胀(停滞加通胀)的主要特点。

    卡莱茨1944年在分析凯恩斯的观点时指出,充分就业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增加政府开支或收入再分配。他认为收入再分配是充分就业的路径,必须从政治上用资本税来“挤压利润空间”。

    因此,对卡莱茨基来说,认为工资提高意味着利润下降的利润受挤压说是“完全错误的”。工资增加引发利润受挤压危机在整个经济处于完全或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状态下不仅是一个并不存在的问题,而且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偶尔出现的工资份额有限增加还会提升总需求。工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能把经济推向充分就业和高收入增长。

    法国人民阵线和社会主义的策略

    卡莱茨基对于利润受挤压说、政治商业周期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战略的看法都植根于他对19361937年列昂·布鲁姆(Leon Blum)领导下法国人民阵线政府的密切历史观察。1937年夏,卡莱茨基在巴黎目睹那里的事态发展,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布鲁姆实验”,尝试让所有工人每周工作40小时,每年享有两周带薪假期以及集体谈判权利。作为这些改革的一部分,人民阵线倡议大幅增加体力劳动者的货币工资,一年中增加了约60%。而货币工资的增加并没有对整体的产出和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因为批发价格相应提高了。但它确实给体力劳动者和大资本家以及整个工业界带来了实质性的净效益——以食利者及其他收入群体为代价。然而,尽管大企业从工资增加行业的再分配中获益巨大,但它们仍与食利者联合抵制工资增长并抱怨利润空间受到挤压。布鲁姆政府最终屈服于这些压力,导致劳工的诉求受到致命的打击。

    基于对布鲁怒实验的评估,卡莱茨基像之前的马克思一样认为,在任何经济状况下都应不断提高工人的工资——而不只是反对在衰退时削减他们的工资。但即便在充分就业和劳动者力量达到巅峰时,“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卡莱茨基写道,“并不太可能带来国民收入分配的根本改变”——资产阶级在经济斗争中的权力及其整个社会权力实在是太大了。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分配,国家有必要引进资本税。更重要的是,充分就业不应被当作目的,而应该被用作战略基点,劳动者由此可以对资产阶级把持的游戏规则发动全面攻击。事实上,这种可能性使充分就业状态对资本家阶级构成危险。因此,卡莱茨基争辩说,资本家阶级会在政治上抵制长期的充分就业,竭尽全力对危及其社会权力的潜在威胁作出反应。

    卡莱茨基40年代(当时英国工党势力正增长强劲,就业人数因战争而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的战略是要打破政治商业周期——预期资本会用紧缩政策来应对任何接近充分就业的状态。工人则应设法通过充分就业来增强自身的社会权力,以战胜政治商业周期。卡莱茨基在1942(当时在牛津大学统计研究所工作)为《劳工讨论笔记》所写的“民主规划纲要”一文中认为,在任何社会转型计划中,必须建立的首要条件是为工人保证充分就业和经济安全。他认为这会提升“决心”和“工人和下层社会的自信”,可以让他们“加速”进入社会变革,并促成“民主社会主义计划”的建立。一旦“解雇”或马克思所说的产业后备军“不再起作用”,工人会更多地挑战管理层,形成支持激进规划运动的社会力量。

    新工党政府的主要战略目标直指“改变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夺取最强大资本家群体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关键核心”。卡莱茨基赞成“政府对银行、金融、投资和外贸的全面集权控制,有可能的话还包括对基本原料和商品分配的控制”。这需要对重点行业的“直接社会控制”,无论是通过“全面国有化”或建立“某种公营公司”。这方面最重要的要求是“那些领导和管理(公营)公司的人除工资外不再享有任何经济利益,而任何私人投资者都不能控制政策或管理层”。

    卡莱茨基认识到的所有这一切都会遭到资本的强烈抵制,资本家将使用一切手段(包括破坏)来阻止任何威胁其阶级地位的变化。尽管如此,卡莱茨基还是认为,如果工党能在战后充分发挥实力,必将催生一种充分就业经济,并将其变成进一步加强工人阶级权力的手段。“这个时期可能是短暂的,当充分就业让工人产生自信感时,这将是工党的最大机会之一。接下来就该充分利用工党的政治权力;勇敢而努力地出击。奠定持续社会革命基础恰逢其时,否则民主社会革命仍将是不切实际的梦想。”

    卡莱茨基为社会变革提出的政治经济战略目的在于彻底摧毁资本用来束缚工人阶级的主要“杠杆”:相对充足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存在。让资本失去这一杠杆,就有可能改变游戏规则。同时,资本在这一斗争中的最大反应是试图制订斯坦德尔所说的“停滞对策”,也就是反对国家用各种政策来消除失业甚至停滞,并增加劳动后备军,以维护资本家阶级的社会权力——甚至不惜放弃全部的利润。

    随后,英国工党在40年代及之后的年份里上台执政,但并没有——甚至影响力最大之时——充分运用放弃权力去推进卡莱茨基提议的阶级转变计划。随着英国撒切尔主义和美国里根主义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崛起,正如斯坦德尔观察到的,资本开始寻求突破政治商业周期,形成逆向的“政治趋势”,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新自由主义,它企图回归到前凯恩斯式的经济制度,旨在增加失业,以便打压工资并对工人施加更大的阶级束缚。与此同时,一种金融驱动的博弈经济被开发出来为资本谋利。充足就业和工资提高再次被视为对繁荣的威胁,这一现象被斯坦德尔称为经济学界的“波旁王朝复辟”。

    向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回归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在美国过去40年的发展趋势可见一斑。生产工人和非管理人员在私营部门总就业中的比例在1965年和2011年都始终维持在83%。但这些工人在私营部门总工资额中所占的比例却从1965年的76%降至2011年的56%,而其在GDP中的占比同期从30%降到约20%。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使像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也不得不在2012年表示,我们“回头再去谈论资本与劳动……简直就是马克思主义式的讨论”。此外,克鲁格曼在2012年新书《现在就结束衰退!(End This Depression Now!)中试图弄清为什么美国上层社会即使在深度停滞和不平等加剧时仍将充分就业政策拒之门外,但并没有找到其他的合理解释,除了卡莱茨基所提供的理由——资本将充分就业视作对其整个社会权力的威胁。

    在卡莱茨基看来,资产阶级通过政府干预来坚决反对长远期充分就业,这意味着工人不能依靠他人,只有亲自投身斗争去争取更高工资和充分就业,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向社会主义的完整过渡。他在1942年警告说:“工党”不能对向这些(资本家利益)集团发动的伟大斗争抱有幻想。他们必定会激烈抵抗,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他们的利润,还关系到他们个人和社会的权力。这种权力有两种形式:在整个社会中的权力和对工人的权力。只要第一种形式的权力仍然存在,工人和工会旨在削弱第二种权力的全部努力就只能取得有限的成功。产业工人的维权斗争以及工作委员会和生产委员会为更有效代表工人而进行的斗争必然很重要,它们是对资本家斗争的重要部分。但这种斗争永远也不能代替必要的政治斗争来摧毁大资本家利益集团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权。

    他们的权力其实是一种阶级权力,只要这种阶级权力未被摧毁,主要的资本家集团就有能力以本身的方式——在最坏的情况下以残暴的方式——来操控一切,仅仅消除其政治影响力还不足以摧毁它,还要摧毁它的真正基础,即巨大生产力方面的经济权力,而他们在这方面从未失去过控制权。

    但最重要的还是工党不应害怕产业社会革命的后果,而应自己掌控局面,而不能像法国人民阵线领导人那样设法抑制工人的情绪,应该设法瓦解对民主计划的抵制。

    正如卡莱茨基所说,他的政治经济分析是以“孤立”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的。正如历史所展现的,不仅工党未能采取果断行动保护工人阶级的权益,而且冷战期间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增强——他后来观察到的——也相应改变局势。军备开支的增加使就业水平超过了战前,也是工人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迎合倒退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计划——从而破坏了工人在阶级斗争中团结一致争取真正利益的能力。在当今高度全球化的垄断金融资本主义下,工人运动面临的矛盾更加复杂。以跨国公司为形式的资本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能对国际工人阶级实行各个击破,并在全球范围内压制工资及单位劳动成本,使不同国家的工人相互对立。

    但卡莱茨基关于不接受制度经济理性和需要从资本家阶级手中夺取社会权力的论点在今天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利润受挤压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危险仍然存在,它告诉工人,追求民主、平等愿望的行为直接导致了经济增速放缓,使自身境遇恶化。正如卡莱茨基所说:“会有某些‘工人的朋友’去试图告诉工人阶级,放弃工资斗争才符合自身的利益。这种说法的通常依据是,增加工资会导致失业,从而有损于整个工人阶级。”这种情形在今天的美国是常见的,那里正在争论是否应该稍加提高最低工资水平。

    马克思和卡莱茨基反对利润受挤压危机说的论证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而在今日同样也是正确的。几十年来,我们看到美国GDP中工资(和工资总额)份额在下降——私营部门的工资份额暴跌了80%。与此同时,私营部门中管理层、监管层及其他非生产领域人员的工资GDP占比却一直在显著上升。同时,资本家的整体收入份额也在突飞猛进。但由于缺乏稳定的积累框架,由此导致了停滞、金融不稳定和工人工作条件的恶化。

    卡莱茨基的政治经济学结论与马克思是一致的,马克思在反对利润受挤压说时声称,工人在斗争的各阶段都是理性的,反映了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优越性。但工人阶层的最终斗争目标并不是争取系统内这样或那样的利益,而是用直接生产者所控制的社会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在《价值、价格和利润》末节中所写的:“他们(工人阶级)应该将保守的座右铭‘一天的公平工作换取一天的公平工资!’换成革命的口号:‘废止工资制度!’”

选自英国《每月评论》20134月号,原文标题:Marx, Kalecki, and Socialist Strategy

(原载《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13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