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国共合作过程中，中共领袖之一的李大钊是一位重要人物。谈李大钊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作为，首先要了解他与孙中山的关系。由于中共从成立之日起便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存在，身为中共负责人之一的李大钊，其思想、活动，既要随着共产国际(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苏俄)对华策略的变化而调适，同时作为一个跨党的重要干部，他还要满足中共党内同志的愿望与兑现加入国民党时孙中山所提出的要求。凡此，实际上都离不开他与孙中山的关系。本文要旨，即在梳理国民党改组前后的孙李关系，以概见20世纪20年代之初中国政治变局之一斑。

在1922年8月底以前，孙中山与李大钊并无任何交往。但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李对孙早已有深刻印象。1912年，23岁的李正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12月，北洋法政学会成立后，李与同人翻译了当年10月出版的日本人署名复堂学人(中岛端)的小册子《支那分割之命运》，予以驳议数万言，题为《〈支那分割之命运〉驳议》。李任北洋法政学会的编辑部长，负责统筹全书的翻译、写作与出版、发行。原书有《孙逸仙之月旦》一节，极尽丑诋孙中山，“驳议”予以驳斥。其中驳所称辛亥革命与孙无关谓：中国之革命“种因于二十年前，而卒收光复之果者，中山也，何言一事无成?”又驳斥孙乃“所谓幸运儿者”，指出“逸仙实造时势之英雄”。“驳议”揭露该小册子挑拨孙袁关系“煽动吾国内讧”的险恶用心。又谓：“中山退隐，高洁之怀，天下共见。乃(中岛)挑拨之不足，又从而诬之，吾无如尔何，吾惟有以人头畜鸣目之而已!”在该节最后的“译者曰”中归结指出：“夫孙氏倡革命于举世不解共和之日，莽莽神州，一身无所寄，流寓海表，辛苦备尝，二十年如一日，遂有多数党人连翩而起，言孙之言，行孙之行，以与人道蟊贼穷凶极恶之专制政体抗，停辛伫苦，踏白刃而不辞，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平等路如砥，自由苗而茁，中华民国乃见于东亚大陆。”“有孙氏，乃成其为民国，乃成其为共和国。”①上述评论写于103年前，其指陈孙中山对领导辛亥革命、推倒清王朝的作用及随后以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职位让袁的行谊，其评点之准确、到位，与今日学界普遍承认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缔造者的历史定位，别无二致。应当是基于此种认识，才有日后李大钊真诚地与孙中山从事国共两党合作的新局。

李大钊所治为法政，故对政党政治与政论深具情感。1912年冬，他加入了陈翼龙的中国社会党。次年4月，与同学郁嶷等编辑《言治》月刊。同年夏，李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随后进京，通过孙洪伊结交进步党人汤化龙，办《法言报》。1913年冬，得孙、汤资助，赴日本留学，进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至1916年5月辍学返国，“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值洪宪之变而归国，暂留上海。”②7月中旬，李大钊返抵北京，汤化龙请他主编《晨钟报》(后改名《晨报》)，后任汤化龙的秘书。这个阶段，李大钊交往较多的是白坚武、孙洪伊、张继、王法勤(励斋、立斋)、章士钊等人。其中，与法政学校的同学、直隶三河人白坚武尤为莫逆，1922年的孙吴共三角关系，多赖白氏从中联络。1917年1月28日，李大钊在京编辑新创刊的《甲寅》日刊，在该日刊及《言治》、《新青年》等刊物上频频刊载政论。是年8月中下旬，由白坚武介绍，李大钊曾赴南京一行，会见江苏督军李纯。11月11日返京，前一晚仍与李纯接谈。据《白坚武日记》记载，李赴南京，“系代表某君有所接洽。”③具体情况如何，未记。揆其人事关系，似系某方欲借李以沟通直系。1918年1月，李大钊始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与孙中山情况相似，李大钊也十分注意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及其后续进展。据林伯渠在《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中记述，1918年3-4月间，李大钊曾几次寄信给他，详细介绍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7月，李大钊在《言治》杂志刊登《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认为“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④10月15日，他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刊出《庶民的胜利》与《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值得一提的是，9月间，他介绍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月薪十七元。10月中，又介绍毛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他本人则在11月间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友中宣传俄国革命的伟大意义。

在这段时间里，李大钊的思想和行动愈来愈激进。1919年5月4日，他参加了当日的游行以及援救被捕学生的请愿活动。次日，他协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同月，他在《新青年》第6卷第5、第6号上，连载《我的马克思主义观》。8月17日，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五号发表致胡适信——《再论问题与主义》，指出“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强调研究马克思主义、布尔扎维克主义，解决社会“根本问题的必要性”。⑤

当李大钊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时候，孙中山正在高举护法的旗帜在广东活动。但他的护法运动不受西南武人欢迎，失败后他重返上海。1918年8月1日，列宁委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复函孙中山，并向他致敬。⑥孙是在何时何地通过何种手段与苏俄官方联系上的，无考。苏俄利用它的第二外交部在华展开活动。孙中山并非苏俄在华寻找的第一个合作伙伴，但无疑他已在莫斯科挂上了号。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处下设的“外事科”向中国派出了第一个使者(全权代表)魏金斯基(维经斯基、吴廷康)。他到北京后，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随后，约11月间，经陈独秀介绍，到上海会见了孙中山。⑦魏氏不是莫斯科的代表，孙与他也未深入接触。孙向魏氏谈了中国的政治局势与中国革命存在的困难，要他传回俄国去。苏俄为打开对华外交局面，在1919年和1920年，曾两次发表加拉罕宣言，对华示好。第一次宣言发表后，受到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部分人士的欢迎。但第二次宣言取消了关于无偿向中国归还中东路的承诺，外交失信，中国朝野为之厌恶。是年10月31日，齐契林再次致函孙中山(此函1921年6月14日孙才收到)。这时直系军人在直皖战争中获胜，直奉控制了北京中央政府。11月1日，在援闽粤军返粤逐走桂军后，总司令陈炯明返抵广州。军政府任陈为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陈随后又任中国国民党广东支部长，成为广东事实上的第一人，在政治设施上欲有所展布。11月29日，孙中山回到广州，第二次建立军政府。自1918年徐树铮收复外蒙以后，孙中山与段祺瑞开始建立孙皖联盟，后来加入奉张，形成孙段张三角反直同盟。但是，其对立面曹吴直系，此时却是俄国人(或共产国际)合作的主要对象。在推行此一策略过程中，李大钊是一位重要联络者。

1920年7月23日，李大钊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0月，李大钊等人在北大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⑧1921年6月间，共产国际派马林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李克诺斯基为代表来华，先到北京，与李大钊等商谈召集全国性的建党会议。⑨李大钊因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出席党的成立大会，但他仍然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由于他在京直地区的人事关系，成为中共党内领袖之一，还担任了一个重要角色，即从事吴共(吴佩孚，共产国际、中共)合作的活动。据《白坚武日记》所载，1922年3月9日，李大钊致电白坚武(吴幕政务处长)，介绍陈独秀与白接洽，“有要事相托”。⑩5月1日，白坚武请吴佩孚聘李大钊等为顾问。6月1日，李赴洛阳，“接谈两日，为吴公赞助。”(11)8月19日，他请苏俄特使越飞吃饭，随后去上海、杭州参加中共中央在西湖举行的特别会议，讨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组织的问题。

孙中山在广州第二次建立军政府后，政策上与陈炯明颇有分歧，在进行北伐、还是搞联省自治方面，矛盾尤为突出，卒至无可调和，发生1922年“六一六”陈部兵变之事。8月14日，待援规复广州无望的孙中山返抵上海。25日，孙会见越飞的代表马林，这是上年12月底孙、马桂林会晤后的第二次会晤。孙在谈话中讲到与俄方建立更为紧密关系，乃至实现“联盟关系”的问题。马林则告诉孙：共产国际已经命令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为国民党的主义和目标而奋斗。孙表示很乐意接受马林的建议。(12)因为李大钊和马林均未参加中共二大，他们现在都到了上海，便在8月28-30日于杭州西湖举行一次中央特别会议，参加者有陈独秀、李大钊、马林、蔡和森、张太雷、高尚德及张国焘共七人。会议专门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据张国焘记述，马林是会议的主要发言者，他坚持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认为加入以后，是为实现关于国共建立联合战线唯一可行的具体步骤。他讲了几点理由：一是中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决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而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还很小。二，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三，孙中山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共建立一个平行的联合战线。四，共产国际要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工会，建立联合战线，中共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张国焘、蔡和森、陈独秀均反对马林的主张。马林告以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陈独秀于是提出有条件的加入。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李大钊采取一个调和的立场，基本上是附和马林的主张。他认为国民党组织非常松懈，中共党员加入之后，估计不会受到约束。他认为有条件的加入国民党和中央少数领导人加入国民党去为两党合作的桥梁，是实现第二次大会的既定政策，同时避免与马林乃至共产国际发生严重争执的两全办法。(13)结果达成谅解，通过取消打指模等手续后才加入的决定。

西湖会议后，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分别去拜访孙中山，孙立即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他应允取消打指模和宣誓服从他的原有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几天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就由张继介绍，孙亲自主盟，正式加入国民党成为党员。随后，张国焘也由陈独秀介绍、张继主盟，加入了国民党。9月间，李大钊与王法勤、丁惟汾、李石曾等开始在北京建立国民党的组织，到11月间，北京国民党组织发展至千余人，其中约三分之一是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

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回忆：“于是，决心投入中国国民党”，“钊曾亲赴上海与孙中山先生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中山先生与我等畅谈此问题亘数小时，当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钊入国民党，是为钊献身于中国国民党之始。”据载，李大钊“在加入国民党前向孙中山说明自己是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成员，是不能脱去共产党籍时，孙回答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14)李大钊确实帮助了孙中山，但也确实履行了第三国际党员的义务。

共产国际在华工作始于1920年春。但它何时开始做吴佩孚的工作，记载不太清楚。据1922年7月10日扬松致加拉罕电报：“经我们中国朋友长时间做工作，6月27日，我受吴佩孚的邀请访问了他的大本营，进行了非常有意思和有益的谈话，最后吴佩孚委托我转交给俄国武装力量领导人托洛茨基一封信，信中谈到俄中在远东任务的一致性问题。”(15)这里所指的“中国朋友”应是指李大钊等人。据《白坚武日记》载，1922年5月22日，“俄人霍德罗夫来保定谒吴公，并以李守常之介绍同余作主义上之深谈。”(16)7月15日，“俄政治家贺德罗夫来洛，为第二次谈话，对中国政情了如指掌，通达沉毅，至可佩也。”(17)17日记，“俄贺德罗夫为余〈就〉中俄通商事，谈中东铁路及黑龙江、松花江国际关系利害甚详，并述日人黑龙会经营蒙古暗幕，为中国代筹，有诸多见到之处”。(18)18日，“贺德罗夫回京”。(19)这个贺德罗夫，似系上揭向加拉罕发电报的扬松。与此同时，对吴工作即被刚来华的越飞接过去了。越飞是有正式授权的苏俄官方代表。据《白坚武日记》载，8月21日，“新俄代表越飞氏，遣参赞为蒙古事来洛。”(20)这位参赞，即越飞的军事顾问格克尔。1922年8月19日，越飞派格克尔携一封长函给吴佩孚，函中首称，吴托扬松转给托洛茨基的信已收到，给莫斯科留下了特别美好的印象。接着又称：“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除了甘言赞美，便是信誓旦旦表示苏俄对华根本不谋求私利，对外蒙古“不追求任何帝国主义目的”。最后是要求恢复外交关系和订立条约。(21)苏俄(共产国际)采取联吴，是决定了，联孙也开始了，下一步，是促成孙吴合作，即完成孙吴共合作局面。在这个设计中，李大钊穿插其间，发挥了特殊作用。

1922年9月8日，刚加入国民党的李大钊赴洛阳，会见吴佩孚，至11日始返北京。12日，他向来访的记者就与孙吴两氏会见时谈及中国统一方策问题发表意见，这个意见，于9月17日刊登在日文《北京周报》上。(22)10月9日，李大钊又与张继、王法勤一起代表孙中山赴洛。张与吴握谈颇欢洽，白坚武则与李连晚谈京况。至11日李等才返京。他们所谈之事，未见记载。极有可能，是中共利用吴佩孚当时鼓吹保护劳工，以扩张职工运动，双方有所协商，无形中实施了短期的吴共合作局面。

据张国焘记述，吴佩孚与中共之间在职工运动方面，确有过具体的合作。当时北京政府交通总长高恩洪(定庵)是吴佩孚的亲信，为排除旧交通系梁士诒在北方国有六路(京汉、津浦、京奉、京绥、陇海、正太)的势力，接管铁路财务，以期增加吴佩孚的财源，要求李大钊予以协助。李鉴于交通系历来压制铁路工人运动，便欣然应允高的要求，介绍六位中共党员任六路密查员，由他们直接推动铁路工会的发展，考察铁路积弊，淘汰旧交通系职员，以便高恩洪补进新人，以控制铁路。(23)包惠僧是当事人之一，他回忆说：“我在北京工作的两年中所知道的：守常对党的一般活动不太参加，也很少出席党员大会，如有较重大的事就由他代表党出面。如维经斯基第一次到中国决定联合吴佩孚，发动民主运动，守常因孙丹林、白坚武的中介，曾到洛阳与吴佩孚见面，作过商谈。吴佩孚在一九二一年曾通电主张劳动立法，保护劳工，就是守常与吴佩孚会谈的结果。一九二二年党派了安体诚、张昆弟、何孟雄、陈为人和我五个同志到交通部任职，发动京汉、京绥、京奉、津浦、正太五路的工会组织活动，也是守常的上层掩护。”“这一两年中，我们的工作在铁路工人中发展得很快，……对全国铁路工人的启发与领导尽力独多，皆守常计划之力也。”(24)但是，吴共之间的合作很快因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吴佩孚的镇压而终结。“二七”事件发生时李大钊正在武汉，他表示：“我们早就认定了吴佩孚和中国其他军阀完全一样，我们从前接受了白坚武(吴佩孚的政治顾问守常的老同学)的意见，派我们的同志到铁路上去参加工作，并不相信吴佩孚的什么保护劳工政策。”(25)由于孙吴合作是共产国际撮合的，吴共决裂意味着这个三角关系的完结，孙吴合作也无法维系(以后孙中山还派徐绍桢赴津、洛活动，但一事无成)，共产国际便一门心思联络孙中山了。

越飞以苏俄驻中国全权大使身份抵北京后，欲活动中国政府恢复外交关系，但不为北京政府所重视；他又跑到奉天找张作霖，想解决中东路问题，也不得要领。1923年1月16日越飞离开北京，次日抵上海，19日，孙中山与越飞开始会谈。此前，孙越之间的接触主要是通过马林、张继、通信及格克尔进行的。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发表，确立了孙中山联俄外交政策的基础。

陈炯明的失败来得出奇地快。1923年1月16日，接受孙中山给予西路讨贼军名号的滇桂军占领广州；此前陈炯明已率部退回惠州。2月21日，孙中山抵达广州，任陆海军大元帅，第三次在广州建立军政府，重新以孙段张(另加旧交通系)三角反直(曹锟吴佩孚)同盟为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军政府(实际是孙系广东省政府)占地仅是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县市，北江有沈鸿英，东江潮梅由陈炯明部占领，广东南路及海南名义上拥陈。广州一带的财源被滇桂客军控制。为图存，孙以征讨陈系粤军为急务，多次亲自东征，但毫无进展。为弄钱，孙与旧交通系和解，由叶恭绰、郑洪年任大本营财政总副长。在艰难竭蹶之中，根本无法进行国民党宣传及改组工作。刚从莫斯科来到广东的马林，曾在6月3日、19日两次到孙中山处交谈，意图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均不得要领。这时，孙想到李大钊。李氏《狱中自述》称：“翌年(按指1923年)夏，先生又召我赴粤一次，商议外交政策。”(26)李大钊在加入国民党后，对国民党颇具信心。5月27日，他在日文《北京周报》刊文《实际改造的中心势力》，内谓：“我看到的就是以中国国民党作为中心，除了使它更大更有力以外，一点其他道路都没有。现在的国民党还没有什么实力，然而这个团体有容纳我们想法的拥抱力，而且孙文氏有理解人们主张的理解力，加之我们对它的不适当之处的改良，从而使该党形成更加有力的团体。”(27)孙中山知道所有俄国人到中国来，都是先到北京，而且一般都经由李大钊接待，而所谓“外交问题”，也就是联俄问题。李为人忠厚，孙若有所咨询，李当会知无不言，以助完成国民党的改组。

李大钊来到广州，先是在中旬参加了关于中共三大的预备会；12-20日，又出席中共“三大”。“三大”主要是解决参加国民党的问题，采取在国民党内实现国共全面合作的政策。“三大”会上，陈独秀还提出党团问题的提案，他主张“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内工作者都应组织党团，以保持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一致的主张和发挥他们在国民党内的影响。”“这个提案没有经过讨论也就一致通过了，但后来它却成为国共纠纷的一个主题。”(28)在中共“三大”会议上，李大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中共“三大”刚结束，6月25日，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联名致信孙中山，该信认为：“北京的政治危机(按指曹锟贿选)正处于最后阶段，很快即可见端倪。公众舆论表现出日渐增长的积极性，这给我党的发展提供了艰能可贵的时机，我们万不可坐失。我们以国民党员身份要求您裁决下列两个问题”。一是“在上海或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员的活动和广泛开展宣传。”二是“最近的北京危机不是近几天来事态发展的结果。”“直系是我党的敌人，这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不能屈从于段和黎元洪。再者，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针。”“我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结束广州的战争，这样我们才能在国家政局危机之时去胜任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如先生在‘五权宪法’中所阐述，而不只限于群众游行)。这样，一支解决全国问题的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一支国民革命的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29)该信末了表示“盼复”。孙是否有所答复，无考。要求孙放弃在广东的军事行动而前往上海，孙是万万不能答应的，而出这个主意的，可能是马林。6月5日，马林在致(代理)全权代表的电报中说：“廖仲恺对我说，如果孙在南方失败，对整个运动倒更为有利，而在这里赢得胡汉民是没有价值的.星期日的会谈不能令人满意(按指上述6月3日马林在石龙与孙的会谈)。他希望我们从财政上援助他当前在南方的行动。他的财政状况极为不佳。我的意见是最好不要为他在南方毫无意义的军事行动提供财政援助”。(30)6月20日，中共“三大”结束，马林在向越飞和达夫谦报告时提到，李大钊通过廖仲恺的引见拜会孙中山，孙表示，“如果没有一个政党，把北京的领导权夺到手也属徒劳，也就是说，党的改组又成为绝对必要的了，而且他想立即开始这项工作”。“孙告诉李大钊说，等解决了广东问题之后，他应该亲自前去(俄国)。”又谓：“昨天我访孙，指出，鉴于目前北京的危机，必须往上海一行，必须设法抓住反对北庭运动的领导权。但是他说，这并不重要。”(31)马林对孙中山的工作可谓竭尽全力，但没有多少成效，莫斯科还认为他太右。8月底，他被调离中国。不久，鲍罗廷来到广州。

9月8日，李大钊等五十余位教授决定于次日欢迎苏俄代表加拉罕。这时李大钊公开言论中已不忌讳谈联俄问题。9月16日，他在《北京周报》刊文《中日俄三国日益接近》，指出“学生们是非常热心地盼望中俄两国的提携联盟的”；“如果孙文氏的广东政府有更大的实力，那么一定会把迅速和俄国结成联盟的希望对广东政府提出吧。”(32)但是，李大钊和苏俄在华代表都对孙中山有所不满，即孙一直对陈炯明等地方武人作战，以期先统一广东，然后北伐，同时又在搞孙段张三角反直同盟，甚至通过国民党内的小孙(孙洪伊)派继续与曹吴联络，故李大钊在10月20日答记者问时表示：“如果只图简便易行，那就只能总是重复着同样的事情。主张自由民主主义的孙文等人最近也变得与军阀没有什么不同。对那些只顾私利的军阀、政客，我们比什么都憎恨。”(33)将孙中山与中国其他军阀等量齐观，这是很重的话，但它可能是苏俄在华代表的看法。斯列帕克在1923年11月25日从北京致函在莫斯科的维经斯基，内谓：“我个人认为，如果孙现在遭到失败，那么这对整个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又谓：“对于许多人来说，国民党与中国其他军阀集团没有区别，或者在最好情况下没有多大区别。”(34)上揭材料表明了孙中山合作的对话方对孙的具体看法。尽管如此，苏俄在放弃与陈炯明、吴佩孚作为拟议中的在华合作伙伴之后，它只能利用孙中山了。相关文献表明，“在鲍罗廷看来，国民党内‘没有一个领袖’(包括孙逸仙在内)，鲍罗廷认为孙逸仙的所有理论都是有害的‘乌托邦’，而他的实践活动是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真正的(即共产国际的)目标相抵触的。同时，鲍罗廷又承认，‘我不能设想国民党的改组可以没有孙’。从这一事实出发得出了鲍罗廷对孙逸仙的工作方针：‘需要利用他的左倾，利用他的威信，利用他建党的愿望，为了国民革命运动而‘拯救’孙逸仙，为了‘加强国民党内的左派成分’而‘加强他自身的左倾倾向’。”(35)要达到这个目标，唯一的选择是改组国民党，“驱逐”右派。俄国人确实需要孙中山。经过他反复要求之后，1923年12月5日，齐契林给季诺维也夫写信，称“根据加拉罕同志的意见，应该给予孙逸仙一点支持，以使他能够坚持下去。”(36)

根据张国焘的记述，1923年11月间，在北京中共党员的会议上，李大钊报告说，国民党将在1924年1月15日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届时北京有六名代表参加，其中三名是孙中山指定的(李已被指派)，另三名则由选举产生，需大家持积极态度。“李先生这报告当场遭受了不少的质问与责难。有的问他：‘你是中共一位著名领袖，现在去参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你将采取何种立场?’有的问他：‘国民党要你宣誓服从三民主义，忠于国民党的一切决议和命令，你将何以置答?’这些问题都是李大钊先生所不易答复的。于是，多数同志不赞成中共党员充当国民党代表。还有人说：‘李守常先生去参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最好用他的个人名义去，不必用中共党员的身份去参加。’”(37)这些话当然不符合当时中央的政策，李也很生气，但经过一番争议，歧异还是平息了下来。1924年1月5日，李大钊请假离京，赴上海参加中共中央会议，张国焘同行。他们应邀参加中央会议，主要讨论去广州所应采取的态度。李大钊在会上报告国民党组织在北方发展的经过，声言北京中共同志间已无歧见存在，并称张国焘这次能一道前往出席是表示团结一致的好现象(按张在“三大”落选中央委员)。这次会议上，陈独秀(他是孙中山指定的代表，但不去广州出席国民党“一大”)提议由李大钊、张国焘会同已在广州的谭平山、瞿秋白等组织一个指导小组，以指挥出席国民党大会的中共党员。“结果，这个指导小组的责任，就完全落在李大钊先生手上。”(38)

1月10日左右，李大钊等人抵达广州。次日(按，应系18日)，孙中山在大元帅府接待了新抵达的一批代表，谈话中向在座者传观了他手写的《建国大纲》，征询意见。李大钊表示待他详细研读之后，再行提供意见。这个《建国大纲》，便是23日要表决通过“一大”宣言前，孙找来鲍罗廷，表示要用它来取代“宣言”的文件。

国民党“一大”原定在1月15日举行，但因筹备不及，延至20日开幕。18日，出席大会的中共代表20人全体举行共产党党团会议。会议目的是统一中共方面的意见，对《建国大纲》(“行动纲领”)中歧异的观点(四点)统一处理方法。李大钊作了发言，他讲到：“我发现，从北京到广州，存在这样一种气氛，我们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却不打算支持它，而只想利用它。所以有你们所说的那个行动纲领就足够了，可以不去争取更多的东西。”“今天早晨，我曾同几位代表一起去孙那里。孙非常高兴地接待了我们，并展示了他自己制定的政府行动纲领。(鲍罗廷注：他的行动纲领纯粹是乌托邦。——引者)”李大钊还说，孙想要宣布成立全国政府。(39)在上海决定成立的指导小组起过哪些作用，未见记载，但因陈独秀未到会，李大钊成为跨党中共党员中最受孙中山重用的人。1月20日，大会开幕，李被孙中山指定为五人主席团主席之一。同日，又指定为宣言审查委员九人之一。22日，被指定为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十九人之一。23日，被指定为宣传问题审查九人之一。他可谓是与会代表中最忙的人之一，对大会取得成功贡献良多，不负孙中山之所信任。

李大钊对“一大”所作贡献，最重要的还是有关处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争议问题。1月28日，代表方瑞麟提议要在党章中增加“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这当然不仅是方氏个人的意见。针对这种情况，李大钊登台发言，表示“本人原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此次偕同志加入本党，是为服从本党主义，遵守本党党章，参加国民革命事业。绝对不是想把国民党化为共产党，乃是以个人的第三国际共产党党员资格加入国民革命事业，并望诸前辈同志，指导一切。”(40)会后，又油印发了一份《北京代表李守常意见书》，里面讲到：“我们加入本党是几经研究，再四审慎而始加入的，不是糊里糊涂混进来的，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贡献于本党的，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与夫团体的取巧而有所攘窃于本党的。”又说：“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是跨党的，不能说是党内有党。”(41)经过一番争论，最后大会执行主席胡汉民以“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不必用明文规定于党章，惟申明纪律可也”交付表决，多数赞成通过。1月29日，李大钊以主席团主席主持大会。30日，由孙中山提名，李大钊当选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31日大会闭幕。在以后的日子里，李大钊不断介绍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一大”成果，1924年11月10日，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后在莫斯科活动时，他撰文称：“当全世界革命的青年为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狂呼奋斗的时候，中国的青年应该怎样的激昂，在悲愤中跃起奔赴于我们中国的革命老祖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之下，去和那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战斗，我们远在莫京引领以盼此消息。”(42)李大钊有感于孙中山的军政府在收回“关余”和与广州商团的斗争，在异国他乡向国内青年发出此激越的号召，表明他对孙中山拥护的热忱；但这时的孙中山已知道，他亲身为党为国奋斗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1924年10月23日，在直奉战争进行之际，直系将领冯玉祥等发动北京政变，结束了曹锟政权，冯等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13日，孙中山启程，在视察黄埔军校后赴港转轮北上。他对黄埔师生说：“本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现本党主义，今我可以死矣。”(43)孙抵上海后，绕道日本神户赴天津。11月28日，应神户商业会议所等五团体邀请，在神户高等女子学校作《大亚洲主义》问题的讲演。

大亚洲主义又被称为亚洲门罗主义，是日本人提出来的。日本人出这个题目要孙中山讲演，其背景是1923年美国制定限制移民条例，日本认为这是“排日移民法”，引发日本对美恶感，“大亚洲主义”舆论高涨。孙中山在讲演中，虽然认为我们讲大亚洲主义，“简而言之，就是要为被压迫的民族来打不平的问题”，但又认为这是东西方文化的问题：“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洲的霸道文化，又有亚州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文化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44)孙中山有他的“大亚洲主义观”，讲演也顺理成章，但是，日本人提出的大亚洲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东西方文化问题。对于这点，李大钊早已有所叙述。1919年，他曾致函白坚武称：“日本此次出兵，纯为干涉俄国民主政治，非防德。一面动摇吾之国体，俾为其保护国，以行其大亚细亚主义”，云云，可谓“见微”〈知著〉。(45)1919年2月1日和11月1日，他又先后发表了《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及《再论新亚细亚主义(答高承元君)》两文。前篇指出：“日本近来有一班人，提倡大亚细亚主义。”对此，他指出：“第一，须知‘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第二，须知‘大亚细亚主义’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妄倡‘大亚细亚主义’，实在是危险得狠。”他建议亚洲人应共倡一种新亚细亚主义，“我们主张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实行民族自决主义，然后结成一个大联合，与欧、美的联合鼎足而三，共同完成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的幸福。”后篇从六个方面申论新亚细亚主义的构思，最后表示，“因为挟国际猜忌、利权竞争的私心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不论他是东方的、欧美的，绝讲不出公道话来。世界上无论何种族何国民，只要立于人类同胞的地位，用那真正Democracy的精神，来扶持公理，反抗强权的人，我们都认他为至亲切的弟兄。我们情愿和他共同努力，创造一个平等、自由、没有远近亲疏的世界。这是我主张的新亚细亚主义的精神。”(46)五六年前写的文章，对比五六年后的同题讲演，可以清晰地判别二人思想识见品味之轩轾。

12月4日，孙中山抵津；当日下午访问张作霖，返寓所后痼疾发作。31日，孙扶病入京。李大钊响应孙中山号召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积极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后援会的活动。1925年1月4日，他被中共“四大”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分工驻北京。以孙中山病势沉重，2月6日，李大钊前往协和医院省视。是月，李被孙中山指任为(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在2月21日出席民治主义同志会等三团体欢迎国民党要人的招待会上，“李大钊报告前到俄国时，一般俄国人民学生，无不热烈慰问孙中山先生之身体事业，于此可见孙总理于世界革命人才之地位矣。并朗诵孙总理勉励同志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47)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14日组成治丧秘书处，李大钊参加治丧秘书处秘书股，为中文主稿之一。李以国民党员身份致送挽联，是所有挽联中最长的一副：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

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经济侵凌，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尔家国。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暗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48)

李大钊送的这副挽联，所表达的意思是很充分的，评价也堪称到位。他问继起何人，重振旗鼓，反映了他对孙死后国民革命前途的忧心，也符合实际。国民党内围绕两党关系，已重新展开斗争。在北京，国民党高层对究竟在北京还是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二大”，大起争执；在广州，随着东征结束、平定杨刘，接着发生“廖案”，国民党党政军高层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洗牌。李大钊在北京，依然在教书、撰文之际分别从事两党的工作，对已经去逝的孙中山还不时表达敬意，如1926年3月12日所刊的《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及同年11月所刊的《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均高度评价孙中山，流露出对孙十分真挚的革命情谊。

梳理孙中山与李大钊的关系，不仅可以看到李大钊参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用意和作为，还可以看出孙中山晚年采取联俄外交的动机和作为津梁的中共的作用。困境中的孙中山虽然找到了一条出路，但前途莫测，在他故去后，这条路被各种政治势力的缠斗所堵塞，相关历史，也就成为人们不断关注的议题，以迄于兹。

注释：

①朱文通等编：《李大钊全集》(一)，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85～294页。张静如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页。

②(22)(26)(27)(29)(32)(33)(41)(42)(48)《李大钊全集》(四)，第714、117～121、716、233、234～236、260～261、270、332、502、576页。

③⑩(11)(16)(17)(18)(19)(20)(4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民国名人日记丛书《白坚武日记》第一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8、350、363、361、368、369、369、375、125页。

④《李大钊全集》(三)，第58～59页。

⑤《李大钊全集》(三)，第305、310页。

⑥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129页。

⑦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第64～65页。《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317页。

⑧(13)(23)(28)(37)(38)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105～106、241～243、262、296～297、309、314～315页。

⑨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二)，《包惠僧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1页。

(12)(14)(43)《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496、1499～1500、2061页。

(15)(21)(34)(35)(3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97、99～102、322～323、356、347页。

(24)《包惠僧回忆录》，第13页。

(25)(40)(47)《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204、221、246页。

(30)(31)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159、262页。

(39)《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53、468～469页。

(44)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09页。

(46)《李大钊全集》(四)，第146～148、354～359页。

(原载《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