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命题也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迄今所知最先由美国军事作家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提出来①，后来被美国国际政治和外交学界所接受。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贝尔法研究中心”专门设立了“修昔底德陷阱研究工程”，项目负责人埃里森2012年8月22日在《财经时报》(Financial Times)专栏撰文《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一文，指出中国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亚太秩序，极有可能导致与现存统治力量——美国的战争，他说：修昔底德告诉我们“当一个新兴力量挑战现存的统治力量时”，“绝大多数的结局都是战争”。他同时还宣称：1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印证了这一点，15个新兴国家崛起的案例中11个案例的最后结果都是战争。②自从这个概念被抛出之后，很快被政界学界广泛使用，包括不少名人。③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访美前后，这个概念在新闻媒体上频繁出现，从而为国人所熟知。2015年埃里森再次撰文《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会走向战争吗?》指出：迄今16个新兴国家崛起的案例中12个的结局是战争，同时详细分析了中美走向战争的可能性。④
修昔底德是古希腊伟大的史学家，他留下了不朽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⑤，在这部书中他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和过程做了详细的分析和叙述。沃克在给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命题的时候只是对修昔底德给出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原因的概括⑥，至今我们没有见到埃里森等人对这一命题的由来展开研究，从他先设立“修昔底德陷阱工程”再研究国际关系、亚太关系来看，他们显然认为“修昔底德陷阱”至少在美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界已经是众人皆知、内容确定的命题，无需再去证明了。他们列举1500年之后的历史事件只不过是进一步印证这一命题。从他们的转述和印证的结果看，他们心目中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内容就是：一个新兴国家的崛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将导致战争，因为它必然要挑战现存的统治力量。国内媒体将其概括为“国强必霸”，彭广义将其概括为“国强必霸、必战”。这种概括基本上表达了埃里森等人心目中的认识。
由上述可知，“国强必霸、必战”实际上是现代西方学者提出来的，并得到西方近现代史乃至世界近现代史的印证。但为什么在崇尚个人荣誉的西方文化背景下，这些学者没有将这个发现打上自己的烙印，而要贴上修昔底德的标签呢?个中原因无非是假借修昔底德的名义给这一发现增加可信度，同时也增添历史的沧桑感，更易于为世人所接受，所信服。但是这一命题到底是不是修昔底德本人的发现，有没有准确表达修昔底德本人的思想?他们的借用、传播给修昔底德带来的到底是荣誉还是耻辱?尤其是当这一命题在西方学术界、思想界已经成为公理、定律的情况下，以上问题更显得有必要加以澄清。
本文无意于评价埃里森等人立足于近代世界史而发现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否正确，无意于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更无意评价格拉汉等人的所有工作，仅仅试图就这一命题与修昔底德之间的关系做一探讨，试图弄明白：“修昔底德陷阱”的内涵与修昔底德本人发现的战争原因是否一致，埃里森和他的同事是否曲解了修昔底德的发现，这种曲解又隐含了什么秘密。
“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命题的直接来源是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原因的一段总结，我们就从此开始。修昔底德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真正的原因是雅典势力日益增长，引起斯巴达人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以下展示的是在导致和约破坏和战争爆发这个问题上双方所应承担的且已得到人们公认的原因。”⑦显然，这段话表明，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的分析包括这段话以及直到本卷结束的全部内容。在整个这部分内容中，“雅典势力日益增长，引起斯巴达人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这句话无疑是核心。但这句话过于追求理论的概括性，丰富的历史内容却被有意识地精简掉了，人们不清楚雅典势力增长之后做了什么，为什么导致了斯巴达的恐惧?斯巴达的恐惧又如何导致了战争?这些恰恰是修昔底德进行理论概括的基础，因此他在这一卷下文进行了详细叙述。
修昔底德的叙述采用了倒叙的手法，他首先讲述了直接导致战争的两个具体历史事件，厄庇丹努斯事件和波提迪亚事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表面原因。然而，修昔底德的叙述表明这两次事件的矛盾双方实际上是雅典和科林斯。这是修昔底德的一个新发现。雅典与科林斯为什么会产生矛盾呢?这时候修昔底德开始展示他最伟大的发现：矛盾的源头是雅典的兴起，因此，他开始叙述雅典的兴起。
修昔底德从公元前479年希波战争结束、波斯军队退出希腊本土、雅典开始强盛讲起。他讲述了雅典兴起的若干重要环节：重修雅典卫城城墙，获得希腊同盟的指挥权，成立提洛同盟，海上扩张等等。他还讲述了雅典兴起的若干重要表现：派军援助斯巴达镇压黑劳士起义，派军支持埃及的反波斯起义，征服厄吉那岛控制萨罗尼克湾及其周围地区，控制中部希腊，派海军绕航伯罗奔尼撒半岛，占领科林斯湾部分地区。
修昔底德告诉我们，雅典在兴起的过程中，与科林斯的关系首先紧张起来。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补充一点科林斯方面的材料。科林斯是希腊世界传统的强邦，它利用科林斯地峡的便利条件发展工商业，在公元前8世纪后期就富裕起来，控制了萨罗尼克海湾经科林斯地峡，到科林斯湾，再到亚得里亚海、西西里岛、亚平宁半岛的商业。雅典则位于萨罗尼克湾以东的阿提卡地区，直到公元前5世纪初，其国力并不强大，公元前6世纪末曾经多次遭到斯巴达的武力干涉。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在基本控制爱琴海地区之后开始在希腊本土扩张，它扩张的区域主要是在科林斯控制的传统区域。尤其是公元前460年，雅典接纳麦伽拉加入提洛同盟，更是直接导致了雅典与科林斯及其盟友之间的战争。⑧麦伽拉位于科林斯地峡的北侧，与科林斯共分科林斯地峡。科林斯地峡是中希腊通往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唯一陆上通道，科林斯时刻想控制这一地区，独占科林斯地峡的商业利益。科林斯不断派兵进攻麦伽拉，试图迫使麦伽拉就范。麦伽拉不堪其扰投降雅典，双方于是发生战争。因为科林斯及其盟友大多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城邦，因此，这次战争又称“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⑨
修昔底德同时也述及雅典和斯巴达的关系。这个叙述显示，斯巴达对雅典的兴起其实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希波战争结束初期，斯巴达主动让出希腊同盟指挥权，公元前465年斯巴达答应出兵支持塔索斯发动反对雅典的暴动最后却又放弃⑩，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初期斯巴达并没有参与，直到雅典支持佛西斯占领多利斯后才出兵(11)，出兵之后又很快撤回，最后佛西斯还是在雅典支持下占领了多利斯。大约在公元前457年，波斯派人带巨款到希腊收买斯巴达，诱使它率伯罗奔尼撒同盟对雅典宣战，遭到斯巴达的拒绝。公元前446年斯巴达大军直抵雅典中心区域却主动撤军，次年又签署《三十年和约》。(12)公元前440年，雅典的盟国萨摩斯发生暴动，斯巴达原计划提供支持，但因为科林斯的反对也放弃了。(13)尽管放弃的原因各种各样，但显然斯巴达确确实实做出了让步。修昔底德也对雅典的让步做了恰当的记述，这主要表现为公元前451年，雅典在成功袭扰伯罗奔尼撒半岛沿海地区之后与斯巴达签署五年停战协定(14)，公元前445年的《三十年和约》中雅典放弃麦伽拉以及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占领的领土。(15)在《三十年和约》中双方还约定一旦发生矛盾可以邀请第三方仲裁，公元前432年，雅典曾经要求斯巴达就双方之间的矛盾提请第三方仲裁，就是依据这一点而提出的。(16)因此，尽管雅典的这种放弃可能是被迫的，尽管从长时段看雅典做出的让步不及斯巴达多，但我们还是看到雅典和斯巴达似乎都在竭力管控双方之间的矛盾。
雅典和科林斯的矛盾终于在斯巴达出面之后得以暂时解决，但是这个矛盾依然存在，并没有彻底解决。公元前435年之后，雅典和科林斯的矛盾发展到巅峰。是年，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科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之内发生厄庇道鲁斯事件。(17)埃庇丹努斯城邦内部发生政变，失败的埃庇丹努斯贵族向北方蛮族求助，而城内掌权的平民派则向科西拉求助，科西拉暗中支持贵族派，拒绝提供援助。于是，埃庇丹努斯的平民派再向科林斯求助。科西拉本来是科林斯的殖民地，但实力强盛起来之后排挤了科林斯的势力，因此与科林斯的关系一直不好。厄庇道鲁斯位于科西拉附近，科林斯希望借机控制厄庇道鲁斯，威慑科西拉，欣然答应出兵援助。科西拉担心科林斯重回亚得里亚海，于是出兵制止，但又担心自己实力不济，于是求助于雅典。雅典为了拓展自己在中部地中海的影响答应给予援助，并接纳科西拉加入提洛同盟。雅典此举严重危害了科林斯的利益。不仅如此，公元前432年，雅典害怕科林斯在爱琴海北面的殖民地波提迪亚与科林斯联合反对雅典，危害雅典在爱琴海的海上利益，试图彻底控制波提迪亚。波提迪亚原本已经加入了提洛同盟，但并没有完全接受雅典的控制，科林斯依然在这里派有官员，雅典担心波提迪亚彻底倒向科林斯，于是要求波提迪亚驱逐科林斯的官员。(18)科林斯则暗中支持波提迪亚设法摆脱雅典的控制。雅典不仅不让步相反要彻底控制波提迪亚。科林斯惊恐万分，于是向斯巴达求助。斯巴达最后接受请求，发起了战争。
如前所述，雅典和斯巴达本来并不希望打仗，它们怎么发展到最后兵戎相见的?这是修昔底德在第一卷第四部分回答的问题。公元前432年，波提迪亚事件发生之后，科林斯向斯巴达求助，对斯巴达提出猛烈批评，强烈要求斯巴达出兵相助，并威胁如果不出兵就投降雅典。(19)在这种形势之下，斯巴达终于答应出兵。这里产生的第二个关键问题是为什么科林斯的胁迫能够成功，为什么斯巴达要答应科林斯的要求。
修昔底德的叙述揭示，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希腊世界的特殊国际政治格局——同盟政治。修昔底德在介绍雅典兴起的时候就提到了政治同盟，当时希腊世界大多数的外交行为都是在同盟的基础上实施的，很少有城邦对城邦的，即使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雅典与科林斯的冲突，其实也有很多盟国参与，尤其是科林斯一方。当时站在科林斯一方的有麦伽拉、基法伦尼亚、厄庇道鲁斯、赫尔米奥涅、特洛伊曾、留卡斯、安布拉吉亚、底比斯、弗留斯、厄利斯、阿纳克托利昂、厄基纳等十余个(20)，它们俨然组成了一个小同盟。当时的希腊世界除了极少数大城邦，几乎没有一个城邦能独自站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同盟成为认识古希腊外交不可忽视的环节。
同盟有同盟特殊的价值，也有自身运作的逻辑。同盟的价值在于它能给所有的成员国带来额外的利益，我们可以称之为“同盟红利”，尤其是盟主从总红利中分得的份额更大，因此它们更看重这份红利。在同盟红利的诱惑之下，几乎每个成员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维护同盟的存在和发展。具体到斯巴达和科林斯，科林斯本来属于伯罗奔尼撒同盟，科林斯自己又组建了一个不甚严密的同盟，它的盟友也属于伯罗奔尼撒同盟。当科林斯威胁要退出同盟时，斯巴达看到的不仅是科林斯一个城邦，而是处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北部的一批城邦集体退出。这对斯巴达的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伯罗奔尼撒同盟对斯巴达的利益首先表现在维护斯巴达人在国内的统治地位，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成员国主要分布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斯巴达则是该岛最大的城邦，约占全岛面积的五分之二。这些同盟成员大多成为了斯巴达的邻国，这些邻国在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时就承诺拒绝接纳来自斯巴达的逃亡黑劳士，也不得支持黑劳士起义。(21)黑劳士是斯巴达的主要劳动阶层，卡特里奇说黑劳士制度是斯巴达国家的基础。(22)科林斯是斯巴达的北部邻居，麦伽拉又是科林斯的北部邻居。一旦它们投靠雅典，那么雅典的势力将直抵斯巴达边境，同时雅典对中部希腊的控制将越过麦伽拉的中间阻隔，直抵亚得里亚海。因此，斯巴达对科林斯退出伯罗奔尼撒同盟极为担忧。
综上所述，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其实有一个较为详细而复杂的分析。这个原因包括了若干层次，最根本的原因是雅典的兴起，中层原因是雅典和科林斯的矛盾，直接原因则是雅典和斯巴达的冲突，伯罗奔尼撒战争则是直接原因的结果。这里要注意：(1)在根本原因层次，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兴起其实包含了雅典称霸，雅典兴起在海上，兴起之后又在希腊本土谋取霸权，本土称霸是雅典与科林斯矛盾的关键。(2)雅典和科林斯的矛盾是如何转变成雅典和斯巴达的矛盾的。这两个矛盾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并存的，不同的是雅典和斯巴达在一段时间内很好地管控了矛盾，而雅典和科林斯却没有能管控好矛盾。于是，后者不断发酵，促使前一矛盾不断加剧，而这个发酵机制则是同盟政治。同盟政治不断抵消雅典和斯巴达对矛盾的管控，并最终导致矛盾失控，引发战争。(3)修昔底德鉴于后文更全面的介绍，他在第二十三章的概括对整个原因的叙述做了简化，抓住了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省去了中层原因和中层原因的转换，或者说这个原因比较复杂，他留给读者自己在阅读下文中去总结。因此，我们在认识修昔底德对伯战原因的分析时不可忽视这个中层矛盾，必须基于这一基础来认识修昔底德对战争原因所做的总结。
就修昔底德对战争原因所做的精简概括而言，我们必须注意它的基本特点。修昔底德其实是从雅典和斯巴达两个方面来认识这个问题的，同时追问雅典和斯巴达双方的责任。从修昔底德对整个中层原因的叙述看，他显然认为雅典要承担主要责任，雅典兴起之后四处扩张，正是这种扩张引起了与科林斯的矛盾，导致了与科林斯的战争。后来又仅仅因为担心波提迪亚叛乱就加强对波提迪亚的控制，剥夺波提迪亚的传统权益。修昔底德同样认为斯巴达难辞其咎，斯巴达担心伯罗奔尼撒同盟瓦解，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在实际损害尚未出现的情况下就大打出手。修昔底德对斯巴达的心情其实比较纠结，既有肯定又有批评。这里可以比较修昔底德笔下科林斯、前期斯巴达、后期斯巴达三个不同形象。面对雅典的兴起和扩张，科林斯是针锋相对、步步不让，很早就发生冲突。相反，前期的斯巴达对雅典-斯巴达矛盾进行了适度的管控，对雅典的成长给予了宽容。后期，在科林斯的胁迫之下，斯巴达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直接出面威胁雅典。修昔底德显然对前期斯巴达给予肯定，而对科林斯、后期斯巴达给予批评。总而言之，修昔底德并没有将战争的原因归咎于一方，在修昔底德看来，雅典、斯巴达均有责任，但雅典应该负主要责任。
如果我们结合修昔底德的个人身份，那么我们对修昔底德的个人品行及其总结的人文价值会有更高的评价。修昔底德是雅典人，曾经担任过雅典将军，他还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虽然后来被解职，但对雅典一直满怀深情。这样的一位爱国者没有对他所深爱的国度讳疾忌医，他对斯巴达管控与雅典的矛盾、对雅典成长的有限认可给予肯定，对雅典兴起之后无限度的扩张给予揭露和批评。他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主要责任归结于雅典，雅典的兴起是因，斯巴达的恐惧是果。这样的认识无疑具有很强的自我批评的成分，展示了修昔底德作为一位崇高的人文主义者、一位伟大历史学家的情怀。
从这几个层次，我们再去分析当今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范畴，就会发现其中存在很多“陷阱”。首先，它没有完整掌握修昔底德对伯战原因的分析，只截取了修昔底德“精简概括”这一部分，而将修昔底德用于这一概述铺垫和背景的很长一段内容，即雅典与科林斯的矛盾如何转变为雅典与斯巴达的矛盾这个重大的问题忽略掉了。
其次，它对修昔底德的精简概括再次做了断章取义的曲解，忽略了斯巴达的恐惧以及引起恐惧的复杂多样的原因，将战争的责任完全归咎于雅典，从而彻底改变了修昔底德的思维方式。如前所述，修昔底德的研究路径是“双向问责”，现在却变成“单向问责”，双方共担责任变成单方负责。于是，历时27年的伯战完全成为由雅典单方面导致的。这样做看起来把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明了了，但这种简单却使我们误读了修昔底德的分析和总结，使得“修昔底德陷阱”这个命题偏离了修昔底德本人的思想。它带给人们一个错误的想象：雅典对幸福的追求演变成了整个希腊世界的灾难，它更启发人们深思“雅典人到底该不该、能不能追求幸福?”
最后，“修昔底德陷阱”失去了修昔底德总结的特殊人文价值。这个命题不是当今国际关系中处于雅典地位的、处于上升状态的那些“弱势”国家来叙述的，而是处于斯巴达地位的、处于领导地位的那些“强势”国家来阐述。而“修昔底德陷阱”命题实际上将伯战的责任全部推卸到处于弱势的雅典身上。这样，这个命题的社会价值与修昔底德的总结就大相径庭了。修昔底德的总结本来具有自我批评的属性。但现在这个命题却成为强势国家推卸责任的借口，它将战争的责任完全推给了另一方，隐含着维护传统的、既得利益者利益的特殊价值。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落后国家、发展中国家就不要发展、不能发展，一发展就会挑战现存的强大国家，就会导致战争。
综上所述，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修昔底德本人的发现，而是现代西方的部分学者假借修昔底德的名义立足于欧洲近现代史提出的国际关系命题。这个命题其实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隐含了霸权主义的色彩。
【注释】
①Herman Wouk,“Sadness and Hope:some Thoughts on Modern Warfare”,Naval War College Review,Sep.-Oct.1980,pp.4-12.此文见于：https：//www.usnwc.edu/Publications/Naval-War- College- Review/ArchivedIssues/1980s/1980-September-October.aspx2015年。又见彭成义《被颠倒的“修昔底德陷阱”及其战略启示》，《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 期。
②Graham Allison,Avoiding Thucydides’s Trap,Financial Times(London),August 22,2012.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publication/22265/avoiding_thucydidess_trap.html.
③彭成义：《被颠倒的“修昔底德陷阱”及其战略启示》，《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④Graham Allison,The Thucydides Trap:Are the U.S.and China Headed for War? The Atlantic,September 24,2015.Cf.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5/09/united-states-china-war-thucydides-trap/406756/.
⑤修昔底德其实并没有给出他的著作的名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则是后人给出的名称，也有人认为应该称作《伯罗奔尼撒战争》。——笔者注
⑥为节省篇幅，下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简称为“伯战”。——笔者注
⑦Thuc.I.23.这段话的英译本大同小异，如：“Why they broke treaty and what were the grounds of quarrel I will first set forth,that in time to come no man may be at a loss to know what was the origin of this great war.The real though unavowed cause Ibelieve to have been the growth of the Athenian power,which terrified the Lacedaemonians and forced them into war; but the reasons publicly alleged on either side were as follows.”(Joette译本，Oxford:Clarendon Press,1900.http://classicpersuasion.org/pw/thucydides/thucydides- jowetttoc-b.htm)“To the question why they broke the treaty,I answer by placing first an account of their grounds of complaint and points of difference,that no one may ever have to ask the immediate cause which plunged the Hellenes into a war of such magnitude.The growth of the power of Athens,and the alarm which this inspired in Lacedaemon,made war inevitable.Still it is well to give the grounds alleged by either side which led to the dissolution of the treaty and the breaking out of the war.”(Richard Crawley译本，J.M.Dent and Co.1903.http://levigilant.com/Bulfinch_Mythology/bulfinch.englishatheist.org/crawley/index.html)“The reasons why they broke it and the grounds of their quarrel Ihave first set forth,that no one may ever have to inquire for what cause the Hellenes became involved in so great a war.The truest explanation,although it has been the growth of Athenians to greatness,which brought fear to the Lacedaemonians and forced them to war.But the reasons publicly alleged on either side which led them to break the truce and involved them in the war were as follows.”(Charles Forster Smith 译本，此译本收录于罗伊伯丛书。本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英文本主要参考罗伊伯本，1928年版)这些英译本第一段内容差异较大，其中Joette 的译本比较清楚，大致的意思是：“他们为什么破坏和约，他们争吵的原因何在，这个问题导致整个希腊世界陷入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却没有人去研究，我先来回答这个问题。”由于这部分内容与修昔底德命题没有直接关联，细节暂不讨论。第二句话的内容基本相同，第三句话大同小异，比较大差异的是allege on 还是allege by，本文从前者。
⑧Thuc.I.103.
⑨参见萨拉·B.波默罗伊等《古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傅洁莹等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10年版，第238～241页。
⑩Thuc.I.101.
(11)多利斯位于中部希腊，传说多利斯是斯巴达人的发源地。——笔者注
(12)Thuc.I.114,115.
(13)Thuc.I.115,40.
(14)Thuc.I.111,112.此时，雅典已经从远征埃及的失败中恢复过来，绕航伯罗奔尼撒半岛，进入科林斯湾，进攻靠近科林斯地峡的西库昂和奥尼阿戴。
(15)Thuc.I.115.
(16)Thuc.I.140.
(17)Thuc.I.24～40.
(18)Thuc.I.56～65.
(19)Thuc.I.71.
(20)Thuc.I.27,29,46.从后来厄基纳接受科林斯的怂恿，与科林斯一起到斯巴达控诉雅典看，厄基纳暗中也参加了科林斯同盟。
(21)参见拙著《古代斯巴达政制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页。
(22)Paul Cartledge,Sparta and Lakonia,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ed,1979,p.3,p.159.
（原载《江海学刊》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