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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读物

【杜兰特】斯宾塞的生平

 

斯宾塞1820年生于德比,父母两方的祖先都不信英国国教。他的父亲从不用超自然的观点来解释任何事物,他爱好的是科学,曾写过《创造几何学》一书。在政治上,他和儿子一样,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从不向任何人脱帽致意,无沦对方的身份多么显赫”,“当他没听懂我母亲的某个问题时,不会荐去问个明白,而是保持沉默,让它不了了之。他一生都保持着这种做法,尽管这样做毫无益处”,老斯宾塞的这种性格使人联想到赫伯特·斯宾塞晚年反对政府职能扩大化的情形。

这位著名哲学家的父亲、叔父和外祖父都是私立学校的教师,但他却直到四十岁都没有上过学。幼年的赫伯特很懒散,父亲对他十分溺爱。十三岁时他被送到辛顿,跟严厉的叔父一起生活。但他很快就逃出了叔父家,历尽艰辛回到了德比——第一天走了四十八英里,第二天走了四十七英里,第三天走了二十英里,途中靠一点面包和啤酒果腹。几个星期后,他又回到了辛顿,并在那里住了三年。这就是他一生中接受的惟一的系统教育。后来,他自己也搞不清在辛顿学到了什么。他曾自豪地说:“无论是在童年还是在青年时期,我没上过一次英文课,直至现在,我对规范的句法仍然一窍不通。”四十岁那年他开始读《伊利亚特》,然而“大约读了六段,我就发现继续读下去太难受了,我宁愿丢掉一大笔钱也不想看完它。”他的一位秘书告诉我们,斯宾塞从来没有谈过任何一本科学方面的书,即使在他最喜欢的领域,他也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他在研究化学时烧伤过手,并且发生过几次爆炸事故;为了研究昆虫学,他观察过虫子;在后来当土木工程师时,他学了一些关于地层和化石的知识;其他的知识他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偶然学到的。三十岁以前,他从来没有思考过哲学问题。后来,他读了刘易斯的著作,并想接着读康德的著作;但一开始他就发现康德把空间和时间视为感性知觉的形式而不是客观事物,就断定康德是个笨蛋,于是把书扔到了一边。他的秘书说,斯宾塞在写第一部著作《社会静力学》时,“仅读过乔纳森·戴蒙德的一本伦理学著作,那是本旧书,当时早已被人遗忘”。他只读了休谟、曼塞尔和里德的著作就写出了《心理学》;只读了卡彭特的《比较生理学》就写出了《生物学》;在写《社会学》时,他连孔德或泰勒的著作也没有读过;在写作《伦理学》之前,他从未读过康德、穆勒和别的伦理学家的著作,只读过塞奇威克的书。这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受的精深而又严格的教育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

那么,他是怎么得到上千个论点的证据的呢?大部分是通过直接观察,信手拈来的,而非取之于现成的书本。任何时候,他都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他一旦看准自己要干的事业,并发现了他以后一切工作的核心——进化论之后,他的脑子仿佛变成了一块磁铁,不断地吸收有关的材料。无产阶级和商人们对他的名字感到亲切,这不奇怪,因为这位哲学家的头脑和他们一样——与书本知识无缘,对“文化”非常无知,却装满了实践知识。

他为了生计而工作,因袭他的职业也增强了他的务实精神。他当过铁路与桥梁的勘测员、检察官和设计师。总的来说,他是个工程师。他还喜欢搞一些发明创造,虽然全都没有成功,但他在《自传》里谈到这些发明时总是满怀喜悦。他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别出心裁的盐窖、细颈提壶、蜡烛熄灭器、病人轮椅等发明。他发明了一些新式饮食法,他一度只吃素食,但在得知另一个素食者患了贫血症时,就放弃了这一做法。在那些日子里他什么都想试试,甚至想过搬到新西兰去,却没有想到一个刚刚建立的国家并不需要哲学家。

为了自己果敢的唯实论和务实的观念,他失去了诗歌与艺术的灵性和趣味。在他二十卷著作中惟一有点诗意句子,还是一个排字工人的功劳,他将“日常生活对科学预见的检验”误排成“日常生活对科学预见的诗化”。他一向以自我为中心,盛名之下不免自负,他虽然为人坦诚,无所畏惧,极富独创性,但也不乏武断与偏执:他蔑视一切阿谀奉承之举,拒绝一切政府授予的荣誉;四十年来,他长期受到病痛的折磨,但仍然不辞辛劳地工作。也许因为是教师的后代,他的著作带有明显的说教口吻,仿佛他正手拿戒尺训斥学生,他说:“没有我搞不清的事情。”孤独的独身生活使他缺乏人情味。他曾经跟英国的伟大女性乔治·艾略特有过一段恋情,但却不喜欢她的才智。在那个充满浪漫气氛的时代,他严肃、沉默,犹如一尊庄严的塑像。

斯宾塞四十岁时写道:“直到今天,我的生活仍然杂乱无章。”确实,很少有哲学家的生活像他那样动荡不安。但是他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并且极为敬业。他三十岁时,由于贬斥了乔纳森·戴蒙德的《道德原则论文集》,他父亲要他就同一课题写出自己的观点。他接受了挑战,于是写了《社会静力学》。1852年,他写了论文《人口理论》。他在文中提出,生存竞争的结果就是适者生存。他在同年发表的论文《进化假说》中对陈腐观念进行了驳斥。1855年,他在第二部著作《心理学原理》中探索了智能的进化。后来,又在1857年写了《进步:规律及原因》。这篇文章接受了冯·贝尔的观点,认为一切生物都是从最初的同一种形态发展到不同形态,并将这一观点确定为历史进步的一般原理。总之,斯宾塞是和时代一起长的,这时的他已具备了成为进化论哲学家的条件。

1858年,他在修订过去的论文时,惊讶地发现,自己以前提出的许多观点互相关联,可以自成体系。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想法闪现在他的脑海中:进化论不仅可以用于生物学,也许还可以用于一切学科中;它不仅可用于解释物种和属类的发展变化,而且还可以解释天体和地层、社会史和政治史、道德观念和审美观念的发展。他打算写一系列著作,说明物质如何从星云进化到人类的大脑,人类又怎样从原始阶段发展到莎士比亚时代,这个计划令他兴奋异常。但一想到自己已年近四十,他几乎绝望了。三年前,他刚患过一次全身性衰竭,连续十八个月没有工作能力。他心灰意冷,四处游荡。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再也不能完全康复了,并且每次用脑超过一小时,他就无法继续工作。从来没有人以如此衰弱的身体从事这项事业,也没有人到了这个年纪才选择那么伟大的事业。

他贫困,但从不认真考虑谋生的问题,他说过:“我不想过优裕的生活,我认为不值得为生活费心费力。”他在继承了叔叔的2500美元遗产后,就辞去了编辑职务。由于坐吃山空,这笔钱很快就花光了,这时,他想出一个主意,为他计划中的书征求预订费。这样也许能勉强糊口,把写作维持下去,他写了一个大纲交给赫胥黎、刘易斯和其他一些朋友,他们给他招来了预订者,其中不乏显赫人物。他的著作简介在1860年发表后,给他带不少订户,可以让他每年得到1500美元。虽然不多,但斯宾塞已心满意足了。

没想到,《第一原理》于1862年问世后,很多订户取消了订单。因为是该书的“第一章”企图调和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矛盾,却得罪了主教和权威学者们。《第一原理》和《物种起源》成了一场“书本论战”的中心,在这场大战中,赫胥黎充当了达尔文主义和不可知论阵营的头领,进化论者一度遭到正人君子的猛烈抨击,被指责为道德沦丧的魔鬼,应该钉在耻辱柱上任人唾骂。斯宾塞的订户越来越少,许多订户甚至收到书后拒绝付款。斯宾塞只好自己出钱弥补亏空,尽力使写作维持下去。最后,他终于耗尽了所有的钱和勇气,他给剩下的订户寄去通知,声明自己写不下去了。

这时,出现了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斯宾塞的头号对手、那位在《第一原理》问世前一直统治着英国哲学界的人物,及时发现了自己的地位已被这位进化论哲学家替代,就于186624日给斯宾塞写了一封信:尊敬的先生:

上周我看到了你的《生物学》十二月分册,并对所附通知表示遗憾,……我建议您继续撰写后面的部分,我愿意补足出版商的亏损。……请你不要把这个建议看成施舍,即使真是那样,我仍希望您能接受,但事情绝不是那样的——这纯粹是为了共同的目的而合诈的建议。您为之呕心沥血的目标一旦实现,将是全世界人民的一大幸事。

谨此

J.S.穆勒

斯宾塞婉言谢绝了穆勒的好意,但穆勒劝说自己的朋友每人向斯宾塞订了二百五十份。斯宾塞再次拒绝了他拉的订单,这时,斯宾塞意外地收到了尤曼斯教授的一封信,信中说,美国的斯宾塞崇拜者以他的名义买了七千美元的公用股票,利息或股息将归他所有。这一次斯宾塞不再固执己见。这项馈赠所寄托的希望使他再次燃起了热情。在此后的四十年里,他笔耕不已,直到《综合哲学》各卷全部顺利出版。精神和意志终于战胜了病魔和困难,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