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性质，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根本是人在历史中的地位问题。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马克思的历史观既不是历史决定论，也不是选择论，而是历史生成论。马克思历史观的生成论本质就体现在他对人与历史、人类历史性活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之中。
一、对马克思的误解
传统上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解主要有历史决定论、历史选择论两种代表性观点。而历史决定论又可细分为机械决定论与经济决定论两种。但需要指出的是，对马克思历史观的这种几理解，实际上所指认的对象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历史决定论是建立在对传统的教科书体系的理解基础之上的，而历史选择论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马克思思想研究基础之上的。
机械决定论是对近代唯物主义，尤其是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称谓，它是同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法国的唯物主义哲学从自然必然性的视角出发来理解历史必然性，把历史必然性就等同于自然必然性。霍尔巴赫认为，在宇宙中，一切都在必然的秩序之中，一切都按照存在物的性质活动和运动，在这个自然之中，没有偶然，没有属于意外的事物，也绝没有充分原因的结果，一切原因都遵循着固定的、一定的法则而活动。拉美特利就曾提出诸如“人是机器”、“人是植物”等说法。这些都是机械决定论的典型代表。近代唯物主义之所以陷入机械决定论，就在于其所建立的理论基础是近代科学的经典形态——牛顿的机械力学，因此近代的唯物主义决定论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机械性。机械决定论认为，一切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都受一种抽象而普遍的规律或法则制约或决定，都是机械力学规律起作用的结果，整个历史就是一个线性因果联系的历史，一切都是注定如此。作为严密的因果联系，宇宙中所发生的一切，从过去到未来都完全能用同样的方法来决定。
机械决定论肯定了客观规律性和必然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是没有看到人的存在。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教科书从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出发，在自然观上采用一种抽象还原的方式将整个现实世界的存在还原为抽象的“物质”，即实现了从“思维、感觉到物”的还原。而历史观不过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和发展”。也就是说，在历史领域中存在着和自然领域一样的客观规律，或者说历史规律就是自然规律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其发展必然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大社会形态的演变。在人类的历史中存在着客观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人只要发现规律并服从规律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历史之谜了，也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人自身的难题了。在这一解释框架之下，马克思的历史观与就变成了机械决定论的历史观。
与机械决定论的解释“抽象的物”的定向不同，第二国际理论家则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出发，将马克思的历史观解释为“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唯物主义”。他们只承认经济因素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只讲经济对政洽、法律、哲学、宗教、道德等的决定作用，不讲上层建筑各种因素对经济基础的交互作用；不承认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正是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把经济的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说成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不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正是基于对马克思历史观的这种决定论的理解，西方思想家将马克思的历史观作为历史决定论的代表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卡尔·波普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是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因此他把历史唯物主义叫做“经济主义”，是企图根据错误的“历史预言”驱使人们做出错误的行动。他说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最纯粹、充分发展了的和最危险的历史决定论”。[1]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的理论界也曾就这一问题也展开了大讨论。讨论的结果是有的人把马克思的理论依旧称之为历史决定论，但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是辩证的决定论、实践决定论等等；还有的人将马克思的历史观阐释为历史选择论。当前的历史选择论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从对马克思历史观的传统理解出发，在决定论的基础上强调主体的选择，强调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另一种观点则是从马克思对人的实践本质的理解出发，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历史选择论，因为人的实践活动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人的历史活动就是主体的有选择的创造性活动，后者比前者更重视人的主体性、选择性。但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无论是历史决定论还是历史选择论，都比从前更加重视人的能动性了。尤其是历史选择论，就是强调主体的选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
历史选择论对人的能动性的重视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历史选择论并没有把马克思对人与历史关系的内涵全部揭示出来。马克思对人与历史关系的回答既不是决定论的，也不是选择论的，而是对决定论和选择论论的超越——历史生成论。马克思历史观的这种生成论性质，就体现在他对人与历史关系的理解之中。
马克思对人与历史的关系的回答，即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又承认人具有受动性的一面，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也塑造着人，人与历史是统一的，统一于人的实践。“应该不是仅仅注意一个方面、即无限的过程，由于这个过程你会进一步发问：谁生出了我的父亲？谁生出了他的祖父？等等。你还应该紧紧盯住这个无限过程中的那个可以直接感觉到的循环运动，由于这个循环运动，人通过生儿育女使自身重复出现，因而人始终是主体。”[2]马克思超越了决定论和非决定论对立的思维方式，明确地指出，人的世界及人的历史是一个自我生成的主体性的过程。所谓“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3]历史具有继承性和受动性，因为人的活动具有受动性。“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任何历史条件都是历史过程中某一种可能性的实现，同时又潜在地包含着新的可能。人们不断地对自身活动的基础和前提进行扬弃正是基于人自身活动的自我扬弃和自我超越。
二、人与历史的统一
历史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呢？人与历史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马克思曾经说过，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物，又是历史的剧作者。这里，马克思不仅仅在谈论人在历史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他强调了人与历史的关系。历史是人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动，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历史的人。人是人类历史的结果，同时也是人类历史的前提。人与历史是在人的活动中不断生成的。也就是说，一旦人已经存在，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做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人自身不断完善，不断生成的过程，也就是创造历史的过程。历史是人创造的，人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被历史塑造着，人类自身不断生成的过程就是人类历史的过程。因为人并不是一种给定的存在，而是在历史中生成的。“伟大历史学家们的才能正是在于：把所有单纯的事实都归溯到他们的生成，把所有的结果都归溯到过程，把所有表态的事物或制度都归溯到他们的创造性活力”。[5]人通过人自身的创造性活动，不仅不断地超越自身，而且也创造着历史，同时，历史也塑造着人，这是同一个过程。也正因如此，维柯甚至直接就把历史性看成创造性。他说，“一切对人类生活为必要的事务都须创造出，而创造是天才的特性。事实上，任何人只要对这个问题稍加思考，他就会看出：不仅是对生活为必要的事务，就连有用的，供安逸的，愉快的，甚至是奢侈的和过剩的事务还在希腊哲学家们出现之前都已创造出了。”[6]
因此，人与历史都是人的活动的结果，必须在人与历史的关系中来理解人和历史。理解了人，也就理解了历史；反之，对历史的反思会有助于对人自身的理解，这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因为历史的进程就是人自身不断完善，不断走向自由自觉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开放的过程。历史是人创造的，人以一种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着。因此，“每个人的人性世界不是某种隐藏于背后而有待于发现的东西，而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通过这个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不断生成的东西”。[7]人的本性不是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的规定性，而是一种未确定性。这种未确定性本身同时也给人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人永远都是未完成的，都是在生成着的，在通往完成的途中，这是由人的存在方式——实践——决定的。
实践作为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既不是纯主观的选择性的活动，也不是纯客观的受动性的活动，而是主客观统一的主体的创造性活动。“实践活动之所以生成着人和人的世界，就是因为它本身也是一个生成着的活动。这是一个生成的循环。”[8]人没有抽象的本质规定性，人的本质不是隐藏于人的背后而有待于发现的东西。人的本质就是不断的生成，一旦生成的过程停止，人也就不存在了，历史就会终结。人只有在生成中才成其为人。因此人永远都不会像神一样万能，人就是人。历史就是人通往人的途中。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是世界上最奇异的存在：人创造了人自己，人创造了人的世界；人永远创造着自己，人永远创造着人的世界；人永远是未完成的存在，人的世界永远是未完成的存在。”[9]历史也是如此，人创造了历史，人在永远创造着历史，历史永远是未完成的存在。
因此，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人和历史具有生成的特征。在这里，“生成”概念与动物的进化不同，因为动物的进化是以器官或机体功能对自然的适应而带来的变化为基础，因而是受自然法则支配的。而人、社会和历史的生成本质上是非生物性的改变或创造，生成既不是一种发展，也不是一种进化，它是一种变化，是一种创造性活动。生成的最大特征就是这种活动本身具有创造性。人在本质上不是一种存在，而是一种生成活动。人类社会也不是某种抽象的规定，而是一种不断生成的东西。其他动物都是肉体上规定好了的东西，肉体的机能就是其存在的规定，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存在，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什么范围存在。人则不受其肉体机能的限制，人类在人的肉体机能之外建立了一个文化世界，在这个领域里，人和社会不断地变化着、生成着。人与动物的区别就是人的自我超越性和创造性。动物和他的外部环境的关系只是消极的适应关系，动物通过改变自身以适应外在的自然界获得生存。而人则以自己的创造性活动不断地改变外部的世界使之越来越有利于人自身的存在；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种的活动来进行维持生存的活动，动物的活动是纯粹的生物性行为，而人的活动则是有意识的创造性活动，因为人能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和人自身的双重尺度来创造有意义的生活世界。曾做过海德格尔助手的恩内斯托·格拉斯（Ernesto Grassi）指出，人的活动与动物的生存“首要的本质区别在于，实际上动物是通过运用内在的设计完成满足器官需要的工作。而另一方面，人则被迫寻求外部的设计并决定它们是对于人来说，需要的实现引导新的需要的形成，而这些新的需要又引导出新的工作形势，并因此引向新的社会形式。就此而言，人类社会决不是‘是’，它永远是‘生成’，正是这一本质的方面是它称为‘历史的’世界。”[10]因此，历史和人都具有生成性的特征，过去的历史同现在的历史及未来的历史一样，总是一个开放的、不断生成的进程。人永远在追求某种创新，人又永远不能满足于或停留于已有的创造，人不仅以某种方式超越给定的或外部的自然，而且也在不断地超越、更新和重建已有的文化造物。惟其如此，历史和文化之歌才能常唱常新。
正是在人与历史的生成的过程中，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实现了历史发展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三、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历史观以追求人的完整性和人的丰富性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归宿。“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1]是人的目标，也是历史的目标。马克思认为，人是一种二重性的存在，“人双重地存在着：主观上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客观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12]。也就是说，人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统一于人自身的实践活动之中。一方面，人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是自然的一部分，是一种给定的存在，具有受动性；另一方面，人具有创造性，要打破那种给定性和自在性，因此又具有能动性的一面。正是由于人自身存在的这种双重性，才使现实的历史发展的过程表现为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首先，人类历史发展是合规律性的。这种合规律性根源于人自身活动的受动性。这种受动性表现在：（1）人作为自然的存在物，他不但依赖于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质资料而生活，而且其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而其活动必然受自然规律所制约。（2）人在进行创造性的活动中，其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即在认识自然规律的情况下，为了人生存的目的而再现自然发生的过程。因此，这种活动必须是合规律的。（3）人作为社会的存在物，其活动的范围和条件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的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13]正是由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不可能是绝对自由的，必然受特定的历史因素的制约。在这个意义上，前代人活动的结果，对后代人来说是有着决定意义的，因为后代人对于自己的历史的创造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进行。但是，这种确定的历史条件以及人自身活动的受动性质只是构成了人类活动的前提和基本方式，而在这种一系列的条件下人类如何进行生产活动，则取决于人类活动的最终目的。因此，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历史的规律当作一种趋势来看待。他认为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的和近似的方式，在人的不断运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以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作用，它的作用的发挥最终还是取决于人的活动方式。因此，人类活动合目的性所遵循的规律，并不简单地等同于自然的必然性，而是人类自身活动的规律。只有在人的活动中，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才能呈现出来，没有人类追求各种目的的活动，就不可能有人类的历史，自然也就谈不上有客观的规律性。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的必然性才意味着人类的自由。
但是，在传统的理解中，人们却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目的性等同于自然的必然性，把自然界无生命物质运动的规律等同于人类创造历史过程中人自身活动的规律，从而把历史必然性降低为自然的必然性，因此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排除了人类活动的目的性，也就否定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的问题本身。
其次，人类社会的发展又是合目的的，这种合目的性的根源就在人的实践创造的本性之中。人与动物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人是未特定化的，即自然界并没有规定人应如何地生活，也没有象对待动物那样确定人的本性。因此，人是一个有缺陷的存在，必须通过自身的活动来确证自己的本质。也正因如此，人超越了自然必然性的限制，能够“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14]也就是说，人是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出发的，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内在地包含着人类活动的目的性。正因人的活动中的这种目的性的存在，人才区别于动物而成为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蜘蛛的操作和织工的操作类似；在蜂房的建筑上，蜜蜂的本事还使许多以建筑为业的人惭愧。但是，即使最拙劣的建筑师和最巧的蜜蜂相比显得优越的，自始就是这个事实：建筑师在以蜂蜡构成蜂房以前，已经在他的头脑中把它构成。劳动的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已经在劳动开始时，存在于劳动者的观念中，所以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引起自然物的形式的变化，同时还在自然物中实现他的目的。”[15]
由于人类活动的这种合目的性，人类历史的发展就表现为一系列目的展开的过程，也就是人不断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过程。因为人是有限的、不完善的，并且是自我完善的，他必须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在时间的变化中逐渐认识到永恒，他只有沿着这条道路才能达到这一步。人之不完善与其历史性是同一桩事情。也正因如此，人类的历史才能不断地发展下去，才能表现为人与历史的不断生成的过程。“如果人类真正成为历史的人类的话，那么人类生活走向统一所具有的基础就不可能在生物学起源的统一之中，它只能在更高级的起源中；它使人类逐渐摆脱了上帝的直接控制。这个起源的统一不是现状的继续，而是历史性本身。”[16]人类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是统一的，二者都植根于人的实践本质之中。但是，人的存在又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的生成过程之中。因此，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也只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二者统一于人与历史的生成过程之中。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人与历史的关系来说，还是从人的活动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来说，二者共同的基础就是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本质。正是在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之中，人现实地创造着自己的生活世界，并使之因人的活动而处于不断的生成过程之中，这一过程本身就构成了人类的历史。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看到，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与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并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的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1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历史生成论，这种历史观展示的就是人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不断地自我创造、自我生成的过程。
【注释】
[1]卡尔·波普：《历史主义的贫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0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
[5]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235页。
[6] 维柯：《新科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53页。
[7]韩震：《历史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8]韩震：《历史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9]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页。
[10]Grassi, Vico and Humanism: Essays on Vico, and Heidegger, and Rhetoric,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1990，P.45.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页。
[1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2页。
[16]卡尔·亚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87—288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7页。
（原载《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3期。录入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