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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中国的未来发展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是一面旗帜,它决定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也关乎着我们当前的实践和中国的未来发展。我们应当通过学习和研究,向人们表明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和价值,让现代的人们以及子孙后代认可我们所为之奋斗的事业是正确而高尚的,是具有伟大前途的,从而自觉地为其实现和完成而共同努力。

关于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一个是从定义出发还是从实践出发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历来反对对事物的考察和对问题的研究从定义出发的方法,而是主张实事求是地从它们的历史形成过程中去加以说明。恩格斯曾经指出:“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侯,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我们不能把它们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他和马克思就是这样去研究和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的。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未能亲身经历社会主义。他们在世时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真正地夺取过国家政权,当然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去考察社会主义本质是极易偏离科学而陷入幻想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若干观点,就是这方面的典型。马克思、恩格斯与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本不同,他们不是凭头脑的想象去设计、臆断社会主义的本质特性,而是从资本主义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去对未来新社会的本质加以阐明,也就是说,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必然生出的否定性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

例如: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写到:“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2]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最一般、最重要的一个规定。然而这一规定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把它看作是一种历史必然性,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自身造出的否定。马克思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的所有制。”[3] 在马克思看来,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所以,资本主义私有制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取代,或者说,社会主义在所有制关系上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对立物必然是公有制,这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本质历史的、逻辑的阐明。

又如: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的又一重要规定。这种规定,在他们看来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如果“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4]

再如:关于人的自由发展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思想家从抽象的人出发,去高谈阔论什么自由是人的本性。他们考察的是生活于现实社会中的、从事具体实践活动的、具体的人。在他们看来,人由自由到不自由再到自由,是历史自身否定性发展的结果。自由是属人的,然而又是非常具体的,它不能通过想象而实现,而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消灭阶级和国家政治权威的最终消亡,方能逐步实现。到了那时,人们不仅成了自身社会存在的主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而且也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人。“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

以上提到的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社会主义本质的几个方面,在当时尽管不是现实,但由于理论本身根据的确凿和强大的逻辑力量,不仅唤醒了整个无产阶级,而且也感染甚至征服了一切具有正义感和善良的人们,使他们为实现这一社会而不惜一切地奋斗着。

但是,现在看来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马克思、恩格斯是依据那时已经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身出现的否定性,得出以上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的。从那时到现在的一百多年时间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生产力的高速发展,都是他们所不能预料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对于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也是他们所不能预料的。因此,根据这种发展了的情况,社会主义本质是什么,就不能简单地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寻找现成的答案,而应当遵循他们所提出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做出新的研究,得出新的结论。第二、马克思、恩格斯的确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阻碍,他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剥夺资本家,实现公有制,就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向前发展,将怎样迅速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能知道的。”[6] 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我们思考:其一,列宁写以上这一段文字是在1917年,距离《共产党宣言》有半个世纪以上。这就是说,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列宁尚且“不知道”夺取政权后的无产阶级怎样使生产力迅速发展,五十多年前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更不可能知道了。事实也正是这样,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关于社会变革后将怎样,他只是最一般地谈到。”[7] 列宁这里所说的“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向前发展”等内容,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以上所述表明,这个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里都没有解决。实际上也不可能解决,因为当时的实践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也没有可供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材料。其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既没有、也不可能为后来不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任何规定。特别是象中国这样一个原来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生产力又极为落后的国家,它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应是什么样子,应具有什么样的本质,完全是个新问题,决不是靠马克思主义的书本所能解决得了的。而必须依靠新的实践和艰苦的理论研究,方能有所前进。只有从这样的高度去看待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才能真正搞清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何以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一理论又基本上解决了在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大国如何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未曾遇到过、列宁所未能解决的问题。从一百多年来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来看,这一本质的论断就是要从理论和实践上承认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过程中有两个不可超越:一是优先发展生产力;二是市场经济发展阶段,而两者又是密不可分的。

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不一定必须以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为前提,就是说,在不具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高的生产力的地方,无产阶级革命也能够取得成功,这已被实践所证实。马克思晚年在研究俄国农村公社问题时提出,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在国际与国内特殊的条件下,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也可以取得社会主革命的义胜利,这一点也获得了证明。这表明: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可以超越成熟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但这种可超越性给了人们一种错觉,似乎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一切都是可以跳过的,可以超越的,过分看中重了政权杠杆的作用。很长时期内,人们忽略了马克思的以下论断:“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这个问题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初期尚不明显,但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逐渐突出了出来。

首先,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运动本身无法跳过的一个“自然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比是资本主义还要高的一种社会形态。长期以来,人们把这个“高”仅仅理解为表现在所有制关系上,因此就不断变革所有制,以为在所有制方面,公有程度越高、越大,就越是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诚然,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是可以跳过资本主义成熟的所有制关系的;但人们却忘记了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高水平的、发达的生产力是绝对不可缺少的,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超越的。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设想,社会主义应首先在生产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诞生,而在实际上它却诞生在象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国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9]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生产力不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发展生产力,必须如实地承认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个不可跳过的“自然的发展阶段”。所以,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10]  他还指出:“如果说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方面有某种忽视。”这些论述,既击中了我们的要害,也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而正确的揭示。

明确社会主意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比起把“阶级斗争为纲”作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来,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但问题并不是到此为止了,究竟怎样使生产力迅速向前发展,这仍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不知道”而需要我们去解决的一个实际问题。回顾以往的历史不难发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曾产生过两种盲目性:一是以为只要凭鼓足干劲,主观努力,就能把生产力搞上去,1958年的“大跃进”是个突出的例子。那时从领导到群众都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愿望,就是恨不得一夜之间就使我们国家富强起来。愿望诚可理解,然而却与客观规律相违背,结果非但未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反而带来了三年困难时期。二是以为只要不断改革所有制关系,从根本上消灭私有制,生产力就会自然而然地飞快地发展起来,“文化大革命”中割资本主义尾巴,“穷过度”,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实践表明,这一切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正确方法。相反,这两种方法由于违背科学和脱离实际,非但未能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而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那么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的正确方法是什么?“路在何方”?研究一下资本主义制度何以能使生产力迅猛发展是会有极大启发的。

资本主义在其数百年的发展中所形成的生产力,超过了以往一切时代全部生产力的总和。这一方面是由于机器的大规模使用,使生产日益社会化;另一方面就是市场机制的作用。因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动机不是使用价值和满足社会需要,而是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值。由于资本家狂热追求价值的增值,由于不断推进生产社会化,从而创造出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从这里不难看出生产的社会化是自然经济所不能适应的,必然要导致市场经济才能真正实现生产社会化,才能形成巨大的社会生产力。这里就提出了第二个不可超越的问题,即市场经济阶段不可超越。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虽然存在着根本性质上的不同,但两者都必须是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的经济。在当今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都高速发展了的情况下,若社会主义仍处在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状态下,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而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原来生产力就不发达,经济水平就很低下,所以更不可能实行产品经济。特别在现时代,生产的发展,市场的流通日趋社会化,即由狭小的地方市场汇合成统一的国内市场;由一国范围扩展到世界范围;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也越来越在更大的范围内紧密地联系了起来;社会经济活动越来越形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种情况下,企图摆脱市场经济而去建立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是不可想象的。过去,我们长期囿于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公式,在市场经济面前畏首畏尾,既不承认它的历史必然性,也不认识它对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巨大作用。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终于认识到市场经济作为社会“自然的发展阶段”,是不能用行政命令取消的。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11]  1985年他又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2] 从那时到1992年春天,经过多年的实践,邓小平又作了进一步的概括, 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3]党的十四大报告说:“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我国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的伟大成就。实践证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象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发展生产力的正确方法。列宁在1917年提出的、当时尚不知道如何解决的问题,在他自己的故乡未能解决,邓小平根据新的实践经验,使得这个问题在中国获得了解决。这是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的一个伟大贡献。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关乎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和未来的发展。在中国现实条件下,在他看来,坚持这一本质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是一个整体,其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核心和基础。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当今世界必然发展趋势的一种正确认识。 从1840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国家不断地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欺侮,我们的民族灾难深重,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是中国的悲惨史。究其根源是由旧社会的黑暗和腐朽所造成的,但从根本上说,是由经济落后所造成的。所以,共产党人早就懂得了落后就要挨打这个道理,毛泽东甚至提出落后是要被开除球籍的。但懂得这个道理是一回事,能否按这个道理去做、怎样变落后为先进,这又是一回事。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们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未能始终如一地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因而三十年过去,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未获真正的改变。邓小平作为第一代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痛切地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所以,在他成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代表之后,便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毅然决然地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他就提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14]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他号召全党,“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15]只有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生产力真正发展了,中国人民才能最终摆脱贫穷和落后,才能真正地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再从世界发展趋势来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已成为当今世界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从本世纪中叶开始的新科技革命,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为生产力的飞快发展提供了以往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可能性。现代西方发达国家中,一项新技术从创造发明到被应用于实际生产过程转化为新的生产力,所需时间日益缩短。另一方面,苏联东欧解体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尽管新的格局尚未形成,但原来的政治、军事的对抗越来越转变成经济领域的冲突和斗争,却是明显的事实。在这种世界发展的趋势下,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就成了一切国家、一切民族无可逃避的使命。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能使自己的经济发展同其他国家并驾齐驱,就将被历史所抛弃,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它必须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显示出比资本主义更大的优越性,所以,它决不能落后于、更不能违背当今世界的这一潮流,否则便没有存在的根据和理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出,如实地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的核心和基础是非常正确的,是完全适应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的。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总是要发展生产的,因为它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但发展生产的目的随着社会形态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社会主义是区别于以往一切剥削阶级社会的社会形态,它发展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使某个剥削阶级富裕,而是要消灭剥削;不是扩大贫富悬殊,造成两极分化,而是要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这个意义上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是手段,通过这个手段,以达到消灭阶级,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前提。

关于这一点,邓小平有许多精辟的论述。1984 4月,他在会见当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主席拉多万·弗拉伊科维奇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搞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那是一个物质极为丰富的社会,而这个‘物质极为丰富’,不发展生产力,从哪里来?所以,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使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然后为进入共产主义奠定基础。”[16]  同年9月, 他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电视采访时指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所以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17]  这些论述清楚地表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仅是生产力落后的中国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须,而且是向未来共产主义过渡所必须。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5卷,第 17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卷,第26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第83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卷,第27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卷,第273页。
[6]  《列宁选集》      3卷,第253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6卷,第243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3卷,第 11页。
[9]  《邓小平文选》    第 3卷,第225页。
[10] 《邓小平文选》    第 3卷,第 63页。
[11] 《邓小平文选》    第 2卷,第236页。
[12] 《邓小平文选》        3卷,第148149页。
[13] 《邓小平文选》    第 3卷,第373页。
[14] 《邓小平文选》    第 2卷,第162页。
[15] 《邓小平文选》    第 2卷,第240页。
[16]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 4849页。
[17]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 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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