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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读物

【佚名】冯友兰先生传记

 

01

修学:无论做什么,先学好中文

1895年,寒冬飘雪,风大如刀,冯友兰出生在河南省南阳市。他的父亲冯台异是十里八村有名的地主,德财俱佳,还是一个进士,“在唐县南部颇负盛名焉。”按照这个大家庭的规矩,所谓耕读传家,男孩子从7岁起,必须开始上学。

家里给孩子们请了一个传统的先生,专门教些《孟子》、《论语》之类的书。

“一本书必须从头背到尾,才算读完,叫做‘包本’。”冯友兰的童年,就是在这咿呀咿呀的背诵中度过的。

后来,他的父亲在武昌得到一个职位,冯友兰一家便跟着去了武汉。

到了大城市,物价昂贵,工资又低,请不起先生开私塾。附近倒是有小学,但冯台异不想让冯友兰去那里。因为“学生多贵游子,恐友兰等或染纨绔恶习”。

无奈之下,冯友兰的母亲吴清芝女士亲自出马,教冯友兰兄妹读书。

这位吴女士,那可是个人物啊。在那个传统的男权封建社会,冯台异曾亲作诗称颂:“才藻如卿堪第一,奈何偏现女儿身。”替老婆扼腕叹息。足见吴清芝的才华品德之高。

于是,白天,冯台异出去上班,吴清芝就带着儿女们读书,

冯友兰读《周易》、《左传》;冯景兰读《诗经》,妹妹冯叔兰读四书。遇到不懂的字或者问题,就记下来,等冯台异回来再问他。

每读完一册,吴清芝必煮鸡蛋两枚,或亲自去菜市场买五香牛肉,做一顿香喷喷的晚餐,奖励兄妹三人,等冯台异回来,一家人大快朵颐。一剪烛火,四口人,温情脉脉。

常说女人是一个家庭的核心,

妈妈的温度,决定了家里的温度;

妈妈的柔性,决定了家里的柔性;

冯友兰常说,这几年是他生命里最快乐的几年,

吴清芝身上,你能看到一个母亲带给孩子的宽厚与广袤。

冯友兰12岁那年,冯台异暴病而亡,留下孤儿寡母一大家子。

吴清芝来不及哭丧,带着冯友兰三兄妹,还有冯台异的灵柩,回到河南南阳。

“扶一柩而北上,备廉吏之清凉。”

简单的丧事之后,吴清芝要做的头等大事,还是孩子们的读书事情。

当时的科举制度早已经废除,新式教育在各地发展得如火如荼。按照冯友兰叔伯的意见:“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了,西学大盛,连南阳这种小县城也都蠢蠢欲动,就别让友兰再去上私塾了。”

吴清芝想了一夜,决定还是遵照丈夫的意见:“无论学什么新知识,都必须先把中文学好。没有一个相当好的中文底子,学什么都不行。”

在吴清芝的坚持下,冯友兰继续与时代潮流隔绝,任他浮幻万变,他只老老实实做千年前的功夫。

冯台异着实见识卓远,当时的中国,虽说西学炒得火热,但绝大部分人不知道何谓西学,所学,也皆是西学之细枝末流,很多人放弃中学扎到西学中,到头来,中文没学好,西学也是半吊子,冯友兰不赶时髦,不浮不燥,千年前的功夫,不是保守,是传承。

日后,冯友兰以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名扬海内外,成为中国文化在国际之代言人,名扬中外,和他幼年这段功夫修炼有着莫大关系。

这也告诉我们,世人眼中的创新大多时候是一场游戏、噱头和浮云,不扎扎实实下苦功夫学习前人的知识积累,你拿什么创新,蜻蜓点水地了解之后,就大谈创新,那不是创新,而是忽悠别人。

相反,那些扎扎实实下笨功夫的人,

不愿意改,不敢改的人,

不是保守,而是坚持,

在这个万众求变求新的时代里,

不变和守旧,有时更加可贵。

 

02

修静:闹中而能取静者,是大乘

1915年夏天,冯友兰去考北大。

当时北京大学开设有文、理、法、工,四大科系。

报考文科的预科毕业生很少,

因为大家普遍认为,文科毕业,无非当个“教书匠”,既不能入仕为官,又不能做生意挣大钱,认识几个字,懂一些历史典故,有什么用?

因为报考人数少,当局就为文科大开方便之门,规定报考文科不需要预科毕业文凭,只要有同等学力就行。

冯友兰还在上海读书时,上了一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课,当时就喜欢上了哲学,

“我决心要学哲学,对于逻辑的兴趣,很自然地使我特别想学西方哲学。”

报考北大,冯友兰就是奔着哲学去的。但是招考办事处的人却不许他报:“你既然有文凭,干嘛报考文科啊,脑子坏掉了啊,报考法科呀,法科毕业出去前程好。”

冯友兰坚持:“我就是要考文科。”

办事处的人被他磨得不行:“好吧,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还是先报考法科,等到入学的时候,如果你还是想学文科,那就由法科申请改文科,很容易。如果你现在就报考文科,万一后悔了,以后再想申请改法科,那就非常困难了。”

冯友兰一听,答应了,

“只要到时候能上哲学课,就行。”

办事处的人看着他,叹了口气:

“这孩子脑子坏掉了。”

等到9月份入学时,冯友兰果然申请了法科改文科,

而且读的是文科中的最冷门——哲学,

可谓是冷门的冷门。

北大顿时炸锅了,都在传,有一个拿着上海公学毕业证书,最后却选了哲学的学生。有人问冯友兰:“你明明可以有更好的选择,以你的实力和文凭,理工法,随你挑,干嘛学哲学啊?”

冯友兰笑笑:“我学哲学,是因为我想学哲学,我不需要理工法来替我找前程,哲学学好了,一样能安身立命。”

闹中而能取静者,为大乘,

拒朝堂而归于山隐者,为大人。

20世纪的中国,风雨飘摇。北京,大街小巷都是涌动的学生,

要民主,要科学,要共和;

反封建,反帝制,反旧学;

鲁迅喊出:“丢掉中国书。”

钱玄同喊出:“欲使中国不亡,

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

必须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

学校里的学生都出去了,参加社会活动,举行游行,灯红酒绿,花花世界。

有些人真想报国,有些人借着报国借口不看书不上课而已。

与外面纷纭的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安安静静念书的冯友兰。

当时北京大学有三个哲学系:中国哲学系、西洋哲学系、印度哲学系。其实真正开设的,只有中国哲学系。

冯友兰对西洋哲学系很感兴趣,但当时西洋哲学系就只有一个老师,叫周慕西,而且很早就去世了,留下很多书,占满北大图书馆一整个书架。

没有老师教,冯友兰就自己去图书馆,一本一本啃,翻抄录。还是不甚了解。

不过,据他自己所说,“我虽然没有达到学习西方哲学的目的,但在中国哲学这一块,却是大开眼界,我开始知道,那些八股、策论、试贴诗之类的东西,不过是应付科举、骗取功名的一种工具,并不是真正的学问。”

此时的冯友兰,已经能辨真伪。

当时中国文学系的有名教授是黄侃,

黄侃大家都知道,风流倜傥,潇洒任性。

按学派归属划分,黄侃属于魏晋派,

善清谈,好风流,喜吟啸。

黄侃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

每讲完一篇文章或者一首诗,

就要高声念一遍,抑扬顿挫,感情饱满。

他念的时候,下边的听众都跟着念,整个文学系大楼顿时被这抑扬顿挫的吟诵震得嘎吱嘎吱作响,丛林掩映中吐出缕缕魏晋诗范。

当时的学生把这种声音叫做“黄调”,

冯友兰特别喜欢黄侃的课。

哲学系有一个教授叫陈介石,精通中国哲学史和诸子哲学,只是讲话口音极重,一般人都听不懂,连老家浙江人也听不懂,但一肚子学问,不讲课可惜了。

于是他就把讲稿先印出来,发给学生,上课的时候,登台讲课,一言不发,抄起粉笔就在黑板上刷刷刷地写,写得非常快。

学生们就在后面跟着抄。

下课铃一响,就把粉笔一扔,拍拍手掌,走了。

气场很强大,不说话也能让你心服口服,

因为学问真的很大,“妙就妙在他写的跟讲义上所写的,

虽然大意相同,但各成一套,不相重复。”

很多个晚上和休息日,在其他人或游玩或闲适,或所谓上街游行时,冯友兰就在宿舍里,看这些佶屈聱牙的讲义。

蔡元培来北大之后,风气焕然一新,

胡适讲中国哲学史,劈头就讲孔子,

直接跳过三皇五帝,这在当时,可是破天荒的事情。

胡适的出现,为冯友兰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哲学视角,

那是一种他前所未见,却为之倾倒痴迷的视角。

 “我在北大三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我知道了八股文、试贴诗、策论之外,还有真正的学问。这就像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

这是辨真伪,何谓真学问,何谓伪学问。

“第二个阶段,我开始知道,于那个新天地之外,还有一个更新的天地。”这个更新的天地,便是胡适带来的西方哲学。

冯友兰跃跃欲试,对远方充满好奇。

后来的美国学者杜威曾说冯友兰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其实从他北大三年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沉得下心,静得下气,虽然也关注时事发展,但自己能守得住自己的内心,他不会去胡乱搅和些什么国家大事,他就本本分分、安安静静地念他的书。

《舞台春秋》里有句话:“如果要享受人生,只要有勇气、想象力和一点点钱就够了。”

对于学者冯友兰来说,只要有一本书,一个自由思考的空间,和一缕洒在床头的阳光,也就够了。他能在任何一个繁芜的世界里,找到简单、安静而温暖的空间。

 

03

修史: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

从北大毕业之后,冯友兰考取了公费留美的留学生。

他跑去问胡适:“您在美国呆过,学哲学,去哪个大学合适?”

胡适说:“美国的哲学,两个大学最牛,一个是哈佛,一个是哥伦比亚;哈佛的哲学是旧的,哥伦比亚的哲学是新的。”

冯友兰一听,那还是去哥伦比亚好了,旧不如新嘛。

从上海中国公学,到北大,再到哥伦比亚大学,

冯友兰目标一直明确而坚定,那就是“我要学哲学”。考北大,要学哲学;去哥伦比亚,还是学哲学。

很多年后,冯友兰耋耄老矣,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一次讲演上说:“中国古人的智慧如山如海,像一团真火,我集毕生之力,愿为柴薪,为这真火之续传,作一番努力。”

正如顾城所说:“一个彻底诚实的人,是从不面对选择的,那条路永远会清楚无二地呈现在你面前。”

留学的日子苦啊,河南经济不景气,教育经费挪来挪去,冯友兰在美国啃着馒头榨菜,眼巴巴地等着官费汇过来,两眼望空。

太欺负人了,等下去就饿死了,冯友兰决定去搞钱。一个穷学生,怎么搞?

冯友兰首先想到的是申请奖学金,为了能申请到钱,他请出了当时的哥大哲学大佬杜威亲自写推荐信,信很长,结尾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个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

这个请求最终没有成功,据说是送进去的时间太晚了。

但这句话,焊在冯友兰脑子里,跟了他一生。至始至终,作为学者,冯友兰没辜负这句话。

据说陈寅恪当年来美国欧洲留学,游学近20年,什么学位都没拿,因为他不想为了拿学位而耗费太多精力在同一门课程上。冯友兰不同,冯友兰打一开始上学,就想学哲学。

“我就是想得个博士,我的想法是,学校里所规定的那些要求,就是一个学习方案,照着那个方案学习,总比没有计划,随便乱抓,要好一点。”缺钱就去打工,送报纸,送信,送快递,都干过。

一有空,他就泡在图书馆,也不是说多学霸,但你真的不能小看那种在一件事情上,如痴如醉投入巨大精力的人。

既有深厚的传统学术功底,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苦读过西学,更重要的是,冯友兰有一种呆气。所谓呆气,屁大股沉,拿起一本书,屁股焊在凳子上,非弄懂弄透不移步,在书海里死磕。此呆气有,则大师风范备。

回国后,冯友兰着手写《中国哲学史》,这是块硬骨头。在此之前,胡适曾写过一本《中国哲学史大纲》,砍掉上古的三皇五帝传说,中国哲学径直从孔老开始讲,开一代风气之先。

冯友兰从小浸泡在故纸堆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谙熟于心。几年的呕心沥血,1931年,《中国哲学史》上卷出版,1934年,《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共同出版。

此书一出,即轰动了世界,学者陈寅恪盛赞:“冯君之书······应为表彰者也。”

不仅中国,西方诸国均把此书翻译成自己国家文字,成为各个大学最权威的中国哲学史之教材,冯友兰其名与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一道,在全世界广为流传。

“冯先生可超而不可越,任何一个人,若想对中国文化有点了解,肯定绕不过冯先生。”

冯友兰名扬天下。

 

04

修师:就死辞生,一腔浩气吁苍穹

在清华没过几天安稳日子,抗战爆发了,北平危急。

1937828日,教育部训令北大清华南开,着即迁移至长沙,组建成长沙临时大学。

因为长沙校舍不够,冯友兰的文学院便迁移至南岳衡山脚下。

当时,冯友兰在写《新理学》、金岳霖在写《论道》、汤用彤在写《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闻一多在考订《周易》。

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一流学者,因为房间不够,全部挤在同一间房子里,像今天的大学宿舍似的。

冯友兰写完《新理学》一卷,就和钱穆去掰扯,因为他知道钱穆对宋明理学这一块很懂;

金岳霖写完《论道》,就去给冯友兰看,因为他知道冯友兰受过逻辑学训练。

大师云集,合居一室,这样的盛况,闻所未闻。

后来吴宓过来了,还带了很多好吃的,“不但有馒头,且肴丰美,红烧肘子常有,炒菜亦好。”

这些个教授们写完书备完课之后,就坐在一起,啃鸡爪,嗑瓜子,谈茶论道,扯天聊地。

金岳霖眼睛怕光,就常带一幅耳罩躺床上晒太阳;

郑昕喜欢喝酒,没事随身带一壶,情至则饮;

吴宓写过一句诗:“相携红袖非春意。”

冯友兰和闻一多觉得写得不好,就和他抬杠;

沈有鼎没事儿研究《周易》的占卜,找不到蓍草,就用纸枚。

于是,当时就有人调侃他们哲学系:“金公眼罩郑公杯,吟诗马二评红袖,占不冗三用纸枚。”

这样于贫瘠处寻欢喜的景象,常常让我想起一句话:

怕什么山高水长,一处有一处的风景,一人有一人的缘分。

19381月,战局恶化,国民政府再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西南联大的条件更苦,还想吃红烧肘子?有口饭就不错了。

校园由梁思成设计,除了图书馆是砖木结构的瓦房之外,其它都是黄土筑墙,然后用铁皮覆盖在顶上。学生宿舍和办公用房则全部用茅草盖顶。

后来铁皮涨价,又把铁皮全部换成了茅草。下大雨时,宿舍和办公室经常漏雨,大家就用脸盆、水桶、饭盒接水,一边听雨滴答滴答,一边吟诵杜甫诗歌: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毛。”风声雨声读书声。

当时联大有三绝,分别是冯友兰的八卦图案的黄布包袱皮,人都还没衣服穿,冯友兰却用黄布包包书和讲义,书比人还重要。潘光旦的鹿皮背心,还有就是朱自清的毡衣,毡衣本是马夫们赶路穿的,可是朱自清当时生活极其清苦,买不起棉衣过冬,就买一件毡衣披在身上去教室上课,还乐呵呵地给自己打气:

“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冯友兰住在乡下,没有电灯照明,也没有钱买煤油,只能用劣质的菜油点灯照明,还不敢把灯亮拨大,害怕浪费菜油。

很多个晚上,冯友兰就独自一人在这种昏暗的菜油灯下著述。一个晚上过去,他的脸被油烟熏得黑不拉几的。被孩子们嘲笑。冯友兰笑着去抱他们:“爸爸在为抗战作功夫。”

冯友兰与女儿宗璞

1941814日的上午,日本飞机对联大校园狂轰滥炸。

男女生宿舍楼、教学楼办公楼,都被炸得七零八碎。

日本飞机总共在校园里投下了70多枚炸弹,炸了好几个大坑,有的坑深好几米。

第二天,恰好冯友兰有课,他就把课堂搬到了弹坑里,他自己站在弹坑里讲,慷慨激昂,神情壮烈,其余学生围在周围听。

后来有联大的学生回忆起这一幕,总是泪流满面,唱起冯友兰填词的西南联大校歌: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清华大学校长,也是后来的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先生说,为人师者,必考究两点,其一,必对某块知识有深入之研究,是为专家,

可以向学生传递知识;其二,必有高超之人文素养,在为人处世,生命体验方面,可以为学生之楷模,引领生命向上。

对照冯友兰先生,其才,其德,都当得起老师这个称号。

 

05

修国: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

194112月,抗战越打越长,昆明从后方重镇变成了前方战场,日本飞机从越南河内直接起飞过来轰炸,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极其严重。联大教授实在是过不下去了,联手给教育部写信,就两个字:“要钱。”

再不给钱,活不下去了。

教育部多方筹措,实在找不到这么多钱,就给联大回了一封信,多方筹措,经费有限,所以只能照顾那些除了担任授课老师,还担任行政职位的教授,决定从194210月开始给大学担任行政岗位的教师发放特别办公费。

这一纸令下来,联大哗然,这意味着担任了行政职位的教授,将比普通授课教授拿到更多工资,待遇明显就不同了。

冯友兰当即就领着众教授发了一封签名信过去:

“同仁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外,肩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

把这唾手可得的特别补贴费放弃了,带头在回复教育部信上签字。国家时苦,民生维艰,“徒以同尝甘苦,共体艰危,虽啼饥号寒,不致因不均而滋怨。”

这些都是著名教授,体念国事维艰,自己在后方少拿一分钱,则前方将士多留一粒米,虽经济拮据,衣食不继,然吾国吾家,当此危局,不愿领分文补贴,此光风霁月,遗耀千古。

1943年秋天,美国出兵援助中国抗日。为配合美军作战,国民政府大量组织青年军,动员学生参加。一开始,西南联大参军的学生不多,毕竟是要去打仗。

万一死了怎么办?

冯友兰、潘光旦、朱自清等教授急了,轮番上阵,在西南联大举行演讲,动员学生参军。于是报名者增多,竟然超过了规定名额,但旋即又出现了一幕怪事,有人在校门外贴了大字报,劝学生不要去从军。

冯友兰怒不可遏,冲上去把大字报撕下来,一把撒在地上,跺几脚,朗声说道:

“国有危难,青年学者,岂有袖手旁观之理。我怀疑写这大字报的是不是中国人!”

于是他喊来自己的儿子钟辽,让他当场报名参军。当时钟辽只有19岁,还只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按规定,不在征募范围内。

多年后,冯友兰母亲吴清芝去世,冯友兰在《祭母文》写下了这一幕:

“应盟军之东至,辽(即钟辽)从军而远征,渡怒江而西进,旋奏绩于龙陵;继歼敌于遮放,今次师于畹町。”深深为弃学参军的儿子而自豪。

自联大成立以来,接收学子8000多人,参加抗日的有1100多人,也就是每100人当中,就有14人投笔从戎。

联大解散后,冯友兰梅贻琦等教授在联大校园立碑一座,碑面上全是联大因参军抗日而牺牲的学子,留此碑,以供后人瞻仰。

这是一种什么情怀?

这是一种什么价值观?

正如联大学子缪弘先生的诗:

“没有足够的兵器,且拿我们的鲜血去;

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

热血,是我们唯一的剩余。”

06

修道: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

1980年,冯友兰85岁,白发垂髫,日暮西山。刚从大动乱浩劫中解放出来的冯友兰,自感体力一日不如一日,但是他还不能死,因为他还想趁有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把他钟爱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写完,这是他年老后,再次全盘重述中国古老哲学史。

85岁高龄的他,本可以召集自己的学生来帮忙,但他不愿意,认为那样无法真正表述自己的思想,

“因为没有经过自己写的过程,那不会有自己的想法思想冒出来,所以我宁愿慢慢爬行。”

于是,这个日近西山的老者,一章一节,一字一句地亲自写。

1982年、1984年,《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二册修订本出版,接下来的几年,老人家仿佛全面开动的写作机器,沉迷在《中国哲学史》的著述中,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闭门不出,外边的会概不参加,亲友之间亦断了联系。”

1985年,1986年,1988年,和1989年,《中国哲学史新编》三四五六册相继出版。

刚开始时,他还能自己写,后来眼睛不行了,不能看书查资料,手脚不行了,要人帮忙代笔。他就这样,头天晚上构思,第二天上午就滔滔不绝地口授,让别人写下来。到最后,耳目失聪,腿脚也不灵活,吃饭上厕所都需要有人照顾,

为节省上厕所的时间,冯友兰一上午不喝一口水,他知道自己行将寂灭,便与死神竞赛,能争一分是一分。

终于,1990716日,《中国哲学史新编》7卷本,煌煌150多万字,全部写就。冯友兰在第7卷末尾写道: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930日,冯友兰因呼吸道感染住院,

111日,病情恶化。

油尽灯枯,蚕死蜡干之际,

他对自己的学生,现在是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的陈来说:

“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

1126日,冯友兰辞世,葬于万安公墓,

旁边就是朱自清等老友。他大著已成,没有遗憾,便放弃了对这世界的执念,写完最后一个字,说完最后一句话,便离开了这个世界。

冯友兰常说:“人的一生分为四个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人一旦到了天地境界,便会摆脱世俗之羁绊,摆脱滚滚红尘之束缚,只关照自己的内心,把全部的生命能量,都付诸自己的内心。

正如他的晚年,纵然85高龄;纵然腿脚不便,耳目失聪,纵然千般难,万般苦,他一步一步,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写出150万字的煌煌著作。而这,绝大部分人,终其一生,可能也难以有如此成就。

冯友兰对于我们最大的启示也许在于,他十几岁就想学哲学,大学到博士一直学哲学,到了即将死亡之时,还是在学哲学。

你必须要相信,当一个人真正挚爱某种东西时,全宇宙都会为他让路。

(来源:壹学者 大家小传系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