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 北京大学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以下简称史语所) 等高校和科研机构陆续迁至昆明。出于发展学术、合作育才的初衷， 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秘书长郑天挺等人积极合作， 重新恢复了因战乱中止活动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 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材。

一 傅斯年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恢复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创立于1918年， 是以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和培养研究生为主的学术机构。1920年公布的《研究所简章》， 规定了研究所的性质是“仿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ar (研究班) 办法， 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 (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辑下册，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第68页) 。卢沟桥事变后，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一切活动被迫中止。在南迁稍得安定后， 无论出于国家文化建设的需要， 还是学校自身学术发展的诉求， 北京大学恢复文科研究所都显得极为必要。

1.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恢复的背景

抗日战争爆发后， 日本在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 也不断加强了文化侵略。1938年， 日本制定的《从内指导中国政权大纲》明确规定， 对于中国必须“一面以武力为后盾， 打开局面”， 一面又要“恢复东方文化”， 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和奴役政策。为此， 日军有组织、有计划地对中国的学校和各类科研机构进行破坏和摧毁， 并通过建立奴化教育机构和舆论宣传等方式， 向中国人灌输“中日亲善”“日满华一体”之类的奴化思想， 妄图否定中华传统文化， 破坏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 进而达到消磨中国人抗战意志的目的。

有鉴于此， 南京国民政府训令各教育和科研机构， 尽力迁入西南和西北的大后方， 继续发展中国的科研和文化教育事业， 同时， 为弘扬爱国主义、提升民族自信心，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 力图通过弘扬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 培养国民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在这种背景下， 1938年教育部专门颁布了《修正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 再次重申了大学研究院“为招收大学本科毕业生研究高深学术”设立研究所的必要性。同时， 政府将出国留学也放到为抗战服务的政治战略内， 该年颁布的《限制留学暂行办法》规定:无论公费留学还是自费留学， “一律以军工理医各科有关军事国防、为目前急切需要者为限”[宋恩荣、章咸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 (修订本) ，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第627页]。这一政策的施行， 使大学毕业生在国内继续研究学习的人数显著增多， 客观上增大了研究所的社会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 因战乱一度停顿的各高校研究所纷纷恢复活动。

北京大学迁至昆明后， 教学、科研工作开始步入正轨， 但是文科研究所却迟迟不能恢复。因为按照教育部颁布的《修正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规定， 研究所的存续需要同时满足“经费充足”“图书仪器丰富”“师资优越”三方面的条件， 而北京大学除师资优越外， 其余两条均难以达到要求。当时北京大学条件极为艰苦， 教室连课桌都没有， 只能用“火腿椅”代替， 毁于战火的图书、设备更因为经费紧张得不到补充。文科无书可读， 学生培养面临极大的困难。北京大学秘书长郑天挺不无担忧地说:“北大无一本书， 联大无一本书……其结果必养成一般浅陋的学者。”因此， 单纯依靠北京大学自身的力量恢复文科研究所，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恰在此时， 史语所迁至昆明， 与北京大学等高校毗邻而居， 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恢复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出身北京大学， 一直关心着北京大学的发展。七七事变后， 傅斯年坚信只要民族意识不灭， 抗战必胜。他以历史为喻向学生讲演道:“中国民族者， 虽亦偶为人灭其国， 却永不能为人灭其民族意识。纵经数百年， 一旦得环境之迁易， 必起而解脱羁绊也” (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 《傅孟真传记资料》 (一) ， 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 第170页) 。民族意识的延续在于中国文教事业的昌盛， 在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因此， 抗战爆发后， 傅斯年力促西南联大的成立。据罗家伦回忆:“在抗战开始的时候， 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的主张， 是孟真 (傅斯年的字———引者注) 出的， 他为西南联大， 颇尽维护之能事” (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 《傅孟真传记资料》 (一) ， 第95页) 。当西南联大迁至昆明时， 图书在战火中损失殆尽， 唯独史语所图书得以保存， 傅斯年为教育救国计， 摒弃门户之见， 特与西南联大制定“图书阅览及借书办法”， 为师生阅读提供便利。虽然西南联大得以惨淡维持， 但大学毕竟培养的是通识之才， 如果文科研究所不能恢复， 一方面， 高层次的人才将无法培养， 正如傅斯年在给杭立武的信中所言:“弟数年以来， 深感觉大学毕业生之优秀者， 如于其毕业后不置之于良善环境中， 每每负其所学， 故以为大学毕业研究生一层实属重要” (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2卷， 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版， 第970页) ， 另一方面， 史语所长期以来施行的从北京大学选拔研究人员的政策也将中辍。

有鉴于此， 1939年上半年， 傅斯年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等人经过反复磋商， 决定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 加强双方在学术研究和研究生培养等领域的合作。

2. 傅斯年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努力

傅斯年在与蒋梦麟、郑天挺等人商定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以后， 即着手制定计划， 付诸实施。

其一， 成立管理机构。按照1934年北京大学颁布的《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暂行规定》， 各研究所所长由该院院长兼任， 故文学院院长胡适即任研究所所长。抗战爆发后， 胡适远在美国， 经傅斯年与蒋梦麟商定， 胡适出任名誉所长， 傅斯年任代理所长， 全权负责研究所事务。事实上， 傅斯年除了担任史语所所长、代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之外， 还担任着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职务， 事务繁忙， 于是便请郑天挺任副所长， 负责日常工作。同时专门成立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委员会， 延聘汤用彤、罗常培、姚从吾、叶公超、钱端升诸人为委员， 担负研究所“学术上计划及管理之责任”。

其二， 选配导师。傅斯年在参与筹划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期间， 为加强研究所学术研究力量和研究生培养， 经与蒋梦麟、郑天挺等人协商， 大力延聘导师， 除文科研究所委员兼任导师外， 又聘西南联大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如陈寅恪、李济、董作宾、李方桂、丁声树、姚从吾、杨振声等人为导师， 并选聘向达为专职导师。这些导师均为文史界一流学人， 师资阵容强大， 且多数导师和学生生活、学习均在一起， 师生间探讨学问极为方便。据后来研究生任继愈回忆:“研究生与北大几位导师教授同住在一个宿舍 (靛花巷) ， 又在同一个餐厅开伙食……师生们朝夕相处， 谈学问， 谈生活， 议论政治， 也随时讲些历史掌故， 关系十分融洽。” (任继愈:《〈我心中的西南联大———纪念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序》， 《光明日报》， 2007年11月3日， 第5版)

其三， 筹措经费。当时， 全国战事吃紧， 政府虽然重视教育， 却拿不出足够的教育经费。在这种情况下， 傅斯年通过各种关系积极争取中英庚款补助款。中英庚款是英国将庚子赔款中实应赔偿款项之外的超额部分退还给中国的款项， 分成基金和息金两部分， 基金用于建筑铁路及经营其他生产事业， 息金用于文教事业。按照《中英庚款息金用途支配标准》的规定， “中英庚款息金以用于有永久纪念性之教育文化之建筑及有关全国之重要文化事业为原则， 不得用以补助任何机关之经常费及临时费” (《中英庚款息金用途支配标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2卷， 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 第581页) 。也就是说， 按照规定， 中英庚款息金用于支持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经费是不符合规定的， 但傅斯年以其纵横捭阖的办事能力促成了此事的成功。傅斯年专门写信给任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的杭立武， 请求安排专款补助此项事业， 为避免阻力， 傅斯年特别强调， “此举与贵会补助学术研究， 实同其性质” (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2卷， 第973页) 。在杭立武等人的斡旋下， 傅斯年请求中英庚款董事会补助款项最终得到批准。时隔数日， 杭立武复信傅斯年:“北大文科研究所事， 弟已在香港会议时代为提出……增加经费五千元， 当经通过照办” (《杭立武复信》， 傅斯年档案， 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档号:I126) 。此项经费解决， 为招收研究生奠定了基础。

二 研究生的招收和培养

傅斯年等人在抗战期间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重要目的之一， 是招收和培养研究生， 培养社会科学研究人才， 传承学术文化。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恢复后， 傅斯年等人便积极筹划招生工作。

1. 研究生考试与录取

1939年6月， 傅斯年等人开始筹备研究生招生工作， 为了使招收研究生有章可循， 傅斯年与郑天挺等商议， 专门制定了《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招考研究生办法》， 对研究生招生数量、专业、考生资格、考试办法、待遇、考试地点、考试时间等都做了明确规定。按规定报名者必须经过三个审考程序:考生首先提交一篇论文， 审查通过后再参加笔试， 笔试通过后再进行面试， 其中笔试主要考外语和专业课。从1939年至1941年，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共招考三届学生， 傅斯年对考试相当重视， 据首届录取的学生杨志玖回忆:“一九三九年秋， 北大文科研究所恢复招生， 由先生任所长， 郑天挺先生任副所长……先生对这次考试非常重视， 亲自主持了一些口试， 并检阅每个人的英文试卷” (杨志玖:《我在史语所的三年》， 《新学术之路》下， 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版， 第784页) 。之后的两次招生考试， 傅斯年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均亲自主持考试。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39年第一届研究生共录取10人， 分别是杨志玖、马学良、王明、逯钦立、任继愈、阴法鲁、阎文儒、汪篯、周法高和刘念和。1940年第二届研究生共录取7人， 分别是王玉哲、李埏、刘熊祥、董庶、殷焕先、王叔岷和李孝定。1941年第三届招生共录取5人， 分别是王利器、魏明经、王达津、程溯洛和高华年。从当时的招考录取情况看， 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录取方式并非单一刻板， 有极大的灵活性。如王利器到重庆参加考试时， 考期已过， 不过因他提交的论文优秀， 傅斯年仍给予了他补考的机会， 当天日机空袭频繁， 最终王利器连试卷也没做完就被录取了。傅斯年对他说:“你早就取了， 就是不来， 也要录取的， 准备给你中英庚款奖学金。” (王利器:《李庄忆旧》， 《新学术之路》下， 第792页) 王利器被破格录取， 表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对研究生录取更多的是注重学术研究能力， 而非拘泥于形式。二是一视同仁， 绝不偏袒北京大学学生。在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过程中， 傅斯年即一再强调:“此一组织虽在系统上为北大之一部分， 但决不予北大毕业生以特殊之方， 研究生之考试向全国公开， 其考试委员会组织， 亦系内外参合， 以明一视同仁之义” (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2卷， 第974页) 。从当时三届研究生的录取情况看， 第一届10名研究生中， 北京大学毕业生6人， 其他高校4人;第二届7名研究生中， 北京大学毕业生3人， 其他高校4人;第三届5名研究生中， 只有1人为北京大学毕业生， 其余4人均来自不同高校。傅斯年实践了他对各高校一视同仁的诺言。

研究生录取之后， 在选择导师和学习地点方面都极为自由， 充满民主气息。最初，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史语所都在昆明， 研究生因读书之便， 一般与史语所住在一起。郑天挺曾回忆说:研究生均“在所寄宿用膳……所中借用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清华图书馆， 益以各导师自藏， 公开陈列架上， 可以任意取读” (《郑天挺纪念论文集》， 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第699页) 。1940年秋史语所迁至四川李庄，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仍驻昆明， 因此， 对于学生选择留在昆明或随史语所至李庄， 傅斯年均予以尊重， 如王玉哲最初导师为傅斯年， 史语所迁到李庄后， 王玉哲仍留在昆明， 导师便改为唐兰。李孝定被录取时， 傅斯年对他说:“有两条， 你自己决定:要看第一手资料， 利用丰富的藏书， 你就去李庄。想听听较多好老师的讲授， 就去昆明。” (李孝定:《逝者如斯》， 台北:东大图书有限股份公司1996年版， 第50页)

2. 研究生培养与管理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为了培养哲学社会科学人才， 对所招收研究生的教育和管理均极为严格。为此， 傅斯年亲自参与管理研究生的学习和生活， 督促研究生学习。杨志玖曾回忆说:文科研究所开学之日， 傅先生召集全体同学讲话。大意是， 用研究生这个方式学习是一个好办法， 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潜心治学 (杨志玖:《我在史语所的三年》， 《新学术之路》下， 第785页) 。

由于傅斯年身兼数职， 无法将全部精力用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 为管理好研究生， 除特聘请郑天挺任副所长、专门聘请了向达为专任导师外， 还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滞留在北平的工作人员邓广铭召到昆明， 具体负责管理研究生日常事务。郑天挺长期与研究生生活在一起， 在管理和指导研究生方面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更多， 正如当时研究生所记述:“真正关心我们生活和学习的却是副所长郑天挺先生。” (王玉哲:《古史集林》， 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第13页) 除郑天挺外， 诸如陈寅恪、汤用彤、罗常培等导师也与研究生生活在一起， 随时对他们进行督导。

傅斯年等人对研究生的教学和培养原则是:高标准要求、自由式发展、导师专业指导、学生自主读书学习。1940年，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和部分导师迁到昆明郊区龙泉镇宝台山龙头村， 王玉哲回忆说:“我们研究所的部分导师如罗常培、汤用彤、姚从吾、郑天挺诸先生， 后来也迁到这里来， 除了到联大上课时进城外， 一般都和我们研究生共同生活， 朝夕相处……这真是一种近乎旧式书院的清净生活。几十个同学每天除了各自读书和写作外， 便促膝相互切磋或辩论， 为了一个学术问题， 有时争得面红耳赤。” (王玉哲:《古史集林》， 第12页)

1940年秋， 史语所迁到四川李庄， 部分研究生为有书可读， 愿意随迁。为此， 郑天挺特地致信傅斯年:“北大研究所址， 非随史语所不可……万一史语所与联大不能在同一地， 而研究生必须随史语所者， 北大可每年或每学期， 请一位教授随同前往” (郑克晟:《中研院史语所与北大文科研究所———兼忆傅斯年、郑天挺先生》， 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第29页) 。此事不符合史语所的规定， 但傅斯年从爱护学生的角度出发， 毅然顶住压力， 同意学生自愿前往， 与史语所研究人员一同生活、学习和研究。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 研究生学习的条件虽然艰苦， 但学习和研究的氛围相当浓厚， 正是在这种自由和谐的氛围中， 研究生受到了良好的培养， 在各自选定的学术领域取得了优异成绩， 为以后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认识和评价

傅斯年等人在抗战的艰苦条件下， 在大后方重新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 目的很明确， 就是恢复和坚持因战争而中断的教育和学术研究， 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人才， 延续文化和学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恢复和发展的实践证明， 傅斯年等人的企求和努力得以实现。导师和研究生克勤克俭、一心向学的作风， 为抗日救国而学习研究的精神， 为后人树立了典范。

其一， 研究生具有为抗日救国而努力向学的意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导师和研究生基本都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辗转到达西南大后方的， 他们经历了因日本侵略而流迁的痛苦， 同时奠定了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而努力研读的思想观念。师生们都具有为抗日救国而献身学术的意识， 这一点正如郑天挺所揭示的那样:“在抗日战争期间， 一个爱国分子， 不能身赴前线或参加革命， 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 坚持谨严创造的精神， 自学不倦， 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宝台山的研究生 (或称宝台山士) 就是这样的” (郑天挺:《自传》， 《郑天挺纪念论文集》， 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第700页) 。

其二， “高标准要求， 自由式发展”。所谓高标准要求， 在研究生的录取和培养方面体现的相当充分， 研究生考前先提交一篇论文， 论文审查通过， 才有资格参加英语和专业笔试， 也就是把考生的实际学术研究能力和水平放在第一位。在研究生录取后， 傅斯年等导师经常对研究生训话， 反复强调要端正学习态度， 努力向学。王叔岷是傅斯年指导的研究生， 初见傅斯年时， 即把自己的诗文呈送上去， 遭到傅斯年的严厉训诫， 要他“把才子气洗干净， 三年之内不许发表文章” (王叔岷:《慕庐忆往》， 台北:华正书局有限公司1993年版， 第43页) 。所谓“自由式发展”， 就是研究生的学习方法和论文选题等有较大的自主权， 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 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可以自由讨论， 互相启发。傅斯年等人为了营造研究所的学术研究和讨论的氛围， 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 师生轮流担任报告人， 相互讨论、辩难。据何兹全回忆:“史语所有个好传统， 就是不定期的学术报告……这是学术交流， 对每个人的研究也是个督促。” (何兹全:《李庄板栗坳·史语所》， 《新学术之路》下， 第824页)

其三， 学风纯正， 和衷共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学人纯正的学风， 对研究生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学风概括起来就是， 以道德学问为规约， 以教学传道为天职， 潜心治学， 授业传教， 对研究生的教育、指导认真负责， 学生则尊师重道， 学习刻苦沉实。对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学生， 傅斯年极为满意， 1940年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北大文科研究所去年恢复， 向中英庚款会捐了点小款， 除教授兼导师外， 请了向觉明作专任导师， 邓广铭作助教， 考了十个学生， 皆极用功， 有绝佳者， 以学生论， 前无如此之盛。汤公公道尽职， 指导有方， 莘田大卖气力， 知无不为， 皆极可佩。此外如毅生、公超、膺中皆热心。”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第222页) 研究生受纯正学风的影响， 潜心向学， 从某种意义上说， 许多人日后得以成为海峡两岸的知名学者， 是与文科研究所优良纯正学风分不开的。

（原载《史学月刊》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